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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为张爱玲新发现遗稿，由冯乾整理，刊于《印刻文学生活志》2016年7月号。）
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挖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统统啼笑皆非。最近的一篇是学校的年刊上的，附有毕业班诸生的爱憎表。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子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个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釋，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
1
女佣撤去碗筷，泡了一杯杯清茶来，又端上一大碗水果，堆得高高的，搁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中央。我母亲和姑姑新近游玄武湖，在南京夫子庙买的仿宋大碗，紫红磁上喷射着淡蓝夹白的大风暴前朝日的光芒。
她翻箱子找出来一套六角小碗用做洗手碗，外面五彩凸花，里面一色湖绿，装了水清澈可爱。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不喜欢吃水果，顿了顿方道：“香蕉。”
她笑了，摘下一只香蕉给我，喃喃地说了声：“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2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你看，姐姐哭了。”她总是叫我不要哭，“哭是弱者的行为，所以说女人是弱者，一来就哭。”但是这次她向我弟弟说：“姐姐哭不是因为吃不到苹果。”
我弟弟不作声，也不看我。我一尴尬倒收了泪。
我从小在名义上过继给伯父伯母，因为他们就只一个儿子，伯母想要个女儿。所以我叫他们爸爸姆妈，叫自己父母叔叔婶婶。后来为了我母亲与姑姑出国一事闹翻了——我伯父动员所有说得进话去的亲戚，源源不绝北上作说客，劝阻无效，也就不来往了，她们回来了也不到他们家去。我们还是去，但是过继的话也就不提了。不过我的称呼始终没改口。我喜欢叫叔叔婶婶，显得他们年轻潇洒。我知道我弟弟羡慕我这样叫他们，不像他的“爸爸妈妈”难以出口。
有一天有客要来，我姑姑买了康乃馨插瓶搁在钢琴上。我听见我母亲笑着对她说：“幸亏小叫婶婶还好，要是小大叫一声‘妈’，那才——”
其实我弟弟没响响亮亮叫过一声“妈妈”，总是羞涩地嗫嚅一声。
关于倚赖性，我母亲的反复告诫由于一曝十寒，并没见效。七八年后我父亲还愤愤地说：“一天也离不了何干，还要到外面去！”
3
但是当时她那一席话却起了个副作用，使我想到死亡。那时候我们住白粉壁上镶乌木大方格的光顶洋房，我姑姑说“算是英国农舍式”。有个英国风的自由派后园，草地没修剪，正中一条红砖小径，小三角石块沿边，道旁种了些圆墩墩的矮树，也许有玫瑰，没看见开过花。每天黄昏我总是一个人仿照流行的《葡萄仙子》载歌载舞，沿着小径跳过去，时而伸手抚摸矮树，轻声唱着：
“一天又过去了。
离坟墓又近一天了。”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叠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还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阶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个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4
基督教同样地使人无法相信。圣母处女怀孕生子，这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已有的，不过是对伟人的出身的附会传说。我们学校的美国教师是进步的现代人，不大讲这些，只着重“人生是道德的健身房”。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或者仅只是一种预感，我毕业后两年内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死掉。第二次生病是副伤寒住医院，双人房隔壁有个女性病人呻吟不绝，听着实在难受，睡不着。好容易这天天亮的时候安静下来了，正觉得舒服，快要朦胧睡去，忽闻隔壁似有整理东西的响动，又听见看护低声说话，只听清楚了一句：“才十七岁！”
