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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书籍承载的是世界文明和与之相应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即可以获得各种知识，又能陶冶情操，培养审美能力，提高文化素养。在“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下，本期《特别关注》栏目推出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语文教员王文丽老师的阅读史——《我的语文，我的路》，相信大家读后对阅读会有些许感悟……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朱永新
（一）少女时代的虫草阅读
大概与我这个年龄的其他读书人一样，我最初阅读的书，是新鲜有趣的“图画书”。
那个时候的图画书并没有如今之“绘本”那般色彩斑斓，更没有教育专家和学校的先生专门为此立项研究。小镇上一两个小书店中，横着几根木板，上面整齐竖着数百本的“小书”（即图画书）；或者在房间里拉几根绳子，串起一排排的书。享受这样的环境的，大多是孩子。但孩子读小书，只盯住图画，并一边观赏一边与同伴窃窃私笑着；对于图画底下的文字，唯熟视无睹。这于我，到底有些不屑。因为我始终觉得，阅读该是对于文字的欣赏——只有如此方显出文化人的能事。这一偏见一直左右了我几十年，以至这些年“绘本”兴起时，我依然态度麻木不屑，招致了“小语界”朋友们的嗤笑。
三年级时，我终于得到一本完全是字的书——《霞岛》。这是当年在书店值夜班的爷爷送给我的，虽然其中的内容无非是讲述海岛人民如何有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并最终成功地揪出了隐藏在人民內部的敌人。但于我，这却是第一本不借助于图画而完成阅读的书籍，所以显得特别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小镇里读书，是异常艰苦的。不光是因为你穷而买不起书，更是因为书店里压根就没有多少书。我那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了呼伦贝尔一个小镇上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为了能使我干瘪的日子丰润起来，便设法为我订阅了报纸（如《中国少年报》）和杂志（如《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现在看来，她的眼光真是深远。到了小学毕业，我虽没有读过多少书，却装模作样有了点文人的腔调，竞写了一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初中阶段按理是读书的黄金年月，孰料我起初顽劣无知，也正值青春逆反，于是一味地与结拜的姐妹们旷课逃学，常到距学校很远的一片树林里谴责教师的种种恶行，畅想未来之种种美好。这种情况到了初三戛然而止，现在想来大概和教我语文的林丽洁老师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林老师教我们的，不仅是语文，更有历史、政治。她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说话的声音极具穿透力，我至今时常想起她说起名人轶事、文学典故时陶醉的样子，那大抵便是所谓的“文人气”吧？
那时候我所读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属时尚阅读。譬如琼瑶的言情小说系列。大概是高年级的学姐介绍我认识了那个最擅长迎合少女心理，写尽爱情美好与绝望的琼瑶阿姨。初时，我在家中阅读并未遭我母亲的反对，因为她自己也被这些“精神鸦片”毒害了；后来母亲见我午睡时也偷着读、上厕所也带着读，不禁有些恼怒。我便只好把书带到学校。林老师并未像现在有些老师那样对“课外书”恨之入骨，大概她也相信胡适之的那句话——“国学知识，大多是从课桌底下偷看而来”——因此不久，我也就把《昨夜之灯》《雁儿在林梢》《窗外》等几十本琼瑶小说悉数读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文字文风都发生了变化，我给自己起笔名沫雨、寒烟，涂抹我青涩的少年情怀。
后来随着《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等武侠片的盛行，同学们转而阅读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老实说，相比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更适于男生。这或者是因为男人心中的暴力潜意识。我不太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喜欢听他们的评论——古龙的小说，言简意赅，瘦骨嶙峋，实在算不得好；梁羽生反其道行之，文字铺张哕嗦，引经据典，以为这样可以显得文化味十足；只有金庸先生的书，既有武侠的风骨，亦不失却文学色彩。我虽读的不多，但是偶尔插嘴谈论两句《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中的人物，也换来了男生的刮目相看，心中还是有些小小的得意。
第二类属于兴趣阅读。其实时尚类的阅读书，也是基于兴趣，不过它是在野的，不能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同。对所学的功课发生兴趣，方可以受人赞赏。我在师范学校时，最有兴趣学习的还是语文。当时有一位叫周德耀的男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周先生十分鼓励同学阅读和写作。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关注冰心、沈从文、萧红、叶圣陶，我阅读《繁星》《边城》《呼兰河传》，也仗着年轻好勇，开始“创作文学”。歪歪斜斜地作诗，踉踉跄跄地写小说，虽没有成型的作品问世，但有了一本自己的“作品集”，我叫它《寒烟小札》，现在想来，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
