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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诸葛亮的《出师表》自问世以来受到世人推崇,被视为文章之典范,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将其收入《古文观止》。纵观诸葛亮一生,他始终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通过修身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出师表》所饱含的儒家思想是它成为“至文”的最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武侯出师表儒家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诸葛亮的《出师表》持论通达严密,行文情浓词切,被视为文章之典范。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将其收入《古文观止》。读其文,想其人,诸葛亮“自任以天下之重,是知其不可而为”的爱国情怀时时拨动人们的心弦。本文试就《出师表》所蕴含的儒家思想作一探析。
一危难为国忧,忠心贯日月
从整体内容来看,《出师表》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从“先帝创业未半”到“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主要写诸葛亮出师北伐临行之时对后主的忠谏,后一部分表明诸葛亮出师取胜的决心。从文章主旨来看,前一部分三条建议仿佛是闲笔,与出师离得较远,其实是为后面出师服务。两部分相得益彰,更见老臣忧国之深。
开头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并不是开门见山,而是先把人带入一个十分艰难的险境,下笔造势。表文的第一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令听者痛彻心扉,振聋发聩,把追念先帝功业作为话头,志在高远,点准穴位。随后作者以“今天下三分”承接前句,把读者的思绪再次提起。先帝的“中道崩殂”,使蜀国大业受挫,情况危急,这不能不让人忧心如焚。“天下三分”已经预示着一场兼并战争的爆发,这是蜀国不可回避的现实。接着一句“益州疲弊”点明了蜀国仅有一州之地,地少将寡,很难与魏吴同日而语,进而点明“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表面上看,这几句话是写蜀国恶劣的生存环境,其实背后所隐含的是诸葛亮寝食难安的忧虑。仔细考察,诸葛亮的忧愁不是因为一己之利,而是因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更是因为那个少不更事的后主。他曾说:“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他的“思近虑远”、“思不出其位”源于孔子《论语·泰伯篇》。《出师表》开篇的三句话可谓写尽儒臣的忧虑。
从表文我们不仅体察到诸葛亮为国担忧、知难而进的思想境界,更彰显了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精神。隋朝王通说:“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恪守臣礼,尽职尽责,为国而忧,为君而忧,这无不体现出儒家的思想,可以说,诸葛亮以自己的行为对儒家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
二谨慎谏后主,真心扶季汉
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位卑不敢忘忧国”是一种特别值得赞赏的美好品格,但仅仅忧国,国家就会从此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吗?诸葛亮不仅忧国,而且能够趋利避害,在不利的环境中,清楚看到蜀国“人和”的优势,并提出三条执政建议,表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怀。
表文说“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诸葛亮积极为后主谋求“兴复汉室”的可能。他不满足于仅仅发发历史兴衰的浩叹,更希望自己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表文提出三条建议,由主而次,先后有序。表文把“开张圣听”作为总纲,放在建言献策的首位,而把“赏罚公平”、“亲贤远佞”放在后面分述,有纲举目张之效。因为只有打通忠谏之路,才有可能做到执法公平和亲贤远佞。谈执法公平,先总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接着分述宫中之事,不论大小,都应该向郭攸之、费、董允等人请教;府中之事则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建议宫中、府中执法要统一标准,并且着重推荐了一批贤良之臣,让后主咨询,可谓用心良苦,具体而微。
“诸葛一生唯谨慎”,他的谨慎在向后主的进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谨慎表现其一是建言献策的时机把握准确,选择在出师北伐之前,激励后主继承先帝遗志,努力振兴汉室,发愤图强。其二是建言献策的内容切中要害,言简意赅,三项建议既是诸葛亮总结历史得出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是他跟随先帝大半生艰难创业的心得体会。其三是建言献策的方法得当,委婉曲折,循循善诱,体现出老臣对后主应有的尊重。
诸葛亮没有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而是侧面迂回,用父亲刘备的态度和感情来引导刘禅,他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面对后主刘禅,作者用危急的形势告诫他,用大臣们追念先帝的恩情感动他,用三项具体的建议引导他,用美好的未来激励他。《晋书》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武侯的爱国情怀通过平和委婉的进谏,展示了大臣的彬彬之礼和儒家的道德风范。周详中凸显谨慎,仁爱中充满智慧,而其背后所蕴含的正是儒家的忠义思想。
三出师忘生死,决心图大业
《出师表》后半部分诸葛亮自叙生平,先说先帝对他的信任、器重,后写他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报答,向后主表明自己出师取胜的决心。这一部分写得更是意味深长,催人泪下。
每个人爱国的感情深浅不同,这种感情直接决定著人们献身国家的方式。诸葛亮六次出师北伐,报效国家,以身殉职,这是他爱国行为的最高体现,也是他对先帝托孤受命所做的真情报答。诸葛亮与先帝情同手足,相互信任,这使诸葛亮视国如家,尤其是先帝“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诸葛亮写了自己“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的忧虑。
诸葛亮对国家所担当的责任并未因先帝的“中道崩殂”而减少,反而使他更加感受到只手擎天的困难和压力。他肩膀上挑的不仅仅是整个蜀汉的安危,还挑着一件更大的事情,那就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先帝对他的期望,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希望。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十三次提及先帝,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先帝的深深怀念,更以此引起刘禅对父亲创业的珍惜。他多次督促后主“深追先帝之遗诏”,目的是提醒后主要化悲痛为力量,帮助自己一道努力完成讨贼兴复的大业。诸葛亮的北伐与其说是形势所迫,不如说他的“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
