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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死前说道，“结束了”；穆罕默德逝世前的遗言，“阿拉，就这样吧”；美国开国元勋、科学家、实业家乃至政治家富兰克林死后的墓志铭上仅仅刻着“印刷工富兰克林”；而对于苏哈托来说，他很可能在步入天堂之际对众人说，“死去元知万事空”——做你们的事情，不要管我那么多。可是，面对其留下的复杂遗产，人们能够轻易的说：“死去元知万事空吗？”不能，无论是印尼媒体还是海外报纸媒体都不约而同表达他们对这位备受争议的统治者的看法。
印尼：功大于过
1月27日，印度尼西亚前“微笑将军”，“印尼发展之父”苏哈托由于身体多处器官衰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北塔纳米中央医院撒手尘寰，这位年已86岁的前总统终于静静的走了。1月28日，这位掌管印尼30多年的大掌柜在经过一个短暂但庄严的国家典礼之后终于在中爪哇的家庭陵墓中“入土为安”，这正式宣告苏哈托时代的终结。
在安葬典礼上，印尼现任总统苏西洛发表讲话，这位总统将这位已经退休的、曾经毫不犹豫使用“铁腕”政策统治印尼群岛长达32年的五星级将军尊奉为“印尼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一个忠诚的战士，一个真正的士兵同时也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者”，苏西洛继续说到：“当他执掌政权的时候，他矢志不渝的在稳定、增长以及平等的基础上践行国家发展计划，是他使印尼逐步演变为一个发展与繁荣的国度”。
苏西洛对苏哈托的定位基本上是正面的，彰显苏哈托作为总统所体现出来的不菲价值。然而，面对苏哈托的复杂遗产，苏西洛采取万无一失的技巧回应到：“的确，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的错误与缺点销声匿迹，在这个世界上，人无完人”，“但让我们，代表国家，用真诚的心，就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用诚挚的声音说声‘谢谢’并献上我们伟大的祝福与感激。”
苏哈托最大的女儿，政治经济能手哈蒂扬蒂希望“上帝将评价他的善行同时原谅他的罪恶”，她代表家庭同样恳求“国民能够原谅他所有的错误与过失”。这番表述其实是苏哈托在其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某些语录的翻版而已。苏哈托曾经说过，评价他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唯一评委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有资格。而对于其他人的挞伐，悉遵其便，那是个人的自由。用一个抽象的不可证伪的上帝来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话，也是将自身神化的最好方式。
印尼上层政治经济精英对苏哈托的评价可以从现任总统的讲话窥知一二，那么作为印尼的中下层人民，他们如何看待苏哈托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呢？
根据印尼《罗盘报》1月14日的报道称，该报在全国10个主要城市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苏哈托对民族有功”。不可否认，由于报纸媒体本身的偏好以及问题设计的缺陷使得调查结果有不可忽视的瑕疵，但至少从中可以看见印尼国民对苏哈托所作所为的“正面评价”。当然，国民也承认其存在着错误，但将苏哈托的错误范围局限在“家族腐败”而避开了“对华人以及少数民族的大屠杀等重磅罪恶”实在令人遗憾，这也证明苏哈托之死并未给印尼政治中的“转型正义”带来根本性的扭转作用。几十万无辜的幽灵在他们看来，就如希特勒当初面对300万殉难者所做出的评价一样——不就一个数字么！一个长期生活在强人统治阴影下的国度，国民之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钝感依旧残存，难怪Buyung Nasution 曾经痛心疾首道：“我认为苏哈托最大的罪恶就是他使得印尼人惧怕思考以及畏惧表达他们的看法。”印尼国民对苏哈托的正面评价与定位，隐隐约约让人看到这个新兴国家残留的毒素并未因苏哈托的入土而消失，一个人的死总是容易的，但一个机制的死亡则很难预测……
西方：双重标准
大多数西方媒体开宗明义给苏哈托贴上“独裁者”（dictator）的标签。西方主流媒体都异口同声称其为“独裁者”，英国金融时报似乎意犹未尽，在一篇题为“Mystery Clouds Suharto’s Wealth”的时评中再给苏哈托戴上“盗贼统治者”的帽子，彰显其客观独立的立场。
纵观媒体对苏哈托“独裁”的定位，根源在于其所作所为违反了西方民主的规则与实践。在“新秩序”下，不计其数的屠杀与未经审判的监禁层出不穷，知情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游行集会等政治自由在高压统治之下不断萎缩。因此，苏哈托统治的30年被喻为“鸦雀无声”的30年。凭借简单的常识与技术标准，在“独裁”与“民主”的两分法中，西方媒体对苏哈托的定位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然而继续深入，面对苏哈托遗留下的复杂遗产，西方媒体也同样陷入了困惑。