对语文相关的阅读，其最大的好处，大约是有了写作的冲动。在周先生的写作课堂内，他并不专门布置题目，而要我们随意书写。这使我异常兴奋。我在写作课堂里实践着各种文体的写法，并把作文装订成册。大概是师范二年级时，周先生选了我的《异乡人》一文推荐给北京市师范生作文大赛组委会，居然获得了一等奖。我去参加颁奖会并作为获奖学生发言，有机会听到评委刘宇新先生告诉我，先前这文章是有争议的，因为格调有点灰暗，把淳厚的北京风貌和热情的北京人民写“冷”了，但是也有人力争——这就是一个孩子眼中缺少温暖的异乡，这就是发自心底最真实最朴素的感受，不矫情，不做作。刘先生和周先生的眼光是一致的，他们的鼓励和欣赏让我有点惴惴不安。第二年，又逢作文大赛，周先生嘱我“好好写”，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终是不得满意的文章，又担心辜负了先生的栽培，就抄了一篇短文交了上去。隔日，周先生便找到我，把文章退给我平心静气地说：“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的文章我也喜欢。”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撒谎，即便写不出，也不敢抄写别人的充数了。我明白，作文一事，不仅需要文字，更要讲究“格调”。
（二）文学青年的精神启航
“文革”结束后的十年中，在文学界，大抵流行“伤痕文学”。这类文学作品其实是基于对“文革”时民众所遭受的痛楚的回忆，因此可以博得广泛的同情。我在初中时读过刘心武的《班主任》，也看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电影。这些作品仿佛让人们惊醒：刚刚过去的岁月，是一场大灾难，而不是朝气蓬勃的革命年代，这令我小小的心不免有些惆怅，甚至迷茫。越是惆怅，越是迷茫，就越想探个究竟……我其实关注的不是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更关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未来。在每个周末，每个假期我开始习惯于泡图书馆，风雨无阻。以至于父母怀疑我早恋，与男生约好了在那个地点见面。不过，少男少女真要是在图书馆里谈一场恋爱，倒也是足够风花雪月了。 我读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叶辛的《蹉跎岁月》，看电影《人到中年》《泪痕》，唱“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青春的岁月像小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在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它们于我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精神启蒙。因此今天，我做教师不时表現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要求自己对学生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和那时的阅读多少总是有些关系的。
几乎是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报告文学。主要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夏衍的《包身工》。它让我知道除了小说、诗歌之外还有这样一种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它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后期，是报告文学丰收的成熟时期，但是我只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至于萧乾的《流民图》、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我只是听说而已，无缘一睹。因为阅读报告文学，我进一步知道了刘白羽、黄宗英、碧野、周而复、肖复兴、遇罗锦等作家，还有捷克的伏契克。伏契克以他的鲜血和生命写成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记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对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以及自己被捕入狱的经过，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眷恋。我在阅读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张年轻的棱角分明的清瘦的脸，在我的心中，英雄大抵都是这副模样，外表似乎柔弱，但骨子硬，目光透彻，有一种征服人的霸气。还记得这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优秀儿子临终前以生命发出呼喊，“我是爱你们的！”读到这里我总会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深情地爱着这片土地。
我承认那个时候的阅读，尤其是对这些报告文学的阅读对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的，所以25岁时，我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人说，作家们在当时的创作中都普遍地带有政治功利性，但我更喜欢《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接受采访时的淡然坦陈：“如果这部小说真能让青年人了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怎样斗争过来的，也许他们对今天的新社会、今天的幸福生活会更加珍惜。”受到的这样的影响和教育直接决定着今天我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崇敬和热爱。尽管当下的教育的确存在问题，尽管很多时候教育表现出来的无力让人无奈，但是我想：中国教育就像一位年迈的母亲，母亲老了、病了，需要我们以年轻的火热与激情去感染她，而不是对着年迈母亲的背影指指戳戳，说三道四。已经不惑之年的我依然坚信王蒙在《青春万岁》的开篇中写道的：“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这一段时期的阅读，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青春的热情和责任，懂得了人要有尊严、有正义感和使命感，在期待与憧憬中，我结束了学生生活，迈上了讲台，成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三）师生共读的美好时光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和我身边的教书人往往都不看书了，既是无暇也是无心。