5
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答“六岁”，“七岁”。岁数就是你的标志与身分证。老了又是这样，人见面就问“多大年纪啦？”答“七十六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等着听赞叹。没死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形貌个性，一切资以辨认的特征，岁数成为唯一的标签。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八十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但是我十七岁那年因为接连经过了些重大打击，已经又退化到童年，岁数就是一切的时候。我十七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十七就十八，还能年年十八岁？
所以我一听见“才十七岁”就以为是说我。随即明白过来，隔壁房间死了人，抬出去了，清理房间。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一色灰白的房间里，黎明灰色的光特别昏暗得奇怪，像深海底，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死了自己不知道，还是她替我死了。
（冯志源荐）
我近年来写作太少，物以稀为贵，就有热心人挖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陆续发表。我看了统统啼笑皆非。最近的一篇是学校的年刊上的，附有毕业班诸生的爱憎表。我填的表是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孩子太早结婚，最喜欢爱德华八世，最爱吃叉烧炒饭。隔了半个世纪看来，十分突兀，末一项更完全陌生。都需要解釋，于是在出土的破陶器里又捡出这么一大堆陈谷子烂芝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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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佣撤去碗筷，泡了一杯杯清茶来，又端上一大碗水果，堆得高高的，搁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中央。我母亲和姑姑新近游玄武湖，在南京夫子庙买的仿宋大碗，紫红磁上喷射着淡蓝夹白的大风暴前朝日的光芒。
她翻箱子找出来一套六角小碗用做洗手碗，外面五彩凸花，里面一色湖绿，装了水清澈可爱。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不喜欢吃水果，顿了顿方道：“香蕉。”
她笑了，摘下一只香蕉给我，喃喃地说了声：“香蕉不能算水果。像面包。”
替我弟弟削苹果，一面教我怎样削，又讲解营养学。此外第一要纠正我的小孩倚赖性。
2
“你反正什么都是何干——”叫女佣为某“干”某“干”，是干妈的简称，与湿的奶妈对立。“她要是死了呢？当然，她死了还有我。”她说到这里声音一低，又轻又快，几乎听不见，下句又如常：“我要是死了呢？人都要死的。”她看看饭桌上的一瓶花，“这花今天开着，明天就要谢了。人也说老就老，今天还在这里，明天知道怎样？”
家里没死过人，死对于我毫无意义，但是我可以感觉她怕老，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想保护她而无能为力。她继续用感伤的口吻说着人生朝露的话，我听得流下泪来。
“你看，姐姐哭了。”她总是叫我不要哭，“哭是弱者的行为，所以说女人是弱者，一来就哭。”但是这次她向我弟弟说：“姐姐哭不是因为吃不到苹果。”
我弟弟不作声，也不看我。我一尴尬倒收了泪。
我从小在名义上过继给伯父伯母，因为他们就只一个儿子，伯母想要个女儿。所以我叫他们爸爸姆妈，叫自己父母叔叔婶婶。后来为了我母亲与姑姑出国一事闹翻了——我伯父动员所有说得进话去的亲戚，源源不绝北上作说客，劝阻无效，也就不来往了，她们回来了也不到他们家去。我们还是去，但是过继的话也就不提了。不过我的称呼始终没改口。我喜欢叫叔叔婶婶，显得他们年轻潇洒。我知道我弟弟羡慕我这样叫他们，不像他的“爸爸妈妈”难以出口。
有一天有客要来，我姑姑买了康乃馨插瓶搁在钢琴上。我听见我母亲笑着对她说：“幸亏小叫婶婶还好，要是小大叫一声‘妈’，那才——”
其实我弟弟没响响亮亮叫过一声“妈妈”，总是羞涩地嗫嚅一声。
