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经把迟子建这部《候鸟的勇敢》看做是一部关于生命、命运或者宿命的小说。迟子建将一部小说置于中篇小说的框架内，一口气写到八万字，这是她五十多部中篇之中最长的一部，完全可以看得出作者的心力和用情之投入、执着。我想，迟子建之所以如此，一定是文体的容量，明显已经难以承载思想、精神和形象的意蕴及其叙事格局，使后者无法不凭借作家激情的叙述，冲破窠臼而从旧式文体中逃逸或涨溢出来，生成质朴、醇厚的语境，而呈现巨大的活力，形成文本内部形神之间新的消长、平衡。其实，在很多时候，作家智慧的结构力，不仅体现在叙述中情感的推动力，也来自于理智、理性对写作主体自身不断挑战的勇气。如此说来，真正好的小说文本，并不是简单的世俗的技艺，而是心理、精神和灵魂的多重整合，是叙述中“情”和“志”、“意”和“理”的多重契合。所以，任由精神和靈感的奔放，冲决、销蚀或改变文体的常态机制，同样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作家不可或缺的艺术追求。
　　已经写作三十余年的迟子建，其长篇、中篇、短篇以及散文，每种文体始终都保持着成熟、稳健的态势。如果三种文体比较而言，我感觉迟子建自己最喜爱、写作也最娴熟的，应该还是中篇小说。《白银那》 《踏着月光的行板》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第三地晚餐》 《起舞》等等，篇篇都好，令人爱不释手。中篇小说，在迟子建的整体创作上，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存在。虽然，中篇小说这种文体，在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中并没有这类划分，而是中国文学理论中所独有的概念和界定，但它近一个世纪在许多当代作家的写作实践中日臻成熟，形成它自己不可替代的优长。当代的优秀作家，几乎都有杰出的中篇文本，因此，那些对于中篇小说在理论上的种种质疑，就渐渐为中篇文本自身的探索力量和艺术价值所冲淡。像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格非、迟子建等中国当代作家，近些年都不断有重要的中篇佳作。更重要的是，对于作家而言，在长篇和短篇之间，中篇小说字幅的舒适度，抵抗中庸的框架结构，可能的确会给作家的叙事，带来更大的空间张力和表意的可能性。若干年前，我在读《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第三地晚餐》的时候，就非常惊叹和折服迟子建对中篇小说文体的驾驭自如。叙述既从容不迫，又情节叠压，情感的起伏、人物内心的动荡、故事的舒展，皆为短篇所难容，又避免文本内核或扭结成长篇之拖沓、累赘、繁冗，人物和故事在情节节奏中舒缓推进，如影随形，环环紧扣，摆脱了结构的逼仄，而渐显俊朗和雍容，呈现出中篇小说这种文体最大的叙述优势。
　　这里，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这篇《候鸟的勇敢》，应该是迟子建在中篇小说的文体、叙事策略，尤其捕捉现实、人与存在世界关系及其精神生态的新探索。当然，其中对于生命、自然、爱、价值和信仰，及一个时代精神、心理、人性的变异，所作出的勾勒、描摹和审视，仿佛让我们听到了社会历史转型期灵魂之间对话的声音。当然，迟子建是一位不断地谛听这个世界灵魂声音的作家，这一次，她却从候鸟的声音里，再次辨别出这个时代不同的灵魂的声音、形状和走向。大江健三郎在论及小说写作的时候，曾引用《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大江以此作为小说写作的最基本的准则。