虽然先帝托付大事,但这只不过是死者对生者的期待,并不是上级对下属的威逼,当他人的意愿与自己心灵契合的时候,人们的行为才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而显示出必然的坚定与执着。诸葛亮从前边“爱国”的进谏之言转化为“报国”的出师之行,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一往情深打动了他,“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先帝的信任与欣赏、谦和与尊重,最终赢得了诸葛亮从情感的认同到行动的鼎力支持。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结束,这些眼泪饱含对先帝的怀念,这种怀念之情既是君臣之情,又是战友之情,更是知己之情。诸葛亮把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全部寄托在兴复汉室的大业上,与先帝产生了强烈共鸣。
中国古代士人都有政治理想,特别身处战乱年代的读书人更是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诸葛亮深知兴复汉室任重道远,但他知难而进;面对昏弱之主,他的苦闷和孤独、失望和悲伤,从未动摇他坚定的人生信念。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先帝的感激,对后主的忠谏,对蜀汉的责任,全部化作对人生的积极进取,对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纵观诸葛亮一生,他始终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注重修身,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并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会贯通,通过修身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他在《教令》说: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
这些论述把治国理政同修身紧密联系起来。他把修身不仅看作人生的第一要务,而且看作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他的修身格言至今为读书人所喜爱。也正是他杰出的儒学修养,使他获得“三代而后第一人”的美誉。他用儒家的“仁义”思想出师理国,宋代洪迈评价道:“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只有其人的盖世超拔,才有其文的古今卓绝。陆游在《书愤》诗中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确,《出师表》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礼赞,而《出师表》所饱含的儒家思想是它成为“至文”的最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游诸葛武候台》,《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
[2] 张连科、管淑珍:《诸葛亮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1959年。
[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5]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八),中华书局,2005年。
作者简介:杨开飞,男,1970—,陕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书法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武侯出师表儒家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诸葛亮的《出师表》持论通达严密,行文情浓词切,被视为文章之典范。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将其收入《古文观止》。读其文,想其人,诸葛亮“自任以天下之重,是知其不可而为”的爱国情怀时时拨动人们的心弦。本文试就《出师表》所蕴含的儒家思想作一探析。
一危难为国忧,忠心贯日月
从整体内容来看,《出师表》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从“先帝创业未半”到“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主要写诸葛亮出师北伐临行之时对后主的忠谏,后一部分表明诸葛亮出师取胜的决心。从文章主旨来看,前一部分三条建议仿佛是闲笔,与出师离得较远,其实是为后面出师服务。两部分相得益彰,更见老臣忧国之深。
开头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并不是开门见山,而是先把人带入一个十分艰难的险境,下笔造势。表文的第一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令听者痛彻心扉,振聋发聩,把追念先帝功业作为话头,志在高远,点准穴位。随后作者以“今天下三分”承接前句,把读者的思绪再次提起。先帝的“中道崩殂”,使蜀国大业受挫,情况危急,这不能不让人忧心如焚。“天下三分”已经预示着一场兼并战争的爆发,这是蜀国不可回避的现实。接着一句“益州疲弊”点明了蜀国仅有一州之地,地少将寡,很难与魏吴同日而语,进而点明“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表面上看,这几句话是写蜀国恶劣的生存环境,其实背后所隐含的是诸葛亮寝食难安的忧虑。仔细考察,诸葛亮的忧愁不是因为一己之利,而是因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更是因为那个少不更事的后主。他曾说:“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他的“思近虑远”、“思不出其位”源于孔子《论语·泰伯篇》。《出师表》开篇的三句话可谓写尽儒臣的忧虑。
从表文我们不仅体察到诸葛亮为国担忧、知难而进的思想境界,更彰显了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精神。隋朝王通说:“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恪守臣礼,尽职尽责,为国而忧,为君而忧,这无不体现出儒家的思想,可以说,诸葛亮以自己的行为对儒家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
二谨慎谏后主,真心扶季汉
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位卑不敢忘忧国”是一种特别值得赞赏的美好品格,但仅仅忧国,国家就会从此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吗?诸葛亮不仅忧国,而且能够趋利避害,在不利的环境中,清楚看到蜀国“人和”的优势,并提出三条执政建议,表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怀。
