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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鲁迅先生的杂文《拿来主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后，中学语文界几乎都把文本中那个著名的喻体“大宅子”解读成了“文化遗产”。“大宅子”果然比喻的是文化遗产吗？我们一起作分析。
一、从喻体“大宅子”来看所指的可能性
鲁迅后期杂文所涉大多是严肃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写作于1934年6月的《拿来主义》也不例外。但是文本后半部分比喻论证的选择和使用，使阅读者从对社会政治话题的紧张专注，转移到和大众更贴近的日常生活上。让读者在更加可感的文字中，更形象地体味和关切作者的论证意图。
“大宅子”就是《拿来主义》中那个最引人注意的譬喻。解读鲁迅杂文，就应该进入鲁迅杂文的意象构成，通过意象所代表的形象本身，解读形象所表之意，从而感受鲁迅杂文的文化寓意。“大宅子”这个意象值得细细体味。“宀”是形，是房子；“乇”表意，“乇”是寄托，合起来就是“人所托居的住处”。按照中国造字法，“宅”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字的构成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宅子”当然是一个很古老并且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使用频率还是很高，“大宅子”所指，无需多言。但是，阅读时不能因为大宅子（还有姨太太等）充满中国气息，就觉得大宅子是“国产货”，从而就近仅仅和旧中国旧文化联系起来，——这是把联想混同于比喻。联想的结果，“大宅子”就理所应当地比喻中国的文化遗产。设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就近取喻，取作者和读者都熟悉而容易理解的事例。任一种意象，都可以在比喻修辞中作为喻体出现，只要该意象满足与本体有着某一方面的相似相通之处即可。文本中，大宅子作为一个中国民众熟知的普通意象，在比喻修辞中它充当了“喻体”这一修辞角色。“大宅子”毋庸置疑地被作为了文化的承载体，既可以比喻我国文化遗产，又可以比喻外国文化，甚至可以比喻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为何“大宅子”只能比喻本土文化遗产呢？跳出本文，“大宅子”作为一个普通意象，甚至可以比喻包括文化之外的其他多种事物。
二、从杂文背景的特殊性来看“大宅子”所指的确定性
一般而言，分析文本不能忽视文本的文体属性和特征。《拿来主义》作为一篇杂文，当然具备杂文的文体特点：迅速直接反映社会事变或者动向。那么《拿来主义》成文前，鲁迅先生正关注什么呢？“他的观点最早偏重于对某些顽固派吹捧‘国粹’的批判，接着也批判过一味崇洋、西化的论调”[2]。——这段来自徐中玉先生的文字材料，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在成文前一段时间，鲁迅既有对文学遗产问题的思考，又有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写成于6月4日的《拿来主义》，无疑是鲜明地表达鲁迅先生的文化态度。里面的“大宅子”就有喻本土文化遗产又有指代西方文化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三种可能。所以，鲁迅用“大宅子”的文化寓意到底是什么，还需要其他论证作为佐证。
杂文是时文，具有及时快速反应社会现实的新闻性特点。鲁迅人生的后期，小说创作逐渐坚守的背后，是虚构热情和耐心的消失。时代就是文本，写作就是行动，变乱中国的现实，比虚构更具有写作的意义。现实完全可以取代虚构，直接成为写作的对象。因此，了解其具体的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对杂文的理解至关重要。了解背景知识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进入杂文。一般而言，提供大量的外界资料，生拉硬扯的背景介绍，对杂文阅读并无益处。杂文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不在杂文的外面，它就在杂文之中。在杂文的阅读中，背景资料不应该再从文本外面寻找，读者立足文本，要从杂文中自己挖掘，这样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身临杂文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如此，读者才能真正理解杂文的所说，才能够认识一篇杂文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杂文而言，杂文文本面就存在了写作的缘起，它们本身就是杂文的写作成因。《拿来主义》中，鲁迅先生先输入新闻事实，然后引发议论。激发先生写作的是就是中国政府在巴黎举办中国古典艺术展览，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在欧洲各国举办个人画展，戏曲名家梅兰芳应邀赴苏联演出等，所涉全部都是送我“国粹”到西方，属“横向”问题。到这里，我们就明了：《拿来主义》并非孤立写“国粹”，而是写对当时“国粹出国方式”的态度。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晚年这种愿望更加强烈。这样的一个新闻性强的开端，就给读者一个巨大的明示：《拿来主义》是先生希望对西方文化有选择的“拿来”，而不是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拿来”。
