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桥头那地方，我小时候就知道。
　　我老家是通远堡。我家对面有一户孙姓人家，生了六个女儿，一个比一个漂亮。
　　当时通远堡有驻军，一到星期天，他家总来一些当兵的，帮他家干活，有的还给他家买这买那。后来，听说他家大女儿嫁给了其中一个当兵的。不久，大女儿就随那个当兵的去了桥头，老头逢人就说，女婿提干了，当军官了。
　　我头一次坐火车去沈阳，便经过桥头。尽管沿途停靠很多站，但是桥头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这站，不仅火车停靠的时间要长一些，而且上下车的人中有很多当兵的，甚至还有让人生畏的军官和围绕他们的警卫。
　　直到后来上了大学我才知道，桥头虽是小镇，却很了得，威名赫赫的中国第一机械化师的师部就设在那儿，难怪我那位桥头的大学同学总是趾高气扬，人家见过世面，连军区司令都曾从他家门前经过。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本溪，你别说，桥头就更让我肃然起敬了，因为常常碰到好多机关干部都是桥头部队转业的。其实就连沈阳，不信你打听打听，也有好多机关干部是从桥头走出来的呢。这几年我常到沈阳开会，好多文友听说我是本溪的，就格外亲切，告诉我，“当年我在桥头当过兵。”
　　2
　　东北这地方，人们见面总喜欢相互打听：“老家哪儿的？”回答大都是：“山东的。”“山东哪的？”“登州府的。”“莱州府的。”“哎呀，老乡老乡。”
　　东北人大都是从山东过来的，按理说，闯关东那辈人，到现在最晚也差不多一百来年了，但是东北人奇怪就奇怪在这，表面看一个彻头彻尾的东北人，酸菜粉条，白肉血肠，但骨子里，血液里，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根。
　　桥头虽然也历史悠久，虽然古籍中也有很多记载，虽然明清时也留下很多遗迹，但只要你打听，桥头人除了富、金、杨几个大姓外，大都是闯关东过来的。现在桥头还有一义冢，前竖一大石碑，名之曰“异乡碑”。那是在1917年由桥头异乡会出资修建的，快一百年了。那时候，闯关东的人并不是来到东北就进了天堂，好多移民因为战乱、饥饿、贫穷、疾病而客死他乡，死后无法魂归故里。桥头能建此碑，可见移民死亡并非个案。
　　也有幸运的，来到东北的黑土地上，种地的勤恳耕作，做生意的苦心经营，一些人一点一点地就发达起来了。当时桥头有一大户人家，姓刘，叫刘振邦，他的老家就是山东登州府的，清末的时候，父亲跨海来到东北，到他那辈，成为桥头富户。
　　其实，那年头，闯关东的这些人，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大都不知道自己要到关东什么地方去。所以，从踏上关东土地的那一刻，就漫无目标地向前走啊，走啊。至于落脚何处，全看机缘了。那天，刘振邦的父亲走到这个叫桥头的地方，饥渴难耐，有一大户人家，给了碗饭吃。恰好这家又刚空出一个长工的位置，于是刘家就落脚桥头了。
　　有人说，“桥头”这名字不像一座古镇，此言不差。但东北就是这样，很多地名就是直来直去，尽管也很有些年头了。
　　不过，既然叫了桥头，那就总该有座桥吧？对了，这地名就是这么来的。明代的时候，因这里景色优美，细河蜿蜒，山上常有白云缭绕，故名白云寨。后来村寨繁荣，人口陡增，商贾频集，而且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马市，于是便在村外细河之上修座石桥。东北人直截了当，不像南方人咬文嚼字，于是白云寨便被叫成桥头了。这名字，地理方位，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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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到桥头是2013年。
　　当时我正陪一位全国著名作家在本溪采访。那天，我接到区文化局胡局长的电话，这位胡局长有些学问，尤其对本溪的历史文化、人文掌故颇有研究。我们是要好的朋友。那天他语气诚恳，对我说：“桥头正在进行全方位小城镇改造，好多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遗址都要拆除，实在可惜。作为区文化局长，责任所在，但人微言轻，无力阻止，你和那位作家来看看，帮着呼吁呼吁吧。”
　　桥头四面环山，细河蜿蜒，白云缭绕，一条铁路横穿小镇南北。远远望去，小镇安安静静地卧在群山之中那一片开阔的平地上。
　　胡局长对小镇了如指掌，带着我们仅半天多的时间，就把小镇浏览一遍。小镇有前街后街，还有一条当年日本人住的街叫洋街，尽管已经百年了，日本的那些建筑依然成片矗立着。胡局长每到一处，都细心为我们指点着，这是火车站，这是和田旅社，这是邮局，这是松中洋行，这是大慈洋行，这是日本小学，这片是日本侨民住宅。在铁路另一侧，胡局长还带我们看了日本铁道守备队的营房，队部、宿舍、食堂、浴池、校场等等一应俱全。接着胡局长又带我们看了满铁员工宿舍，他说，这里既为日本人提供住宿，又驻扎一个当时拥有最先进武器的日本机械化大队，这个大队在日本投降前，不知什么原因，就秘密调回日本了。
