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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國擴散，沒有人知道對各國經濟打擊到底會有多大，但越來越多經驗證據指向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甚至遠超1930年代的大蕭條。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經濟領域危機，但這次危機是全方位的，是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治理危機和國際秩序危機的“綜合癥”。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導致各國危機加深，社會大恐慌，更會導致戰爭風險的劇增。在歷史上，瘟疫和戰爭一直是一對孿生兄弟。
正因為這樣，各國尤其是西方諸國都出臺了龐大的經濟救助計畫。總體說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助計畫表現出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實際上，越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救助計畫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德法等歐洲大陸國家本來社會主義成分就已經很高了。
美國最為典型。“如果美國經濟崩潰，誰來負責？”這是前段時間美國舉國討論的問題。為了防止美國經濟與各級企業、勞工與一般家庭，不至於在冠病的威脅下，陷入大規模破產的絕境，美國國會、聯邦財政部與白宮，全速推動《防疫期間刺激經濟方案》。隨著疫情的高速飆升，振興預算也從原本的8000億美元，一路膨脹成2萬億美元的天價規模。
儘管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就這個救助計畫有黨派爭論，但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爭論。民主黨對於共和黨預算的質疑主要在於“黑箱作業”和“漁利財團”。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美國政府出臺的救助計劃，結果是“財團負債全民買單”，大企業的大股東與領導層荷包滿滿全身而退，受創最深但獲得支援最少的基層民眾，卻反而得承擔政府財務緊縮的長期後果。
因此為了避免“救富不救窮”的狀況出現，民主黨強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條文，包括申請紓困的大企業不得回購股權、必須嚴格限制高管薪酬，設下紓困預算的審查門檻，以透明化財政部所釋出的紓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紓困”再次引爆國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與怨懟。救助方案最終在國會通過。曾經譴責美國在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特朗普簽署了這項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國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中國需要什麼拯救方案
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毋庸置疑。封村、封社區、封城、封省、斷航，這些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作用，但中國領導層把老百姓的生命置於第一位，斷然作出封城、斷航的決策。
類似美國那樣的“人命重要”還是“經濟重要”的爭議並沒有、也不會出現在中國。封城這樣的被西方視為是“極端”的舉措，不僅在武漢（湖北）採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國的其他省份。儘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個國家第一季度的經濟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來人們以為疫情被控制之後，各地會儘快復工複產，經濟會有一個強烈的反彈，但現在看來，情況並不樂觀。很多疫情因素繼續深刻地影響著經濟活動。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來了，但這並不意味著疫情消失了。現在人們擔憂的是第二波疫情會不會發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轉了三圈才被控制下來。在能夠發明和生產疫苗之前，這種不確定性一直會遊蕩在社會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來了，但人們的心理恢復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要馬上進入正常的工作狀態似乎並不現實。
第三，即使國內可以復工了，但來自歐美的需求則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為製造業基地的中國，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很多企業都是組裝或者加工企業，沒來來自歐美的訂單，企業也難以復工複產。很多企業要不倒閉，要不無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時，儘管中國本身並沒有危機，但中國政府果斷地推出了一個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對預防危機延伸到中國起到了有效的防禦作用。
這次危機如此深刻，中國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經濟拯救方案？至少到現在為止，中國政府沒有出臺這樣的方案。這或許是因為歷史的教訓所致。上次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儘管阻止經濟危機延伸到中國，但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效果，即內部產業結構的惡化。4萬億進入國有企業，沒有進入民營部門，結果導致了“國進民退”的局面。國有企業本來就強大，現在更加強大了。
再者，很多國有企業開始大舉進入房地產領域，和民營部門一起把中國的房地產推到了歷史最高峰，中國的房價從此就降不下來了。這些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消化掉。這次政府變得“保守”或者審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問題可能並非那麼簡單。中國政府拯救經濟的決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強大，同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也更具有能力來拯救經濟。問題在於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錢。
無論從政府還是主流學者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國所採取的路徑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方行的是社會主義路線;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反而行的是市場路線。在中國的拯救經濟方案中，人們幾乎看不到社會主義的成分，資本的分量（或者說市場的分量）卻得到張揚。
