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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单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至少曾经重要过。改革开放以前，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衙门里去办事，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便几乎一定要问这句话。
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里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则有“金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单位工作，也许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也好歹“有口饭吃”；如果还在上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许多人的考大学、选专业，也就是考单位、选饭碗。总之，有了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糊口，无庸顾虑“没有饭吃”。
单位又是“面子”。在“大单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小单位”的人见了他就不敢“摆谱”。当然，没有单位，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在许多单位的门口，都竖着“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无业游民”是严加防范的。所以，当个体户刚刚出现，还没有成为“款爷”的时候，他们是吃不开的。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老想着给自己找个单位，比如“挂靠”在某个国家或集体的单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称作“公司”，这样才有面子。总之，单位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单位，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单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
单位还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们的单位是“上下级关系”、“兄弟单位”、“相邻单位”或“客户单位”，则关系又更进一步。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双方单位并无关系，但对方的单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关系，套交情，甚至走后门。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原因，个人与单位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两个单位之间如果想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对方单位中“熟人”的关系，去托人情、套近乎。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都会有诸如分配工作、安排学习、保证生活、组织娱乐、操办婚丧、照顾子女、保存档案甚至批准生育等功能，而且人无分男女，事无分巨细，都由单位负责。比方说，夫妻吵架，是可以闹到单位上去的；邻里纠纷，也是要由单位来调解的；被派出所扣留的肇事者，只有单位出面才能“领回”；当然，受上级表彰的获奖者，也应由单位派车或出资送他去领奖。总之，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乐，单位都“承包”了，正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你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奢望，比方说，不想有过多的“自由”和“主见”，那么，在这样的单位里，应该说会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不用操太多的心，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单位”，那就简直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那些做母亲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的单位。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的“终身”是否确有依托。事实上，单位的“关怀”，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说，许多单位都规定，本单位人员去世后，单位负责其安葬；如果自己没有单位，则配偶所在单位也会负责其丧葬。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岂非“终身”有靠?
单位与个人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与之融为一体的感觉和情感。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维护本单位的。尤其当他在外面，和外单位的人在一起时，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本单位的立场上，替本单位说话，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面子争实惠。如果外单位的人居然攻击本单位，指责本单位，即便对方说得有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原本也有意见，这时心中也会大起反感，觉得对方是在有意攻击自己，贬低自己，小看自己。这时即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要奋起反抗，据理力争，和对方吵个面红耳赤。因为个人与单位既已融为一体，当然也就共有同一张脸。所以，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说话，要想不伤害对方的面子，最好连对方的单位也不要妄加指责。同样，当着外单位人的面，也不能公开说本单位的不是。这样不但会引起同事的反感或义愤，连外单位的人也会莫名惊诧，除非对方是关系极深的“自己人”，又没有“别人”在场，才可以诉说。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开会时，说自己单位各方面都不如对方单位，甚至“差得远”。因为本单位的同行者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对方面子而说的“客套话”，当不得真。不过，即便是这种客套话，一般也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而且要说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当然，为了表示虚心学习的诚恳，也不能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所以，这种话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不住分寸，还会有“吃里扒外”之嫌，而且对方也不会“领情”。
至于回到本单位，则又是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话可以放肆，行为也可以随便。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本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和种种好处，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工资，要奖金，要级别，要职称，要住房，要……倘若不如意，便要闹情绪、提意见，比如称病不来上班，“磨洋工”，既不辞职也工作得“占着茅坑不拉屎”，故意在吃饭时找到领导家里去让他不得安宁，给上级写信或在上级检查工作时去“告状”，让本单位领导难堪等。闹情绪的理由多半是“都是一个单位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比如晋级、升工资、分房)而我就不可以?”提意见的依据则多半是“看看人家单位是怎样做的?”“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们就不可以?”