　　日本人在桥头足足待有四十余年，他们居住的洋街在当时已经很现代化了，他们修了自来水塔，在细河上还建了一个大游乐场。胡局长笑着说：“这些日本人一点都不见外，他们没把桥头看成是他们的临时住所，倒像自己的家园一样精心经营着。”是啊，你看那些房子，尽管至今已过百年，但依然保存完好，墙的红砖依然坚实光滑，没有半点风化的迹象，岁月的刻刀没能在它的身上留下多少痕迹。现在，这些房子里面住的都是桥头的老百姓，当年能住进这样的房子，也颇不容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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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段让桥头的老百姓弄不懂的历史，其实何止桥头人，就是很多东北人也不明白，也搞不清楚的历史。关里那地方的日本人是靠枪炮打进去的，而桥头的日本人，不知为什么就随随便便、理直气壮涌进来了，而且来了就没想走，更没有人拦住他们问声为什么。
　　其实，说清这段历史，还真不容易。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失败，签下《马关条约》，日本占领了朝鲜和辽东半岛。这引起沙俄的不满，它不愿意日本独霸东北，于是联合法、德两国，逼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从此，日俄结怨。
　　后来，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而沙俄又趁机进入东北，并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攫取了在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接着又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清政府说又说不通，赶又赶不走，打又打不过。怎么办？于是想到了日本。 　　日本在甲午海战获胜后，野心膨胀，它想独霸东北亚，可是要实现野心，就必须铲除俄国这个对手。于是日本拿出惯用的流氓手段，在1904年那年，突袭俄国在大连旅顺口的海军基地。这下惹恼了俄国，马上对日本宣战。
　　日俄要开战，大清很高兴。于是大清王朝赶紧宣布中立，想利用日俄宿怨，让他们之间打，借助日本的力量，把沙俄赶出中国。于是清政府把辽河以东的广袤地域交给日俄，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还偷偷地帮助过日本人。
　　这场旷日持久的日俄战争，其惨烈程度为世界战争史上所罕见。在桥头一带，日俄就有一场恶战，双方各出动十余万兵力，厮杀开来，炮火连天，血流成河。最后日军占领桥头，俄军溃败。战争结束后，日本还在桥头建了一座“大日本第一忠魂碑”及日本神社，纪念那场战争中战死的军人。
　　桥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俄战争如此，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在桥头也有惨烈的争夺战。到此，读者应该知道，为什么抗美援朝过后，解放军的中国第一机械化师驻扎桥头了。
　　还说那场日俄战争。
　　为了尽早取得胜利，日本在没有得到清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以运输作战物资为借口，擅自铺设了从安东（丹东）至奉天（沈阳）的铁路。后来经过美国调停，这场历经二十个月，打得筋疲力尽的日俄两国坐下来，签订了一个《朴茨茅斯条约》，其中第六条规定：俄国政府把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铁道内所附的一切权利财产等，都转让给日本政府。就是说，没问中国同意不同意，就把东北一分为二，北面归俄国，南面归日本，于是就有了北满和南满之说。
　　这条日本人修的安奉铁路，由南向北，从桥头通过。
　　桥头有一座长长的隧道，两面的洞口上，分别有两个日本人的题字，一个叫桂太郎的侯爵，题了“其乐融融”四个汉字，一个叫寺内正毅的子爵，题了“其乐泄泄”四个汉字，后面都署了他们的名字。这两个成语典出《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说的是郑庄公杀了弟弟公叔段后，与母不和，发誓不到黄泉绝不相见，后来悔悟，为不食言，便挖一隧道，在隧道中母子相见。相见时，庄公赋诗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答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于是母子和好如初。
　　这个桂太郎何许人也？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他曾任第二任总督，并三度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那位寺内正毅呢？他担任过日本陆军元帅、朝鲜总督和日本首相。这两个人的题词，堂而皇之地刻在桥头的铁路隧道上，一方面可见侵略者肆无忌惮的炫耀，另一方也足以证明日本高层对桥头的重视。
　　虽然日本人蛮有中文修养，可是，被欺压的中国人，怎么能和这些强盗一起“其乐融融”“其乐泄泄”呢？在桥头，就曾有小学的老师领着学生，登上桥头北山，指着满载木材煤炭的火车，告诉孩子们，火车拉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国的，总有一天，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由于铁路的修建，原本繁荣的桥头便更加热闹起来。日本宪兵来了，守备队来了，还有商人、铁路员工、家属，还有朝鲜人。他们修建军营、碉堡、官邸、学校、医院、洋行、旅店、酒馆、邮局、员工宿舍，还开办学校、修自来水塔、建水上乐园，甚至还开起了妓院。