表文说“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诸葛亮积极为后主谋求“兴复汉室”的可能。他不满足于仅仅发发历史兴衰的浩叹,更希望自己能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表文提出三条建议,由主而次,先后有序。表文把“开张圣听”作为总纲,放在建言献策的首位,而把“赏罚公平”、“亲贤远佞”放在后面分述,有纲举目张之效。因为只有打通忠谏之路,才有可能做到执法公平和亲贤远佞。谈执法公平,先总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接着分述宫中之事,不论大小,都应该向郭攸之、费、董允等人请教;府中之事则向“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请教。建议宫中、府中执法要统一标准,并且着重推荐了一批贤良之臣,让后主咨询,可谓用心良苦,具体而微。
“诸葛一生唯谨慎”,他的谨慎在向后主的进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谨慎表现其一是建言献策的时机把握准确,选择在出师北伐之前,激励后主继承先帝遗志,努力振兴汉室,发愤图强。其二是建言献策的内容切中要害,言简意赅,三项建议既是诸葛亮总结历史得出的宝贵经验,同时也是他跟随先帝大半生艰难创业的心得体会。其三是建言献策的方法得当,委婉曲折,循循善诱,体现出老臣对后主应有的尊重。
诸葛亮没有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而是侧面迂回,用父亲刘备的态度和感情来引导刘禅,他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面对后主刘禅,作者用危急的形势告诫他,用大臣们追念先帝的恩情感动他,用三项具体的建议引导他,用美好的未来激励他。《晋书》说:“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武侯的爱国情怀通过平和委婉的进谏,展示了大臣的彬彬之礼和儒家的道德风范。周详中凸显谨慎,仁爱中充满智慧,而其背后所蕴含的正是儒家的忠义思想。
三出师忘生死,决心图大业
《出师表》后半部分诸葛亮自叙生平,先说先帝对他的信任、器重,后写他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报答,向后主表明自己出师取胜的决心。这一部分写得更是意味深长,催人泪下。
每个人爱国的感情深浅不同,这种感情直接决定著人们献身国家的方式。诸葛亮六次出师北伐,报效国家,以身殉职,这是他爱国行为的最高体现,也是他对先帝托孤受命所做的真情报答。诸葛亮与先帝情同手足,相互信任,这使诸葛亮视国如家,尤其是先帝“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诸葛亮写了自己“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的忧虑。
诸葛亮对国家所担当的责任并未因先帝的“中道崩殂”而减少,反而使他更加感受到只手擎天的困难和压力。他肩膀上挑的不仅仅是整个蜀汉的安危,还挑着一件更大的事情,那就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先帝对他的期望,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希望。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十三次提及先帝,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先帝的深深怀念,更以此引起刘禅对父亲创业的珍惜。他多次督促后主“深追先帝之遗诏”,目的是提醒后主要化悲痛为力量,帮助自己一道努力完成讨贼兴复的大业。诸葛亮的北伐与其说是形势所迫,不如说他的“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
虽然先帝托付大事,但这只不过是死者对生者的期待,并不是上级对下属的威逼,当他人的意愿与自己心灵契合的时候,人们的行为才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撑而显示出必然的坚定与执着。诸葛亮从前边“爱国”的进谏之言转化为“报国”的出师之行,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一往情深打动了他,“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先帝的信任与欣赏、谦和与尊重,最终赢得了诸葛亮从情感的认同到行动的鼎力支持。
表文以“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结束,这些眼泪饱含对先帝的怀念,这种怀念之情既是君臣之情,又是战友之情,更是知己之情。诸葛亮把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全部寄托在兴复汉室的大业上,与先帝产生了强烈共鸣。
中国古代士人都有政治理想,特别身处战乱年代的读书人更是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诸葛亮深知兴复汉室任重道远,但他知难而进;面对昏弱之主,他的苦闷和孤独、失望和悲伤,从未动摇他坚定的人生信念。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先帝的感激,对后主的忠谏,对蜀汉的责任,全部化作对人生的积极进取,对事业的热爱,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纵观诸葛亮一生,他始终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特别注重修身,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并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会贯通,通过修身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他在《教令》说: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
这些论述把治国理政同修身紧密联系起来。他把修身不仅看作人生的第一要务,而且看作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他的修身格言至今为读书人所喜爱。也正是他杰出的儒学修养,使他获得“三代而后第一人”的美誉。他用儒家的“仁义”思想出师理国,宋代洪迈评价道:“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只有其人的盖世超拔,才有其文的古今卓绝。陆游在《书愤》诗中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确,《出师表》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礼赞,而《出师表》所饱含的儒家思想是它成为“至文”的最重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游诸葛武候台》,《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
[2] 张连科、管淑珍:《诸葛亮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1959年。
[4]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5] (宋)洪迈撰,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卷八),中华书局,2005年。
作者简介:杨开飞,男,1970—,陕西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书法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