这时，单位又成了随时可以祭起即用的法宝。遇到这种情况，单位的领导往往自己就首先觉得“理亏”，于是极尽安抚劝慰之能事，就像父母拿糖去哄不听话、闹别扭、耍孩子脾气的子女。如果领导没有这样做，而是公然搬出规章制度来弹压，单位上其他人就会抱不平，认为该领导没有人情味。当然，如果不多少给一点“实惠”，只是“拿好话甜和人”，则又可能被视为“滑头”。高明的办法是设法调剂和弥补。比如张三李四年资能力贡献大体相当，张三升了级，李四没有，便可以安排一次公费出国等等。
上述种种，之所以虽然在逻辑上并无多少道理，却又被人公认为“理所当然”，就因为无论领导抑或群众，都在潜意识上把单位和个人融为一体。既然融为一体，当然也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事实上，许多单位，如工厂、学校，都会张贴悬挂这样的标语口号：“团结起来，振兴我厂(校)。厂(校)荣我荣，厂(校)耻我耻”，亦在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一体意识”。
同理，既然“俱为一体”，则单位上有的“好处”，也就应该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才是“有福同享”。当然，如果单位上有了困难，大家也应“有难同当”。这时领导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群众暂时放弃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共渡难关。在这个时候，率先主动提出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就叫“识大体”。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体”，集合起来是“集体”，团结起来是“团体”。集体和团体当然是“大体”。因小失大，便叫“不识大体”，何况小大之“体”，早已融为“一体”?更何况单位上平时关怀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人情又岂可不回报?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
安身立命之所
实际上，“单位”的产生，正是“群体意识”所使然。
什么是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物”。离开一定的群体，人就不能作为人而生存。因此，每个人，就都必须依附挂靠某一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托。无此依靠依托，便如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身既悬于空中，心里当然也没有着落。要知道，中国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连死后也要有所归宿的。于是，有钱有势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无钱无势如平民，则大造其棺材。在旧中国，稍有积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一副棺材让他们高兴，病人临终前望着棺材而心满意足，似乎一生的劳累就只是为了这一归宿。
怕死、讲吉利的中国人，偏偏对棺材“情有独钟”，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固然怕死，却更怕“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里是极其荣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寿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数越多，就越荣耀，越吉利。因为它不但意味着主人的长寿，也意味着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后。相反，如果死后连棺材都没有一口，则多半意味着生前也“身无所凭”。总之，无论生前死后，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托，有所安顿，否则便会导致强烈的失落感，“落落如丧家之犬”。狗尚且不能丧家，而况人乎?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当每个个体都有着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时，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则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民众“流离失所”。“流”是“流失”，即个体脱离群体；“离”是“离散”，即群体趋于解体；“失所”当然就是人们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数人流落他乡，流浪于道路，成为流民乃至流寇，则天下焉能不乱?天下大乱自然人心浮动，或者说正因为人心浮动才天下大乱。浮则动，动则乱。可见乱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没有着落，也叫“悬”或“悬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于倒悬”，并“厝天下于衽席之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有个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单位”。
所，从户从斤，也就是“家”。家当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负，多半要回家告状；成年人闯了祸，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爱情和庇护。更何况，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在经济来源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保证了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离家出走”而“浪迹天涯”。这时，他们也往往要寻求一个类似于家的群体以为寄托，如行会、帮会、门派、党派。于是，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必须“离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谋生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单位看作一个家庭，而“出门靠朋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门靠单位”。
事实上，单位也并不否认自己具有“家”的性质和功能。许多单位都有诸如“以厂为家”或“以校为家”这样的口号。家里是要有饭吃的，因此单位要管饭；家里是要能睡觉的，因此单位要分房；家里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单位要发衣服。这些衣服虽然叫做“工作服”，其实并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时候穿。当然，家庭也必须温暖温馨，因此单位要组织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团拜或假日旅游，这才能使人产生在单位即是在家里的感觉。
看来，单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职能，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至少曾经重要过。改革开放以前，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衙门里去办事，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便几乎一定要问这句话。
