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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亲手制作过器物的人总是容易对工艺更了解。选料与制坯，锻造与打磨，烧制与抛光，雕花还是施釉，每一道工序的处理都会有基于制作者触感的领悟与表达。这种领悟与表达迁移到对器物的品鉴中会以另一种话语形式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检选和判断。
诗当然不是器皿。但它确实盛酒也盛水，加盐也加蜜，每一次的注满和倾倒，都需要好的握持和恰如其分的角度。一个诗的从业者的长久劳作生成的肌体记忆因此颇有意味。对于中国新诗的研究者、译者顾彬的关注，因而可以安心地从他的一段备受柏桦赞许的诗作《于道观中》a说起：
穿过后门，我们进来
本该左行，却误入右门
道姑静待在那里，一袭白衣
法名曰常琼
她让我们回转过去，重新迈出生命的步伐
此刻是岁月永恒，幸福无量
我们在太一打听太一：
是神还是榜样？只是榜样，她答道。
她纤细的左手中，轻握一部白色乖巧的手机
诗中有明显的撞色感：“左行”与“右门”的隐喻，“道”之虚静与现代物品的异质拼接，“神”与“榜样”的陌生与张力，以及，道观、太乙与俗世的多点透视。这种撞色感，我们在顾彬的其他诗作中很容易能找到呼应，比如《扬州》中档案与月亮与人造气球与圆融，“档案记录有些夸张：/此地无皓月。/事实与档案不同：/月亮有如人造的/气球，带着绳子升入高空，/膨胀而圆融”。甚至是随笔里，“在谢烨餐桌上包饺子的地方，顾城摊开了巴黎观光时的照片”b。然后是评论，张枣“文言古趣与现代口语交相辉映”，“德语的深沉与汉语的明丽甜美相调和”c。还有文学史叙述，冰心与和庞德的并置手法、余光中的重叠视角，d等等。
一个体内携带着如此繁复基因的诗人、当代中国诗歌在德国的首席翻译者、新诗传播与批评者、新诗发展史的叙述者，他的视界如何生成，又何以表达，他的存在是修改了中国批评的基因序列，还是直指批评肌体内的某些痼疾，是值得期待还是另有恐慌？与基因科技发展相似，外源性的注入和改写会引发震动;与自然科学不同，批评视界的基因变动并不会指向脱靶与不可控，相反，必要的激荡才能真正催促批评生态的重组和唤醒批评机能的新生。
一、 不知荒芜
而批评界的常态经常是单色度的，比如领地。在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的学术界，一个新诗的研究者的领地往往有清晰的边界：从诗文本、诗人个案、诗人群落、诗歌史，到诗现象的捕捉、追踪与定位，总结规律并拓展理论。在长期的精耕细作中自行维护并开拓疆土，然后根据个人偏好，选择捕猎目标设定美学资源导航，在惯性归因之路上披荆斩棘并对途经之处给予指认、描述和确认逻辑关联。
在这样的纯度中，偶尔出现在著述中持续保有一定量对诗之外的其他文体或时段关注的研究常常让人新奇甚至是惊喜，这意味着凝神屏气之外又环顾四方。前者固然有助于保持学术专注力，但后者却可以避免“寸步不移，犹恐失之”的拘谨与狭窄。物种单一的生机勃勃其实是另一种荒芜。
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彬的所来之径是可以欣喜的。在德语文化的母体之外，他从1970年代起即着手研究中国传统文人的自然观与抒情传统，熟知并翻译过《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等传统经典和六卷本的《鲁迅选集》等。而在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2008）中，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个人还撰写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传统戏曲史和部分中国散文史。在新诗的点之外，是有线和面的。
如此的所来之径在面对中国新诗时至少有如下的优势：
一是根系完整的批评路径。与学术分工日益细化之后各种划时段为界的研究路数相比，顾彬从古典文学出发抵达当代的路径是在与文学同方向生长中确认一片叶子的萌出，因符合自然节律而有着根深叶茂的扎实感。新诗用斩断根系的方式宣布自己靠扦插自行生根或嫁接于西方文学的母本存活，终究是一场急于宣告叛逆和出走的意气用事。剔骨还髓的新生既不可能，对原株发达根系的关注显然更利于发现曾经的固着、支持、营养输送与贮藏。一个“在古代希腊语文的节奏和唐朝诗歌的诗意之下创造”诗行的诗评者，一个“从王国维或宗白华来看中国文学”e并能娴熟地使用“君子不怨”“陋巷”等话语重述德国深邃的哲学传统的译者，因根系完整植株健全更容易实现嫁接顺利存活良好。
二是多于诗的文体参照。文体壁垒的存在部分是源于研究者基于个人偏好的令人尊敬的学术热忱，但也未始没有学术体制中生存压力之下畏惧逸出舒适区的惰性。长久地对目标之物保持凝视之姿是否更有利于提升目力的敏锐和判断的稳健？显然不是。恰恰相反，那些灵活而富有新意的洞见常常来自于远距离的瞬间打通或击穿。比如余华在《红字》中读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的变奏处理，比如陈从周在园林中看见《红楼梦》的布局谋篇。而文学内部各文体之间更是长期在呼应和差异中彼此照见与各自完成。專心致志于某一文体固然可能更便于趋向“专业”，但在不同文体穿行中持续的离开和重新回来却能更好地在参差对照中确认自身：“我最近看过的长篇小说，无论是美国的、德国的或中国的都比不上当代诗歌、散文、中篇小说的表达力量。”f