突破困惑而出的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采取“客观中立”的方式对苏哈托之功过以及其中的一些经历进行描述与说明，从而避开对苏哈托的直接评价。美国《国际先驱导报》、英国《经济学人》、英国《卫报》、英国《金融时报》、加拿大《国家邮报》以及《莫斯科时报》等都遵循此战术；而另外一种则是采取“客观但非中立”的方式进行论述——所谓客观，就是在明确阐述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时说明其在践踏人权以及独裁统治上的不良记录。所谓非中立，就是在综合阐述之后对苏哈托进行正面评价，在许多记者与专栏人士的笔下，苏哈托的罪过似乎可以由功劳来弥补。
BBC在一篇题为“The Lasting Legacy of Suharto”的文章中最后总结到“在那些动荡的日子过后，印度尼西亚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具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再次享受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只要看看临近与印尼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缅甸就足够让我们信服，处于不同领导人之下的印尼将会是多么的糟糕”，言外之意就是幸亏印尼有苏哈托这样的领袖，才使得印尼免于重蹈今日缅甸的覆辙。很诧异，BBC竟然将缅甸与印尼纳入同一个比较框架，为什么不将印尼和韩国、台湾纳入比较的轨道呢？实际上，这种庸俗的历史对比背后恰恰凸现了媒体对苏哈托30年统治的肯定。
《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Judging Suharto”的文章最后总结到：“他将这个国家从极权体制和贫穷的状况中拯救出来，同时将印尼引入一个繁荣与较广泛的个人自由道路中。尽管其本身含有不可磨灭的缺点，但作为亚洲最伟大的领导人，苏哈托值得我们铭记。”这种为苏哈托拍马屁的评论文章竟然来自亚洲华尔街日报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也让我明白什么叫做西方民主眼中的“双重标准”。
东方：亦功亦过
与西方媒体不同，东方媒体却很少使用“独裁者”这个字眼，同时面对苏哈托的复杂遗产，东方媒体也陷入了困境。不过相对于10年前，亚洲媒体开始摆脱对苏哈托阿谀奉承的赞扬（这其实可以看出印尼这个国家在东南亚乃至亚洲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在苏哈托死后，开始挖掘其政权的阴暗面进而采取客观而又中立的立场阐述他们的看法。
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日报》(New Straits Times)在一篇头号标题“分裂的遗产”中称“在苏哈托超过30年的独裁统治中，腐败、任人唯亲和蔑视人权现象充斥其中”；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一篇题为“历史会给苏哈托什么评价”的社论中抨击了苏哈托领导下的政权违反人权的恶劣行径，并将其称之为“暴虐集团”，但同时也赞扬苏哈托任内为促进印尼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而一份亲政府的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来自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组织亦指出苏哈托当政时期猖獗的任人唯亲现象——“苏哈托全权委托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建立企业帝国，当时希望投资印尼的海外投资者不得不与其打交道，”《菲律宾星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苏哈托政权可能充斥暴力，但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发展的，向西方开放并与邻国维持和平的伊斯兰国家”；韩国媒体也对苏哈托做出了双面评价，称赞他令印尼摆脱了贫困，但表示这一结果所付出的代价是成千上万持不同政见者的生命。同样，香港媒体诸如《明报》以及《文汇报》都从中立客观的角度来评论苏哈托之所作所为，并认为苏哈托的逝世昭示了东南亚强势领袖年代的终结。
然而，在这些媒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对苏哈托大唱赞歌的媒体及政治家。《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29日版李顺福“敢于肯定过去领袖的贡献”的文章则是替苏哈托背书。作者引述李光耀的话说到：“人们不应抹杀苏哈托执政32年对印尼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应该肯定他的功绩，并给予他应有的荣耀和尊敬。”而另外一篇题为“苏哈托将军的英雄泪——一个半世纪的观察”的文章中，作者陈加昌在最后总结到：“苏哈托去矣，在国内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尘与土’，晚年是‘悲剧’人物，对区域和平安定的贡献，他留下的是军人政治家伟人的胸襟与风范”，同样在作者的笔下，那段惨绝人寰的悲剧被有意忽略了，由于悲剧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评论的时候往往也显得潇洒自如。在作者的逻辑中，他的失误是应该的，不可避免的，而他维护东南亚稳定的成就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根本评价标尺不应缺失
