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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讲述了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1997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2017年,改编自《白鹿原》的电影和电视剧曾先后引发热议。
如果从10年、40年、70年、100年的不同时间跨度来回看中国文学,我们会得到哪些不同的观感和体悟?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以《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五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期刊为对象,从多个视角来回看和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成长的路径和面向。
文学能不能推向市场?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看过一本《1890年代的美国》,那时美国的纯文学期刊已经被通俗期刊打败了。美国有二百多家文学期刊,现在只有《纽约客》保留有小说栏目。曾经推出过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海明威的《大西洋月刊》,从2000年开始已经完全不刊发文学作品了。跟中国的《十月》近几年有互动来往的、有着96年历史的俄罗斯文学杂志《十月》也因缺少经费于2019年停刊了。
1980年代发行量最高达70万份的时候,出版社三分之一的纸都用来印《十月》了。那时安徽省邮局规定每个县限订5本《十月》。《十月》和《花城》一样,隶属出版社,是企业性质,全部办刊经费由杂志自行解决。不过,最近几年,上海等省市开始拨款对文学期刊进行扶持,也提升了稿费,这让陈东捷感到不小压力。
《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199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生毕业进入这家杂志社时,十年没有进过一个人,杂志发行量也从最高峰的五十多万册跌到10万册左右。2014年之后稳住了,十多年没有提价,2018年从15元提价到20元,征订结果显示没有跌落,还涨了四百本。
在她看来,1990年代的大环境不太好,整个中国文化走向市场,他们的同事也不会去拉赞助,《当代》始终没有做过广告。杂志的“小环境”是好的,《芙蓉镇》《将军吟》《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暗算》,这些影响极大的作品都由《当代》首发。
孔令燕认为,一个文学作品被全国瞩目,甚至像刘心武的《班主任》那样推动一个时代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在她看来,这仍是正常的,在欧美,文学艺术也并非大众产物。
《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之一洪清波1992年去陕西作协组稿时,有实力的作家都跑到海南下海去.了,听说只有陈忠实还在写。十万人才过琼州海峡,雪米莉的书畅销全国。在严肃文学低谷时期,莫伸、贾平凹、陈忠实、程海、高建群这五个作家仍在坚持,当时号称“陕军东征”。《白鹿原》后来分两期在《当代》发表后,一直都是畅销书,每年加印几十万册。后来畅销的是《尘埃落定》。“从这之后,纯文学畅销这个事,我感觉就没有再出现。”洪清波说,后来算得上纯文学畅销书的,就是首发在《收获》杂志上的《繁花》了。
令人欣喜的是,经典作品经得起市场考验。2018年,《平凡的世界》卖了一百万套,《穆斯林的葬礼》有几十万,《长恨歌》《尘埃落定》都是畅销书。最早发表于《十月》杂志的《废都》一度被禁,陈东捷估计盗版不会低于三百万册。“十月文艺出版的《人民的名义》像印钞机似的。电视剧一开播,每天十万册往外出。”陈东捷说。
《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说,杂志发行最多.的时候有65万,现在靠出版社补助,上级部门每年也资助三百万元,大半用来是发稿费的,还有一部分是用来做活动的。
《收获》杂志是新一轮提高稿费的始作俑者,其主编程永新说,一年给杂志几百万元,杂志也得为政府分忧。
“韩寒当年就特牛逼地说过,跟王朔说的话一样,别老说谁写得好,别老说我们写得不好,咱们市场上见,你能不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当时说得大伙都没脾气。”80后小说家、《当代》编辑石一枫感叹:现在那种把作家逼向市场的情况又消失了。
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介绍,《活着》2018年卖了250万册,“余华2018年从我們出版社拿走版税就一千六百多万,每年都是畅销书的状态。比如说贾平凹、刘震云的书,发行都是几十万。
吴义勤认为,改革开放40年完成了文学管理,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过去稿费多低,现在杂志很多都是千字千元了。”
现在,一千四百多万人在网络上写作,一些大神级的作家挣钱可达上亿元。中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在9000部左右,而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三百多部。
从先锋派回到现实主义
200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进入《当代》杂志的石一枫写起了小说。他阅读外国文学的顺序是先看卡夫卡、福克纳,后看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而当年余华把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全看完了,他才看的卡夫卡,才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先看完了卡夫卡之后再看托尔斯泰,我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有一段时间,石一枫基本上只能看现代主义作品。“你看别的,别人看不起你。你连卡夫卡都没看过还混什么混。
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看来,1980年代文学曾经热闹了那么长时间,现代派进来以后,199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过比较衰落的状况,后来真正引起更广泛注意的,是1996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一文学突然回来又对现实干预了,出现了《大厂》《九月还乡》《分享艰难》等一批作品。“每.当文学和现实之间产生一种贴身肉搏的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热点。”施战军介绍,2018年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包括先锋作家马原201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个短篇《迷大的猪》,“你们想不到他是一个对于写现实也很高超的一个作家”。
现在,抓现实题材是《人民文学》的重中之重,,但他发现,有些作家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缺乏了解,有些创作还停留在1990年代的叙事。“比如说他们写乡村干部,还是写成乡村的霸王,黑社会一样的,欺男霸女,胡搞胡闹,大家都恨死他了。但是现在的乡村权力结构不是这样的,有下派的第一书记,县里派去的扶贫干部,地区、省甚至中央派去的,村主任跟这些人玩权吗?”
