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知人论世”观是儒家颇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在文学鉴赏和文学创作领域，“知人论世”观不仅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儒学思想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方法。“交友修身之道”一说，由孟子率先提出，客观上为文学提供了解读文本的原则与方法，在后世逐渐发展成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则，对文学批评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人论世”的內涵
“知人论世”的观点最早见于孟子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知人”和“论世”两部分：“知人”即了解作者本身，除了分析作者通过作品传达出的个人理念、文学修养、创作风格等，还包括作者本身的家世出身、生活阅历等人生历程;“论世”即考察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把对作家的了解放到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灾害等各方面综合因素。特定的时代环境塑造了作者特定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经历，而个人阅历与精神人格等则决定了作品的独有风貌。“知人”与“论世”相互作用，在对文学作品解读与鉴赏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知人论世”观与儒学思想的发展关系
“知人论世”说提出的最初目的是“尚友”，其中的“友道”精神最早是一种以道义规范君臣的文化关系。到了先秦两汉时期，则归附于“以政治教化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局限于探讨作者的美刺态度、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教化。直到唐宋时期，“知人论世”观才真正成为以文学批评为目的的批评方法，逐渐形成宋代以来“文如其人”的批评观念，文学创作更加自由灵活，作者个人的人格精神与观念情操在作品中也越发凸显。“知人论世”批评观在历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但总体上始终围绕儒家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的政教思想，强调作者的道德境界及文学思想应具有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
三、“知人论世”在文学鉴赏中的积极性与合理性
（一）“知人”有助于把握作品的思想与情感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家庭出身等客观因素能决定不同的人生经历，进而影响个体人格的形成，最终对作家创作的风格、内涵等产生重要影响。在赏析文学作品时，结合作者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进行理解是重要的一环。以著名词人李清照人生各个时期的词风变化为例：少女时期，李清照生活优渥、无忧无虑，其创作词风清丽明快，以《如梦令》两首最为代表;少妇时期，李清照与丈夫常年分别，故多写闺思之作，词风深婉幽怨，以《醉花阴》与《一剪梅》最为代表;寡居时期，接连遭遇丈夫逝去与国破家亡多桩祸事，她的词风便转为了沉郁凄苦，该时期的代表作为《武陵春》和《声声慢·寻寻觅觅》。由此可见，赏析作家创作风格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运用“动态”的眼光分析审视，充分考虑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经历对其创作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借助“知人论世”的方法，深入揣摩作者创作时的心境，以求更加准确地体会出作品的思想内涵。
（二）“论世”有助于理解作品包含的时代内涵
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时代的内容。脱离了作者创作的特定时代，空谈作品内涵，会使文学作品的赏析失去历史根基而变得空洞泛泛，而盲目地借助当今时代甚至西方的文学分析理论去赏析古代文学， 更是断不可取的行为。“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人们得以采用新的理论方法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偏颇。如对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主题的探索，多认为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但汉代正处于封建主义上升期的历史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极力鼓吹儒学三纲五常的社会大背景，直接决定了汉代人无法涌现“反封建、反礼教”的觉悟，也更不可能衍生出反“宗法制度”“包办婚姻”的先进思想。由此可见，只有懂得把握作者创作的时代基点，以古诠古、知人论世，才能从更深层次理解作品的内涵。
四、“知人论世”对古代文学创作活动的束缚
古代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为了达到作品为读者所广为接受的目的，通常需要遵循某些约定俗成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则便是其中之一。“知人论世”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主流的社会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造成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也对中国古代文人开展文学创作时起到了一些束缚作用。
（一）阻碍早期词的发展