這可能和1980年代以來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有關。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早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功不可沒，但也正因為變得根深蒂固，影響著人們的思考和決策行為。在中國，最明顯的就是DGP主義，即經濟本身變成了獨立的單元，一切經濟活動的意義在於GDP。GDP主義直接地表現在今天的經濟政策爭論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直接給老百姓發錢了，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呢？至少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呢，發錢的聲音也有，但非常小聲，人們聽不到。主流經濟學家不主張發錢，但主張發消費券。因為主流考慮的是GDP，是要通過消費券來刺激消費，啟動交易，產生GDP。
錢和消費券的區別在於，錢沒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費券則有。消費券必須限時消費掉，否則會過期，而錢不一樣，老百姓得到了錢之後可以不消費而存入銀行。因為恐懼于老百姓不消費，轉化不了GDP，因此主張發消費券。 這便是資本的邏輯，不是社會的邏輯。很多人都承認，今天或許更長時間裡的經濟不再是GDP經濟，而是活著經濟或者生存經濟。考慮到中國社會大部分還是窮人，而這次受疫情影響最重的也是社會底層，直接發錢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國的輿論市場上那些叫得很響亮的企業，其實還是有能力活著的，那些沒有能力活下去的企業、家庭和個人，連發聲的機會和能力都沒有了。
發錢不見得能夠馬上產生GDP，但可以對社會穩定起到正面作用。社會底層老百姓有點錢放在家裡，就不會擔心明天會不會有飯吃，省吃儉用，就有助於產生穩定感。如果社會底層的40%穩定了，總體社會就不會有問題。只要社會是穩定的，發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發消費券，或許能夠產生GDP，但更有可能因為強制消費造成社會恐慌。發消費券而不發錢，要不就是對中國社會底層不瞭解，要不就是GDP主義在作崇。
第二，生產要素流動自由能否促進GDP增長？
生產要素流動自由促進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沒有人會懷疑。但這裡仍然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須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動從長遠來看，促進經濟增長沒有問題，但還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社會需要拯救，要素流動拯救不了社會。其次，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要素流動？人們對此沒有很大的信心，因為從前幾次危機都是通過犧牲社會來拯救經濟的。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通過教育的產業化來促進GDP的增長的;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則導致了房地產成為暴富產業。教育和房地產，加上之前的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的局面。嚴格說來，這些都是社會領域，並非經濟領域，須要國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國，不僅沒有國家的大力投入，反而產業化了，因此社會沒有了制度基礎，社會穩定也就沒有了基礎。
如果要通過要素流動來促進經濟增長，這次會犧牲掉哪個社會部門呢？人們想到的是農村的土地。對數億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他們的基本保障。農村的土地一直以來也是各方（尤其是資本和地方政府）緊盯著的潛在財富。這些年，人們討論宅基地的流轉問題，這主要是為了平衡農村和城市的發展平衡問題。農村很長時間以來，只有流出，沒有流入。
農民一富裕就到城市裡面購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學。廣大的農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續發展成為了大問題。並且，很多農民進城之後，宅基地拋荒，沒人管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蓋房、居住，並在此基礎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務業，也是平衡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效途徑。不過，這次所討論的要素，卻不是這樣的概念了，而是大規模的土地流動，並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權下放給省級政府。
歷史地看，這一個政策的結果是可預測的。地方官員感興趣的只是土地所能產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農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國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近年來，戶口制度已經鬆動，但對進了城的農民來說，戶口僅僅是一張紙，毫無意義。
城市戶口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制度，但這方面沒有人關心。土地制度激進變化的結果，便是底層問題很快就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在沒有足夠社會保障的城市，這類基層問題所能產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農村強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夠救經濟嗎？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來。如果老基建投資在高鐵、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專案上，新基建就是投資在技術上如5G，尤其是人們稱之為A（AI，人工智慧）、B（block chain，區塊鏈）、C（computing cloud，雲計算）和D（big data，大資料）上。據報導，中央政府未來幾年有3.5萬億人民幣，13個省市有34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這些技術對未來經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這些方面的投入能夠支撐得起第二大經濟體量的增長嗎？一些觀察家已經提出，新基建不可能達到GDP主義者所預設的目標，他們因此主張老基建復蘇、新基建加力。也應當指出的是，除了少數地方，老基建已經充分甚至過度了。第二，如果過度強調新基建的作用，就會導致技術烏托邦主義。
哪一個國家不想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可求不可得，沒有人會知道新技術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有時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見得會導致技術創新。第三，正因為技術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能從長期的角度來考量，不能誇大其對拯救因為疫情而造成的經濟危機的作用。
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客觀上已經要求人們超越舊的GDP主義，而須要一種新的思維和思路。這個新思維可以被稱之為“軟基建”，意在通過社會制度建設來提供各種公共服務，保衛社會，在底層脫貧的基礎上，做大做強中產階層，再在此基礎之上追求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如果把“新基建”的內容置於“軟基建”的構架中，其對經濟和社會的意義就更清楚了。