其实，这的确是需要一种勇气的，因为文学本身不会轻易给一个作家装模做样地把握或拯救世界的机会;如何发现并且能够通报存在世界的复杂、神秘和隽永的意味，并且，传递出这种惟有小说家才可能捕捉到的声音，这不仅仅需要一个小说家的道德良知，其中还涉及到叙事的伦理和灵魂的法则，涉及写作中自由、灵动的情致，以及纵深的历史感和现实的文化视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每一部小说，都可能是有关自然和人生及其形态的《山海经》，这一次，迟子建在人与候鸟的相处中，寻觅到一种独特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是一个作家怀有小资情调的浅斟低唱，而是一个作家，在大自然中，悉心地发现了一个看似弱小族类的力量，它给所谓作为“万物的灵长”的人类，演示了超越性的自然的、灵魂的力量，这种“示范”会令我们隐隐不安，会令我们羞愧难当，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勇气和自我救赎的可能。
　　二
　　回顾迟子建的整体创作历程，可见她始终居住在沃野千里的黑土地，三十余年来，从漠河的北极村，到冰雪之城哈尔滨，空间的位移，时间的流逝，令这位“极地之女”早已经与这块土地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文学场域，这里，也成为她写作最大、最好的风水宝地。她笔耕不辍，历史、现实作为她文学写作的双重视域，无不在叙述、想象和语言的旋流中“起舞”。从“伪满洲国”到“群山之巅”，从“额尔古纳河右岸”至“白雪乌鸦”，有“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也有“踏着月光的行板”，有“白银那”，也有“鸭如花”，美文佳构，不一而足。令人流连忘返的文本世界，如泣如诉的灵地的缅想，大千世界的波诡云谲，底层人群的清明上河图，是她一贯的美学追求。看得出，迟子建在这片冰雪之地，测量着世道人心的善恶美丑，芸芸众生，人生三昧，神余象表，熠熠生辉。小说的意象生于肌理，隐喻牵出丝丝微茫，走笔清晰，终不迷离，努力让小说生出不可思议的灵魂力量，更为我们留下了审美建构的空间。因此，数年来，迟子建自成一格，她的写作，很难被框定为某类，或者放入任何“潮流”“派系”，也许正因如此，她的小说，也就生出更多的特性、特质。我想，因为迟子建小说的“不好归类”，也使得她的写作能够守住自己的价值观、美学观，坚守自己写作的文化方位、题材和主题，而更加从容和自由，尽可一味地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结构文本，讲述故事，呈现人物;这也使我们能够经常感到，迟子建总是能不断洗尽铅华，以自己的写作个性，在叙事的道路上守住信念，保持尊严，完全倚仗自己的作品来安身立命，生发出与众不同的美学魅力。这就是迟子建能够保持旺盛创作力，写作嘉年华，不停走笔向前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直面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位有使命感、勇于担当的作家，究竟应该写出怎样的一部小说呢？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社会留下记忆，让它成为反抗遗忘、还原生活的参照系。 　　这部《候鸟的勇敢》，可以视为迟子建对这块土地的又一次深情的玄思，也是她对自然、生命和人心的深度凝视。不同的是，这一次，迟子建更倾情于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联，他们在宏观、微观诸多方面的内在辩证，努力地绘制出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的现实世界图景。当然，一个作家的视野，不可能一览无余，都能开具“天眼”俯瞰众生，破译玄机和天意，并且对存在世界指点迷津。而作家最好的选择，就是让自己的美学理想融入、接入“地气”，寻找一种具有文化感的灵气和神韵。当然，这不是一部所谓“生态小说”，但却蕴含着人生与自然的“生态美学”;它不是“讽刺小说”，却气正道大，警示世人，激愤引而不发，直抵现实人心;它也不是“寓言小说”，但小说隐隐透射出对于生活的选择，需要远离生命的暗角，更应该以善行真。就是说，这部小说，依旧是很难用“类型化”的概念来界定的文本，它表面上写候鸟，写候鸟的自然保护，实际上有多層次地对整个社会生活全景式的表现和发掘。无疑，迟子建在一个时代生活重要的转型期，再一次写出这个时代人与自然，在精神和物质的连接点上人性、世道人心的真实状况。