　　从此，桥头不再是一个安静的桥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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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到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桥头的日本人已经待了快三十年了。如果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人在桥头已经经营了四十余年。假设日本人刚来桥头时生的孩子，走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
　　原本就繁华的桥头，由于日本人的到来，更加热闹起来。人口陡增不说，日本人朝鲜人满街都是，穿和服的日本女人，酒馆里的日本浪人，大街上的日本宪兵，铁道上的日本警备队，日本话、朝鲜话，以及到处涂抹的“仁丹”广告，一时让桥头人蒙头转向，世道真的变了。
　　不过，桥头那两家日本洋行倒是很让桥头人喜欢，洋行里的商品全是从日本运来的。从烟酒糖茶到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不但样式新，而且质量好。像洋镐、洋锹、洋火、洋钉这些东西，甚至便所，许多桥头的老年人，现在还这样叫，改不了口。而且有些老住户的家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在日本洋行买的玩具，喷上大漆的木器什么的。洋行的日本人也很会做生意，不但对日本人，就是对中国人也是客客气气的。
　　这个时期，除日本的洋行，中国人的买卖也十分兴隆，有磨坊，有米店，有药铺，有饭馆，像天佑东、宝星楼、德元堂、福兴东等店铺远近闻名。还有，在细河沿上，有十几家香磨坊，以水为动力，以榆树皮、柞树皮和柏树皮作原料，经过石磨的研磨，制成老百姓上坟祭奠、寺庙拜佛用的香。其中也有日本人开办的香磨坊。
　　说到生意，就不能不说说桥头的砚台了。
　　起源于桥头的砚台，被称为辽砚。今天，到本溪旅游的人，莫不想带一方精美的砚台回去。可是，砚台虽然精美，可价格不菲，挑来选去，最便宜的也得五六百元，稍好一点的就得上千元、上万元。本溪人如果出门看朋友，携一方砚台上门，不但送者显得文雅，就是受者也满心欢喜，爱不释手。
　　这砚台就出自桥头。由于桥头盛产青云石和紫云石，明代时便有人用来制砚，到清代时，由于康熙皇帝钦定为“宫廷御砚”，使得桥头制砚业迅速发展起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桥头已有孟家、方家、肖家、杨家、袁家等制砚作坊十余家，而且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作坊，叫“丸之砚台铺”。
　　有了这十多家砚台店铺，桥头可就热闹起来了。由于它是前店后厂，每天从凌晨开始一直到夜深，凿石之声不绝于耳，真是叮叮当当，当当叮叮，此起彼伏，奏乐一般。可惜，解放后，桥头的制砚业一度沉寂下来，直到1982年才逐渐恢复。现在，本溪地区有制砚作坊二十余家，已形成产业，其精美程度足以和端歙洮澄四大名砚相媲美。在全国有影响的制砚大师有紫霞堂的冯军、辽砚厂的章永军以及阿昌等人。2011年，辽砚还和岫玉、阜新的玛瑙一起，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辽宁 “三宝”。
　　6 　　相比之下，桥头日本人的生活很优越，房子宽敞卫生，门前种花种草，穿戴整洁，上学的孩子都有制服。而且日本人还挺注重文化活动，桥头的日本小学有一个大礼堂，日本小学的师生和一些日本社团不时还搞些文艺活动，经常放映一些日本电影。来看的都是日本军人、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但是桥头人来看也是可以的。有时人多了礼堂装不下，就把银幕移到火车站的广场上，这样十里八村的桥头人就都来看了，一到放电影的时候，人山人海，像过节似的。
　　不过，桥头人也有自己的娱乐，他们组织了秧歌队，镇上的几家大买卖像天佑东、宝星楼等都出资赞助，组成了一个百十来人的秧歌队，这个队擅长舞狮；还有河东戴家堡子秧歌队，这个队擅长跑旱船；还有兴隆村秧歌队，这个队擅长耍龙。
　　每年的大年初一，吃完饺子，你就能听到外面的锣鼓声，孩子们早就待不住了，撂下筷子就往外跑，秧歌队远远地过来了，敲锣打鼓的，吹着喇叭的，有扮唐僧的，扮孙悟空的，扮猪八戒的，扮沙和尚的，扮妖魔鬼怪的，扮小媳妇的。孩子们最爱看的是那个扮傻柱子的。他们从前街扭到后街，再扭到洋街。日本人也跑出来看，日本的孩子也和中国的孩子一样跟着跑。秧歌队来到店铺前，领头的便说着快板讨赏钱：“秧歌队，来拜年，掌柜的，笑开颜。一笑今年生意红火财运旺，二笑明年好运长久赚大钱。来贺喜，来拜年，掌柜的慈悲多赏钱，给多给少都不嫌，谁叫咱们有情有义又有缘。”
　　于是掌柜的赶紧走出来，一边拱手一边递上早就准备好的赏钱。
　　这几个秧歌队从成立那天开始，一扭就是近百年。解放军进驻桥头的那天，桥头的秧歌队扭了一整天。桥头的秧歌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现在，本溪每年举办全市秧歌大赛，桥头的秧歌队都名列前茅。