經濟屬於社會，社會被破壞掉了，最高速的經濟增長也會變得毫無意義。GDP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經常本末倒置，破壞了社會，不僅增張不可持續，更會釀成巨大的社會危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經濟領域危機，但這次危機是全方位的，是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治理危機和國際秩序危機的“綜合癥”。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導致各國危機加深，社會大恐慌，更會導致戰爭風險的劇增。在歷史上，瘟疫和戰爭一直是一對孿生兄弟。
正因為這樣，各國尤其是西方諸國都出臺了龐大的經濟救助計畫。總體說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救助計畫表現出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實際上，越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救助計畫越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德法等歐洲大陸國家本來社會主義成分就已經很高了。
美國最為典型。“如果美國經濟崩潰，誰來負責？”這是前段時間美國舉國討論的問題。為了防止美國經濟與各級企業、勞工與一般家庭，不至於在冠病的威脅下，陷入大規模破產的絕境，美國國會、聯邦財政部與白宮，全速推動《防疫期間刺激經濟方案》。隨著疫情的高速飆升，振興預算也從原本的8000億美元，一路膨脹成2萬億美元的天價規模。
儘管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就這個救助計畫有黨派爭論，但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爭論。民主黨對於共和黨預算的質疑主要在於“黑箱作業”和“漁利財團”。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美國政府出臺的救助計劃，結果是“財團負債全民買單”，大企業的大股東與領導層荷包滿滿全身而退，受創最深但獲得支援最少的基層民眾，卻反而得承擔政府財務緊縮的長期後果。
因此為了避免“救富不救窮”的狀況出現，民主黨強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條文，包括申請紓困的大企業不得回購股權、必須嚴格限制高管薪酬，設下紓困預算的審查門檻，以透明化財政部所釋出的紓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紓困”再次引爆國民對於政府的不信任與怨懟。救助方案最終在國會通過。曾經譴責美國在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特朗普簽署了這項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國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中國需要什麼拯救方案
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毋庸置疑。封村、封社區、封城、封省、斷航，這些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的負面作用，但中國領導層把老百姓的生命置於第一位，斷然作出封城、斷航的決策。
類似美國那樣的“人命重要”還是“經濟重要”的爭議並沒有、也不會出現在中國。封城這樣的被西方視為是“極端”的舉措，不僅在武漢（湖北）採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國的其他省份。儘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個國家第一季度的經濟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來人們以為疫情被控制之後，各地會儘快復工複產，經濟會有一個強烈的反彈，但現在看來，情況並不樂觀。很多疫情因素繼續深刻地影響著經濟活動。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來了，但這並不意味著疫情消失了。現在人們擔憂的是第二波疫情會不會發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轉了三圈才被控制下來。在能夠發明和生產疫苗之前，這種不確定性一直會遊蕩在社會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來了，但人們的心理恢復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要馬上進入正常的工作狀態似乎並不現實。
第三，即使國內可以復工了，但來自歐美的需求則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為製造業基地的中國，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很多企業都是組裝或者加工企業，沒來來自歐美的訂單，企業也難以復工複產。很多企業要不倒閉，要不無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之時，儘管中國本身並沒有危機，但中國政府果斷地推出了一個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對預防危機延伸到中國起到了有效的防禦作用。
這次危機如此深刻，中國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經濟拯救方案？至少到現在為止，中國政府沒有出臺這樣的方案。這或許是因為歷史的教訓所致。上次4萬億元人民幣的拯救方案，儘管阻止經濟危機延伸到中國，但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效果，即內部產業結構的惡化。4萬億進入國有企業，沒有進入民營部門，結果導致了“國進民退”的局面。國有企業本來就強大，現在更加強大了。
再者，很多國有企業開始大舉進入房地產領域，和民營部門一起把中國的房地產推到了歷史最高峰，中國的房價從此就降不下來了。這些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消化掉。這次政府變得“保守”或者審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問題可能並非那麼簡單。中國政府拯救經濟的決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強大，同時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也更具有能力來拯救經濟。問題在於中國不缺錢，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錢。
無論從政府還是主流學者對經濟政策的討論，中國所採取的路徑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西方行的是社會主義路線;而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反而行的是市場路線。在中國的拯救經濟方案中，人們幾乎看不到社會主義的成分，資本的分量（或者說市場的分量）卻得到張揚。
