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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增长低迷，无疑是“祸”，但其中隐含的“福”，就是逼迫整个经济和企业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如果我们放弃增长率的目标，以经济低迷逼迫企业走技术进步之路，实现增长方式转型，那么，下一次繁荣就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一样，都处于低迷时期，8月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下降到50％以下。面对这种局面，经济政策调整为以稳增长为中心。但要在短期内改变消费不足的状况是个难题，增加出口也是不能由我们决定，因此，稳增长的重任就落到了投资身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7月以来，13个省市已经出台的计划投资总额共12.8万亿元，每个省市平均投资额约1万亿元。
大量投资的增加，当然会刺激经济，实现政府在年初提出的增长率7.5％的目标，达到8％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现这个增长率目标对稳定经济、稳定就业、稳定社会当然是有利的，这就是经济周期短期中的“福”，但在长期中会不会有“祸”潜伏其中呢?
应该看到，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力正是投资，由投资引起的增长率达50％左右。但这种增长基本是量的增加，质的提高并不多。由投入型经济向技术进步型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实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依靠投资实现数量型增长都是正常的，但如果一直这样增长下去，没有增长方式的转型，最终会达到极限而出现停滞。现在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关键并不在于世界经济的低迷，而在于我们没有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这就是说，三十年来以投资为中心，以高污染和低工资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再采用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就决不仅是“福”，而是在“福”中隐藏了极大的“祸”。
投资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我们习惯地把这一块投资称为“铁公基”，这种的投资要受到土地资源和社会需求的限制。另一块是企业固定投资，这种投资要受到资源和消费需求的限制。这次增加的投资，两种投资都有，但更多的还是企业固定投资。企业增加固定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最终还是要用于消费。但我们的经济中，消费一直是不足的，个人消费仅占GDP的35％左右，加上公共消费也不过略高于50％。中央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加消费，并且略有成效。但消费不足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显然，企业的生产能力扩大了，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其实，三十年的投入型增长已经形成了产能过剩。以钢铁为例，2009年时，工信部部长就表示，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6.6亿吨，但实际需求只有4.7亿吨，已出现1.9亿吨的过剩产能。从今年2月份以来，库存钢铁已达1500万吨，且还有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许多钢厂处于亏损状态，开始大规模减产停产。尽管铜铁产能如此过剩。但在新一轮扩大投资中，又有了广东和广西两个钢铁投资项目。再以光伏产业为例，现在的产能已达全球需求的两倍左右。但各地投资光伏产业的积极性不减，这次地方版的“4万亿”中有一些还是投资于这个产业的。从全国来看，产能过剩的产业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水泥、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这些产业是发改委明文列入产能过剩行业的，而没有列入的行业，产能也有过剩的，如汽车。
这些行业除了产能过剩之外，还有资源限制与环保问题。众所周知，钢铁是资源和能源消耗大户，我国富铁矿严重不足，主要依靠进口。如此大规模的产能扩张，那些铁矿企业不又要大涨价了吗?钢铁、光伏都是环境污染大户。如此多的产能，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更坏了吗?
扩大投资增加产能的确能带来短期的效益，但不可不看到其中的“祸”。当然，任何事情都是“福祸”并存的，只有“福”远远大于“祸”的事才值得去做。但从长远看来，以追求目前增长率的“福”出发，增加投资扩大产能，是“祸”大于“福”的。
这有前车之鉴。上世纪20年代，美国胡佛政府也采取了促进投资，扩大产能的政策，不到十年内汽车工业产能增加了255％，钢铁产能增加了75％，其他行业也是高歌猛进。这就形成了“疯狂的二十年代”。正是这种二十年代的“福”引起了其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而且，我们应该知道，美国当年已经是市场经济，投资的主体是私人企业。这就决定了投资再增加也是有限的，而且投资的不良后果要由私人企业和投资者承担。但我们今天的投资以政府为主，以国企为主，投资所受的限制要小的多，加之政府与企业又不必承担投资风险，这就使投资和产能过剩中隐含的“祸”更大。
在中国式的辩证法中，“福兮祸所伏”还有一句，是“祸兮福之所倚”。今天的增长低迷，无疑是“祸”，但其中隐含的“福”，就是逼迫整个经济和企业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逼出来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如果我们放弃增长率的目标，以经济低迷逼迫企业走技术进步之路，实现增长方式转型，那么，下一次繁荣就指日可待。
在“祸”中求“福”，岂不比在“福”中求“祸”更好吗?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一样，都处于低迷时期，8月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下降到50％以下。面对这种局面，经济政策调整为以稳增长为中心。但要在短期内改变消费不足的状况是个难题，增加出口也是不能由我们决定，因此，稳增长的重任就落到了投资身上。据不完全统计，今年7月以来，13个省市已经出台的计划投资总额共12.8万亿元，每个省市平均投资额约1万亿元。
大量投资的增加，当然会刺激经济，实现政府在年初提出的增长率7.5％的目标，达到8％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实现这个增长率目标对稳定经济、稳定就业、稳定社会当然是有利的，这就是经济周期短期中的“福”，但在长期中会不会有“祸”潜伏其中呢?
