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五月，河南南阳府镇平县捕快胡体安到百里之外的光山县将退休的京官尹文法家洗劫一空。尹家也有来头，很快就查清了案子真相，一纸诉状告到当时的巡抚涂宗瀛那里。涂宗瀛遂下令抓捕胡体安。这边刚下令，那边胡体安已经知道了，一边潜逃，一边安排人顶缸，替罪羊就是其童仆王树汶。
　　当时，镇平县县令是两榜进士马翥，他见此人当堂认罪，也不辨真假，草草结案。南阳知府任恺明知有异，也认了账，一层层上报刑部。
　　由于案情重大，盗窃财产数额巨大，上报之后，首犯被定了死罪。到了问斩这日，王树汶才知道受骗了，大呼上当，说自己不是胡体安。清朝体制，监刑官如果临刑前发现有冤情，可以停刑。于是案子又报了上去，重新审理。
　　重新审理的关键是查清这人到底是不是胡体安。据王树汶讲，他是邓州人，父亲叫王季福，在邓州种田。审理案子的官员遂发函要邓州知州朱光第把王季福找到。可是偏在这个时候，河南巡抚换人了，接任的是河道总督李鹤年。而当年参与此案的南阳知府任恺已经升了道台。案子一旦复审，当年糊涂断案的人肯定受牵连。
　　所以，任恺马上发函给朱光第，要他别管了，就说找不到王季福这个人。但朱光第不买任恺的账，把王季福给找到了，两下一对，真相大白。
　　但凡地方有事，御史们都要掺和的。王树汶案由于跟盗案相关，跟衙役作案相关，河南士绅有切肤之痛，自然引起他们的关注。这样一来，御史，尤其是河南籍的御史，弹章交加，声色俱厉，有的言论也涉及了李鹤年。按道理说，李鹤年不管这事也可以，反正这案子也不是他任上办的。但偏偏此时他受了任恺的蛊惑，又被御史的言论所激，居然站出来反击，坚持要判王树汶死罪。
　　当然，此时再强调王树汶就是胡体安当然不行了，但他另有借口。按大清律，入室盗窃案无论主从都是死罪。王树汶是胡体安的童仆，李鹤年却坚持说他是胡体安的党徒，论罪该死。另一边的人则坚持认为，王树汶是无辜的。就这样，围绕王树汶案，朝野分成了两派，互相攻讦，吵成一片。而元凶胡体安到底去了哪里，反倒没有人过问了。朝廷派钦差大臣下来查案，也没有查清楚。
　　清朝的惯例，所有的死刑案，最终都要由皇帝一锤定音，但实际起作用的是一个由刑部专家组成的班子秋审司，成员都是品行端正、精通法律的官员。于是，这个案子落到了秋审司顽固派大臣赵舒翘手里。赵舒翘力主此案就是冤案，王树汶无罪释放，而审理此案的马翥和任恺等人都被发配，李鹤年也丢了官。此时离王树汶入狱已经有三年，而真凶胡体安还逍遥法外。据说，他换了个地方，换了个名字，依然做他的捕快。
　　这个时候的清朝，朝廷面对战后朝小野大，地方督抚专权的局面，对这一时期的平反冤狱热心，无非是想借端打击地方督抚而已。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