三是别岸的清醒与轻捷。抛开上述基于知识结构的个体差异和语言间的摆渡能力，一个域外汉学家面对新诗时的优势在哪里？在于置身另一岸的视界、文化基因，以及，更纯粹的批评关系。“德国的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我们老是怀疑我们自己。因此我们知道除了自己的观点以外还会有别的观点。美国文化不是这样，美国文化是一个老肯定自己的文化。美国汉学界当然也是这样”g，顾彬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汉学家队列并以怀疑与审视确立自身特质，先天地抽离出过于痴缠的国族本能和盘根错节的人情牵绊，以此避免与本土的研究者混同。后者因与中国诗歌共生而常常难以剥离出自身，他们是中国诗歌供销一体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其与诗歌生产群体荣辱与共的特殊互动方式共同参与完成了诗歌写作。 据此，顾彬对中国新诗的关注，是先汲一桶水再取一杯饮的。是推门进来之前先阅尽千山，带着一个采集者的挑剔和诉求的。所以，他采集时的眼光和检选后的评价，是有美学标准且对品质控制有意义的。当其将新诗置于世界文学的宏观格局与中国文学的总体成长中描述和判断，结论常常丰饶。
二、 从陆地下水
在世界文学发展格局中看中国诗歌，顾彬关注的是不同版块的漂移、碰撞、接近和分离，是世界诗歌的大陆漂移。他的思维切入点、走向与习惯性图式，他用于完成透视的视点、地平线、消失点以及由此形成的纵深感和立体效果，因此是不同的。
20世纪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接是延迟、集中爆发和错位的，少有实时互动。国内文学、史学的视线因而常胶着于文学从史学中的析出，找寻文化史与诗学之间的矛盾与遇合点，致力于文学类型从生到死的描述和不同作家基因的揭示，比对文学事实选择与作品评价比例，关注文学之变与时代内部之通。对于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重在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大逻辑中对审美经验清理，厘清其中从西方文学中吸纳而来的基因。
而在顧彬的逻辑体系中，以人类共通的书写在不同文学间产生个体间的撞击、裂变、新生是成为世界文学的基本样态，自我建构与语言的演变生成是现代化含量的表征，而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驱动力。因而对于当下诗歌研究的生态而言，顾彬存在的意义并非是版图的拓展和批评视角量上的增加，而是一个新的透视点。
顾彬的描述中，表征新诗从古典诗歌的坚实地表下破土而出的，是“我”的降生、丢失和重新找回：找回声音，找回语言，它们是诗的肉身。“如果不看透现代性作为自我提升、自我指涉、自我褒扬和自我庆典的实质，现代性的基本文本就无法理解”h，郭沫若的《天狗》因此被视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起点。而对该诗的分析中可以看见顾彬新诗研究的常规视界与论证图式：儒释道共通的知足和自谦先天缺少个体意识萌发、存活所需的温度和土质，甚至难以自行孵化出个体意识本身。故《天狗》中“自我”的异质感，其易燃性与膨胀力来自外援，比如尼采，而郭沫若作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国译者身份支撑了影响渊源的确认。在诗语层面上，出现39次的“我”则是具足《旧约》中上帝的气质，“堂而皇之地告别了中国诗歌中无我的传统语法”。在逻辑搭建中所使用的引证文献，分别取自马利安·高利克的比较文学视角和拉尔期·艾尔斯多姆的政治阐释视域。同样是“诗人在诗人中间”，本土研究的逻辑建构模式通常是以研究对象为立足点，通过同构思维确认外来影响。而顾彬更多的使用对比推理以“异”来凸显特质，于各自的方位指向不同视点，共同完成对“自我”的透视。这一诗文本阐释模式在对新诗发展的讲述中是持续和稳定的，在对冰心的分析中，以泰戈尔的并置手法和庞德的不连续性作为对照，指出其古典情境与《圣经》式格言风，而作为支撑的引证文献源自奚密的《中国现代诗歌》。“我们回忆一下这位与冰心同时代人的著名的两行诗：‘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呈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冰心也采取类似手法把画面彼此隔开，例如《春水》第32篇……”i。与将中国文学既作为消失点也作为立足点的批评相比，这样的视界有两点透视的立体效果和穿透力。
如果延伸到与诗文体周边的对接，可以生成体系更宏阔的逻辑框架。在《黑夜意识和女性的（自我）毁灭：评现代中国的黑暗理论》j一文中，从现代性的视角，在政治和审美的角度分析“黑暗”的不同层面，其中后者的代表作是Edward Young的《黑夜沉思》 （Night Thoughts）、诺瓦利斯的《黑夜赞歌》 （Hymnenan die Nacht）和德国一位无名诗人创作的散文《伯纳文图拉的守夜人》 （Nachtuachen des Bonaventura），以及将黑夜作为其表现对象或背景的弗雷德里希（Casper David Friedrich）的绘画作品。之后从哲学和宗教层面对中国传统的阐述中确立中西方“黑暗”的共性，继而以刘鹗《老残游记》、鲁迅《呐喊》、茅盾《子夜》、巴金《寒夜》以及丁玲《夜》、王蒙《夜的眼》、艾芜《夜归》等小说和郭沫若诗集《女神》为参照，指出翟永明以《黑夜的意识》 《黑夜里的素歌》等诗集实现对自我和性别的确认。这一论证，直接以“黑暗”的西方文化内涵为视点，延伸至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表达。以小说中的美学形态为参照，最终指向翟永明的诗。如此出发之处、途经路线以及最终的落脚点，更为清晰地呈现了批评者与本土研究的视界差异。这不是在解剖标本中进行实验室研究的辨析成分与分析肌理，而是在世界文学的动态格局中确认生成机制。
能与人类沟通的写作才有存活力，只关注民族国家的表述因丧失交流能力而不能在物种的交互作用中获得基因完善。所以在价值和美学上不断地突破“对中国执迷”以成为“世界文学”，是顾彬对新诗乃至中国文学的执着吁求。