　　我曾问桥头的老一辈人：“那时候，你们怕日本鬼子不？”他们说：“怕他们干吗？”
　　他们说，桥头有洋街，日本人住，有中国街，中国人住。但是日本人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倒也常常在一起玩，也常常打架。有一次，几个日本孩子撩闲，几个中国孩子气不过便追过去，一直追到日本守备队的门口，抓住那几个日本孩子就是一顿拳脚。可门口那几个日本兵却理都不理，还在那儿看热闹。
　　其实，那些日本兵为什么不来帮助日本孩子？如果你以为日本兵宽容，那就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习惯，他们就是让孩子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这种教育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其实是挺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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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成立了满洲国，桥头的形势便渐渐紧张起来，日本人对中国人也不像以前那么客气了，桥头一带的日本人不断增加，驻军也多了起来。铁路沿线的警戒也严格起来，桥头的老百姓轻易不敢在铁道边行走。日本人还在桥头修了飞机场，有几架教练机，主要是训练日本的飞行员，偶尔也有几架战斗机停在这里。
　　桥头人本来对这个外来的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好感，这下就更讨厌他们了，在桥头人的眼里，小鼻子和大鼻子都是一路货色，没一个好东西，尽管小日本一再宣称，东亚共荣，日满协和，王道乐土，但桥头人巴不得日本人早点滚他妈的蛋。
　　日本人在桥头虽然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可为了装装门面，这镇长还得由中国人来当。他们看中了刘振邦，逼他当了镇长，又派了一个日本人来当副镇长，而大权则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这个刘振邦，就是前面说到的“德元堂”的老板，他的父亲就是清朝末年从山东闯关东来到桥头的。
　　刘振邦的父亲在山东的时候，既是种地的好手，更识得几味中草药，会几个偏方。来到桥头后，挂起了“德元堂”的字号，因医德好，十里八村渐渐有了名气，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五十岁时娶上媳妇，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刘振邦，字汉臣。
　　刘振邦是独生子，读过私塾，在日本人家里做过“小孩”（伙计），学会了日本话。十七岁那年，桥头成立邮局，因懂日语，便被选中做邮差。后来局长去了沈阳，就推荐刘振邦做了局长。
　　刘振邦出任“公职”后，在桥头成了头面人物。父亲去世后，刘振邦便子承父业，不仅德元堂药铺的生意兴隆起来，还经营了商店，又办了一个油粮加工厂。因是桥头买卖大户，又诚信经营，被推举为桥头商会会长。刘振邦性格豪爽，为人和善，常常赈济贫困百姓，当地人还为他送去了“急公好义”的金字牌匾。
　　刘振邦因为从小就在日本人家里做事，也善于和日本人打交道。所以，在他当镇长的那些年，尽可能与日本宪兵和那位叫植村的副镇长周旋，竭力替中国老百姓说话，甚至有时还和植村顶撞，这让日本人很不高兴。
　　表面看，刘振邦是在给日本人做事，其实，他骨子里却是一个爱国志士，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汉臣汉臣，汉家臣子。他仇恨日本人对中国的占领和掠夺，表面和日本人周旋，暗地里却支持抗联，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家里常有抗联官兵往来。
　　刘振邦有三个儿子，老大刘维藩，老二刘维坤，老三刘维箴。两个大的儿子都曾赴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身边只剩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刘维箴当时有十三四岁，他清楚地记得抗日英雄苗可秀等人常来他家，有一次还在他家住过一宿，刘维箴还见过他两次。那时苗可秀身穿便衣，带着手枪，中等个儿，不胖，看上去三十多岁，精神头十足。
　　刘振邦的行为，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其实，刘振邦因为支持抗联，家中常有抗联官兵往来，加之两个儿子在外常年不归，有抗日嫌疑，所以早被于泽普盯上了。于泽普是桥头警察署长，人品不好，欺压老百姓，投靠日本人，刘振邦瞧不起他，常常顶撞他，于是这个于泽普怀恨在心，便在暗中搜集刘振邦反满抗日的言行和儿子的去向。
　　一次，抗联的两个干部夜宿刘家，一个叫常伯英，一个叫关管羽。结果被于泽普发现。日本宪兵队迅速包围了刘家。虽然两位抗联干部早已闻声遁去，可是刘振邦却被日本宪兵抓走。