相比起诗歌多用来抒发雅正高洁的情志，中晚唐时期的词体多呈现出婉媚柔丽、绮罗香艳的词风。在崇尚诗“雅正”的权威型文人群体看来，词的文学形式与“载道、治国、平天下”等儒家正统思想大相径庭，与“知人论世”的儒家诗教悖离矛盾，为保持同当时主流文化的一致，许多词论者对词表现出全然的鄙薄态度，不仅将词归为“末道小技”，还对当时许多后世评价很高的词人，如柳永、李清照等大加批判，很多有失公允。如在柳永所作《八声甘州》中“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将词人的思乡苦闷与相思揉合，在这倚栏杆处，形成了自己的忧患意识，也借此观照他人。这些词作相较柳永早期而言，感情层次已经明显深化，但在当世却仍遭到很多文人的片面否定。在以上过程中，“知人论世”批评模式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带有强烈的主观判断色彩，也“劝退”了相当数量的词人进行创作，在词论发展早期严重阻碍了词的发展。
（二）间接限制了世俗文学的创作活动
“知人论世”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时代背景结合并进行分析与挖掘的特点，决定了文学作品分析不可避免地要涵盖政治、社会与民生问题，“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原则也同样重视文学作品中透露的政治理念，这间接促成了古代文人在开展文学创作时对“敏感话题”的自觉回避或避讳，阻碍了文学在艺术和情感上的自由表达。以《红楼梦》为例，书中人物贾宝玉身上“亦正亦邪”的人格及其所宣扬的人格尊严与价值，与儒家正统思想文化分庭抗礼，这样的文学作品注定是被那个时代的封建阶级所不容的，所以《红楼梦》在清代长期未能逃脱被销毁的命运。该时期受到政治压迫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如蒲松龄的通俗小说集《聊斋志异》，清人李渔的话本小说《无声戏二集》等都曾一度被列为禁书。在这种受“知人论世”观和“教化论”思想支配的封建时代，世俗文学的发展无疑受到了极大阻碍。 五、“知人论世”对古代文学批评鉴赏的局限性
任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都不可能至臻至善，“知人论世”的原则在文学批评中同样存在局限性。
（一）过于重视“知人”与“论世”思维，会忽视作者人格的多重属性
“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原则在分析作者人格时，过分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形象，未考虑到作者人格构成的多重属性。同一时代环境对不同人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单调套用社会对情感的“一对一”模式，便很可能对作品的解读造成误解。其次，文学创作存在超越自身阶级或落后于自身阶级的特点，例如纵观历史，我们不否认文人中有“出庙堂之高仍忧其民”者，也不否认有寒门士子“跃龙门继而忘其民”者，在文学批评时不能单纯以阶级划分的方法“以全概偏”。最后，“知人论世”观不能完全兼顾作者创作时情绪的偶然性。文学创作多“即兴之作”，即兴之际，文人可在短时间内情绪由喜转悲或由悲化喜，其作品的思想情感等也会与同期多数作品有所不同。“知人论世”观无法充分预计这些“不可控”因素。
（二）过于偏重“知人”的教化功能，易轻视作品本身的文学与艺术价值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知人论世”观局限于探讨作者的美刺态度、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社会政治教化状况，误导人们过于重视文学作品的道德境界和社会功能，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然而，缺失了对作品艺术角度分析的文学批评终究是残缺的，以道德为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注定是不可取的，注定会人为地提高或贬低文学作品的价值。这对文学鉴赏极为不利。
（三）受史料真伪考证的限制，“论世”的时代背景难以全部真实复原
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为了考证特定时期的时代背景，会应用到大量的史料及文学作品。受年代间隔所限，使用二手材料成为一种必须且广泛的做法，面对无限的二手乃至三手材料，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又成为影响“论世”文学批评开展的重要阻碍。当代对《史记》《战国策》等史书进行考证时，会发现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偏差，甚至为历史杜撰。例如学者杨宽对《齐策四》和《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对比考证时便发现其中所讲“孟尝君复相之事”并非历史事实。正因为整件事并不存在，所以后世在相关文学作品中就该事件中的相关人物展开的一系列争论或引用等就失去了意义。又如在对比考证《齐策六》和《史记·鲁仲连列传》时，杨宽指出：“《史》云‘田单围聊城’，吴师道皆辨之，谓非事实……又云又称燕将得书自杀，单遂屠聊城，尤非事实。”此论《史记》之误也。而《策》文亦有误。而后人在此二书所载的史料之上又多加延伸出各种三手资料，使我们了解到的“世”已经不是历史上最原本的那个，甚至与最初的历史相差甚远。当我们用这些真实度不等的史料来对作品展开“论世”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偏差，这也是“论世”时客观存在的局限。
六、结语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双向逆反的批评方法，是文学鉴赏中的重要原则，“知人”和“论世”相互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作为封建主流思想的代表性文学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不可避免地带有教化论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作品时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文本，充分重视作品的文学和艺术价值，避免僵化地套用和执行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需要不断完善，“知人论世”观也应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补充添加新元素，摒弃僵化落伍的成分，以求在当代众多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中保持先进地位。
作者简介：刘爽（1999—），女，山东青岛人，东北农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参考文献：
〔1〕刘炳范，赵歌东.论儒家诗教原则的确立[J].孔子研究，2016（10）.
〔2〕曾禮军.孔子的《诗》教观探微[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17（12）.