批评亦是如此。时段、文体、国别甚至批评的惯性和置身群体的安全感需求，都可能成为一个批评者的井底，我们因此对“从陆地下水”（《顾彬的诗·扬州》）保持敬意。
三、 伤与药
一个优秀的诗人要有高辨识度的声音，要打开，要持续拔节和不断蜕变，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近三十年，顾彬持续而审慎地把新诗引向德语世界并推向更远的新天新地。他的质检标准包括：藉明晰之我与世界对谈，在不同语言的相互交换和哺育中把自己养大成人，对停顿和自我重复保持长久的警惕。所以那些被认可的诗应该能够“通过它可以让我了解到‘我是谁’”，“世界观、语言表达都极为复杂，形式也很独特”，以及“对当代社会问题尤为关注”，而“一个人不突破自己，就无法获得长足发展”k。
他用这样的标准在新诗中反复拣选，在1990年代后渐成集束：翻译北岛、顾城、杨炼、张枣、梁秉钧、翟永明、赵野、欧阳江河、王家新、舒婷、多多、丁当、李亚伟、翟永明、食指;2000年后译成于坚、王小妮、陈东东、西川、海子等人的合集。当代诗歌朝向德语世界的输出方阵渐次形成，面、质及量，都是重镇。l 值得关注的不止是诗学标准，更重要的是诗歌标准的建立依据，并用自己的文本实践持续予以支撑、验证、调试和再生。剖析对象并不断审视自身的剖视行为和标准，永远提问，永远对质询保持召唤，“我们今天的看法和昨天的不一定还一样”m。所以，“北岛顾城等人在‘文革’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是好诗，但一成不变的延续到当下就是可怕”，“重复自己”的杨炼是开始停滞，而“当代诗坛唯一一个在不断追求发展变化发展的”翟永明才是保持生长。n日尔曼式的怀疑批判学统和他深爱的鲁迅因此有了某种魂魄相通。在现代与当代之间截取前者敲打后者，在当代诗歌与小说中锻造诗歌而弃置小说，在诗歌中激活一部分而批评另一部分，不断在对对象的切分中指认和细化问题，始终目光笔直，勤勉、警惕、直指症结，而不是迟钝、无可无不可与一团和气。
公允地说，这种训诫与挑剔同样是指向世界的。“我提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文学的问题。”o他在批评中国诗歌的同时也以同样的锐利剖视德语世界及其他，“谁要是关注德语当代文学的话，就会出乎意料地发现，它比起华文文学来并不见得好多少”p，是在世界文學的机体内诊断中国诗歌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如此批评更应该理解为一种思维，而不是所谓立场。
所以他引领，也训诫，捧出珍宝也展示瑕疵。
语言是最大的伤。“民国时期（1912-1949）作家们的语言水平是非常高的，许多作家是多语作家。他们通常不只掌握多种语言，也以各外来语文书写文学作品”，“中国的语言在1949-1979年间遭到破坏，因此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重新学他们的母语”q。全称判断或许未必严谨，但在时间纵轴中凸显语言之伤的因果逻辑却足见其重。
而翻译有药。在语言的生成中翻译的建构能力曾被证实，多语言补给对诗人的生长是有效的。在戴望舒与洛尔伽、冯至与里尔克、穆旦与奥登之间，都曾由翻译渡他们过河。“陈敬容1946年在上海开始翻译波德莱尔和里尔克，并由此变成了一个女诗人。我们在前面戴望舒那里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创作和翻译的统一”r，“北岛是在文革期间通过汉语译文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是晦涩、拒绝释读的创作方法，……中国朦胧诗派的诗学背景主要来源于两次大战间罗曼语族国家的文学流派。我们可以从北岛至今喜欢使用的并列手法中很容易看出这一渊源”s。倍受顾彬赞赏的诗人张枣是其中醒目的个案，德语给过他母语中没有的关于精确的练习，勒内·夏尔帮他找到黑暗中的甜，而对史蒂文斯的翻译更使他有机会一再地探索汉语的边界。
我们更多地看到翻译在语言的不同容器之间反复倾倒时的不断洒出和磨损，却更少看到建构。很少看到翻译对自身语言的修补和调动，以母语中富有表现力的部分完成翻译对象对母语的重建。以及，这一过程中通过对情感温度、表意的隐显和色度明暗的拼接与调配，使母语的潜力得到激活，组合的可能性被更多向度地探索。
顾彬视之为重器。所以心存敬畏，唯有对所翻译领域深有所知而又能以一流的母语相对位的人才可以被许可进入窄的门。他对当代诗人的德译中有很好的践行：比如对张枣的翻译中保持了汉语的陌生性，使“张枣独特的话语结构和内在节奏”具体可感;比如对王家新则是精准地把握其“语言所要求的平衡感”和“平缓而保持一定紧张”的语调t。这与他对二者“将语义荷戟填充到了几乎全然不可理解的程度”和“朴实无华”的文学史定位相匹配的。u被语言哺养过的人，复以语言回报，摆渡是相互的。
词的精准配位是一次性的，所以他把最好的词语给了自己翻译的诗人，从此不再重复使用，“好的翻译也是爱。我翻译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时间，也会把我个人词汇里头最好听的辞都给别的诗人，给夏宇、罗志成、郑愁予、欧阳江河、王家新、梁秉钧、翟永明等。我为他们提供完全我自己、别人完全不用的词，我写作时不能再用。”v。这意味着不挪用和混用，是量身定做的。
我们的母语曾长时间地按标准化的模型锻造和成形，除此之外它们不知道其他的可能，那种公共性使语言生硬。为接近对象的力度与柔韧度，需把母语表达中从未有过足以试探其弹性和张力的那些部分反复锻造和敲打，炙烤和淬火。在不断的拉伸和折拗中，增益其延展和塑形能力，那些从未被尝试和要求过的能力。而有幸经过反复抻展的语言方能质地优良。
四、“我”的偏好与拒绝
一个将现代性视为标尺的批评者，需要有鲜活的个人和边界清晰的自我作为标配才有可能实现人剑合一。在规范完备却面目模糊的学术场，人剑合一的自我如此重要却常常稀缺。定义一位研究者的可以是其知识谱系、价值立场、学术渊源和思维惯性，但这些精神生物学意义上的肉身如果不能化术为道，将终于只是栖身于器。