三、从上下文语境确定大宅子意义的唯一性
对文本最有效的解读来自于对文本自身的尊重。解读文本时最踏实的办法就是立足文本本身。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为了立“拿来主义”，在文章的前半部分一直在“破”：先破“送去主义”，再破“送来”。文章第一自然段“送去”的几个事件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第六自然段列举了几个送来的例子（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等），再次明确表明论述的对象正是西方文化或者是外来文化。在“破”中，鲁迅破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味地往西方“送”，和西方为了自身利益的送来。可见，此文鲁迅的关注点应该是单单关注中西方交流上的，立论于中外地域的横向关系，对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有感而发的，并没有涉及对本国文化的态度。所以，在用近多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有力的“破”之后，破的就是“送去”，先生提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和拿来主义都是针对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和送来提出来的，二者是相互对应和对立的——拿的当然是西方的东西。紧接着在下段中，鲁迅先生就提出了著名的“大宅子”的譬喻。很明显，“大宅子”就是指的来自西方的外来文化。鉴于文章的前半部分批评的是一味的中国文化的送去，那么“根据礼尚往来的礼仪，拿来的当然就是西方的文化了”。
大宅子的争论至此就眉目清晰了。它既不指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又不指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在《拿来主义》这篇杂文中，鲁迅就专门谈了一个问题：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大宅子就是比喻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糟粕和精华兼具。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徐中玉.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4）教师教学用书.
一、从喻体“大宅子”来看所指的可能性
鲁迅后期杂文所涉大多是严肃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写作于1934年6月的《拿来主义》也不例外。但是文本后半部分比喻论证的选择和使用，使阅读者从对社会政治话题的紧张专注，转移到和大众更贴近的日常生活上。让读者在更加可感的文字中，更形象地体味和关切作者的论证意图。
“大宅子”就是《拿来主义》中那个最引人注意的譬喻。解读鲁迅杂文，就应该进入鲁迅杂文的意象构成，通过意象所代表的形象本身，解读形象所表之意，从而感受鲁迅杂文的文化寓意。“大宅子”这个意象值得细细体味。“宀”是形，是房子；“乇”表意，“乇”是寄托，合起来就是“人所托居的住处”。按照中国造字法，“宅”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字的构成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宅子”当然是一个很古老并且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使用频率还是很高，“大宅子”所指，无需多言。但是，阅读时不能因为大宅子（还有姨太太等）充满中国气息，就觉得大宅子是“国产货”，从而就近仅仅和旧中国旧文化联系起来，——这是把联想混同于比喻。联想的结果，“大宅子”就理所应当地比喻中国的文化遗产。设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就近取喻，取作者和读者都熟悉而容易理解的事例。任一种意象，都可以在比喻修辞中作为喻体出现，只要该意象满足与本体有着某一方面的相似相通之处即可。文本中，大宅子作为一个中国民众熟知的普通意象，在比喻修辞中它充当了“喻体”这一修辞角色。“大宅子”毋庸置疑地被作为了文化的承载体，既可以比喻我国文化遗产，又可以比喻外国文化，甚至可以比喻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为何“大宅子”只能比喻本土文化遗产呢？跳出本文，“大宅子”作为一个普通意象，甚至可以比喻包括文化之外的其他多种事物。
二、从杂文背景的特殊性来看“大宅子”所指的确定性