　　看上去，与以往的叙事路数相似，迟子建在《候鸟的勇敢》里，依然选取了最朴素的、平实率性的叙述视角，进入当代社会最普通的生活情境之中。而且，在这个情境里，迟子建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其注入了某种向心的力量，洞幽烛微，悉心擦拭着人的世俗欲望、生存方式、功名、信仰，以及道德相貌，尽管强大的凡俗性生活，在叙事中不停地涌动着，单纯的神性沉静着，但写作主体悲悯的情怀，则蕴藉着洞察生活的穿透力和批判的锋芒。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人与鸟，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仅仅在一个季节的转换中，共同在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舞台上，演绎出时而跌宕起伏，时而又平静如水的生命悲喜剧，令人惊悸，催人思考，也让人清醒。我们看到，在瓦城的上空，候鸟，作为人的一个参照系，仿佛早已经即时性地为人做出了善恶美丑的甄别和分野。人与鸟，在春天里的相遇之后，各自的生气与生机，立即横亘于广阔的天空。近代，人类从鸟类的飞翔，得到启发，制造了飞行器，现在，又循着鸟类的生活、生存方式和活动轨迹，借助物质性的外力，开始冬去春来，享受生命的快乐。人与鸟，代表各自作为生命主体的力量，可是，在这里，候鸟人更像是一群“逃离者”或“躲避者”，已经无法与自己的根脉相连，而是“反认他乡是故乡”，在“候鸟”的节奏里，为了争先过上“候鸟人”的生活，狼奔豕突般虚空，不惜丢失自己的人格，过着缺失尊严的生活，表象奢靡风光，实则难以超拔现实窘境，精神更是怅然若失。
　　小说的主要叙事地标，是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和尼姑庵——松雪庵，两者构成一个有趣又吊诡的存在和某种“对峙”，仿佛戏剧上的异象异闻。它们之间，虽隔丘而邻，无法相望，却是藕断丝连，佛俗两界，却也峰回路转，无奈两处的袅袅炊烟，皆为人间烟火，也就难免气息相通。而它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恰好就构成宗教文化和俗世哲学相互间的直接碰撞、信念龃龉和种种反向的破戒。
　　叙述中其实埋藏着几种关联或叙事的暗线，始终若隐若现，搅动着故事和情节，风生水起。现实存在之网，就此铺展开来。而擅写人物的迟子建，在描绘瓦城的人物图谱时，也绘制了一幅世俗生活的峭拔和阴柔。周铁牙借候鸟自然管护站的工作职务之便，徇私枉法，猎杀候鸟，供奉权贵餐桌上尽情享用，由此，也牵扯出瓦城上上下下不正常的人际关系;候鸟人，伴随着候鸟一起出场，也伴随着候鸟相继离去，他们的身份，肆意奢侈地消费生活的来源，时而也令人垂涎;张黑脸和女儿张阔的父女关系，貌离神离，女儿觊觎父亲的钱财，一切似乎早已大于伦理亲情;检查站的老葛，掌握周铁牙盗猎野鸭的证据，据此要挟后者，让周铁牙利用关系帮助他解决生存的困难，彻底陷入无可奈何的纠结;即使松雪庵手持《金刚经》的云果师父，佩戴着菩提、红玛瑙、绿松石三串名贵玉石佛珠，明媚柔性而珠光宝气，到底是翩然脱俗，还是迷恋红尘？石秉德和曹浪，属年轻一代的后生，本属激情、进取、奋斗的一辈，可是，他们的人生取向，却极其现实功利，精于算计，过早地陷入信仰、意义、价值危机，他们之于从事的职业、事业，就是为了寻找或等待未来命运的转机，他们两人，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的“零余者”？