在施战军看来,十八大以来,新的时代的变革,催生了不少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比如赵德发的《经山海》等作品,“必须得有一批或者一部分这样的作家,或者相当一部分作家,你得到现场去。得有这股劲,才能真的把中国故事,讲的真实、全面、立体”,他表示,“但是关键很多作家懒于做这件事,他甚至是蜻蜓点水去了一下就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看到了全部。所以这几年柳青不断地被提起来。”
《白鹿原》是许多人眼中的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孔令燕觉得这部作品对那段历史有着特别宏观的把握。“目前好像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面对当下这个时代,高屋建瓴地预知一些东西。”
洪清波认为,《白鹿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对那段历史的评价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有那种特殊的气质,无非就是宗法社会崩溃的记录。“陈忠实肯定不是文坛最好的作家,但他就是完成了一部.最好的作品。”
在洪清波看来,现代派反倒能遮盖这种不深刻。优势没有了,写到最后大家就都不想看了,所以找各种出路,最后找到现代派。大家转了一圈以后,其实就是回归现实主义了。
陈东捷曾经听张炜说过,先锋小说最兴盛的时候,作家如果没看过两本书,在聚会时是被冷落的,一个是《百年孤独》,一个《绿房子》。“先锋文学本身它没有产生太有说服力的作品,因为绝大部分是模仿的。后来慢慢的都回归本士,回归现实。”
“先锋作家这帮人现在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没有苏童、余华、格非这些人,今天的文学就不是这个面貌。”研究先锋文学的吴义勤说。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能不能比?
吴义勤认为,100年来的中国文学有两次“拿来主义”。五四时,中国文学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西方200年文学实操的学习、借鉴,模仿,包括鲁迅写《狂人日记》也是从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拿来”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又一轮的拿来主义,把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学思潮在中国又演绎一遍。
“启蒙的主题,整个一百年都没有完结国民性改造,(它)不会过时。”他认为,整个100年解决了一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问题。文学的现代性和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是同步的。现代文学一登上舞台,就出现了一批大师经典。当然,大师可能有很多的局限。
如果从10年、40年、70年、100年的不同时间跨度来回看中国文学,我们会得到哪些不同的观感和体悟?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以《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五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期刊为对象,从多个视角来回看和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成长的路径和面向。
文学能不能推向市场?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看过一本《1890年代的美国》,那时美国的纯文学期刊已经被通俗期刊打败了。美国有二百多家文学期刊,现在只有《纽约客》保留有小说栏目。曾经推出过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海明威的《大西洋月刊》,从2000年开始已经完全不刊发文学作品了。跟中国的《十月》近几年有互动来往的、有着96年历史的俄罗斯文学杂志《十月》也因缺少经费于2019年停刊了。
1980年代发行量最高达70万份的时候,出版社三分之一的纸都用来印《十月》了。那时安徽省邮局规定每个县限订5本《十月》。《十月》和《花城》一样,隶属出版社,是企业性质,全部办刊经费由杂志自行解决。不过,最近几年,上海等省市开始拨款对文学期刊进行扶持,也提升了稿费,这让陈东捷感到不小压力。
《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199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生毕业进入这家杂志社时,十年没有进过一个人,杂志发行量也从最高峰的五十多万册跌到10万册左右。2014年之后稳住了,十多年没有提价,2018年从15元提价到20元,征订结果显示没有跌落,还涨了四百本。
在她看来,1990年代的大环境不太好,整个中国文化走向市场,他们的同事也不会去拉赞助,《当代》始终没有做过广告。杂志的“小环境”是好的,《芙蓉镇》《将军吟》《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暗算》,这些影响极大的作品都由《当代》首发。
孔令燕认为,一个文学作品被全国瞩目,甚至像刘心武的《班主任》那样推动一个时代的情形一去不复返。在她看来,这仍是正常的,在欧美,文学艺术也并非大众产物。
《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之一洪清波1992年去陕西作协组稿时,有实力的作家都跑到海南下海去.了,听说只有陈忠实还在写。十万人才过琼州海峡,雪米莉的书畅销全国。在严肃文学低谷时期,莫伸、贾平凹、陈忠实、程海、高建群这五个作家仍在坚持,当时号称“陕军东征”。《白鹿原》后来分两期在《当代》发表后,一直都是畅销书,每年加印几十万册。后来畅销的是《尘埃落定》。“从这之后,纯文学畅销这个事,我感觉就没有再出现。”洪清波说,后来算得上纯文学畅销书的,就是首发在《收获》杂志上的《繁花》了。
令人欣喜的是,经典作品经得起市场考验。2018年,《平凡的世界》卖了一百万套,《穆斯林的葬礼》有几十万,《长恨歌》《尘埃落定》都是畅销书。最早发表于《十月》杂志的《废都》一度被禁,陈东捷估计盗版不会低于三百万册。“十月文艺出版的《人民的名义》像印钞机似的。电视剧一开播,每天十万册往外出。”陈东捷说。
