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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过程中，译者翻“异”与翻“意”的选择，实质是“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文通过对“五·四”时期鲁迅先生针对“外译中”提出的翻译理论与当下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下“中译外”外宣翻译方法进行梳理，力图说明“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策略，在翻译活动中是对立统一辩证的关系。
【关键词】：读者;翻“异;翻“意”;”异化;归化;辩证统一
引言：
唯物辩证法指出对立与统一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而矛盾是反应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的对立属性又称为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又称为同一心，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翻译活动中，“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出现的频率不同。对立统一规律指出，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翻译活动中，“异化”与“归化”这一对立统一体的发展状况就是翻译实践发展的缩影。对“异化”与“归化”间斗争性的过度关注，常常使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梳理“五·四”时期鲁迅先生针对“外译中”提出的翻译理论与当下“中译外”外宣翻译方法，说明翻“异”与翻“意”的对立统一。
1 翻“异”与翻“意”的实质
翻译之事，由来已久。《礼记·王制》篇中有，中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通，达其志，通其语……北方曰译。”，佛教译者在“译”字前加“翻”字，遂有“翻译”一词，沿用至今。（王克非，1994）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正是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内部产生了分歧。一般说来，可分成两种对立的意见： “异化”与“归化”。（郭建中，1998）因此，翻“异”与翻“意”，实质上是指，“异化”与“归化”。
2 “外译中”活动与“中译外”活动中见翻“异”与翻“异”的辩证统一
译入活动与译出活动是一国翻译活动的两大组成部分。历史上，我国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历史上长达千年之久的佛经翻译，还是清末民初以来这一百多年间的文学名著和社科经典翻译，我国的翻译活动基本都是建立在以外译中为主的基础上的译入行为。（谢天振，2014）
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中翻“异”与翻“意”的辩证统一
“五·四”时期，关于“翻译标准”的大讨论中，鲁迅先生针对译入行为提出了“易解”和“丰姿”双标准。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是为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即翻译活动，既要实现翻出异域的风情，也要译出异域的文化。他将“移情”与“益智”视为翻译的双功能。即要实现翻“异”与翻“意”的辩证统一。
鲁迅先生指出当时翻译界长期存在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持洋气呢？”这一问题其实是将翻“意”与翻“异”的选择置于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中。而鲁迅的“双标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者的对立。（《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翻译的首先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也就是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功用不仅仅是为了消遣，还要启发民智。“必须区分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因此，他认为根据读者类型的不同应当给予不同风格的译本：甲类是“很受了教育的”人群，即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他们阅读的译本既要输入新的内容，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目的是通过异样的句法，使自己的句法更为精密，进而使国人的“脑筋”更为严谨。因此，给甲类读者的译本采取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对于乙类略能识字的读者，采用改作或者创作的译本。也要时常加些新的字眼与语法，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问就能懂得为度”。这类译本结合了“异化”与“归化”两种策略，目的是丰富读者的语言。对于丙类识字无几的人群，应当给予的是启发他们图画、演讲、喜剧、电影的译本，即是采取以归化策略为主的译本。
鲁迅先生强调“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即“异化”与“归化”不过是“宾主”之分而已，绝无“敌我”之见。他是翻“异”与翻“意”统一的成功实践者。
中国当代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中翻“异”与翻“意”的辩证统一
与“外译中”翻译活动的繁荣形成对比的是，“中译外”的道路很是坎坷。1951年创刊的英文版期刊《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新中国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最主要的渠道，但后来国外读者越来越少，最终于2000年停刊。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主持编辑、组织翻译、出版《熊猫丛书》，共翻译出版195部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中大部分译本并未在英美读者中间产生任何反响。当下，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尚未形成像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对外来文化、文学有强烈需求的接受环境，所以我国译出活动在繁荣程度上要远落后于译入活动。
但是，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阎连科于2014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刘慈欣与郝景芳分别与2015年、2016年获得科幻文学领域“诺贝尔”奖——“雨果奖”。2016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关键词》等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的书籍外文版畅销，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谈到当代外宣翻译时，说：现在读者群不同了，二十年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现在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面向的是其他57亿读者。他指出，“我们面对读者，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我们的翻译是为了让外国人看得进去，看得明白，能入心入脑。”
在回答问题“是否在全球化深入的过程中为了让更多的外国受众了解我们，更需要偏重于归化的翻译？”黄友义回答道：要看翻成英语以后读者是谁，如果是个外国语言学家或是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也许他会想为什么把原话翻译成美国的歇后语呢？但如果普通外国百姓听起来会觉得很顺耳。所以要看受众是谁，他们各自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面对不同受众群体时，当下译出文本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面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异化”色彩更浓厚的文本可能更为真实，满足他们研究中国的需要;而由于西方社会从最近二三十年才真正开始了解中国，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读者，所以在提供给普通百姓的译本中以“归化”策略为主，较为合适。可见，我们国家的外宣翻译中，翻“异”与翻“意”是辩证统一于翻译实践的。
3 辩证统一的翻“异”与翻“意”
“外译中”与“中译外”的翻译活动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体现的正是翻译策略的对立性;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读者层次虽然不同，但是都要求不同的译本采用了“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这正是翻“异”与翻“意”辩证统一关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1983，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 郭建中，2006，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 [C]，严辰松，（主编），《解放军外国语学报》编辑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 王克非，2006，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 [C]，严辰松，（主编）， 《解放军外国语学报》编辑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 尹佳，2016， 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黄友义、徐明强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6（5）.76-80.
[5] 谢天振.2012， 莫言作品 “外译” 成功的启示[ N]. 文汇读书周报.
