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在德国有一个以“批判理论”著称的思想学术流派“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里的很多思想家都是国际公认的大师，且多是犹太人。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个学派的领军人是马克斯·霍克海默。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思想家对劳苦大众寄予无限同情，他们的理论是这种良知的折射，而有的思想家却对劳苦大众的苦难无动于衷呢？是什么让萨特走上巴黎街头散发传单反抗黑暗和压迫，让罗素主持“罗素法庭”“审判”越南战争罪犯，却让很多原本出身贫寒的学者鼓噪对穷人的压榨？而在法兰克福学派身上，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学派游弋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众多领域，集中火力批判现代社会，特别是他们所置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弊病？或许，从霍克海默身上，我们能看到答案。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年2月14日出生于德国，他父亲是一个工厂主，同时还是巴伐利亚王家商业顾问，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富人。父亲很精明甚至冷酷无情。他常常认为，这个世界自有它的秩序，有些人应该位于社会上层，而有些人则活该在下层受压榨。但霍克海默却有着和父亲不一样的思考。他隐约感觉到，他和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是隔膜的。20岁的时候，当他看到有几个工人在高温中劳动，汗流满面，备受煎熬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真实愿望是，我活着和研究我想知道的东西，是为了帮助受折磨的人，是为了满足我对不公的憎恨，是为了战胜伪君子……”
　　有一段时间他曾到他父亲的工厂去当学徒。而在这时，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一件事发生了。时间定格在1916年7月11日，霍克海默忍着泪水给救济局写了一张证明：“卡塔琳娜曾于7月7日至10日在我厂工作过，现因病无法继续工作。”卡塔琳娜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在受侮辱中成长，体味着这人间的残酷和荒谬。后来，她不体面地怀孕了，并被卖给一个酒鬼。苦难如影随形。这个酒鬼丈夫被派去打仗，一去不回。她们母子三人的生活陷入了危机。她跑去要求救济，而救济局却恶作剧地一天给她家发一马克。官僚们，甚至一般的职员都在放肆地羞辱她。吃了十多天的土豆后，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她终于在霍克海默父亲的工厂里找到工作，发薪时，她可怜的、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终于可以喝上一点牛奶了。但病魔马上又把她整垮了。她和她的孩子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在给卡塔琳娜写证明的同一天，霍克海默给正在疗养的表兄弟汉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面对由“利润和贫困、饥饿和优裕、无辜的痛苦和偶然的幸福”支配的世界里穷人、弱者的悲惨遭遇，霍克海默愤怒地控诉道：“我们是食人者，我们在抱怨被宰割者的肉弄得我们肚子疼。你享有安宁和财产，而他在遭扼杀，在流血，在痛苦地挣扎，内心还要忍受着那样的厄运。你睡的床，你穿的衣，是我们用我们的金钱这种专制统治的鞭子强迫那些饥饿的人为我们制造的。而你并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在制造你那燕尾服的料子时倒在了机器旁，有多少人被有毒的煤气熏死，这样你父亲才能赚到钱，付你疗养费。我们是群怪物，我们吃的苦太少了。一个屠夫在屠宰场会为自己的白围裙沾上了血迹而感到心烦，这实在太可笑了。”
　　让人奇怪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绝大多数都出生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他们都是富人子弟，但是，在整个20世纪重要思想家中，再没谁比他们批判那个造成严重的不平等、肮脏、黑暗和污浊的社会更为彻底。作为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子弟，他们没有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公子哥儿，而是集中火力对本阶级进行反叛。这种反叛表面上看来的确富有戏剧性，但只要我们理解了霍克海默在目睹卡塔琳娜的悲惨遭遇时的所思所想，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一部进步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德国思想家伯尔激愤地说道，“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状态之中。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如霍克海默那样的人对权力和资本的压迫与榨取进行了艰难的阻击。”
　　在今天，作为福利国家的德国，其社会已不是霍克海默曾经身陷其中的那个社会。一个人在拥有广泛的社会福利的德国不用担心饥饿，担心遭到公开的拐卖和羞辱。卡塔琳娜这个苦难的象征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的记忆。霍克海默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此感到安慰。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