《花城》杂志主编朱燕玲说,杂志发行最多.的时候有65万,现在靠出版社补助,上级部门每年也资助三百万元,大半用来是发稿费的,还有一部分是用来做活动的。
《收获》杂志是新一轮提高稿费的始作俑者,其主编程永新说,一年给杂志几百万元,杂志也得为政府分忧。
“韩寒当年就特牛逼地说过,跟王朔说的话一样,别老说谁写得好,别老说我们写得不好,咱们市场上见,你能不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当时说得大伙都没脾气。”80后小说家、《当代》编辑石一枫感叹:现在那种把作家逼向市场的情况又消失了。
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介绍,《活着》2018年卖了250万册,“余华2018年从我們出版社拿走版税就一千六百多万,每年都是畅销书的状态。比如说贾平凹、刘震云的书,发行都是几十万。
吴义勤认为,改革开放40年完成了文学管理,模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过去稿费多低,现在杂志很多都是千字千元了。”
现在,一千四百多万人在网络上写作,一些大神级的作家挣钱可达上亿元。中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在9000部左右,而1949年到1976年间,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只有三百多部。
从先锋派回到现实主义
200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进入《当代》杂志的石一枫写起了小说。他阅读外国文学的顺序是先看卡夫卡、福克纳,后看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而当年余华把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全看完了,他才看的卡夫卡,才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先看完了卡夫卡之后再看托尔斯泰,我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有一段时间,石一枫基本上只能看现代主义作品。“你看别的,别人看不起你。你连卡夫卡都没看过还混什么混。
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看来,1980年代文学曾经热闹了那么长时间,现代派进来以后,199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过比较衰落的状况,后来真正引起更广泛注意的,是1996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一文学突然回来又对现实干预了,出现了《大厂》《九月还乡》《分享艰难》等一批作品。“每.当文学和现实之间产生一种贴身肉搏的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热点。”施战军介绍,2018年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包括先锋作家马原2017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一个短篇《迷大的猪》,“你们想不到他是一个对于写现实也很高超的一个作家”。
现在,抓现实题材是《人民文学》的重中之重,,但他发现,有些作家对当下的社会现实缺乏了解,有些创作还停留在1990年代的叙事。“比如说他们写乡村干部,还是写成乡村的霸王,黑社会一样的,欺男霸女,胡搞胡闹,大家都恨死他了。但是现在的乡村权力结构不是这样的,有下派的第一书记,县里派去的扶贫干部,地区、省甚至中央派去的,村主任跟这些人玩权吗?”
在施战军看来,十八大以来,新的时代的变革,催生了不少优秀的乡村题材作品,比如赵德发的《经山海》等作品,“必须得有一批或者一部分这样的作家,或者相当一部分作家,你得到现场去。得有这股劲,才能真的把中国故事,讲的真实、全面、立体”,他表示,“但是关键很多作家懒于做这件事,他甚至是蜻蜓点水去了一下就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相,看到了全部。所以这几年柳青不断地被提起来。”
《白鹿原》是许多人眼中的现实主义的一座高峰。孔令燕觉得这部作品对那段历史有着特别宏观的把握。“目前好像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面对当下这个时代,高屋建瓴地预知一些东西。”
洪清波认为,《白鹿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对那段历史的评价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有那种特殊的气质,无非就是宗法社会崩溃的记录。“陈忠实肯定不是文坛最好的作家,但他就是完成了一部.最好的作品。”
在洪清波看来,现代派反倒能遮盖这种不深刻。优势没有了,写到最后大家就都不想看了,所以找各种出路,最后找到现代派。大家转了一圈以后,其实就是回归现实主义了。
陈东捷曾经听张炜说过,先锋小说最兴盛的时候,作家如果没看过两本书,在聚会时是被冷落的,一个是《百年孤独》,一个《绿房子》。“先锋文学本身它没有产生太有说服力的作品,因为绝大部分是模仿的。后来慢慢的都回归本士,回归现实。”
“先锋作家这帮人现在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没有苏童、余华、格非这些人,今天的文学就不是这个面貌。”研究先锋文学的吴义勤说。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能不能比?
吴义勤认为,100年来的中国文学有两次“拿来主义”。五四时,中国文学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西方200年文学实操的学习、借鉴,模仿,包括鲁迅写《狂人日记》也是从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拿来”的。改革开放1980年代又一轮的拿来主义,把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学思潮在中国又演绎一遍。
“启蒙的主题,整个一百年都没有完结国民性改造,(它)不会过时。”他认为,整个100年解决了一个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换的问题。文学的现代性和整个国家民族的现代性是同步的。现代文学一登上舞台,就出现了一批大师经典。当然,大师可能有很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