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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12月的日本大选中，丢失执政党地位三年的自民党卷土重来，与公明党形成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选票。安倍晋三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
自民党重回日本权力中心，早在外界的预期之中，但这样的一个“大胜”，却多少出乎市场意料。
这也意味着，自民党将有能力主导日本政治和经济政策，而对目前政策的检讨和改变，也将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经贸伙伴，需要高度关注。
但自民党过分强调内部的货币和财税政策，作为一个较多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的经济体，日本经济向前走需要更加外向型的思维，在中日经贸问题上，尤其需要突破思维定式。
日本经济政策“内部化”
在右翼化的政治思路下，日本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内部化”，这也导致日本的选择将越来越少。
与野田政府相似，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仍然强调货币、外汇以及财税政策，区别是力度更大。
从货币政策来看，自民党的大胜，意味着其将在决定日本央行行长的过程中占据关键性的位置。
现任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的本届任期将至2013年4月结束，市场认为安倍将提名一位更加鸽派的人选。
日本央行行长的任命需要参众两院的共同支持，尽管自民党仍需要等待到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才能真正掌握上院，但在目前的态势下，自民党对日本央行的控制力已经明显增强。
在安倍晋三的竞选纲领中，“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是其经济政策的重要标志，大规模量化宽松的目的，是将日本拉出通缩的泥淖，并以此来刺激消费。笔者也认为，日本央行可能在政府的压力下，将通胀目标从此前的1%提升至2%。
这样的政策目标要实现，对日本央行来说将是异常困难的——尽管安倍一直在批评日本央行“不作为”。
事实上，自2010年10月以来，日本央行已经从市场购买了66万亿日元的资产，并导致日本央行持有的公共债务达到GDP的90%左右，而经历过数轮量化宽松的美国，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数量也不过只有GDP的近20%。
安倍政府一直强调，日元在过去数年的大幅升值，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出口的竞争力。与野田政府时代的日本央行相比，市场相信新的日本央行将在货币和汇率政策上更加宽松和激进，这也成为市场在此前大幅度抛空日元的重要原因。
按照目前的法律，日本央行不能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其只能作为财政部的“代言人”来对日元汇率进行干预。目前市场则预期日本政府可能给予央行一定的自主权来直接干预外汇市场。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否能够实现仍有待观察，但事实上，此前日本财政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谓力度不大，这样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效果仍十分可疑。
在财政端，安倍则准备认命前首相并颇通经济的麻生太郎来担任财务省大臣。
目前来看，安倍很可能在2013年初宣布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而在2012年内，“应急性刺激”政策将是选项——由于目前日本政府所能确保的年度剩余预算仅不到5万亿日元，大约2万亿-3万亿日元的额外刺激计划将在2013年1月底前被提交至国会，而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方案预期将在2013年二季度展开。
在自民党的财政计划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宣称将在未来十年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而这项计划的大多数将在未来三年展开。
2012年12月初，日本东部的一条建成35年的隧道坍塌，导致九人死亡，也加强了自民党这一计划被国会通过的可能性。
在税收政策上，自民党政府则可能重新考虑此前民主党政府增加消费税的政策，民主党的这一政策希望将消费税从目前的5%提升至8%，并从2014年起执行。安倍政府则需要在明年9月底之前决定是否执行这一法案。
总体来看，安倍内阁的这些举措，很难让市场确认其能够带领日本经济走出低谷。
日本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其更加需要考虑如何分享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而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则是安倍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1”和“日本+1”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以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东北亚经济体。时至今日，美国经济的“龟速”增长，也导致日本难以从美国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
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占据日本全部贸易额的20%，东盟则占12.6%，美国和欧盟则在10%上下。这样的一种经贸联系表明了中国经济对于日本的基石作用。
从两国的贸易类型来看，机电产品是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数据显示，2011年，机电和电子商品占日本向中国出口总额的47%。
有意思的是，中国向日本最大的出口商品也是机电产品，这意味着两国在贸易上存在着良好的互补性。
这样的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更让市场担心一旦中日关系进入冰点，那么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将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
然而，政治家们却似乎毫不在意。面临着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在夹缝中生存的日本企业也开始选择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对冲这一风险，日本企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开始增加在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布局。
典型的做法是，日资企业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同时，会同步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建立类似的生产基地，以避免在中日关系紧张时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问题。
这样的一种策略，被称为“中国+1”，实质是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一现象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日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政治争议，往往强调中国劳动力上升等经济原因。