综合考察东西方媒体对苏哈托的报道和评价，可以看出长久以来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矛盾情结。很多时候，我们忘却了人之为人，文明之为文明的根基，面对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面对其遗留下的复杂遗产，我们陷入了一个混乱的评价体系中，而导致这个混乱评价体系存在的罪魁祸首在于我们失去了根本的评价标尺。而在我看来，这个评价标尺有三个维度：
第一，职业道德。任何行业都有职业道德，总统也不例外。尽管在苏哈托就职之际，印尼国内存在着巨大的危机与灾难，但不要忘记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军官逼迫其国民让渡绝对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补偿，这使得拥有绝对权力的苏哈托能够顺利推进各项激进政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哈托的经济成就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奇迹。同一个时期，菲律宾的马克斯、韩国的朴正熙、智利的皮诺切特等与苏哈托都有相似的政策取向，然而他们的命运与苏哈托截然不同。
第二，结果是重要的，过程同样重要。在评价苏哈托的所作所为时，海内外媒体往往陷入一种只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的错误逻辑中。的确，如果只从结果的角度来评价苏哈托，其经济成就不可避免会成为其免于挞伐的“金字招牌”，一旦树立起这个“翻天印”，任何批评与指责都失去了意义。从《亚洲华尔街日报》到《经济学人》到《联合早报》，经济成就是评价的一个主线。然而，如果从综合性后果，也就是从程度与结果相互结合的角度来评价苏哈托的功过，则有另外一种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不可避免会问：“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第三，很多时候，个人的罪恶是不能用成就来弥补的，特别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时候更是如此。海内外媒体之所以在评价苏哈托的所作所为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陷入“个人的罪恶可以用成就来弥补”的错误逻辑中。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戴罪立功”是一种常态。然而，必须明确，在涉及到“人之生存”这个根本的问题时，个人的罪恶则不能简单的用其功劳加以抵消。如果我们认为苏哈托的经济成就可以弥补他的罪恶，也就是给未来的领导人一个启示：如果你在经济成就上有建树，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你的罪恶就可以被弥补。凭什么乌干达的阿明、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智利的皮诺切特、韩国的卢泰愚需要为他们的过错承担代价，而苏哈托却免于惩罚呢？
印尼：功大于过
1月27日，印度尼西亚前“微笑将军”，“印尼发展之父”苏哈托由于身体多处器官衰竭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北塔纳米中央医院撒手尘寰，这位年已86岁的前总统终于静静的走了。1月28日，这位掌管印尼30多年的大掌柜在经过一个短暂但庄严的国家典礼之后终于在中爪哇的家庭陵墓中“入土为安”，这正式宣告苏哈托时代的终结。
在安葬典礼上，印尼现任总统苏西洛发表讲话，这位总统将这位已经退休的、曾经毫不犹豫使用“铁腕”政策统治印尼群岛长达32年的五星级将军尊奉为“印尼人民最伟大的儿子之一，一个忠诚的战士，一个真正的士兵同时也是一个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者”，苏西洛继续说到：“当他执掌政权的时候，他矢志不渝的在稳定、增长以及平等的基础上践行国家发展计划，是他使印尼逐步演变为一个发展与繁荣的国度”。
苏西洛对苏哈托的定位基本上是正面的，彰显苏哈托作为总统所体现出来的不菲价值。然而，面对苏哈托的复杂遗产，苏西洛采取万无一失的技巧回应到：“的确，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的错误与缺点销声匿迹，在这个世界上，人无完人”，“但让我们，代表国家，用真诚的心，就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贡献用诚挚的声音说声‘谢谢’并献上我们伟大的祝福与感激。”
苏哈托最大的女儿，政治经济能手哈蒂扬蒂希望“上帝将评价他的善行同时原谅他的罪恶”，她代表家庭同样恳求“国民能够原谅他所有的错误与过失”。这番表述其实是苏哈托在其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某些语录的翻版而已。苏哈托曾经说过，评价他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唯一评委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有资格。而对于其他人的挞伐，悉遵其便，那是个人的自由。用一个抽象的不可证伪的上帝来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这本身就是一种神话，也是将自身神化的最好方式。