　　这些，都构成了瓦城的自然、人文、政治、精神、文化的生态。人与自然之间也存在着一条密切的生物链，相互牵制，相互制约。整个社会生活，既是一个庞大的人气场，也是一个“势力场”，控制“势”的人，似乎就有“力”，就有“场”。迟子建细腻地勾勒，描摹出这个巨大的场域及其制衡、自然和人文的当代现实生态、灵魂的声色与虚无。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周铁牙这类人，构成当代生活中一股强大的存在：他精明，善于伪装，世故奸滑、势利且乖张。这个人物，就像游弋在阳光下狡黠的幽灵，在明媚中制造晦暗，在施展个人鬼魅和卑劣的套路中，屡显鄙俗，游刃有余。迟子建对笔下的人物，目光宽柔包容，但也不乏犀利，周铁牙这样不可忽视的存在，却也显示出复杂社会环境中另一种“势”的存在力量。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按着写实主义文学的标准，来研究周铁牙的形象，对其进行道德、价值评判，可以在更复杂的文本层面上，将其视为一个历史性和现实中存在符码，视他为“苍生”中的一员，是当代现实社会的“声色”或“犬马”。他对张黑脸，欺软怕硬地挖苦利用，面对来自骨气尽失的老葛的威胁，他可以反戈一击，应对自如。他还擅于费尽心机、殚精竭虑地维护、养护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关系、“资源”，可进可退。这个形象，透露出一个“圆形人物”的全部症候。还有一个人物蒋进发，代表了瓦城政坛世界的另一种人群，临秋末晚的官场生涯，让他放下很多，沉迷于摄影，放浪形骸于山水，看似内心明朗，怡然自得，但骨子里的世俗纠结，也极生涩难堪。很难判断，这个人物究竟将自己置于生活的“场”内，还是“场”外;他们是自己生活的主宰者，还是精神、灵魂的“残缺者”！
　　杜拉斯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所有作家，或好或坏，都是内心阴影的残缺者，内心阴影的缝补者。”a我感到，杜拉斯在解析作家内心真实的时候，主要表达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担当，这就是对于一个时代的人性裂隙和心理乖张进行揭示、纠正、补救。像许多同时代的作家一样，迟子建发现了这个时代人们心理的变化、弯曲，信仰的迷失，并描绘出灵魂的画像。 　　三
　　好的小说，就是需要创造出另一种不同于生活的别样语境。惟有这种独特的语境，才会凸显文本存在的诗学品质。这种语境，最终呈现出的，应该是一个作家，一个灵魂勘探者对自然、人生、命运和灵魂的精确修辞。无疑，这个极其民间化的小城故事，被迟子建讲述成一个生命的寓言。小说的寓言性，在故事即将结束的时候，被推向了极致，爆发出叙事最令人心碎和感动的一幕。深秋，候鸟南迁的时节，那只雌性的东方白鹳，它将自己的孩子顺利地送上迁徙之路后，飞回金瓮河边，直奔受伤不能一起飞走的白鹳，它放不下它的爱侣。这时，张黑脸和德秀，同样在情感和欲望的纠结中，难以自拔。德秀“出家”“出世”，与生命本身的命运和欲望纠缠一处，而德秀的“破戒”让我想起汪曾祺的《受戒》，她与张黑脸既像那一对东方白鹳，又像是《受戒》里的明海和小英子。也许人性本身的存在依据和实际情境，就是“雪隐鹭鸶”，人情世态中的深险湍流，实在是难以厘定或揣测。惟有小说，才可能还原真实的有无和虚实。张黑脸木讷、憨直，曾经的意外“失忆”，使他保留了纯粹和质朴，以致候鸟和自然成为他最大的牵挂;德秀，为卸掉烦恼人生的重负，逃离尘嚣，但仍有万般缠身揪心的烦恼，更牵涉出清净和慧根的道德两难。叙述，将纠结和无奈、挣扎和放纵、紊乱和宿命，一并呈現在我们面前。