应该看到，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力正是投资，由投资引起的增长率达50％左右。但这种增长基本是量的增加，质的提高并不多。由投入型经济向技术进步型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实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依靠投资实现数量型增长都是正常的，但如果一直这样增长下去，没有增长方式的转型，最终会达到极限而出现停滞。现在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关键并不在于世界经济的低迷，而在于我们没有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这就是说，三十年来以投资为中心，以高污染和低工资为代价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再采用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就决不仅是“福”，而是在“福”中隐藏了极大的“祸”。
投资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我们习惯地把这一块投资称为“铁公基”，这种的投资要受到土地资源和社会需求的限制。另一块是企业固定投资，这种投资要受到资源和消费需求的限制。这次增加的投资，两种投资都有，但更多的还是企业固定投资。企业增加固定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最终还是要用于消费。但我们的经济中，消费一直是不足的，个人消费仅占GDP的35％左右，加上公共消费也不过略高于50％。中央也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加消费，并且略有成效。但消费不足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显然，企业的生产能力扩大了，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其实，三十年的投入型增长已经形成了产能过剩。以钢铁为例，2009年时，工信部部长就表示，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6.6亿吨，但实际需求只有4.7亿吨，已出现1.9亿吨的过剩产能。从今年2月份以来，库存钢铁已达1500万吨，且还有增加的趋势，另一方面，许多钢厂处于亏损状态，开始大规模减产停产。尽管铜铁产能如此过剩。但在新一轮扩大投资中，又有了广东和广西两个钢铁投资项目。再以光伏产业为例，现在的产能已达全球需求的两倍左右。但各地投资光伏产业的积极性不减，这次地方版的“4万亿”中有一些还是投资于这个产业的。从全国来看，产能过剩的产业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水泥、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这些产业是发改委明文列入产能过剩行业的，而没有列入的行业，产能也有过剩的，如汽车。
这些行业除了产能过剩之外，还有资源限制与环保问题。众所周知，钢铁是资源和能源消耗大户，我国富铁矿严重不足，主要依靠进口。如此大规模的产能扩张，那些铁矿企业不又要大涨价了吗?钢铁、光伏都是环境污染大户。如此多的产能，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更坏了吗?
扩大投资增加产能的确能带来短期的效益，但不可不看到其中的“祸”。当然，任何事情都是“福祸”并存的，只有“福”远远大于“祸”的事才值得去做。但从长远看来，以追求目前增长率的“福”出发，增加投资扩大产能，是“祸”大于“福”的。
这有前车之鉴。上世纪20年代，美国胡佛政府也采取了促进投资，扩大产能的政策，不到十年内汽车工业产能增加了255％，钢铁产能增加了75％，其他行业也是高歌猛进。这就形成了“疯狂的二十年代”。正是这种二十年代的“福”引起了其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而且，我们应该知道，美国当年已经是市场经济，投资的主体是私人企业。这就决定了投资再增加也是有限的，而且投资的不良后果要由私人企业和投资者承担。但我们今天的投资以政府为主，以国企为主，投资所受的限制要小的多，加之政府与企业又不必承担投资风险，这就使投资和产能过剩中隐含的“祸”更大。
在中国式的辩证法中，“福兮祸所伏”还有一句，是“祸兮福之所倚”。今天的增长低迷，无疑是“祸”，但其中隐含的“福”，就是逼迫整个经济和企业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逼出来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如果我们放弃增长率的目标，以经济低迷逼迫企业走技术进步之路，实现增长方式转型，那么，下一次繁荣就指日可待。
在“祸”中求“福”，岂不比在“福”中求“祸”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