印尼上层政治经济精英对苏哈托的评价可以从现任总统的讲话窥知一二，那么作为印尼的中下层人民，他们如何看待苏哈托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呢？
根据印尼《罗盘报》1月14日的报道称，该报在全国10个主要城市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苏哈托对民族有功”。不可否认，由于报纸媒体本身的偏好以及问题设计的缺陷使得调查结果有不可忽视的瑕疵，但至少从中可以看见印尼国民对苏哈托所作所为的“正面评价”。当然，国民也承认其存在着错误，但将苏哈托的错误范围局限在“家族腐败”而避开了“对华人以及少数民族的大屠杀等重磅罪恶”实在令人遗憾，这也证明苏哈托之死并未给印尼政治中的“转型正义”带来根本性的扭转作用。几十万无辜的幽灵在他们看来，就如希特勒当初面对300万殉难者所做出的评价一样——不就一个数字么！一个长期生活在强人统治阴影下的国度，国民之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钝感依旧残存，难怪Buyung Nasution 曾经痛心疾首道：“我认为苏哈托最大的罪恶就是他使得印尼人惧怕思考以及畏惧表达他们的看法。”印尼国民对苏哈托的正面评价与定位，隐隐约约让人看到这个新兴国家残留的毒素并未因苏哈托的入土而消失，一个人的死总是容易的，但一个机制的死亡则很难预测……
西方：双重标准
大多数西方媒体开宗明义给苏哈托贴上“独裁者”（dictator）的标签。西方主流媒体都异口同声称其为“独裁者”，英国金融时报似乎意犹未尽，在一篇题为“Mystery Clouds Suharto’s Wealth”的时评中再给苏哈托戴上“盗贼统治者”的帽子，彰显其客观独立的立场。
纵观媒体对苏哈托“独裁”的定位，根源在于其所作所为违反了西方民主的规则与实践。在“新秩序”下，不计其数的屠杀与未经审判的监禁层出不穷，知情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游行集会等政治自由在高压统治之下不断萎缩。因此，苏哈托统治的30年被喻为“鸦雀无声”的30年。凭借简单的常识与技术标准，在“独裁”与“民主”的两分法中，西方媒体对苏哈托的定位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然而继续深入，面对苏哈托遗留下的复杂遗产，西方媒体也同样陷入了困惑。
突破困惑而出的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采取“客观中立”的方式对苏哈托之功过以及其中的一些经历进行描述与说明，从而避开对苏哈托的直接评价。美国《国际先驱导报》、英国《经济学人》、英国《卫报》、英国《金融时报》、加拿大《国家邮报》以及《莫斯科时报》等都遵循此战术；而另外一种则是采取“客观但非中立”的方式进行论述——所谓客观，就是在明确阐述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时说明其在践踏人权以及独裁统治上的不良记录。所谓非中立，就是在综合阐述之后对苏哈托进行正面评价，在许多记者与专栏人士的笔下，苏哈托的罪过似乎可以由功劳来弥补。
BBC在一篇题为“The Lasting Legacy of Suharto”的文章中最后总结到“在那些动荡的日子过后，印度尼西亚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最具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再次享受着强劲的经济增长。只要看看临近与印尼有惊人相似之处的缅甸就足够让我们信服，处于不同领导人之下的印尼将会是多么的糟糕”，言外之意就是幸亏印尼有苏哈托这样的领袖，才使得印尼免于重蹈今日缅甸的覆辙。很诧异，BBC竟然将缅甸与印尼纳入同一个比较框架，为什么不将印尼和韩国、台湾纳入比较的轨道呢？实际上，这种庸俗的历史对比背后恰恰凸现了媒体对苏哈托30年统治的肯定。
《亚洲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Judging Suharto”的文章最后总结到：“他将这个国家从极权体制和贫穷的状况中拯救出来，同时将印尼引入一个繁荣与较广泛的个人自由道路中。尽管其本身含有不可磨灭的缺点，但作为亚洲最伟大的领导人，苏哈托值得我们铭记。”这种为苏哈托拍马屁的评论文章竟然来自亚洲华尔街日报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也让我明白什么叫做西方民主眼中的“双重标准”。
东方：亦功亦过
与西方媒体不同，东方媒体却很少使用“独裁者”这个字眼，同时面对苏哈托的复杂遗产，东方媒体也陷入了困境。不过相对于10年前，亚洲媒体开始摆脱对苏哈托阿谀奉承的赞扬（这其实可以看出印尼这个国家在东南亚乃至亚洲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在苏哈托死后，开始挖掘其政权的阴暗面进而采取客观而又中立的立场阐述他们的看法。