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说，“我的偏好与拒绝都仅代表我个人”，“偏好”和“拒绝”都是自我的边界。在其最能体现一个人性情的随笔集中有以下几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对语言的重视;二是敬畏生命;三是赞赏童稚。元素和不同配比的调试形成在诗歌翻检中的视界，决定“看见”的可能和时机，比如顾彬之于于坚。按理说，顾彬应该更早和更稳的看见于坚，他们在对万物生灵的审美和敬畏层面是有机会轨道并行相互致意的：“我不在的时候所有的虫子都在我的东西上举行了不少宴会，蜘蛛还向蟑螂学会了在冰箱开party”，“猴子的美学跟人的美学可能不太一样”w，“我希望我能了解到蚂蚁在我窗台上的书之间的快乐”x，“它们会感谢我吗？不用。我感谢我自己，因为我对生命表示敬畏”y。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于坚的诗。于坚写蚂蚁，写避雨的鸟，以视角切换表达对人类中心的自愿弃绝：“你在暗处转动着两粒黑豆似的眼珠/看见我又大又笨一丝不挂毫无风度”z，“我的耳朵那么大，它的声音那么小/即使它解决了相对论这样的问题/我也无法知晓对于这个大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头猩猩”@7。当然，他们相见并不晚，只是各自对语言的执念和分歧一度推远了他们，但很多年后当顾彬终于在一本合集的翻译中与于坚以诗重逢并在语言相互校准中对话时，这种对生命的审美和敬畏会帮助他更快地抵达对方吧。不同个体在特定元素的有无、配比和各自体内的排序决定对接的时机、方式和可能性。但那些核心和本质的东西，有和没有是不同的。 物壮则易老。理性的认知和穿透力注定会需要在对直觉和敏悟有所磨损中生长。一个穿过人类智识的整饬而收获满满的人，通常需要放下童稚和感性，才能捡起理性的利器。收下锐利的手很容易松开之前握紧的清澈。但顾彬奢侈地拥有了哲学的锋利和孩子气的坦然无忌。他有条不紊地将诗人在严肃的文学史座席上一 一安置，也无所顾忌地保留了那个天真的声音，比如说冰心“世故、做和事佬和温情脉脉”@8，比如坦言北岛改动一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为了能够发表”@9。人性和常识因此使文学史的学理整饬气质端然中保存了真实的触感。这与其说是诚实和勇气，毋宁归结于元气充沛和未蒙尘。诚实和勇气是要和自己暗中角力最终克服引力与惯性的，而无机心只需要安于护持和不受损。哲学从一个层面抵达的，童稚经由另一个通道殊途同归，空气很透明。
与翻译和研究对象在现实人生中相互介入颇深，但并不因为私谊的生成而预设立场或让结论改道与绕行，以此区别于当下熟人社会社交形态带来的批评中心照不宣的遮蔽。他与他们既有同行的步履：“从8月中起，他们搬进我柏林的住宅……”#0，“北京的诗人王家新与住成都的诗人翟永明……他们两位参观我的故乡”#1，“跟北岛、梁秉钧、翟永明等诗人去过中心公墓”，“最近我把欧阳江河、王家新介绍给维也纳”#2，“王家新带我在德国、奥地利看欧洲作家的故居”等。也有文字的唱和：《北岛》 《哈楞湖畔的诗人们》等诗是写北岛和顾城，《孤寂宫》 《灭火骑士》 《没有英雄的诗》分别有副标题“致张枣”“致翟永明”和“致王家新”。但顾彬还是会用很长的篇幅写顾城包括疑似有家暴行为的日常，纹理粗砺质地可感，浑然而坦白。对于诗艺上深深赞赏的张枣，他也会平静地记录下“北岛老帮助他，支持他，可北岛2000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却非常高兴，并且给朋友打电话表达他的兴奋”#3之类有破绽感的细节。这样敞开的知人让我们在光滑顺畅和理所当然中时常幡然醒悟，提醒自己对净化结论的惯性引力保持警惕。
在无数的面无表情或意会但不言传的共谋中，中国新诗的批评需要这样的忧而不惧。需要有人以不同的视界在批评现场穿行，手持刀锋，心有甘露。
他当然也会有疑点和破绽，比如，外语能力的不足是否必然会成为一个蓬勃充沛诗人的致命短板;比如对翻译的过于依重是否会让詩的复杂生成机制被简化;比如，一个诗人是否可以因为“不够谦逊”而被忽视其诗学史价值仅安置于注释中，等等。但诘问之下，方能有光照进。太多的批评者将刀光剑影仅限于在学术的案几上切割与操作，并不同步于人生。而顾彬在面对新诗时是人剑合一的，人就是剑。他因此勇敢而有力，“根本不知道荒芜是什么”#4。
【注释】
a顾彬：《顾彬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befgmovwxy#0#1#2#3顾彬：《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176、113页，137页，108页，179页，137页，45页，196页，171页，267页，59页，199页，204页，143页。
c顾彬：《综合的心智：张枣〈春秋来信〉译后记》，《作家》1999年第9期。
dhiprsu@8@9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47页，44页，75页，2页，218页，309页，367页，74页，304页。
j顾彬：《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135页。
kn季进、夏云：《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坦率——顾彬教授访谈录》，《书城》2001年第7期
l冯强：《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长城》2012年第2期。
q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t胡桑：《翻译，作为摆渡：关于顾彬的中国诗歌翻译》，《诗歌月刊》2017年第7期。