〔3〕杨兴华，陈艳丽.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儒学思想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方法。“交友修身之道”一说，由孟子率先提出，客观上为文学提供了解读文本的原则与方法，在后世逐渐发展成鉴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则，对文学批评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人论世”的內涵
“知人论世”的观点最早见于孟子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知人”和“论世”两部分：“知人”即了解作者本身，除了分析作者通过作品传达出的个人理念、文学修养、创作风格等，还包括作者本身的家世出身、生活阅历等人生历程;“论世”即考察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把对作家的了解放到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灾害等各方面综合因素。特定的时代环境塑造了作者特定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经历，而个人阅历与精神人格等则决定了作品的独有风貌。“知人”与“论世”相互作用，在对文学作品解读与鉴赏中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知人论世”观与儒学思想的发展关系
“知人论世”说提出的最初目的是“尚友”，其中的“友道”精神最早是一种以道义规范君臣的文化关系。到了先秦两汉时期，则归附于“以政治教化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局限于探讨作者的美刺态度、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教化。直到唐宋时期，“知人论世”观才真正成为以文学批评为目的的批评方法，逐渐形成宋代以来“文如其人”的批评观念，文学创作更加自由灵活，作者个人的人格精神与观念情操在作品中也越发凸显。“知人论世”批评观在历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但总体上始终围绕儒家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的政教思想，强调作者的道德境界及文学思想应具有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
三、“知人论世”在文学鉴赏中的积极性与合理性
（一）“知人”有助于把握作品的思想与情感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家庭出身等客观因素能决定不同的人生经历，进而影响个体人格的形成，最终对作家创作的风格、内涵等产生重要影响。在赏析文学作品时，结合作者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进行理解是重要的一环。以著名词人李清照人生各个时期的词风变化为例：少女时期，李清照生活优渥、无忧无虑，其创作词风清丽明快，以《如梦令》两首最为代表;少妇时期，李清照与丈夫常年分别，故多写闺思之作，词风深婉幽怨，以《醉花阴》与《一剪梅》最为代表;寡居时期，接连遭遇丈夫逝去与国破家亡多桩祸事，她的词风便转为了沉郁凄苦，该时期的代表作为《武陵春》和《声声慢·寻寻觅觅》。由此可见，赏析作家创作风格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运用“动态”的眼光分析审视，充分考虑作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经历对其创作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借助“知人论世”的方法，深入揣摩作者创作时的心境，以求更加准确地体会出作品的思想内涵。
（二）“论世”有助于理解作品包含的时代内涵
文学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总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时代的内容。脱离了作者创作的特定时代，空谈作品内涵，会使文学作品的赏析失去历史根基而变得空洞泛泛，而盲目地借助当今时代甚至西方的文学分析理论去赏析古代文学， 更是断不可取的行为。“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思想的大量涌入，人们得以采用新的理论方法重新解读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偏颇。如对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主题的探索，多认为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但汉代正处于封建主义上升期的历史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极力鼓吹儒学三纲五常的社会大背景，直接决定了汉代人无法涌现“反封建、反礼教”的觉悟，也更不可能衍生出反“宗法制度”“包办婚姻”的先进思想。由此可见，只有懂得把握作者创作的时代基点，以古诠古、知人论世，才能从更深层次理解作品的内涵。
四、“知人论世”对古代文学创作活动的束缚
古代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为了达到作品为读者所广为接受的目的，通常需要遵循某些约定俗成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则便是其中之一。“知人论世”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主流的社会背景下，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文学创作造成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也对中国古代文人开展文学创作时起到了一些束缚作用。
（一）阻碍早期词的发展