大约在工作的三五年里，我的阅读量几乎为零。除了偶尔在报摊拎回一本《读者文摘》，剩下的就是在要上公开课的时候到图书室里看些个相关的杂志《××教育》《××教学》，目的是借鉴他人的教学设计，把课上得好看一些。虽然后续参加了成人高考，也就读于中文系，但是工作的重负和生活的压力让我渐渐远离了文学，远离了用文字说话的智者。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把阅读当作吃饭睡觉的必须，更达不到把阅读当作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这种境界。这种情形持续了大约七八年，直到我的女儿出生。或者是因为做了母亲才更懂得为人父母的期冀，也是因为做了母亲才更有了对教师的要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更主要是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我开始要求自己做一个心中有人的老师，做一个把生命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语文教师，一位视野开阔、精神丰富的语文教师，一位传创文化、激扬智慧的语文教师，一位让学生爱上语文的语文老师，一位深入学生心灵，照亮学生思想的语文教师……这些东西从哪儿来？不播下种子，自然不会有生长，视野、精神、文化、智慧、思想要从阅读中来。
我开始重拾阅读。这一次与我一起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读安徒生的童话，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我们也读泰戈尔、读李白、读普希金。
1999年，我成立了班级图书馆，学校提供给我们的书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阅读的愿望，于是我动员孩子们每学期带一本书到学校里来，58个学生就是58本，我也不定期地往里充实一些读物，丰富学生的阅读。每天中午12：30--13：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其他班的孩子往往是在老师的监督下写作业或者趴在桌上不能言语，或者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的世界，但是我们班的学生人手一册图书，静静地阅读……《窗前的小豆豆》《草房子》《宝葫芦的秘密》《好狗温迪克》……陪伴着他们度过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时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老师，读书的姿态最动人，读书的声音最动听。于是，我和孩子们一起阅读，还把我认为特别好的作品读给学生听，遇上一个中篇有时候要连续读上几个中午才能够读完。我不得不承认，阅读童书，我的心变得更纯净了，更踏实了，更细腻了，更能感觉到人性之美了。
我最喜欢的是黄蓓佳的《小船，小船》。故事讲的是村子里有一个残疾孩子叫芦芦，从他家到学校要经过一条河。学校里年轻美丽的女老师因为性格温和柔弱，多次向村政府要船未果，只好每天背着孩子蹚过河上学。某天早晨河水涨了，老师在来的路上淹死在了河里。不几天，来了一个新女老师接替，这个新女老师性格外向泼辣，居然硬是软磨硬泡地向村政府要到了船，从此，变成她来接孩子上学。孩子出于对死去的老师的怀念和愧疚，对新来的老师非常排斥。她不像旧老师那样温柔和善处处对孩子小心，充满怜惜，而是大大咧咧，而且从不认为芦芦腿瘸需要同情，把他当正常人来对待。多次误解之后芦芦才知道，原来，她就是死去老师的亲妹妹……给学生读到结尾处，我竞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教室里安静极了，每个孩子的眼里都闪烁着泪光。这一幕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海，多年挥之不去。 2001-2003年，我接手了两个六年级班，这两个班的家长对教育教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对孩子也有着超乎寻常的期待。大多数家长本身受过良好而完整的教育，视野开阔。我想：让孩子听听窗外的声音吧。我相信，一个人的视野有多宽，其创造力就会有多大。于是我开展了“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的活动，带着孩子们阅读歌词、阅读电影。
肖川在他的《教育的智慧与真情》中专门有一章谈到了歌词对于语文教学的种种益处：歌词不同于詩词，不同于学术语言，它比较平实和舒展；又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比较凝练和雅致；更不同于市井语言，俚俗的语言；它可以陶冶性情，可以培养趣味，可以让人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于是《向天再借五百年》《最浪漫的事》《花街》《听妈妈的话》都成了我们的阅读材料。“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每当听到教室里响起如此琅琅的读书声，我就仿佛站在朗朗乾坤之下，握住了朗朗日光。