z@7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86页、77页。
#4顾彬：《中国往事》，中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诗当然不是器皿。但它确实盛酒也盛水，加盐也加蜜，每一次的注满和倾倒，都需要好的握持和恰如其分的角度。一个诗的从业者的长久劳作生成的肌体记忆因此颇有意味。对于中国新诗的研究者、译者顾彬的关注，因而可以安心地从他的一段备受柏桦赞许的诗作《于道观中》a说起：
穿过后门，我们进来
本该左行，却误入右门
道姑静待在那里，一袭白衣
法名曰常琼
她让我们回转过去，重新迈出生命的步伐
此刻是岁月永恒，幸福无量
我们在太一打听太一：
是神还是榜样？只是榜样，她答道。
她纤细的左手中，轻握一部白色乖巧的手机
诗中有明显的撞色感：“左行”与“右门”的隐喻，“道”之虚静与现代物品的异质拼接，“神”与“榜样”的陌生与张力，以及，道观、太乙与俗世的多点透视。这种撞色感，我们在顾彬的其他诗作中很容易能找到呼应，比如《扬州》中档案与月亮与人造气球与圆融，“档案记录有些夸张：/此地无皓月。/事实与档案不同：/月亮有如人造的/气球，带着绳子升入高空，/膨胀而圆融”。甚至是随笔里，“在谢烨餐桌上包饺子的地方，顾城摊开了巴黎观光时的照片”b。然后是评论，张枣“文言古趣与现代口语交相辉映”，“德语的深沉与汉语的明丽甜美相调和”c。还有文学史叙述，冰心与和庞德的并置手法、余光中的重叠视角，d等等。
一个体内携带着如此繁复基因的诗人、当代中国诗歌在德国的首席翻译者、新诗传播与批评者、新诗发展史的叙述者，他的视界如何生成，又何以表达，他的存在是修改了中国批评的基因序列，还是直指批评肌体内的某些痼疾，是值得期待还是另有恐慌？与基因科技发展相似，外源性的注入和改写会引发震动;与自然科学不同，批评视界的基因变动并不会指向脱靶与不可控，相反，必要的激荡才能真正催促批评生态的重组和唤醒批评机能的新生。
一、 不知荒芜
而批评界的常态经常是单色度的，比如领地。在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的学术界，一个新诗的研究者的领地往往有清晰的边界：从诗文本、诗人个案、诗人群落、诗歌史，到诗现象的捕捉、追踪与定位，总结规律并拓展理论。在长期的精耕细作中自行维护并开拓疆土，然后根据个人偏好，选择捕猎目标设定美学资源导航，在惯性归因之路上披荆斩棘并对途经之处给予指认、描述和确认逻辑关联。
在这样的纯度中，偶尔出现在著述中持续保有一定量对诗之外的其他文体或时段关注的研究常常让人新奇甚至是惊喜，这意味着凝神屏气之外又环顾四方。前者固然有助于保持学术专注力，但后者却可以避免“寸步不移，犹恐失之”的拘谨与狭窄。物种单一的生机勃勃其实是另一种荒芜。
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彬的所来之径是可以欣喜的。在德语文化的母体之外，他从1970年代起即着手研究中国传统文人的自然观与抒情传统，熟知并翻译过《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等传统经典和六卷本的《鲁迅选集》等。而在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 （2008）中，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个人还撰写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传统戏曲史和部分中国散文史。在新诗的点之外，是有线和面的。
如此的所来之径在面对中国新诗时至少有如下的优势：
一是根系完整的批评路径。与学术分工日益细化之后各种划时段为界的研究路数相比，顾彬从古典文学出发抵达当代的路径是在与文学同方向生长中确认一片叶子的萌出，因符合自然节律而有着根深叶茂的扎实感。新诗用斩断根系的方式宣布自己靠扦插自行生根或嫁接于西方文学的母本存活，终究是一场急于宣告叛逆和出走的意气用事。剔骨还髓的新生既不可能，对原株发达根系的关注显然更利于发现曾经的固着、支持、营养输送与贮藏。一个“在古代希腊语文的节奏和唐朝诗歌的诗意之下创造”诗行的诗评者，一个“从王国维或宗白华来看中国文学”e并能娴熟地使用“君子不怨”“陋巷”等话语重述德国深邃的哲学传统的译者，因根系完整植株健全更容易实现嫁接顺利存活良好。
二是多于诗的文体参照。文体壁垒的存在部分是源于研究者基于个人偏好的令人尊敬的学术热忱，但也未始没有学术体制中生存压力之下畏惧逸出舒适区的惰性。长久地对目标之物保持凝视之姿是否更有利于提升目力的敏锐和判断的稳健？显然不是。恰恰相反，那些灵活而富有新意的洞见常常来自于远距离的瞬间打通或击穿。比如余华在《红字》中读到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的变奏处理，比如陈从周在园林中看见《红楼梦》的布局谋篇。而文学内部各文体之间更是长期在呼应和差异中彼此照见与各自完成。專心致志于某一文体固然可能更便于趋向“专业”，但在不同文体穿行中持续的离开和重新回来却能更好地在参差对照中确认自身：“我最近看过的长篇小说，无论是美国的、德国的或中国的都比不上当代诗歌、散文、中篇小说的表达力量。”f