关于倚赖性，我母亲的反复告诫由于一曝十寒，并没见效。七八年后我父亲还愤愤地说：“一天也离不了何干，还要到外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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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她那一席话却起了个副作用，使我想到死亡。那时候我们住白粉壁上镶乌木大方格的光顶洋房，我姑姑说“算是英国农舍式”。有个英国风的自由派后园，草地没修剪，正中一条红砖小径，小三角石块沿边，道旁种了些圆墩墩的矮树，也许有玫瑰，没看见开过花。每天黄昏我总是一个人仿照流行的《葡萄仙子》载歌载舞，沿着小径跳过去，时而伸手抚摸矮树，轻声唱着：
“一天又过去了。
离坟墓又近一天了。”
无腔无调，除了新文艺腔。虽是“强说愁”，却也有几分怅惘。父母离婚后，我们搬过两次家，却还是天津带来的那些家具。我十三岁的时候独自坐在皮面镶铜边的方桌旁，在老洋房阴暗的餐室里看小说。不吃饭的时候餐室里最清静无人，这时候我确实认真苦思过死亡这件事。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世界照常运行，不过我没份了。真能转世投胎固然好。我设法想象这座大房子底下有个地窖，阴间的一个闲衙门。有书记录事不惮烦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善念恶念厚厚一叠账簿，我死后评分发配，投生贫家富家，男身女身，还是做牛做马，做猪狗。义犬救主还可以受奖，来世赏还人身，猪羊就没有表现的机会了，只好永远沉沦在畜生道里。
我当然不会为非作歹，却也不要太好了，死后玉皇大帝降阶相迎，从此跳出轮回，在天宫里做个女官，随班上朝。只有生生世世历经人间一切，才能够满足我对生命无餍的欲望。
4
基督教同样地使人无法相信。圣母处女怀孕生子，这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已有的，不过是对伟人的出身的附会传说。我们学校的美国教师是进步的现代人，不大讲这些，只着重“人生是道德的健身房”。整个人生就是锻炼，通过一次次的考验，死后得进天堂与上帝同在，与亡故的亲人团聚，然后大家在一片大光明中弹竖琴合唱，赞美天主。不就是做礼拜吗？学校里每天上课前做半小时的礼拜，星期日三小时，还不够？这样的永生真是生不如死。
但是我快读完中学的时候已经深入人生，有点像上海人所谓“弄不落”了，没有瞻望死亡的余裕，对生命的胃口也稍杀。等到进了大学，炎樱就常引用一句谚语劝我：Life has to be lived.勉强可以译为“这辈子总要过的”，语意与她的声口却单薄惨淡，我本来好好的，听了也黯然良久。
但是毕业前一年准备出下年的校刊，那时候我还没完全撇开死亡这问题。虽然已经不去妄想来世了，如果今生这短短几十年还要被斩断剥夺，也太不甘心。我填表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因此甘冒贪生怕死的大不韪，填上“最怕死”。
或者仅只是一种预感，我毕业后两年内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死掉。第二次生病是副伤寒住医院，双人房隔壁有个女性病人呻吟不绝，听着实在难受，睡不着。好容易这天天亮的时候安静下来了，正觉得舒服，快要朦胧睡去，忽闻隔壁似有整理东西的响动，又听见看护低声说话，只听清楚了一句：“才十七岁！”
5
小时候人一见面总是问：“几岁啦？”答“六岁”，“七岁”。岁数就是你的标志与身分证。老了又是这样，人见面就问“多大年纪啦？”答“七十六了”，有点不好意思地等着听赞叹。没死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形貌个性，一切资以辨认的特征，岁数成为唯一的标签。但是这数目等于一小笔存款，稳定成长，而一到八十岁就会身价倍增。一辈子的一点可怜的功绩已经在悠长的岁月中被遗忘，就也安于沦为一个数字，一个号码，像囚犯一样。在生命的两端，一个人就是他的岁数。但是我十七岁那年因为接连经过了些重大打击，已经又退化到童年，岁数就是一切的时候。我十七岁，是我唯一没疑问的值得自矜的一个优点。一只反戴着的戒指，钻石朝里，没人看得见，可惜钻石是一小块冰，在慢慢地溶化。过了十七就十八，还能年年十八岁？
所以我一听见“才十七岁”就以为是说我。随即明白过来，隔壁房间死了人，抬出去了，清理房间。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在那一色灰白的房间里，黎明灰色的光特别昏暗得奇怪，像深海底，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是我死了自己不知道，还是她替我死了。
（冯志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