看电影是我主张的另外一种阅读方式。我以教材选文或者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目为结合点，有机联系学生的生活，构建主题。每一次观影前，必然有读书会上的蓄势铺垫、激情引思，观影之后，也必然有思想的交锋、质疑问难，探讨交流。一部部影片与阅读的文本结合，与现实接轨，与心灵接壤，促进年轻的稚嫩的生命蓬勃生长。电影让思维更缜密，让思想更成熟，让心灵更美好，让人格更高尚，让孩子更文明，让生命更饱满，让语文更丰富，让教育更和谐。《音乐之声》《雾都孤儿》《小妇人》《小猪宝贝》《伯德街小岛》以及《烈火中永生》《闪闪的红星》《四个小伙伴》……陪伴着我和我的学生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自己。日本导演宫崎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泛滥的社会。过剩的娱乐，使孩子们的知觉淡化了，天赋的创造力减退了。我们的电影创作，就是要刺激那麻木了的知觉，唤醒那沉睡了的创造力。我相信一部用心制作的电影将是孩子学习的好对象。”其实一部好的电影更是教师学习的好对象。教育，不只是教师帮助学生成长，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自我教育，教育者也被教育着。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放牛班的春天》，它以鲜明的形象、感人的故事和极富感染力的音乐，诠释了教育的真谛。克莱蒙·马修本来是个音乐家，但是他并不得志。我们无从去论证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音乐家，除了那些被好奇的孩子们最初判定为“密码谍报”的乐谱之外，没有其他线索告诉我们他的音乐才华到底如何。但马修是个成功的教育者，他充满智慧的、理性的教育使他自己与学生一起朝着更高层次迈进。他把握每一个孩子的思维角度，关注他们的思想内核，体验他们的情感体验——五音不全的郭和颁可以做乐谱架，不敢唱歌的小贝贝担当合唱团助理，就是徘徊在危险边缘的孟丹，也是他最好的男中音。
面对孩子们的错误，丢墨水瓶、藏匿公款，马修并不是不惩罚，但是他不会为了惩罚而惩罚，惩罚的目的是激励孩子成长，惩罚的手段也是为了促进孩子成长，只要成长不停止，总有一天，他是会真正领悟、懂得的，而那个时刻的自然到来，由于是他自己心灵的跋涉而得，将是怎样的一种欣喜啊！有谁能忘记，懂得了宽恕尊重之后的莫翰奇骄傲地放声高歌时，那动人的时刻呢？
这样的电影让我懂得了根植于实际土壤中的教育才是稳健的教育，耐心期待成长的教育才是沉静的教育，充满挑战、离不开交锋的教育才是真实的教育，因为它连接教师和学生的心灵与思想，能够让师生在人的平等的层面上真正达到教学相长。
（四）形而上的阅读与形而下的写作
2003年7月，我无奈之中离开了教师岗位，做了教研员。后来由于教研中心与教育分院的合并，更名叫研修员。其实，教研也罢、研修也罢，我觉得自己归根结底还应该算是个读书人。关乎教育的阅读，我一直想象得很复杂。因为有些专家或领导给出的书单，大多是不知所云的生涩的理论，对于精神之境界的达成，几无益处。鉴于这个原因，有一段时间，我对于教育类的书籍，是保持着警惕的，偶尔选择几册如帕尔默的《教学勇气》、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来为自己的教育行为增加点形而上的色彩。但更多的时候，则从心底里推拒着教育的阅读。
我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有汪曾祺、董桥、张晓风的散文，这些貌似都和教育无关，也许只是为了多一点文化的味道，不至于缺失一个做老师的气息吧。
后来我接触了“教育在线”，接触了“新教育实验”，接触了朱永新、李镇西、李玉龙等人，蓦然发现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表达。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李镇西的《风中芦苇在思索》，刘铁芳的《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重新燃起了我的阅读热情。这热情维持了我对于教育教学原有的温度。
我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人，这点小聪明直接表现在我能够流畅自然地在课堂中践行我信奉的教育理念，于是课堂教学成了我与外界交流的一扇窗，我因此结交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或许可以真正唤作读书人的，除了读书，他们还写书，于是我的书柜里就另辟了一个天地，专门来盛放朋友们的专著—《王崧舟讲语文》、《支玉恒课堂教学实录》、窦桂梅《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必须要知道的七件事》、朱煜的《讲台上下的启蒙》、周益民的《步人诗意的丛林》等已近百本。我读这些书真的谈不上深入和系统，也不太关注他们思考的背景。我只是不想缺失了那种读书的姿态，更何况读他们的书想自己的课堂，能够完善对于语文教学的思考。也有一些朋友相送的书我是束之高阁的，因为的确读不懂。例如安子曾经给我他对古籍校对注释的一部书，很拗口的名字，还是范曾题写的书名，但我丝毫没有因为他是苏大的博导和范曾的名气给予这本书厚爱。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也无意中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作《语文让我如此美丽》，还有一本《课堂飘香是茉莉》。我是不得写书的章法的，好在编辑宽容大度，我的课堂实录、散文随笔、给教师的信，就那样简单地结集出版了，但我羞于把它送人。前几天友人索要，我只好到当当网购买，居然发现有多位老师在网上给了很好的评价，忍不住脸红心跳，见四下里无人才踏实下来。友人说：“你的书和你的人一样，不功利，是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听他这样说我在心里是使劲点头了的，我想：这种写的不功利首先应该归功于我对阅读的不功利吧。尽管我依旧缺少深刻，鲜有真知灼见，率性而读率性而写大概会陪伴我一直这样走下去了。
“晨诵、午读、暮省”是我非常渴慕的行走方式，遗憾的是或许是生活和工作的重压让我焦虑吧，读书这种事情，静不下来是读不进去的。最近的案头，整齐地摆放着没有拆开包的书籍——周国平、王蒙等人的散文结集《跟理想主义喝茶》、董桥的《从前》、章诒和的《杨氏女》、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唉，写什么阅读史呢，我的阅读貌似还远没有开始……
（五）始终未能开始的阅读
以上仿佛是我的“阅读史”，可是细细一回想，我的阅读还远没有开始。朱永新老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不能否认的是，我的精神似乎一直在发育，但一直没有发育完整。因为我的阅读，从来都是感性的，抵不住周遭环境对于我的诱惑：无论这种诱惑是来自于“时尚”的阅读偏好，还是教育这个职业对于我的要求。
是的，“时尚”的阅读（或者叫“闲读”）给了我自由的心境，职业的阅读给了我工作的底气。在带领孩子一起阅读时，我仿佛重新回到了童年，也许这是理解儿童的必然之路；但教师也罢，教研员也罢，他的阅读绝不该止于此处。因为一切的阅读，都须指向人的形成，而不仅仅是职业的需求。我在做教师时的阅读，与做教研员时的阅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虽然都可谓“教育阅读”，但其中的功利色彩，仍是无法遮蔽。