這可能和1980年代以來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有關。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早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功不可沒，但也正因為變得根深蒂固，影響著人們的思考和決策行為。在中國，最明顯的就是DGP主義，即經濟本身變成了獨立的單元，一切經濟活動的意義在於GDP。GDP主義直接地表現在今天的經濟政策爭論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給老百姓發錢？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直接給老百姓發錢了，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呢？至少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呢，發錢的聲音也有，但非常小聲，人們聽不到。主流經濟學家不主張發錢，但主張發消費券。因為主流考慮的是GDP，是要通過消費券來刺激消費，啟動交易，產生GDP。
錢和消費券的區別在於，錢沒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費券則有。消費券必須限時消費掉，否則會過期，而錢不一樣，老百姓得到了錢之後可以不消費而存入銀行。因為恐懼于老百姓不消費，轉化不了GDP，因此主張發消費券。 這便是資本的邏輯，不是社會的邏輯。很多人都承認，今天或許更長時間裡的經濟不再是GDP經濟，而是活著經濟或者生存經濟。考慮到中國社會大部分還是窮人，而這次受疫情影響最重的也是社會底層，直接發錢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國的輿論市場上那些叫得很響亮的企業，其實還是有能力活著的，那些沒有能力活下去的企業、家庭和個人，連發聲的機會和能力都沒有了。
發錢不見得能夠馬上產生GDP，但可以對社會穩定起到正面作用。社會底層老百姓有點錢放在家裡，就不會擔心明天會不會有飯吃，省吃儉用，就有助於產生穩定感。如果社會底層的40%穩定了，總體社會就不會有問題。只要社會是穩定的，發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發消費券，或許能夠產生GDP，但更有可能因為強制消費造成社會恐慌。發消費券而不發錢，要不就是對中國社會底層不瞭解，要不就是GDP主義在作崇。
第二，生產要素流動自由能否促進GDP增長？
生產要素流動自由促進經濟增長，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沒有人會懷疑。但這裡仍然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須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動從長遠來看，促進經濟增長沒有問題，但還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社會需要拯救，要素流動拯救不了社會。其次，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要素流動？人們對此沒有很大的信心，因為從前幾次危機都是通過犧牲社會來拯救經濟的。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通過教育的產業化來促進GDP的增長的;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則導致了房地產成為暴富產業。教育和房地產，加上之前的醫療領域的產業化，導致了今天中國社會的局面。嚴格說來，這些都是社會領域，並非經濟領域，須要國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國，不僅沒有國家的大力投入，反而產業化了，因此社會沒有了制度基礎，社會穩定也就沒有了基礎。
如果要通過要素流動來促進經濟增長，這次會犧牲掉哪個社會部門呢？人們想到的是農村的土地。對數億農民來說，土地就是他們的基本保障。農村的土地一直以來也是各方（尤其是資本和地方政府）緊盯著的潛在財富。這些年，人們討論宅基地的流轉問題，這主要是為了平衡農村和城市的發展平衡問題。農村很長時間以來，只有流出，沒有流入。
農民一富裕就到城市裡面購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學。廣大的農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續發展成為了大問題。並且，很多農民進城之後，宅基地拋荒，沒人管理。在這樣的情況下，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蓋房、居住，並在此基礎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務業，也是平衡城鄉發展的一個有效途徑。不過，這次所討論的要素，卻不是這樣的概念了，而是大規模的土地流動，並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權下放給省級政府。
歷史地看，這一個政策的結果是可預測的。地方官員感興趣的只是土地所能產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農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國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結局。近年來，戶口制度已經鬆動，但對進了城的農民來說，戶口僅僅是一張紙，毫無意義。
城市戶口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制度，但這方面沒有人關心。土地制度激進變化的結果，便是底層問題很快就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在沒有足夠社會保障的城市，這類基層問題所能產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農村強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夠救經濟嗎？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來。如果老基建投資在高鐵、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專案上，新基建就是投資在技術上如5G，尤其是人們稱之為A（AI，人工智慧）、B（block chain，區塊鏈）、C（computing cloud，雲計算）和D（big data，大資料）上。據報導，中央政府未來幾年有3.5萬億人民幣，13個省市有34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這些技術對未來經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這些方面的投入能夠支撐得起第二大經濟體量的增長嗎？一些觀察家已經提出，新基建不可能達到GDP主義者所預設的目標，他們因此主張老基建復蘇、新基建加力。也應當指出的是，除了少數地方，老基建已經充分甚至過度了。第二，如果過度強調新基建的作用，就會導致技術烏托邦主義。
哪一個國家不想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可求不可得，沒有人會知道新技術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有時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見得會導致技術創新。第三，正因為技術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能從長期的角度來考量，不能誇大其對拯救因為疫情而造成的經濟危機的作用。
實際上，中國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客觀上已經要求人們超越舊的GDP主義，而須要一種新的思維和思路。這個新思維可以被稱之為“軟基建”，意在通過社會制度建設來提供各種公共服務，保衛社會，在底層脫貧的基礎上，做大做強中產階層，再在此基礎之上追求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如果把“新基建”的內容置於“軟基建”的構架中，其對經濟和社會的意義就更清楚了。
經濟屬於社會，社會被破壞掉了，最高速的經濟增長也會變得毫無意義。GDP主義主導下的經濟發展，經常本末倒置，破壞了社會，不僅增張不可持續，更會釀成巨大的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