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一份自边关发往朝廷的密函在传递过程中被人私自拆封，并塞入一封匿名信，朝廷彻查下来，获悉是池州的“递卒”（传递军事信函的士兵）汪青“私启递筒”（密函装于竹筒内再密封，称为递筒）。当时宋朝与金国在边境对峙，汪青触犯军纪，“事关边徼”，后果很严重，所以被判斩刑。谁知几年后，“他卒事觉”，即发现原来是其他递卒所为，朝廷这才知道汪青是被冤杀的。
　　冤案铸成，真相大白，当然必须进行补救。宋朝的做法，跟现代司法制度并无二致。补救分为两部分，一是给予“国家赔偿”，孝宗“诏给青家衣粮十五年”，即由政府赡养汪青的妻小十五年。
　　二是追究法官的责任。在古代，法官错判被称为“出入人罪”，包括“故出人罪”（故意轻判或脱罪）、“失出人罪”（过失轻判或脱罪）、“故入人罪”（故意重判或捏罪）、“失入人罪”（因过失而轻罪重判或无罪获刑）。宋人的司法理念是“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疑罪从无”。
　　宋代的法律规定，“狱官有失入人死罪者，终身不复进用”；“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或两次失出入徒罪一人，不许再差充法司”，意思是说，曾因过失而犯有“出入人罪”过失的官员，不得再担任法官。
　　回到前面的汪青案，当年的主审法官是池州太守赵粹中。赵粹中倒不是个糊涂官，他曾雪岳飞之冤，主政池州时，“郡政修举，实惠及民”，虽不是“无懈可击的神探”，却也是一名好官，他对汪青案应该属于误判，是“失入人罪”。但按宋代的司法制度，即便是好官，即便是“失入”，也是要问责的，所以他因为这个案子“落职”，即被撤去官职，其他有牵连的官员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处分。“余责罚有差”。
　　这个冤案总算了结，却不知冤死的汪青地下有知，是否能瞑目。毕竟，给予冤死者家属的抚恤再优厚、对法官的责任追究再严厉，都不能挽回冤死之人的生命了。所以，更为重要的，还是在司法制度设计上完善程序，尽最大程度减少冤案的发生。
　　摘自《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