相比起诗歌多用来抒发雅正高洁的情志，中晚唐时期的词体多呈现出婉媚柔丽、绮罗香艳的词风。在崇尚诗“雅正”的权威型文人群体看来，词的文学形式与“载道、治国、平天下”等儒家正统思想大相径庭，与“知人论世”的儒家诗教悖离矛盾，为保持同当时主流文化的一致，许多词论者对词表现出全然的鄙薄态度，不仅将词归为“末道小技”，还对当时许多后世评价很高的词人，如柳永、李清照等大加批判，很多有失公允。如在柳永所作《八声甘州》中“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将词人的思乡苦闷与相思揉合，在这倚栏杆处，形成了自己的忧患意识，也借此观照他人。这些词作相较柳永早期而言，感情层次已经明显深化，但在当世却仍遭到很多文人的片面否定。在以上过程中，“知人论世”批评模式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带有强烈的主观判断色彩，也“劝退”了相当数量的词人进行创作，在词论发展早期严重阻碍了词的发展。
（二）间接限制了世俗文学的创作活动
“知人论世”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时代背景结合并进行分析与挖掘的特点，决定了文学作品分析不可避免地要涵盖政治、社会与民生问题，“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原则也同样重视文学作品中透露的政治理念，这间接促成了古代文人在开展文学创作时对“敏感话题”的自觉回避或避讳，阻碍了文学在艺术和情感上的自由表达。以《红楼梦》为例，书中人物贾宝玉身上“亦正亦邪”的人格及其所宣扬的人格尊严与价值，与儒家正统思想文化分庭抗礼，这样的文学作品注定是被那个时代的封建阶级所不容的，所以《红楼梦》在清代长期未能逃脱被销毁的命运。该时期受到政治压迫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如蒲松龄的通俗小说集《聊斋志异》，清人李渔的话本小说《无声戏二集》等都曾一度被列为禁书。在这种受“知人论世”观和“教化论”思想支配的封建时代，世俗文学的发展无疑受到了极大阻碍。 五、“知人论世”对古代文学批评鉴赏的局限性
任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都不可能至臻至善，“知人论世”的原则在文学批评中同样存在局限性。
（一）过于重视“知人”与“论世”思维，会忽视作者人格的多重属性
“知人论世”的文学鉴赏原则在分析作者人格时，过分结合作者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形象，未考虑到作者人格构成的多重属性。同一时代环境对不同人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单调套用社会对情感的“一对一”模式，便很可能对作品的解读造成误解。其次，文学创作存在超越自身阶级或落后于自身阶级的特点，例如纵观历史，我们不否认文人中有“出庙堂之高仍忧其民”者，也不否认有寒门士子“跃龙门继而忘其民”者，在文学批评时不能单纯以阶级划分的方法“以全概偏”。最后，“知人论世”观不能完全兼顾作者创作时情绪的偶然性。文学创作多“即兴之作”，即兴之际，文人可在短时间内情绪由喜转悲或由悲化喜，其作品的思想情感等也会与同期多数作品有所不同。“知人论世”观无法充分预计这些“不可控”因素。
（二）过于偏重“知人”的教化功能，易轻视作品本身的文学与艺术价值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知人论世”观局限于探讨作者的美刺态度、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社会政治教化状况，误导人们过于重视文学作品的道德境界和社会功能，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然而，缺失了对作品艺术角度分析的文学批评终究是残缺的，以道德为尺度来衡量文学作品注定是不可取的，注定会人为地提高或贬低文学作品的价值。这对文学鉴赏极为不利。
（三）受史料真伪考证的限制，“论世”的时代背景难以全部真实复原
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为了考证特定时期的时代背景，会应用到大量的史料及文学作品。受年代间隔所限，使用二手材料成为一种必须且广泛的做法，面对无限的二手乃至三手材料，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又成为影响“论世”文学批评开展的重要阻碍。当代对《史记》《战国策》等史书进行考证时，会发现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记载存在偏差，甚至为历史杜撰。例如学者杨宽对《齐策四》和《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对比考证时便发现其中所讲“孟尝君复相之事”并非历史事实。正因为整件事并不存在，所以后世在相关文学作品中就该事件中的相关人物展开的一系列争论或引用等就失去了意义。又如在对比考证《齐策六》和《史记·鲁仲连列传》时，杨宽指出：“《史》云‘田单围聊城’，吴师道皆辨之，谓非事实……又云又称燕将得书自杀，单遂屠聊城，尤非事实。”此论《史记》之误也。而《策》文亦有误。而后人在此二书所载的史料之上又多加延伸出各种三手资料，使我们了解到的“世”已经不是历史上最原本的那个，甚至与最初的历史相差甚远。当我们用这些真实度不等的史料来对作品展开“论世”时，不可避免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偏差，这也是“论世”时客观存在的局限。
六、结语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双向逆反的批评方法，是文学鉴赏中的重要原则，“知人”和“论世”相互作用，二者相辅相成。作为封建主流思想的代表性文学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不可避免地带有教化论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作品时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文本，充分重视作品的文学和艺术价值，避免僵化地套用和执行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需要不断完善，“知人论世”观也应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补充添加新元素，摒弃僵化落伍的成分，以求在当代众多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中保持先进地位。
作者简介：刘爽（1999—），女，山东青岛人，东北农业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参考文献：
〔1〕刘炳范，赵歌东.论儒家诗教原则的确立[J].孔子研究，2016（10）.
〔2〕曾禮军.孔子的《诗》教观探微[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17（12）.
〔3〕杨兴华，陈艳丽.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