[6] 谢天振，2014，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
【关键词】：读者;翻“异;翻“意”;”异化;归化;辩证统一
引言：
唯物辩证法指出对立与统一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而矛盾是反应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的对立属性又称为斗争性，矛盾的统一属性又称为同一心，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翻译活动中，“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出现的频率不同。对立统一规律指出，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翻译活动中，“异化”与“归化”这一对立统一体的发展状况就是翻译实践发展的缩影。对“异化”与“归化”间斗争性的过度关注，常常使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梳理“五·四”时期鲁迅先生针对“外译中”提出的翻译理论与当下“中译外”外宣翻译方法，说明翻“异”与翻“意”的对立统一。
1 翻“异”与翻“意”的实质
翻译之事，由来已久。《礼记·王制》篇中有，中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通，达其志，通其语……北方曰译。”，佛教译者在“译”字前加“翻”字，遂有“翻译”一词，沿用至今。（王克非，1994）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正是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内部产生了分歧。一般说来，可分成两种对立的意见： “异化”与“归化”。（郭建中，1998）因此，翻“异”与翻“意”，实质上是指，“异化”与“归化”。
2 “外译中”活动与“中译外”活动中见翻“异”与翻“异”的辩证统一
译入活动与译出活动是一国翻译活动的两大组成部分。历史上，我国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历史上长达千年之久的佛经翻译，还是清末民初以来这一百多年间的文学名著和社科经典翻译，我国的翻译活动基本都是建立在以外译中为主的基础上的译入行为。（谢天振，2014）
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中翻“异”与翻“意”的辩证统一
“五·四”时期，关于“翻译标准”的大讨论中，鲁迅先生针对译入行为提出了“易解”和“丰姿”双标准。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是为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即翻译活动，既要实现翻出异域的风情，也要译出异域的文化。他将“移情”与“益智”视为翻译的双功能。即要实现翻“异”与翻“意”的辩证统一。
鲁迅先生指出当时翻译界长期存在的问题——“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持洋气呢？”这一问题其实是将翻“意”与翻“异”的选择置于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中。而鲁迅的“双标准论”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者的对立。（《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翻译的首先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也就是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功用不仅仅是为了消遣，还要启发民智。“必须区分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因此，他认为根据读者类型的不同应当给予不同风格的译本：甲类是“很受了教育的”人群，即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他们阅读的译本既要输入新的内容，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法。目的是通过异样的句法，使自己的句法更为精密，进而使国人的“脑筋”更为严谨。因此，给甲类读者的译本采取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对于乙类略能识字的读者，采用改作或者创作的译本。也要时常加些新的字眼与语法，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问就能懂得为度”。这类译本结合了“异化”与“归化”两种策略，目的是丰富读者的语言。对于丙类识字无几的人群，应当给予的是启发他们图画、演讲、喜剧、电影的译本，即是采取以归化策略为主的译本。
鲁迅先生强调“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即“异化”与“归化”不过是“宾主”之分而已，绝无“敌我”之见。他是翻“异”与翻“意”统一的成功实践者。
中国当代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中翻“异”与翻“意”的辩证统一
与“外译中”翻译活动的繁荣形成对比的是，“中译外”的道路很是坎坷。1951年创刊的英文版期刊《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新中国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最主要的渠道，但后来国外读者越来越少，最终于2000年停刊。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主持编辑、组织翻译、出版《熊猫丛书》，共翻译出版195部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中大部分译本并未在英美读者中间产生任何反响。当下，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尚未形成像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对外来文化、文学有强烈需求的接受环境，所以我国译出活动在繁荣程度上要远落后于译入活动。
但是，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阎连科于2014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刘慈欣与郝景芳分别与2015年、2016年获得科幻文学领域“诺贝尔”奖——“雨果奖”。2016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关键词》等向世界介绍中国特色的书籍外文版畅销，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
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谈到当代外宣翻译时，说：现在读者群不同了，二十年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现在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面向的是其他57亿读者。他指出，“我们面对读者，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我们的翻译是为了让外国人看得进去，看得明白，能入心入脑。”
在回答问题“是否在全球化深入的过程中为了让更多的外国受众了解我们，更需要偏重于归化的翻译？”黄友义回答道：要看翻成英语以后读者是谁，如果是个外国语言学家或是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也许他会想为什么把原话翻译成美国的歇后语呢？但如果普通外国百姓听起来会觉得很顺耳。所以要看受众是谁，他们各自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面对不同受众群体时，当下译出文本需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面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异化”色彩更浓厚的文本可能更为真实，满足他们研究中国的需要;而由于西方社会从最近二三十年才真正开始了解中国，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松阅读和理解译自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读者，所以在提供给普通百姓的译本中以“归化”策略为主，较为合适。可见，我们国家的外宣翻译中，翻“异”与翻“意”是辩证统一于翻译实践的。
3 辩证统一的翻“异”与翻“意”
“外译中”与“中译外”的翻译活动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体现的正是翻译策略的对立性;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读者层次虽然不同，但是都要求不同的译本采用了“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这正是翻“异”与翻“意”辩证统一关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论文集，1983，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 郭建中，2006，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 [C]，严辰松，（主编），《解放军外国语学报》编辑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 王克非，2006，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 [C]，严辰松，（主编）， 《解放军外国语学报》编辑部，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 尹佳，2016， 从读者接受理论看外宣翻译中的读者关照——黄友义、徐明强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6（5）.76-80.
[5] 谢天振.2012， 莫言作品 “外译” 成功的启示[ N]. 文汇读书周报.
[6] 谢天振，2014，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