随着两国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企业也明显开始减少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并减少对日本的投资，这意味着中资企业在有意无意执行一种“日本+1”的策略。
需要理性经济政策
无论是“中国+1”还是“日本+1”，其对于亚洲产业链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从传统的亚洲产业链条来看，东南亚地区主要提供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中国负责最后的组装，而日本等地则是终端消费市场。 随着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开始布局，东南亚国家开始更多地替代中国在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由于日本消费市场缺乏弹性，这些产品必须考虑被销往中国市场的可能，而中日关系的恶化可能影响日系产品的销售。
但需要认清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不是得益者，因为供应链的很多低端部分本可以向中国的内地和西部地区转移，中国的很多地区也十分需要来自于日系企业的投资和技术，但政治而非经济选择可能导致这一自然过渡无法实现。
“雁阵模式”是学界对于东亚经济发展总结出来的经典学说。按照这一模式，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仍然需要来自于外部的力量，即承接相对发达的亚洲经济体的产业和产能，并将东部沿海地区淘汰的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对这一模式的争议，事实上在过去数年不断增加。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仍然有着显著的“适配性”。
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中国劳动力技能未能显著提高，中国仍然需要通过学习来达到超越和创新。同时，在中国多数地区，就业压力仍然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也不可贸然放弃低端制造业。
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来考虑，是否需要遵循这一模式仍然值得探讨，但在缺乏备选项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日应突破思维定式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需要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实现东北亚贸易和经济的一体化。
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内，这一经济圈一旦建立，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体量最大、贸易最为活跃的经济体。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东北亚经济圈都将具有显著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欧盟的发展历程值得深思，欧盟的建立实现了贸易壁垒的下降，增强了统一经济体对外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欧盟的成立促进了欧洲的和平与和解，这也是欧盟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欧盟发展过程中，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财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也导致了其在过去数年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
吸取欧盟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欧盟的成立突破了常规的思维方式，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打破僵局更加重要。
在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两国领导人要真正实现政治互信，并为未来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需要突破目前的思维框架。对于仍在致力于“内部挖潜”的安倍新政府来说，尤为如此。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自民党重回日本权力中心，早在外界的预期之中，但这样的一个“大胜”，却多少出乎市场意料。
这也意味着，自民党将有能力主导日本政治和经济政策，而对目前政策的检讨和改变，也将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经贸伙伴，需要高度关注。
但自民党过分强调内部的货币和财税政策，作为一个较多依赖外部资源和贸易的经济体，日本经济向前走需要更加外向型的思维，在中日经贸问题上，尤其需要突破思维定式。
日本经济政策“内部化”
在右翼化的政治思路下，日本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内部化”，这也导致日本的选择将越来越少。
与野田政府相似，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仍然强调货币、外汇以及财税政策，区别是力度更大。
从货币政策来看，自民党的大胜，意味着其将在决定日本央行行长的过程中占据关键性的位置。
现任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的本届任期将至2013年4月结束，市场认为安倍将提名一位更加鸽派的人选。
日本央行行长的任命需要参众两院的共同支持，尽管自民党仍需要等待到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才能真正掌握上院，但在目前的态势下，自民党对日本央行的控制力已经明显增强。
在安倍晋三的竞选纲领中，“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是其经济政策的重要标志，大规模量化宽松的目的，是将日本拉出通缩的泥淖，并以此来刺激消费。笔者也认为，日本央行可能在政府的压力下，将通胀目标从此前的1%提升至2%。
这样的政策目标要实现，对日本央行来说将是异常困难的——尽管安倍一直在批评日本央行“不作为”。
事实上，自2010年10月以来，日本央行已经从市场购买了66万亿日元的资产，并导致日本央行持有的公共债务达到GDP的90%左右，而经历过数轮量化宽松的美国，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数量也不过只有GDP的近20%。
安倍政府一直强调，日元在过去数年的大幅升值，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出口的竞争力。与野田政府时代的日本央行相比，市场相信新的日本央行将在货币和汇率政策上更加宽松和激进，这也成为市场在此前大幅度抛空日元的重要原因。
按照目前的法律，日本央行不能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其只能作为财政部的“代言人”来对日元汇率进行干预。目前市场则预期日本政府可能给予央行一定的自主权来直接干预外汇市场。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否能够实现仍有待观察，但事实上，此前日本财政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不可谓力度不大，这样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效果仍十分可疑。
在财政端，安倍则准备认命前首相并颇通经济的麻生太郎来担任财务省大臣。
目前来看，安倍很可能在2013年初宣布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而在2012年内，“应急性刺激”政策将是选项——由于目前日本政府所能确保的年度剩余预算仅不到5万亿日元，大约2万亿-3万亿日元的额外刺激计划将在2013年1月底前被提交至国会，而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方案预期将在2013年二季度展开。