这便显出了我阅读时的盲目。为什么许多教师会跟随着“专家”推介的书目而不亦忙乎？因为他盲目；为什么教师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而心得全无？因为他盲目。孙绍振老先生说，阅读时有三种姿态：躺着阅读、坐着阅读和站着阅读。我想，一直以来，我在读书时没有也不敢站起来，所以虽或读了一些书，甚至还结集了两册自己的书，但离“文化”两字，相距甚远。
阅读是好事，但在阅读中，培植一种批判的精神，更是要事。唯其心中有了批判的意识，方可以选择自己要读的书——不仅仅是职业所要求的，也有建构一个人所必需的；也唯其心中有了批判的意识，我们的阅读，方可以有所获得，方可以真正打开视野。一想到这里，我顿时对日后的阅读充满了期待……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朱永新
（一）少女时代的虫草阅读
大概与我这个年龄的其他读书人一样，我最初阅读的书，是新鲜有趣的“图画书”。
那个时候的图画书并没有如今之“绘本”那般色彩斑斓，更没有教育专家和学校的先生专门为此立项研究。小镇上一两个小书店中，横着几根木板，上面整齐竖着数百本的“小书”（即图画书）；或者在房间里拉几根绳子，串起一排排的书。享受这样的环境的，大多是孩子。但孩子读小书，只盯住图画，并一边观赏一边与同伴窃窃私笑着；对于图画底下的文字，唯熟视无睹。这于我，到底有些不屑。因为我始终觉得，阅读该是对于文字的欣赏——只有如此方显出文化人的能事。这一偏见一直左右了我几十年，以至这些年“绘本”兴起时，我依然态度麻木不屑，招致了“小语界”朋友们的嗤笑。
三年级时，我终于得到一本完全是字的书——《霞岛》。这是当年在书店值夜班的爷爷送给我的，虽然其中的内容无非是讲述海岛人民如何有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并最终成功地揪出了隐藏在人民內部的敌人。但于我，这却是第一本不借助于图画而完成阅读的书籍，所以显得特别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小镇里读书，是异常艰苦的。不光是因为你穷而买不起书，更是因为书店里压根就没有多少书。我那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了呼伦贝尔一个小镇上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为了能使我干瘪的日子丰润起来，便设法为我订阅了报纸（如《中国少年报》）和杂志（如《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现在看来，她的眼光真是深远。到了小学毕业，我虽没有读过多少书，却装模作样有了点文人的腔调，竞写了一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初中阶段按理是读书的黄金年月，孰料我起初顽劣无知，也正值青春逆反，于是一味地与结拜的姐妹们旷课逃学，常到距学校很远的一片树林里谴责教师的种种恶行，畅想未来之种种美好。这种情况到了初三戛然而止，现在想来大概和教我语文的林丽洁老师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林老师教我们的，不仅是语文，更有历史、政治。她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说话的声音极具穿透力，我至今时常想起她说起名人轶事、文学典故时陶醉的样子，那大抵便是所谓的“文人气”吧？
那时候我所读的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属时尚阅读。譬如琼瑶的言情小说系列。大概是高年级的学姐介绍我认识了那个最擅长迎合少女心理，写尽爱情美好与绝望的琼瑶阿姨。初时，我在家中阅读并未遭我母亲的反对，因为她自己也被这些“精神鸦片”毒害了；后来母亲见我午睡时也偷着读、上厕所也带着读，不禁有些恼怒。我便只好把书带到学校。林老师并未像现在有些老师那样对“课外书”恨之入骨，大概她也相信胡适之的那句话——“国学知识，大多是从课桌底下偷看而来”——因此不久，我也就把《昨夜之灯》《雁儿在林梢》《窗外》等几十本琼瑶小说悉数读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文字文风都发生了变化，我给自己起笔名沫雨、寒烟，涂抹我青涩的少年情怀。
后来随着《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等武侠片的盛行，同学们转而阅读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老实说，相比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更适于男生。这或者是因为男人心中的暴力潜意识。我不太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喜欢听他们的评论——古龙的小说，言简意赅，瘦骨嶙峋，实在算不得好；梁羽生反其道行之，文字铺张哕嗦，引经据典，以为这样可以显得文化味十足；只有金庸先生的书，既有武侠的风骨，亦不失却文学色彩。我虽读的不多，但是偶尔插嘴谈论两句《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中的人物，也换来了男生的刮目相看，心中还是有些小小的得意。
第二类属于兴趣阅读。其实时尚类的阅读书，也是基于兴趣，不过它是在野的，不能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同。对所学的功课发生兴趣，方可以受人赞赏。我在师范学校时，最有兴趣学习的还是语文。当时有一位叫周德耀的男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周先生十分鼓励同学阅读和写作。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关注冰心、沈从文、萧红、叶圣陶，我阅读《繁星》《边城》《呼兰河传》，也仗着年轻好勇，开始“创作文学”。歪歪斜斜地作诗，踉踉跄跄地写小说，虽没有成型的作品问世，但有了一本自己的“作品集”，我叫它《寒烟小札》，现在想来，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