　　刘维箴清楚地记得，1938年4月23日，一帮人闯进桥头镇公所，抓走了父亲，押上九点那趟火车。后来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抓走父亲的是奉天省警务厅搜查班的人。他们把父亲押解到了凤城的赛马。在此之前，他们已抓了四五十人了。家里人不知所措，到处托人求情，可是没用。 　　刘振邦被捕后，每次都是搜查班的头子井上亲自拷问，要他供出抗联线索，拷打中还一再问及两个大儿子的下落。刘振邦不愧是个汉子，受尽酷刑，宁死不屈。1938年4月25日，日本人将刘振邦装进麻袋，塞上木板，板上钉上铁钉，拧上了铁丝，从山上一直摔到山下，刘振邦被活活摔死，死时还不到五十岁。
　　一年之后，刘振邦的尸骨才被家人偷偷运回桥头，葬在了刘家坟地里。遗憾的是，因为刘振邦给日本人做过事，日本投降后被视作汉奸，直到四十多年后，本溪市人民政府才为他平了反，正了名，正式授予烈士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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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刘振邦，就不能不说说他的大儿子刘维藩了。
　　刘维藩生于190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曾用名刘砥方，后改名刘仁。刘仁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一表人才。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加入高崇民、阎宝航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久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刘仁在学习世界语时结识了世界语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两人一见钟情，不久结婚。
　　1936年的下半年，由于国内抗日运动空前高涨，刘仁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妻子绿川英子也一同来到中国。绿川英子在日本国内的时候，就是一个反战人士，曾因反对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而被奈良特高课列入黑名单。不久又以“具有危险思想的人”“共产党同情者”的罪名被逮捕，关进奈良警察署。
　　刘仁和绿川英子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目睹了日军的野蛮暴行，她痛恨不已，用手中的笔，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她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郭沫若主持工作，里面大部分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刘仁进第三厅从事资料编辑工作，绿川英子则进国际宣传处对日广播。
　　作为一个日本人，能公开参加中国抗战，绿川英子心情十分激动。1938年7月2日19时，绿川英子来到播音室，正式对日广播：“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孽，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
　　绿川英子那柔和而流畅的女中音，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她用纯正的日语向日本国内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大声疾呼：“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英子的广播引起日本军方的愤怒，他们终于查清了那个操着流畅日语对日广播的绿川英子，就是长谷川照子。日本东京报纸《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登出了绿川英子的照片，骂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
　　尽管日本特务在找机会除掉绿川英子，尽管绿川英子的父母受到迫害，但绿川英子的反战决心毫不动摇。有一次，重庆各界举办郭沫若五十岁生日庆典，周恩来当众人的面称赞绿川英子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你是‘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郭沫若还当场即兴在一块红绸上为绿川英子题诗一首：
　　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抗战一胜利，刘仁夫妇便在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高崇民的安排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东北解放区佳木斯。正当刘仁和绿川夫妇满怀激情投身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时候，绿川英子因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逝世，年仅三十五岁。