马来西亚的《新海峡日报》(New Straits Times)在一篇头号标题“分裂的遗产”中称“在苏哈托超过30年的独裁统治中，腐败、任人唯亲和蔑视人权现象充斥其中”；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一篇题为“历史会给苏哈托什么评价”的社论中抨击了苏哈托领导下的政权违反人权的恶劣行径，并将其称之为“暴虐集团”，但同时也赞扬苏哈托任内为促进印尼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而一份亲政府的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来自日内瓦人道主义对话组织亦指出苏哈托当政时期猖獗的任人唯亲现象——“苏哈托全权委托自己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建立企业帝国，当时希望投资印尼的海外投资者不得不与其打交道，”《菲律宾星报》的一篇评论文章称“苏哈托政权可能充斥暴力，但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发展的，向西方开放并与邻国维持和平的伊斯兰国家”；韩国媒体也对苏哈托做出了双面评价，称赞他令印尼摆脱了贫困，但表示这一结果所付出的代价是成千上万持不同政见者的生命。同样，香港媒体诸如《明报》以及《文汇报》都从中立客观的角度来评论苏哈托之所作所为，并认为苏哈托的逝世昭示了东南亚强势领袖年代的终结。
然而，在这些媒体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对苏哈托大唱赞歌的媒体及政治家。《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29日版李顺福“敢于肯定过去领袖的贡献”的文章则是替苏哈托背书。作者引述李光耀的话说到：“人们不应抹杀苏哈托执政32年对印尼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应该肯定他的功绩，并给予他应有的荣耀和尊敬。”而另外一篇题为“苏哈托将军的英雄泪——一个半世纪的观察”的文章中，作者陈加昌在最后总结到：“苏哈托去矣，在国内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尘与土’，晚年是‘悲剧’人物，对区域和平安定的贡献，他留下的是军人政治家伟人的胸襟与风范”，同样在作者的笔下，那段惨绝人寰的悲剧被有意忽略了，由于悲剧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在评论的时候往往也显得潇洒自如。在作者的逻辑中，他的失误是应该的，不可避免的，而他维护东南亚稳定的成就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根本评价标尺不应缺失
综合考察东西方媒体对苏哈托的报道和评价，可以看出长久以来萦绕在我们头脑中的矛盾情结。很多时候，我们忘却了人之为人，文明之为文明的根基，面对一个复杂的政治人物，面对其遗留下的复杂遗产，我们陷入了一个混乱的评价体系中，而导致这个混乱评价体系存在的罪魁祸首在于我们失去了根本的评价标尺。而在我看来，这个评价标尺有三个维度：
第一，职业道德。任何行业都有职业道德，总统也不例外。尽管在苏哈托就职之际，印尼国内存在着巨大的危机与灾难，但不要忘记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军官逼迫其国民让渡绝对的权利本身就是一种补偿，这使得拥有绝对权力的苏哈托能够顺利推进各项激进政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哈托的经济成就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奇迹。同一个时期，菲律宾的马克斯、韩国的朴正熙、智利的皮诺切特等与苏哈托都有相似的政策取向，然而他们的命运与苏哈托截然不同。
第二，结果是重要的，过程同样重要。在评价苏哈托的所作所为时，海内外媒体往往陷入一种只重视“结果”而忽视“过程”的错误逻辑中。的确，如果只从结果的角度来评价苏哈托，其经济成就不可避免会成为其免于挞伐的“金字招牌”，一旦树立起这个“翻天印”，任何批评与指责都失去了意义。从《亚洲华尔街日报》到《经济学人》到《联合早报》，经济成就是评价的一个主线。然而，如果从综合性后果，也就是从程度与结果相互结合的角度来评价苏哈托的功过，则有另外一种结论。这种思维方式不可避免会问：“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呢？”、“苏哈托的经济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第三，很多时候，个人的罪恶是不能用成就来弥补的，特别是涉及到人的生命及其尊严的时候更是如此。海内外媒体之所以在评价苏哈托的所作所为中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陷入“个人的罪恶可以用成就来弥补”的错误逻辑中。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戴罪立功”是一种常态。然而，必须明确，在涉及到“人之生存”这个根本的问题时，个人的罪恶则不能简单的用其功劳加以抵消。如果我们认为苏哈托的经济成就可以弥补他的罪恶，也就是给未来的领导人一个启示：如果你在经济成就上有建树，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你的罪恶就可以被弥补。凭什么乌干达的阿明、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智利的皮诺切特、韩国的卢泰愚需要为他们的过错承担代价，而苏哈托却免于惩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