在自民党的财政计划中，更引人注目的是其宣称将在未来十年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而这项计划的大多数将在未来三年展开。
2012年12月初，日本东部的一条建成35年的隧道坍塌，导致九人死亡，也加强了自民党这一计划被国会通过的可能性。
在税收政策上，自民党政府则可能重新考虑此前民主党政府增加消费税的政策，民主党的这一政策希望将消费税从目前的5%提升至8%，并从2014年起执行。安倍政府则需要在明年9月底之前决定是否执行这一法案。
总体来看，安倍内阁的这些举措，很难让市场确认其能够带领日本经济走出低谷。
日本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其更加需要考虑如何分享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而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则是安倍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中国+1”和“日本+1”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以中国和韩国为代表的东北亚经济体。时至今日，美国经济的“龟速”增长，也导致日本难以从美国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
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占据日本全部贸易额的20%，东盟则占12.6%，美国和欧盟则在10%上下。这样的一种经贸联系表明了中国经济对于日本的基石作用。
从两国的贸易类型来看，机电产品是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数据显示，2011年，机电和电子商品占日本向中国出口总额的47%。
有意思的是，中国向日本最大的出口商品也是机电产品，这意味着两国在贸易上存在着良好的互补性。
这样的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更让市场担心一旦中日关系进入冰点，那么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将受到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
然而，政治家们却似乎毫不在意。面临着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在夹缝中生存的日本企业也开始选择更加理性的方式来对冲这一风险，日本企业在过去的几年中，开始增加在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布局。
典型的做法是，日资企业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的同时，会同步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建立类似的生产基地，以避免在中日关系紧张时可能出现的产业链断裂问题。
这样的一种策略，被称为“中国+1”，实质是避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一现象已经变得更加普遍。日资企业为了避免陷入政治争议，往往强调中国劳动力上升等经济原因。
随着两国之间的摩擦不断升级，中国企业也明显开始减少与日本企业的合作，并减少对日本的投资，这意味着中资企业在有意无意执行一种“日本+1”的策略。
需要理性经济政策
无论是“中国+1”还是“日本+1”，其对于亚洲产业链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从传统的亚洲产业链条来看，东南亚地区主要提供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中国负责最后的组装，而日本等地则是终端消费市场。 随着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开始布局，东南亚国家开始更多地替代中国在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由于日本消费市场缺乏弹性，这些产品必须考虑被销往中国市场的可能，而中日关系的恶化可能影响日系产品的销售。
但需要认清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不是得益者，因为供应链的很多低端部分本可以向中国的内地和西部地区转移，中国的很多地区也十分需要来自于日系企业的投资和技术，但政治而非经济选择可能导致这一自然过渡无法实现。
“雁阵模式”是学界对于东亚经济发展总结出来的经典学说。按照这一模式，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仍然需要来自于外部的力量，即承接相对发达的亚洲经济体的产业和产能，并将东部沿海地区淘汰的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对这一模式的争议，事实上在过去数年不断增加。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仍然有着显著的“适配性”。
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未来经济转型的方向，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中国劳动力技能未能显著提高，中国仍然需要通过学习来达到超越和创新。同时，在中国多数地区，就业压力仍然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中国也不可贸然放弃低端制造业。
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来考虑，是否需要遵循这一模式仍然值得探讨，但在缺乏备选项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避免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中日应突破思维定式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需要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实现东北亚贸易和经济的一体化。
包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内，这一经济圈一旦建立，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体量最大、贸易最为活跃的经济体。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东北亚经济圈都将具有显著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欧盟的发展历程值得深思，欧盟的建立实现了贸易壁垒的下降，增强了统一经济体对外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欧盟的成立促进了欧洲的和平与和解，这也是欧盟获得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欧盟发展过程中，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财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也导致了其在过去数年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
吸取欧盟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还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欧盟的成立突破了常规的思维方式，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打破僵局更加重要。
在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两国领导人要真正实现政治互信，并为未来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需要突破目前的思维框架。对于仍在致力于“内部挖潜”的安倍新政府来说，尤为如此。
作者为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