　　刘仁与绿川英子感情笃深，恩爱有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刘仁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顿足痛哭，不忍离开绿川英子的遗体，“贫贱夫妻百事哀呀！”他边哭边喊道，“我真该死，我不该同意你做这个手术啊！”
　　自绿川英子去世后，刘仁不吃不喝，终日守着绿川英子的遗体，以泪洗面。由于过度悲伤和悔恨，刘仁的身心受到致命打击，仅仅三个多月，便追随绿川英子而去，年仅三十岁。
　　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尤其绿川英子，作为一个日本人，能够在我国的抗日战争中，不仅对日播音，做反战宣传，还写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罪行、敦促日本军人觉醒的反战文章。这些文章大都登在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且，刘仁和绿川英子凄美的爱情故事，更是让人闻之落泪。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和中国合拍了电影《望乡之星》，邓小平题写片名，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扮演绿川英子，中国演员高飞扮演刘仁，其中部分镜头在本溪拍摄。
　　1983年，经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现在，重庆和武汉保留了两人的故居，重庆历史文化名人馆里有绿川英子塑像，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的革命烈士纪念馆中展有他们的事迹、图片和遗物。
　　刘仁和绿川英子生有一男一女，男孩刘星，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可惜英年早逝；女儿刘晓兰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现已移民日本，取名长谷川晓子。
　　这些年，长谷川晓子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工作，她经常回到中国，回到父母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向父母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和女儿的思念。
　　现在，生活在日本的长谷川晓子常被人问及：“你喜欢中国还是喜欢日本？”还有人问：“你对中国的爱和对日本的爱哪个更深？”真的，对这个问题，她很难回答。因为在长谷川晓子的心中，中国和日本都是她的祖国，她对自己的这两个祖国的爱是没有区别的，她现在来到日本，就像当年她的母亲来到中国一样，当年的绿川英子并没有因为来到中国就不再爱她的日本。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的女儿，她的身上流淌着中国和日本两股血脉，她希望这两股血脉能够在她的血管中，和睦地流淌着，而不再让她痛苦，不再让她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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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二次去桥头，还是胡局长陪同，这次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告诉我：“大家的呼吁起作用了，该保留的都保留了下来。这些东西，至少也是日本侵略的罪证啊。”他还说，现在桥头的发展势头非常好，一个是本溪市钢铁产业园落户桥头，另一个就是桥头的大台沟发现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单体铁矿，储量巨大，可开采五十年。他说：“过几年你再来桥头，那变化可就大了。”
　　桥头的前景，让人很高兴。
　　不过，桥头的这些遗址保留是保留下来了，但是要继续保留下去却是很难，因为作为一个小镇，对这些遗址进行保护和维修，需要大量的资金，若没有投入，这些遗址将会和岁月一起消逝。
　　刘仁的老房子坐落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已近坍塌，好在还没有被拆除。那天看到刘仁的老房子后，我颇有一点庆幸，因为我还算看到了刘仁出生和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可是，说不定哪天，这座老屋就会从桥头这块土地上消失，就像刘仁和绿川英子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一样，那时我们再想寻找烈士的遗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千年古镇，百年沧桑。桥头人经历得太多了，战乱，和平，快乐；也有痛苦，屈辱，反抗。今天，桥头人最关心的是桥头的发展，最大愿望是日子一天天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