对语文相关的阅读，其最大的好处，大约是有了写作的冲动。在周先生的写作课堂内，他并不专门布置题目，而要我们随意书写。这使我异常兴奋。我在写作课堂里实践着各种文体的写法，并把作文装订成册。大概是师范二年级时，周先生选了我的《异乡人》一文推荐给北京市师范生作文大赛组委会，居然获得了一等奖。我去参加颁奖会并作为获奖学生发言，有机会听到评委刘宇新先生告诉我，先前这文章是有争议的，因为格调有点灰暗，把淳厚的北京风貌和热情的北京人民写“冷”了，但是也有人力争——这就是一个孩子眼中缺少温暖的异乡，这就是发自心底最真实最朴素的感受，不矫情，不做作。刘先生和周先生的眼光是一致的，他们的鼓励和欣赏让我有点惴惴不安。第二年，又逢作文大赛，周先生嘱我“好好写”，为赋新词强说愁，我终是不得满意的文章，又担心辜负了先生的栽培，就抄了一篇短文交了上去。隔日，周先生便找到我，把文章退给我平心静气地说：“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的文章我也喜欢。”从那以后，我再不敢撒谎，即便写不出，也不敢抄写别人的充数了。我明白，作文一事，不仅需要文字，更要讲究“格调”。
（二）文学青年的精神启航
“文革”结束后的十年中，在文学界，大抵流行“伤痕文学”。这类文学作品其实是基于对“文革”时民众所遭受的痛楚的回忆，因此可以博得广泛的同情。我在初中时读过刘心武的《班主任》，也看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电影。这些作品仿佛让人们惊醒：刚刚过去的岁月，是一场大灾难，而不是朝气蓬勃的革命年代，这令我小小的心不免有些惆怅，甚至迷茫。越是惆怅，越是迷茫，就越想探个究竟……我其实关注的不是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作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我更关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未来。在每个周末，每个假期我开始习惯于泡图书馆，风雨无阻。以至于父母怀疑我早恋，与男生约好了在那个地点见面。不过，少男少女真要是在图书馆里谈一场恋爱，倒也是足够风花雪月了。 我读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叶辛的《蹉跎岁月》，看电影《人到中年》《泪痕》，唱“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青春的岁月像小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在阅读小说欣赏电影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它们于我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精神启蒙。因此今天，我做教师不时表現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要求自己对学生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和那时的阅读多少总是有些关系的。
几乎是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报告文学。主要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夏衍的《包身工》。它让我知道除了小说、诗歌之外还有这样一种介乎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它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据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后期，是报告文学丰收的成熟时期，但是我只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至于萧乾的《流民图》、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我只是听说而已，无缘一睹。因为阅读报告文学，我进一步知道了刘白羽、黄宗英、碧野、周而复、肖复兴、遇罗锦等作家，还有捷克的伏契克。伏契克以他的鲜血和生命写成了《绞刑架下的报告》，记述了他和他的同志们对纳粹分子的斗争经历以及自己被捕入狱的经过，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眷恋。我在阅读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张年轻的棱角分明的清瘦的脸，在我的心中，英雄大抵都是这副模样，外表似乎柔弱，但骨子硬，目光透彻，有一种征服人的霸气。还记得这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优秀儿子临终前以生命发出呼喊，“我是爱你们的！”读到这里我总会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因为我深情地爱着这片土地。
我承认那个时候的阅读，尤其是对这些报告文学的阅读对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的，所以25岁时，我志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人说，作家们在当时的创作中都普遍地带有政治功利性，但我更喜欢《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在接受采访时的淡然坦陈：“如果这部小说真能让青年人了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怎样斗争过来的，也许他们对今天的新社会、今天的幸福生活会更加珍惜。”受到的这样的影响和教育直接决定着今天我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崇敬和热爱。尽管当下的教育的确存在问题，尽管很多时候教育表现出来的无力让人无奈，但是我想：中国教育就像一位年迈的母亲，母亲老了、病了，需要我们以年轻的火热与激情去感染她，而不是对着年迈母亲的背影指指戳戳，说三道四。已经不惑之年的我依然坚信王蒙在《青春万岁》的开篇中写道的：“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这一段时期的阅读，最重要的是让我懂得了青春的热情和责任，懂得了人要有尊严、有正义感和使命感，在期待与憧憬中，我结束了学生生活，迈上了讲台，成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三）师生共读的美好时光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和我身边的教书人往往都不看书了，既是无暇也是无心。