三是别岸的清醒与轻捷。抛开上述基于知识结构的个体差异和语言间的摆渡能力，一个域外汉学家面对新诗时的优势在哪里？在于置身另一岸的视界、文化基因，以及，更纯粹的批评关系。“德国的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我们老是怀疑我们自己。因此我们知道除了自己的观点以外还会有别的观点。美国文化不是这样，美国文化是一个老肯定自己的文化。美国汉学界当然也是这样”g，顾彬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汉学家队列并以怀疑与审视确立自身特质，先天地抽离出过于痴缠的国族本能和盘根错节的人情牵绊，以此避免与本土的研究者混同。后者因与中国诗歌共生而常常难以剥离出自身，他们是中国诗歌供销一体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其与诗歌生产群体荣辱与共的特殊互动方式共同参与完成了诗歌写作。 据此，顾彬对中国新诗的关注，是先汲一桶水再取一杯饮的。是推门进来之前先阅尽千山，带着一个采集者的挑剔和诉求的。所以，他采集时的眼光和检选后的评价，是有美学标准且对品质控制有意义的。当其将新诗置于世界文学的宏观格局与中国文学的总体成长中描述和判断，结论常常丰饶。
二、 从陆地下水
在世界文学发展格局中看中国诗歌，顾彬关注的是不同版块的漂移、碰撞、接近和分离，是世界诗歌的大陆漂移。他的思维切入点、走向与习惯性图式，他用于完成透视的视点、地平线、消失点以及由此形成的纵深感和立体效果，因此是不同的。
20世纪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接是延迟、集中爆发和错位的，少有实时互动。国内文学、史学的视线因而常胶着于文学从史学中的析出，找寻文化史与诗学之间的矛盾与遇合点，致力于文学类型从生到死的描述和不同作家基因的揭示，比对文学事实选择与作品评价比例，关注文学之变与时代内部之通。对于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重在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大逻辑中对审美经验清理，厘清其中从西方文学中吸纳而来的基因。
而在顧彬的逻辑体系中，以人类共通的书写在不同文学间产生个体间的撞击、裂变、新生是成为世界文学的基本样态，自我建构与语言的演变生成是现代化含量的表征，而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驱动力。因而对于当下诗歌研究的生态而言，顾彬存在的意义并非是版图的拓展和批评视角量上的增加，而是一个新的透视点。
顾彬的描述中，表征新诗从古典诗歌的坚实地表下破土而出的，是“我”的降生、丢失和重新找回：找回声音，找回语言，它们是诗的肉身。“如果不看透现代性作为自我提升、自我指涉、自我褒扬和自我庆典的实质，现代性的基本文本就无法理解”h，郭沫若的《天狗》因此被视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起点。而对该诗的分析中可以看见顾彬新诗研究的常规视界与论证图式：儒释道共通的知足和自谦先天缺少个体意识萌发、存活所需的温度和土质，甚至难以自行孵化出个体意识本身。故《天狗》中“自我”的异质感，其易燃性与膨胀力来自外援，比如尼采，而郭沫若作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国译者身份支撑了影响渊源的确认。在诗语层面上，出现39次的“我”则是具足《旧约》中上帝的气质，“堂而皇之地告别了中国诗歌中无我的传统语法”。在逻辑搭建中所使用的引证文献，分别取自马利安·高利克的比较文学视角和拉尔期·艾尔斯多姆的政治阐释视域。同样是“诗人在诗人中间”，本土研究的逻辑建构模式通常是以研究对象为立足点，通过同构思维确认外来影响。而顾彬更多的使用对比推理以“异”来凸显特质，于各自的方位指向不同视点，共同完成对“自我”的透视。这一诗文本阐释模式在对新诗发展的讲述中是持续和稳定的，在对冰心的分析中，以泰戈尔的并置手法和庞德的不连续性作为对照，指出其古典情境与《圣经》式格言风，而作为支撑的引证文献源自奚密的《中国现代诗歌》。“我们回忆一下这位与冰心同时代人的著名的两行诗：‘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呈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冰心也采取类似手法把画面彼此隔开，例如《春水》第32篇……”i。与将中国文学既作为消失点也作为立足点的批评相比，这样的视界有两点透视的立体效果和穿透力。
如果延伸到与诗文体周边的对接，可以生成体系更宏阔的逻辑框架。在《黑夜意识和女性的（自我）毁灭：评现代中国的黑暗理论》j一文中，从现代性的视角，在政治和审美的角度分析“黑暗”的不同层面，其中后者的代表作是Edward Young的《黑夜沉思》 （Night Thoughts）、诺瓦利斯的《黑夜赞歌》 （Hymnenan die Nacht）和德国一位无名诗人创作的散文《伯纳文图拉的守夜人》 （Nachtuachen des Bonaventura），以及将黑夜作为其表现对象或背景的弗雷德里希（Casper David Friedrich）的绘画作品。之后从哲学和宗教层面对中国传统的阐述中确立中西方“黑暗”的共性，继而以刘鹗《老残游记》、鲁迅《呐喊》、茅盾《子夜》、巴金《寒夜》以及丁玲《夜》、王蒙《夜的眼》、艾芜《夜归》等小说和郭沫若诗集《女神》为参照，指出翟永明以《黑夜的意识》 《黑夜里的素歌》等诗集实现对自我和性别的确认。这一论证，直接以“黑暗”的西方文化内涵为视点，延伸至其在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表达。以小说中的美学形态为参照，最终指向翟永明的诗。如此出发之处、途经路线以及最终的落脚点，更为清晰地呈现了批评者与本土研究的视界差异。这不是在解剖标本中进行实验室研究的辨析成分与分析肌理，而是在世界文学的动态格局中确认生成机制。
能与人类沟通的写作才有存活力，只关注民族国家的表述因丧失交流能力而不能在物种的交互作用中获得基因完善。所以在价值和美学上不断地突破“对中国执迷”以成为“世界文学”，是顾彬对新诗乃至中国文学的执着吁求。
批评亦是如此。时段、文体、国别甚至批评的惯性和置身群体的安全感需求，都可能成为一个批评者的井底，我们因此对“从陆地下水”（《顾彬的诗·扬州》）保持敬意。
三、 伤与药