一般而言，分析文本不能忽视文本的文体属性和特征。《拿来主义》作为一篇杂文，当然具备杂文的文体特点：迅速直接反映社会事变或者动向。那么《拿来主义》成文前，鲁迅先生正关注什么呢？“他的观点最早偏重于对某些顽固派吹捧‘国粹’的批判，接着也批判过一味崇洋、西化的论调”[2]。——这段来自徐中玉先生的文字材料，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在成文前一段时间，鲁迅既有对文学遗产问题的思考，又有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写成于6月4日的《拿来主义》，无疑是鲜明地表达鲁迅先生的文化态度。里面的“大宅子”就有喻本土文化遗产又有指代西方文化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三种可能。所以，鲁迅用“大宅子”的文化寓意到底是什么，还需要其他论证作为佐证。
杂文是时文，具有及时快速反应社会现实的新闻性特点。鲁迅人生的后期，小说创作逐渐坚守的背后，是虚构热情和耐心的消失。时代就是文本，写作就是行动，变乱中国的现实，比虚构更具有写作的意义。现实完全可以取代虚构，直接成为写作的对象。因此，了解其具体的时效性和现实针对性，对杂文的理解至关重要。了解背景知识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进入杂文。一般而言，提供大量的外界资料，生拉硬扯的背景介绍，对杂文阅读并无益处。杂文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不在杂文的外面，它就在杂文之中。在杂文的阅读中，背景资料不应该再从文本外面寻找，读者立足文本，要从杂文中自己挖掘，这样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身临杂文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如此，读者才能真正理解杂文的所说，才能够认识一篇杂文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杂文而言，杂文文本面就存在了写作的缘起，它们本身就是杂文的写作成因。《拿来主义》中，鲁迅先生先输入新闻事实，然后引发议论。激发先生写作的是就是中国政府在巴黎举办中国古典艺术展览，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在欧洲各国举办个人画展，戏曲名家梅兰芳应邀赴苏联演出等，所涉全部都是送我“国粹”到西方，属“横向”问题。到这里，我们就明了：《拿来主义》并非孤立写“国粹”，而是写对当时“国粹出国方式”的态度。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晚年这种愿望更加强烈。这样的一个新闻性强的开端，就给读者一个巨大的明示：《拿来主义》是先生希望对西方文化有选择的“拿来”，而不是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拿来”。
三、从上下文语境确定大宅子意义的唯一性
对文本最有效的解读来自于对文本自身的尊重。解读文本时最踏实的办法就是立足文本本身。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为了立“拿来主义”，在文章的前半部分一直在“破”：先破“送去主义”，再破“送来”。文章第一自然段“送去”的几个事件是对外文化交流的，第六自然段列举了几个送来的例子（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等），再次明确表明论述的对象正是西方文化或者是外来文化。在“破”中，鲁迅破的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味地往西方“送”，和西方为了自身利益的送来。可见，此文鲁迅的关注点应该是单单关注中西方交流上的，立论于中外地域的横向关系，对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有感而发的，并没有涉及对本国文化的态度。所以，在用近多一半的篇幅进行了有力的“破”之后，破的就是“送去”，先生提出：“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和拿来主义都是针对闭关主义送去主义和送来提出来的，二者是相互对应和对立的——拿的当然是西方的东西。紧接着在下段中，鲁迅先生就提出了著名的“大宅子”的譬喻。很明显，“大宅子”就是指的来自西方的外来文化。鉴于文章的前半部分批评的是一味的中国文化的送去，那么“根据礼尚往来的礼仪，拿来的当然就是西方的文化了”。
大宅子的争论至此就眉目清晰了。它既不指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又不指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在《拿来主义》这篇杂文中，鲁迅就专门谈了一个问题：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大宅子就是比喻西方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糟粕和精华兼具。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徐中玉.创新必须择旧——读《拿来主义》札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4）教师教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