　　这部小说的结尾，可谓用心良苦，也是这部小说最为精彩的段落。雌雄东方白鹳在迁徙途中，遭遇暴风雪，近似一个巨大的隐喻，一切生命，在大自然面前生命的羸弱，尽显无遗。候鸟对爱的执着，除了张扬着勇敢，还隐含着悲怆。这里，尤其还有需要人类去坦诚效法的尊严。小说强大的悲剧性感染力量，由此磊落而出。
　　一场又一场的霜，就是一场又一场大自然的告白书，它们充分宣示了冬天即将到来。夏候鸟飞走了，山林陷入了短时的寂静。那只无法离开的东方白鹳，并不气馁，它孤独而顽强地在寒风中，一次次地冲向天空，一次次地落下，再一次次地拔头而起。每当听到它飞起后又无奈落地的沉重声响，张黑脸都要难过很久。
　　“雪就要来了，抓紧飞吧，你们能行的……”它们似乎听懂了，在与时间赛跑，很少歇着。它们以河岸为根据地，雌性白鹳一次次领飞，受伤白鹳一遍遍跟进，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这段人鸟的对话，真正是情景交融，催人泪下。候鸟的勇敢，就在于不气馁地面对艰难，保持生命自身的尊严。同时，叙述在这里刻意地表现了张黑脸和德秀的形象，这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的确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罕见的人物形象。而东方白鹳这些候鸟的生命形态和存在方式，也成为洞烛这一对人物人生奥义、幽微的鲜明背景。世间的道德、伦理的规约，宗教的戒律，在生命的“原生态”里，呈现出人的命运的尴尬和生命的苍劲。迟子建以往的许多小说，都弥漫着主人公在人生、命运旅途中无尽的伤怀和揪心的惆怅，而在张黑脸和德秀的目光和身体内，在他们两人的偏执或者“愚顽”中，却始终跳动着一团炽烈的火苗，那火苗在俗世生活的煎熬中自始至终地蹿动着，燃烧着，最终构成普通人的灵魂真容，形成对峙逼仄生活、人性压抑的执着的反抗。德秀和张黑脸交欢之后忐忑、恐惧，自我谴责败坏了风教，却又渴望新的放纵，作家将他们置于佛道和俗世之间，不断令其煎熬，让他们瞻前顾后，慌不择路，宁遭天谴，以赎罪过;他们在相互的劝诫和怂恿中，不失仁厚;自我博弈，纠结难当，无法颖悟，两者在相互慰藉中惶惶不可终日，难以摆脱死亡的恐惧和魅惑。这真是一条饱含深味也符合人物身份与个性的情爱之旅，两个人的孤独和叛逆，裹挟着各自曾有的辛酸人生经历，汹涌而来，想从扩张的情欲中解脱出来却又不得安宁。当张黑脸和德秀深情而迷恋地在雪地无言行走，充满了踏实和幸福感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雪地上那两只早已失去呼吸的东方白鹳，它们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命运的暴风雪。这是否也预示了张黑脸和德秀的未来？这些书写，明显凸现出迟子建式的“原始的纯正之气”和“弥漫的忧伤”。记得迟子建早在1990年代初就写过一篇散文《把哭声放轻些》，郑重表达自己的写作追求：“身为女性，我喜欢柔弱、忧郁、哀怜、感伤、幻想等等这些女性与生俱来的天性。”b在大自然和社会面前，生命都是渺小、羸弱的，作家所能够做到的，只有与人物一起去从容面对。
　　张黑脸和德秀在葬完东方白鹳之后，天已经黑了，他们拖着沉重的腿向回走时，竟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天阴沉着，望不见北斗星，更没有哪一处人间灯火可以做他们的路标，这不由得让我想起，迟子建几年前的长篇《群山之巅》中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 最终，令人伤怀的时刻还是悄然而至，我们感慨和忧虑，他们两人将会陷入怎样忧郁茫然的处境之中，情何以堪呢！
　　我感到，这部小说的叙述里埋藏着或隐含着一口“气”，这口气，从头至尾，贯穿在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精神缝隙中，是一股凛然之气。正是由于这种气韵的存在，使得小说中人的生命力和自然生命力合一，积健为雄，一扫鄙俗懦怯之态，净化并保持着生活、存在世界的那一股内在的清流。我坚信，迟子建从来都是依靠她强大的内心写作，在这份心力中，定然饱含这股不竭的清流，供养着写作的精神和心理气韵，而且，它统摄着小说叙述的气理，沉潜于文本的深处，潜滋暗长，挥之不去。