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里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则有“金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单位工作，也许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也好歹“有口饭吃”；如果还在上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许多人的考大学、选专业，也就是考单位、选饭碗。总之，有了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糊口，无庸顾虑“没有饭吃”。
单位又是“面子”。在“大单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小单位”的人见了他就不敢“摆谱”。当然，没有单位，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在许多单位的门口，都竖着“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无业游民”是严加防范的。所以，当个体户刚刚出现，还没有成为“款爷”的时候，他们是吃不开的。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老想着给自己找个单位，比如“挂靠”在某个国家或集体的单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称作“公司”，这样才有面子。总之，单位代表着一个人的价值。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单位，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单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
单位还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们的单位是“上下级关系”、“兄弟单位”、“相邻单位”或“客户单位”，则关系又更进一步。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要求，只要办得到，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双方单位并无关系，但对方的单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关系，套交情，甚至走后门。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原因，个人与单位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两个单位之间如果想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对方单位中“熟人”的关系，去托人情、套近乎。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改革开放以前，国内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都会有诸如分配工作、安排学习、保证生活、组织娱乐、操办婚丧、照顾子女、保存档案甚至批准生育等功能，而且人无分男女，事无分巨细，都由单位负责。比方说，夫妻吵架，是可以闹到单位上去的；邻里纠纷，也是要由单位来调解的；被派出所扣留的肇事者，只有单位出面才能“领回”；当然，受上级表彰的获奖者，也应由单位派车或出资送他去领奖。总之，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乐，单位都“承包”了，正可谓“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果你没有过多的要求和奢望，比方说，不想有过多的“自由”和“主见”，那么，在这样的单位里，应该说会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温暖，不用操太多的心，便“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所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单位”，那就简直会终身受益无穷。难怪那些做母亲的要关心女儿男朋友的单位。因为这意味着女儿的“终身”是否确有依托。事实上，单位的“关怀”，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说，许多单位都规定，本单位人员去世后，单位负责其安葬；如果自己没有单位，则配偶所在单位也会负责其丧葬。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岂非“终身”有靠?
单位与个人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与之融为一体的感觉和情感。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维护本单位的。尤其当他在外面，和外单位的人在一起时，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本单位的立场上，替本单位说话，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面子争实惠。如果外单位的人居然攻击本单位，指责本单位，即便对方说得有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原本也有意见，这时心中也会大起反感，觉得对方是在有意攻击自己，贬低自己，小看自己。这时即便为了自己的面子，也要奋起反抗，据理力争，和对方吵个面红耳赤。因为个人与单位既已融为一体，当然也就共有同一张脸。所以，两个中国人在一起说话，要想不伤害对方的面子，最好连对方的单位也不要妄加指责。同样，当着外单位人的面，也不能公开说本单位的不是。这样不但会引起同事的反感或义愤，连外单位的人也会莫名惊诧，除非对方是关系极深的“自己人”，又没有“别人”在场，才可以诉说。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开会时，说自己单位各方面都不如对方单位，甚至“差得远”。因为本单位的同行者都知道，这是为了给对方面子而说的“客套话”，当不得真。不过，即便是这种客套话，一般也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而且要说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当然，为了表示虚心学习的诚恳，也不能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所以，这种话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不住分寸，还会有“吃里扒外”之嫌，而且对方也不会“领情”。
至于回到本单位，则又是另一副面孔。因为这是在自己“家”里，说话可以放肆，行为也可以随便。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本单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和种种好处，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要工资，要奖金，要级别，要职称，要住房，要……倘若不如意，便要闹情绪、提意见，比如称病不来上班，“磨洋工”，既不辞职也工作得“占着茅坑不拉屎”，故意在吃饭时找到领导家里去让他不得安宁，给上级写信或在上级检查工作时去“告状”，让本单位领导难堪等。闹情绪的理由多半是“都是一个单位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比如晋级、升工资、分房)而我就不可以?”提意见的依据则多半是“看看人家单位是怎样做的?”“为什么人家可以我们就不可以?”