大约在工作的三五年里，我的阅读量几乎为零。除了偶尔在报摊拎回一本《读者文摘》，剩下的就是在要上公开课的时候到图书室里看些个相关的杂志《××教育》《××教学》，目的是借鉴他人的教学设计，把课上得好看一些。虽然后续参加了成人高考，也就读于中文系，但是工作的重负和生活的压力让我渐渐远离了文学，远离了用文字说话的智者。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把阅读当作吃饭睡觉的必须，更达不到把阅读当作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这种境界。这种情形持续了大约七八年，直到我的女儿出生。或者是因为做了母亲才更懂得为人父母的期冀，也是因为做了母亲才更有了对教师的要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更主要是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我开始要求自己做一个心中有人的老师，做一个把生命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语文教师，一位视野开阔、精神丰富的语文教师，一位传创文化、激扬智慧的语文教师，一位让学生爱上语文的语文老师，一位深入学生心灵，照亮学生思想的语文教师……这些东西从哪儿来？不播下种子，自然不会有生长，视野、精神、文化、智慧、思想要从阅读中来。
我开始重拾阅读。这一次与我一起的还有我的学生。我们读安徒生的童话，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朱自清的散文，我们也读泰戈尔、读李白、读普希金。
1999年，我成立了班级图书馆，学校提供给我们的书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阅读的愿望，于是我动员孩子们每学期带一本书到学校里来，58个学生就是58本，我也不定期地往里充实一些读物，丰富学生的阅读。每天中午12：30--13：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其他班的孩子往往是在老师的监督下写作业或者趴在桌上不能言语，或者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的世界，但是我们班的学生人手一册图书，静静地阅读……《窗前的小豆豆》《草房子》《宝葫芦的秘密》《好狗温迪克》……陪伴着他们度过每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时光。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老师，读书的姿态最动人，读书的声音最动听。于是，我和孩子们一起阅读，还把我认为特别好的作品读给学生听，遇上一个中篇有时候要连续读上几个中午才能够读完。我不得不承认，阅读童书，我的心变得更纯净了，更踏实了，更细腻了，更能感觉到人性之美了。
我最喜欢的是黄蓓佳的《小船，小船》。故事讲的是村子里有一个残疾孩子叫芦芦，从他家到学校要经过一条河。学校里年轻美丽的女老师因为性格温和柔弱，多次向村政府要船未果，只好每天背着孩子蹚过河上学。某天早晨河水涨了，老师在来的路上淹死在了河里。不几天，来了一个新女老师接替，这个新女老师性格外向泼辣，居然硬是软磨硬泡地向村政府要到了船，从此，变成她来接孩子上学。孩子出于对死去的老师的怀念和愧疚，对新来的老师非常排斥。她不像旧老师那样温柔和善处处对孩子小心，充满怜惜，而是大大咧咧，而且从不认为芦芦腿瘸需要同情，把他当正常人来对待。多次误解之后芦芦才知道，原来，她就是死去老师的亲妹妹……给学生读到结尾处，我竞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教室里安静极了，每个孩子的眼里都闪烁着泪光。这一幕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海，多年挥之不去。 2001-2003年，我接手了两个六年级班，这两个班的家长对教育教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对孩子也有着超乎寻常的期待。大多数家长本身受过良好而完整的教育，视野开阔。我想：让孩子听听窗外的声音吧。我相信，一个人的视野有多宽，其创造力就会有多大。于是我开展了“课堂小天地，天地大课堂”的活动，带着孩子们阅读歌词、阅读电影。
肖川在他的《教育的智慧与真情》中专门有一章谈到了歌词对于语文教学的种种益处：歌词不同于詩词，不同于学术语言，它比较平实和舒展；又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比较凝练和雅致；更不同于市井语言，俚俗的语言；它可以陶冶性情，可以培养趣味，可以让人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于是《向天再借五百年》《最浪漫的事》《花街》《听妈妈的话》都成了我们的阅读材料。“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每当听到教室里响起如此琅琅的读书声，我就仿佛站在朗朗乾坤之下，握住了朗朗日光。
看电影是我主张的另外一种阅读方式。我以教材选文或者学生课外阅读的书目为结合点，有机联系学生的生活，构建主题。每一次观影前，必然有读书会上的蓄势铺垫、激情引思，观影之后，也必然有思想的交锋、质疑问难，探讨交流。一部部影片与阅读的文本结合，与现实接轨，与心灵接壤，促进年轻的稚嫩的生命蓬勃生长。电影让思维更缜密，让思想更成熟，让心灵更美好，让人格更高尚，让孩子更文明，让生命更饱满，让语文更丰富，让教育更和谐。《音乐之声》《雾都孤儿》《小妇人》《小猪宝贝》《伯德街小岛》以及《烈火中永生》《闪闪的红星》《四个小伙伴》……陪伴着我和我的学生走过春天，走过四季，走过自己。日本导演宫崎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泛滥的社会。过剩的娱乐，使孩子们的知觉淡化了，天赋的创造力减退了。我们的电影创作，就是要刺激那麻木了的知觉，唤醒那沉睡了的创造力。我相信一部用心制作的电影将是孩子学习的好对象。”其实一部好的电影更是教师学习的好对象。教育，不只是教师帮助学生成长，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自我教育，教育者也被教育着。