　　其实，这部《候鸟的勇敢》，对于我而言，仿佛与其也存在一种宿命般的相遇。我曾生活在中国东北的一座城市三十余年，1990年代之后，这个城市生态，也曾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几乎很少再有候鸟莅临，或者停留在此，将其作为休整的驿站。调离这座城市以后，虽然偶尔回来，却再未听见过任何有关候鸟的信息。今年初春三月，我因事回到家乡，启程时，随身带上了最新一期的《收获》杂志，旅途中阅读，而其头题中篇小说，正是迟子建这部八万余字的《候鸟的勇敢》。我一到家乡，热情的朋友，竟意外提出要带我去城东的松花江南岸，去看正在对面半岛湿地休憩、休整，准备继续北上的候鸟。来到江边，我惊呆了：一个庞大的雁群，可谓遮天蔽日，数不清的雁阵，分属不同的家族和队伍，整体地纵横交叉，浑然一体中又秩序井然，令人叹为观止。其时，候鸟——鸿雁、灰雁和白额雁，都喜欢栖息于开阔平原和平原草地上的湖泊、水塘、河流、沼泽，雌雄共同营巢，产卵，在这一带结群活动。它们由头雁带领，组成“雁阵”，几千只、上万只浩浩荡荡，队伍排成“人”字形，春天北去，秋天南往，从不失信，非常准确地南来北往，每当秋冬季节，它们就从老家西伯利亚一带，途经黑龙江飞到南方过冬，第二年春天，又长途旅行，经过几千公里的漫长旅途，来东北这座小城的松花江段休整补给，回到西伯利亚产卵繁殖。大雁是一夫一妻制，有的配对几乎终生不渝。当伴侣中一只大雁不幸死去，另一只大雁常常就会为悲哀所击倒，无精打采，没有食欲，甚至在飞行时一头撞在电线上，或者，因为注意力不集中而成为猛禽的猎物。在这部《候鸟的勇敢》里，我目睹了这个鸟类世界的存在细节、生死歌哭，那一次，又在日渐恢复自然生态的故乡松花江畔，切身感受到这场壮观、雄伟的迁徙，猜想并且真正体味到了“候鸟的勇敢”和悲壮。原来，候鸟的世界竟是一个如此有序的世界，而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我们，反而迷失了方位，找不到灵魂的家园和回家的道路，已经焦虑到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候鸟的勇敢，人性的怯懦和欲望的膨胀，令人忧虑和惶恐。《候鸟的勇敢》和那时我感受到的候鸟飞翔的场景，在我的内心，呈现出逼真的重叠。因此，我更加理解迟子建小说中所蕴藉的阔大的象征或隐喻。可见，迟子建在小说中，将“实的”事物写虚了，而故意又将“虚的”事物写实了。也许，小说的魅力，就是避实就虚，或者凌空蹈虚，一场鸟类的迁徙，就如同人性的裸奔和灵魂的战争，构成一个起伏跌宕、刻骨铭心的记忆，迟子建描摹了一幅微缩版的俗世人生的“山海经”。
　　我们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还能够强烈地体验到那种沧桑感，在迟子建小说的字里行间，还发散出一种充满诗性的苍凉而残酷的气息，那是一种挣脱了虚无的力量，不断支撑着叙述向前推进。在迟子建以往的中篇、短篇小说里，小说的题材、故事、人物及其相互关系，还有那出人意料或是意料之中的故事结局，小说的结构，叙事的节奏，许多都是比较相近，彼此丰富，相互推进的。两性之间的关系，情感纠葛，亲情，常常构成其小说的基本链条和叙事框架。而从不同文本之间的内在张力方面看，特别是，从文本所表现的事实层面到精神价值层面，在她不断地持续、重叠和反复地对主题、意蕴的发掘中，小说文本正渐渐呈现着超出所谓“本质”属性的多极美学状态，形成迟子建“北国一片苍茫”的叙事美学情境。
　　【注释】
　　a[法]玛格丽特·杜拉斯：《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b迟子建：《伤怀之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