这时，单位又成了随时可以祭起即用的法宝。遇到这种情况，单位的领导往往自己就首先觉得“理亏”，于是极尽安抚劝慰之能事，就像父母拿糖去哄不听话、闹别扭、耍孩子脾气的子女。如果领导没有这样做，而是公然搬出规章制度来弹压，单位上其他人就会抱不平，认为该领导没有人情味。当然，如果不多少给一点“实惠”，只是“拿好话甜和人”，则又可能被视为“滑头”。高明的办法是设法调剂和弥补。比如张三李四年资能力贡献大体相当，张三升了级，李四没有，便可以安排一次公费出国等等。
上述种种，之所以虽然在逻辑上并无多少道理，却又被人公认为“理所当然”，就因为无论领导抑或群众，都在潜意识上把单位和个人融为一体。既然融为一体，当然也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事实上，许多单位，如工厂、学校，都会张贴悬挂这样的标语口号：“团结起来，振兴我厂(校)。厂(校)荣我荣，厂(校)耻我耻”，亦在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一体意识”。
同理，既然“俱为一体”，则单位上有的“好处”，也就应该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才是“有福同享”。当然，如果单位上有了困难，大家也应“有难同当”。这时领导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群众暂时放弃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共渡难关。在这个时候，率先主动提出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就叫“识大体”。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体”，集合起来是“集体”，团结起来是“团体”。集体和团体当然是“大体”。因小失大，便叫“不识大体”，何况小大之“体”，早已融为“一体”?更何况单位上平时关怀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人情又岂可不回报?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
安身立命之所
实际上，“单位”的产生，正是“群体意识”所使然。
什么是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物”。离开一定的群体，人就不能作为人而生存。因此，每个人，就都必须依附挂靠某一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托。无此依靠依托，便如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身既悬于空中，心里当然也没有着落。要知道，中国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连死后也要有所归宿的。于是，有钱有势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无钱无势如平民，则大造其棺材。在旧中国，稍有积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一副棺材让他们高兴，病人临终前望着棺材而心满意足，似乎一生的劳累就只是为了这一归宿。
怕死、讲吉利的中国人，偏偏对棺材“情有独钟”，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固然怕死，却更怕“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里是极其荣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寿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数越多，就越荣耀，越吉利。因为它不但意味着主人的长寿，也意味着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后。相反，如果死后连棺材都没有一口，则多半意味着生前也“身无所凭”。总之，无论生前死后，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托，有所安顿，否则便会导致强烈的失落感，“落落如丧家之犬”。狗尚且不能丧家，而况人乎?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当每个个体都有着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时，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则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民众“流离失所”。“流”是“流失”，即个体脱离群体；“离”是“离散”，即群体趋于解体；“失所”当然就是人们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数人流落他乡，流浪于道路，成为流民乃至流寇，则天下焉能不乱?天下大乱自然人心浮动，或者说正因为人心浮动才天下大乱。浮则动，动则乱。可见乱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没有着落，也叫“悬”或“悬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于倒悬”，并“厝天下于衽席之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有个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单位”。
所，从户从斤，也就是“家”。家当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负，多半要回家告状；成年人闯了祸，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爱情和庇护。更何况，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在经济来源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保证了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离家出走”而“浪迹天涯”。这时，他们也往往要寻求一个类似于家的群体以为寄托，如行会、帮会、门派、党派。于是，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必须“离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谋生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单位看作一个家庭，而“出门靠朋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门靠单位”。
事实上，单位也并不否认自己具有“家”的性质和功能。许多单位都有诸如“以厂为家”或“以校为家”这样的口号。家里是要有饭吃的，因此单位要管饭；家里是要能睡觉的，因此单位要分房；家里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单位要发衣服。这些衣服虽然叫做“工作服”，其实并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时候穿。当然，家庭也必须温暖温馨，因此单位要组织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团拜或假日旅游，这才能使人产生在单位即是在家里的感觉。
看来，单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职能，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心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