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放牛班的春天》，它以鲜明的形象、感人的故事和极富感染力的音乐，诠释了教育的真谛。克莱蒙·马修本来是个音乐家，但是他并不得志。我们无从去论证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音乐家，除了那些被好奇的孩子们最初判定为“密码谍报”的乐谱之外，没有其他线索告诉我们他的音乐才华到底如何。但马修是个成功的教育者，他充满智慧的、理性的教育使他自己与学生一起朝着更高层次迈进。他把握每一个孩子的思维角度，关注他们的思想内核，体验他们的情感体验——五音不全的郭和颁可以做乐谱架，不敢唱歌的小贝贝担当合唱团助理，就是徘徊在危险边缘的孟丹，也是他最好的男中音。
面对孩子们的错误，丢墨水瓶、藏匿公款，马修并不是不惩罚，但是他不会为了惩罚而惩罚，惩罚的目的是激励孩子成长，惩罚的手段也是为了促进孩子成长，只要成长不停止，总有一天，他是会真正领悟、懂得的，而那个时刻的自然到来，由于是他自己心灵的跋涉而得，将是怎样的一种欣喜啊！有谁能忘记，懂得了宽恕尊重之后的莫翰奇骄傲地放声高歌时，那动人的时刻呢？
这样的电影让我懂得了根植于实际土壤中的教育才是稳健的教育，耐心期待成长的教育才是沉静的教育，充满挑战、离不开交锋的教育才是真实的教育，因为它连接教师和学生的心灵与思想，能够让师生在人的平等的层面上真正达到教学相长。
（四）形而上的阅读与形而下的写作
2003年7月，我无奈之中离开了教师岗位，做了教研员。后来由于教研中心与教育分院的合并，更名叫研修员。其实，教研也罢、研修也罢，我觉得自己归根结底还应该算是个读书人。关乎教育的阅读，我一直想象得很复杂。因为有些专家或领导给出的书单，大多是不知所云的生涩的理论，对于精神之境界的达成，几无益处。鉴于这个原因，有一段时间，我对于教育类的书籍，是保持着警惕的，偶尔选择几册如帕尔默的《教学勇气》、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来为自己的教育行为增加点形而上的色彩。但更多的时候，则从心底里推拒着教育的阅读。
我读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有汪曾祺、董桥、张晓风的散文，这些貌似都和教育无关，也许只是为了多一点文化的味道，不至于缺失一个做老师的气息吧。
后来我接触了“教育在线”，接触了“新教育实验”，接触了朱永新、李镇西、李玉龙等人，蓦然发现原来教育还可以这样表达。朱永新的《我的教育理想》，李镇西的《风中芦苇在思索》，刘铁芳的《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重新燃起了我的阅读热情。这热情维持了我对于教育教学原有的温度。
我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人，这点小聪明直接表现在我能够流畅自然地在课堂中践行我信奉的教育理念，于是课堂教学成了我与外界交流的一扇窗，我因此结交了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或许可以真正唤作读书人的，除了读书，他们还写书，于是我的书柜里就另辟了一个天地，专门来盛放朋友们的专著—《王崧舟讲语文》、《支玉恒课堂教学实录》、窦桂梅《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必须要知道的七件事》、朱煜的《讲台上下的启蒙》、周益民的《步人诗意的丛林》等已近百本。我读这些书真的谈不上深入和系统，也不太关注他们思考的背景。我只是不想缺失了那种读书的姿态，更何况读他们的书想自己的课堂，能够完善对于语文教学的思考。也有一些朋友相送的书我是束之高阁的，因为的确读不懂。例如安子曾经给我他对古籍校对注释的一部书，很拗口的名字，还是范曾题写的书名，但我丝毫没有因为他是苏大的博导和范曾的名气给予这本书厚爱。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也无意中写了两本书，一本叫作《语文让我如此美丽》，还有一本《课堂飘香是茉莉》。我是不得写书的章法的，好在编辑宽容大度，我的课堂实录、散文随笔、给教师的信，就那样简单地结集出版了，但我羞于把它送人。前几天友人索要，我只好到当当网购买，居然发现有多位老师在网上给了很好的评价，忍不住脸红心跳，见四下里无人才踏实下来。友人说：“你的书和你的人一样，不功利，是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听他这样说我在心里是使劲点头了的，我想：这种写的不功利首先应该归功于我对阅读的不功利吧。尽管我依旧缺少深刻，鲜有真知灼见，率性而读率性而写大概会陪伴我一直这样走下去了。
“晨诵、午读、暮省”是我非常渴慕的行走方式，遗憾的是或许是生活和工作的重压让我焦虑吧，读书这种事情，静不下来是读不进去的。最近的案头，整齐地摆放着没有拆开包的书籍——周国平、王蒙等人的散文结集《跟理想主义喝茶》、董桥的《从前》、章诒和的《杨氏女》、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唉，写什么阅读史呢，我的阅读貌似还远没有开始……
（五）始终未能开始的阅读
以上仿佛是我的“阅读史”，可是细细一回想，我的阅读还远没有开始。朱永新老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不能否认的是，我的精神似乎一直在发育，但一直没有发育完整。因为我的阅读，从来都是感性的，抵不住周遭环境对于我的诱惑：无论这种诱惑是来自于“时尚”的阅读偏好，还是教育这个职业对于我的要求。
是的，“时尚”的阅读（或者叫“闲读”）给了我自由的心境，职业的阅读给了我工作的底气。在带领孩子一起阅读时，我仿佛重新回到了童年，也许这是理解儿童的必然之路；但教师也罢，教研员也罢，他的阅读绝不该止于此处。因为一切的阅读，都须指向人的形成，而不仅仅是职业的需求。我在做教师时的阅读，与做教研员时的阅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虽然都可谓“教育阅读”，但其中的功利色彩，仍是无法遮蔽。
这便显出了我阅读时的盲目。为什么许多教师会跟随着“专家”推介的书目而不亦忙乎？因为他盲目；为什么教师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而心得全无？因为他盲目。孙绍振老先生说，阅读时有三种姿态：躺着阅读、坐着阅读和站着阅读。我想，一直以来，我在读书时没有也不敢站起来，所以虽或读了一些书，甚至还结集了两册自己的书，但离“文化”两字，相距甚远。
阅读是好事，但在阅读中，培植一种批判的精神，更是要事。唯其心中有了批判的意识，方可以选择自己要读的书——不仅仅是职业所要求的，也有建构一个人所必需的；也唯其心中有了批判的意识，我们的阅读，方可以有所获得，方可以真正打开视野。一想到这里，我顿时对日后的阅读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