一个优秀的诗人要有高辨识度的声音，要打开，要持续拔节和不断蜕变，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近三十年，顾彬持续而审慎地把新诗引向德语世界并推向更远的新天新地。他的质检标准包括：藉明晰之我与世界对谈，在不同语言的相互交换和哺育中把自己养大成人，对停顿和自我重复保持长久的警惕。所以那些被认可的诗应该能够“通过它可以让我了解到‘我是谁’”，“世界观、语言表达都极为复杂，形式也很独特”，以及“对当代社会问题尤为关注”，而“一个人不突破自己，就无法获得长足发展”k。
他用这样的标准在新诗中反复拣选，在1990年代后渐成集束：翻译北岛、顾城、杨炼、张枣、梁秉钧、翟永明、赵野、欧阳江河、王家新、舒婷、多多、丁当、李亚伟、翟永明、食指;2000年后译成于坚、王小妮、陈东东、西川、海子等人的合集。当代诗歌朝向德语世界的输出方阵渐次形成，面、质及量，都是重镇。l 值得关注的不止是诗学标准，更重要的是诗歌标准的建立依据，并用自己的文本实践持续予以支撑、验证、调试和再生。剖析对象并不断审视自身的剖视行为和标准，永远提问，永远对质询保持召唤，“我们今天的看法和昨天的不一定还一样”m。所以，“北岛顾城等人在‘文革’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是好诗，但一成不变的延续到当下就是可怕”，“重复自己”的杨炼是开始停滞，而“当代诗坛唯一一个在不断追求发展变化发展的”翟永明才是保持生长。n日尔曼式的怀疑批判学统和他深爱的鲁迅因此有了某种魂魄相通。在现代与当代之间截取前者敲打后者，在当代诗歌与小说中锻造诗歌而弃置小说，在诗歌中激活一部分而批评另一部分，不断在对对象的切分中指认和细化问题，始终目光笔直，勤勉、警惕、直指症结，而不是迟钝、无可无不可与一团和气。
公允地说，这种训诫与挑剔同样是指向世界的。“我提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文学的问题。”o他在批评中国诗歌的同时也以同样的锐利剖视德语世界及其他，“谁要是关注德语当代文学的话，就会出乎意料地发现，它比起华文文学来并不见得好多少”p，是在世界文學的机体内诊断中国诗歌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如此批评更应该理解为一种思维，而不是所谓立场。
所以他引领，也训诫，捧出珍宝也展示瑕疵。
语言是最大的伤。“民国时期（1912-1949）作家们的语言水平是非常高的，许多作家是多语作家。他们通常不只掌握多种语言，也以各外来语文书写文学作品”，“中国的语言在1949-1979年间遭到破坏，因此中国作家有必要从头学中文，就像德语作家重新学他们的母语”q。全称判断或许未必严谨，但在时间纵轴中凸显语言之伤的因果逻辑却足见其重。
而翻译有药。在语言的生成中翻译的建构能力曾被证实，多语言补给对诗人的生长是有效的。在戴望舒与洛尔伽、冯至与里尔克、穆旦与奥登之间，都曾由翻译渡他们过河。“陈敬容1946年在上海开始翻译波德莱尔和里尔克，并由此变成了一个女诗人。我们在前面戴望舒那里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创作和翻译的统一”r，“北岛是在文革期间通过汉语译文接触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是晦涩、拒绝释读的创作方法，……中国朦胧诗派的诗学背景主要来源于两次大战间罗曼语族国家的文学流派。我们可以从北岛至今喜欢使用的并列手法中很容易看出这一渊源”s。倍受顾彬赞赏的诗人张枣是其中醒目的个案，德语给过他母语中没有的关于精确的练习，勒内·夏尔帮他找到黑暗中的甜，而对史蒂文斯的翻译更使他有机会一再地探索汉语的边界。
我们更多地看到翻译在语言的不同容器之间反复倾倒时的不断洒出和磨损，却更少看到建构。很少看到翻译对自身语言的修补和调动，以母语中富有表现力的部分完成翻译对象对母语的重建。以及，这一过程中通过对情感温度、表意的隐显和色度明暗的拼接与调配，使母语的潜力得到激活，组合的可能性被更多向度地探索。
顾彬视之为重器。所以心存敬畏，唯有对所翻译领域深有所知而又能以一流的母语相对位的人才可以被许可进入窄的门。他对当代诗人的德译中有很好的践行：比如对张枣的翻译中保持了汉语的陌生性，使“张枣独特的话语结构和内在节奏”具体可感;比如对王家新则是精准地把握其“语言所要求的平衡感”和“平缓而保持一定紧张”的语调t。这与他对二者“将语义荷戟填充到了几乎全然不可理解的程度”和“朴实无华”的文学史定位相匹配的。u被语言哺养过的人，复以语言回报，摆渡是相互的。
词的精准配位是一次性的，所以他把最好的词语给了自己翻译的诗人，从此不再重复使用，“好的翻译也是爱。我翻译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时间，也会把我个人词汇里头最好听的辞都给别的诗人，给夏宇、罗志成、郑愁予、欧阳江河、王家新、梁秉钧、翟永明等。我为他们提供完全我自己、别人完全不用的词，我写作时不能再用。”v。这意味着不挪用和混用，是量身定做的。
我们的母语曾长时间地按标准化的模型锻造和成形，除此之外它们不知道其他的可能，那种公共性使语言生硬。为接近对象的力度与柔韧度，需把母语表达中从未有过足以试探其弹性和张力的那些部分反复锻造和敲打，炙烤和淬火。在不断的拉伸和折拗中，增益其延展和塑形能力，那些从未被尝试和要求过的能力。而有幸经过反复抻展的语言方能质地优良。
四、“我”的偏好与拒绝
一个将现代性视为标尺的批评者，需要有鲜活的个人和边界清晰的自我作为标配才有可能实现人剑合一。在规范完备却面目模糊的学术场，人剑合一的自我如此重要却常常稀缺。定义一位研究者的可以是其知识谱系、价值立场、学术渊源和思维惯性，但这些精神生物学意义上的肉身如果不能化术为道，将终于只是栖身于器。
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说，“我的偏好与拒绝都仅代表我个人”，“偏好”和“拒绝”都是自我的边界。在其最能体现一个人性情的随笔集中有以下几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对语言的重视;二是敬畏生命;三是赞赏童稚。元素和不同配比的调试形成在诗歌翻检中的视界，决定“看见”的可能和时机，比如顾彬之于于坚。按理说，顾彬应该更早和更稳的看见于坚，他们在对万物生灵的审美和敬畏层面是有机会轨道并行相互致意的：“我不在的时候所有的虫子都在我的东西上举行了不少宴会，蜘蛛还向蟑螂学会了在冰箱开party”，“猴子的美学跟人的美学可能不太一样”w，“我希望我能了解到蚂蚁在我窗台上的书之间的快乐”x，“它们会感谢我吗？不用。我感谢我自己，因为我对生命表示敬畏”y。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于坚的诗。于坚写蚂蚁，写避雨的鸟，以视角切换表达对人类中心的自愿弃绝：“你在暗处转动着两粒黑豆似的眼珠/看见我又大又笨一丝不挂毫无风度”z，“我的耳朵那么大，它的声音那么小/即使它解决了相对论这样的问题/我也无法知晓对于这个大思想家/我只不过是一头猩猩”@7。当然，他们相见并不晚，只是各自对语言的执念和分歧一度推远了他们，但很多年后当顾彬终于在一本合集的翻译中与于坚以诗重逢并在语言相互校准中对话时，这种对生命的审美和敬畏会帮助他更快地抵达对方吧。不同个体在特定元素的有无、配比和各自体内的排序决定对接的时机、方式和可能性。但那些核心和本质的东西，有和没有是不同的。 物壮则易老。理性的认知和穿透力注定会需要在对直觉和敏悟有所磨损中生长。一个穿过人类智识的整饬而收获满满的人，通常需要放下童稚和感性，才能捡起理性的利器。收下锐利的手很容易松开之前握紧的清澈。但顾彬奢侈地拥有了哲学的锋利和孩子气的坦然无忌。他有条不紊地将诗人在严肃的文学史座席上一 一安置，也无所顾忌地保留了那个天真的声音，比如说冰心“世故、做和事佬和温情脉脉”@8，比如坦言北岛改动一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为了能够发表”@9。人性和常识因此使文学史的学理整饬气质端然中保存了真实的触感。这与其说是诚实和勇气，毋宁归结于元气充沛和未蒙尘。诚实和勇气是要和自己暗中角力最终克服引力与惯性的，而无机心只需要安于护持和不受损。哲学从一个层面抵达的，童稚经由另一个通道殊途同归，空气很透明。
与翻译和研究对象在现实人生中相互介入颇深，但并不因为私谊的生成而预设立场或让结论改道与绕行，以此区别于当下熟人社会社交形态带来的批评中心照不宣的遮蔽。他与他们既有同行的步履：“从8月中起，他们搬进我柏林的住宅……”#0，“北京的诗人王家新与住成都的诗人翟永明……他们两位参观我的故乡”#1，“跟北岛、梁秉钧、翟永明等诗人去过中心公墓”，“最近我把欧阳江河、王家新介绍给维也纳”#2，“王家新带我在德国、奥地利看欧洲作家的故居”等。也有文字的唱和：《北岛》 《哈楞湖畔的诗人们》等诗是写北岛和顾城，《孤寂宫》 《灭火骑士》 《没有英雄的诗》分别有副标题“致张枣”“致翟永明”和“致王家新”。但顾彬还是会用很长的篇幅写顾城包括疑似有家暴行为的日常，纹理粗砺质地可感，浑然而坦白。对于诗艺上深深赞赏的张枣，他也会平静地记录下“北岛老帮助他，支持他，可北岛2000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却非常高兴，并且给朋友打电话表达他的兴奋”#3之类有破绽感的细节。这样敞开的知人让我们在光滑顺畅和理所当然中时常幡然醒悟，提醒自己对净化结论的惯性引力保持警惕。
在无数的面无表情或意会但不言传的共谋中，中国新诗的批评需要这样的忧而不惧。需要有人以不同的视界在批评现场穿行，手持刀锋，心有甘露。
他当然也会有疑点和破绽，比如，外语能力的不足是否必然会成为一个蓬勃充沛诗人的致命短板;比如对翻译的过于依重是否会让詩的复杂生成机制被简化;比如，一个诗人是否可以因为“不够谦逊”而被忽视其诗学史价值仅安置于注释中，等等。但诘问之下，方能有光照进。太多的批评者将刀光剑影仅限于在学术的案几上切割与操作，并不同步于人生。而顾彬在面对新诗时是人剑合一的，人就是剑。他因此勇敢而有力，“根本不知道荒芜是什么”#4。
【注释】
a顾彬：《顾彬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befgmovwxy#0#1#2#3顾彬：《一千瓶酒的英雄与一个酒壶的故事》，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176、113页，137页，108页，179页，137页，45页，196页，171页，267页，59页，199页，204页，143页。
c顾彬：《综合的心智：张枣〈春秋来信〉译后记》，《作家》1999年第9期。
dhiprsu@8@9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47页，44页，75页，2页，218页，309页，367页，74页，304页。
j顾彬：《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135页。
kn季进、夏云：《我并不尖锐，只是更坦率——顾彬教授访谈录》，《书城》2001年第7期
l冯强：《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传播》，《长城》2012年第2期。
q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t胡桑：《翻译，作为摆渡：关于顾彬的中国诗歌翻译》，《诗歌月刊》2017年第7期。
z@7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86页、77页。
#4顾彬：《中国往事》，中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