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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人口红利呈现衰退趋势，但是传统的人口红利判断标准并没有全面准确地反映一国人口结构的情况，通过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比较研究后发现，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上，中国可能会失去一定的人口红利优势，但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甚至更具人口红利优势。
关键词：东南亚;印度;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F249.2;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6-0032-08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呈现衰退趋势，似乎已经失去了人口红利优势。而与此同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以下简称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被认为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的繁荣期[1-7]。中国与以上国家在以人口红利为依托的相关领域的竞争中可能会处于劣势。但是，老龄化程度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劳动力成本低就一定具有人口红利优势？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和印度存在着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充分、劳动力素质低、科学技术不发达、教育水平落后、非农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其人口红利优势的发挥[5-6，8-10]。
已有文献对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与中国的比较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但现有文献的研究多是基于事实资料的宽泛性比较，缺乏有理论深度的推断。在比较分析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人口红利本质的误判。要判断中国与以上国家相比是否已经失去了人口红利优势，必须首先确定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的判断标准，进而从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接近现实的判断。
二、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的判断标准
人口红利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可以获得人口红利[11]。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只是形成了一个有利的人口条件，或者说，只是“人口机遇”，只有其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才能称得上是“人口红利”①。由此，判断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不能简单地进行“人口机遇”的比较，必须要从其是否能够以及更好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角度进行比较②。
一般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投入是资本和劳动，但是单从数量投入角度来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即使是同样的要素投入其产出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还要考察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内涵。最初，全要素生产率仅被看作对技术进步的度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全要素生产率逐渐用来指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释的产出部分，这也意味着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具有多样性③。人口机遇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主要取决于：一是人口机遇是否能够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二是人口机遇是否转化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一）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
1.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投入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首先意味着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条件下，还可以形成更为显著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④，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每个家庭的抚养比低，劳动者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生产性活动中去，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时间[12]。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供给时间都会增加，保证了劳动投入的可持续性。从人口学角度来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小与出生率和老龄化程度密切相关。
但是，只有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参与到劳动之中，形成充分就业，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否则只会成为人口负担，甚至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只有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机遇所带来的优势[13]。
2.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资本投入。第一，高储蓄转化为高资本投入。根据人口红利理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中首要的是高储蓄，其衍生出高投资和高增长，需要特别关注“高储蓄”是如何形成的。一般而言，储蓄是源于收入，在高水平收入和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抚养负担轻，这样具有储蓄偏好（意愿）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形成“高储蓄”，从而带来社会总储蓄水平的上升[14]，这有利于资本积累⑤。由此，高储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高水平收入和高速增长的收入以及较高的储蓄偏好（意愿）。此外，储蓄要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人口红利优势[15]，而这就需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第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大、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形成获得较高资本边际报酬率的条件，资本将会倾向于流往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大、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
当一国或地区处于人口红利期时，会形成更多的资本要素投入，由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16]。
（二）人口机遇转化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否“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就一定会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呢？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就形成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但并没有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人口机遇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来看，人口机遇优势要发挥出来，就必须在促进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的同时，实现其使用效率的提升，只有在使用效率提升的同時，劳动和资本投入才会真正发挥作用，才能转化为有效率的劳动和资本，劳动和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截然分割的两部分，是相辅相成的。
1.劳动使用效率的提升。一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规模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或者说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未必是人口红利形成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源得到发挥或者良好的资源配置才是其形成的真正原因所在[17]。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如果被禁锢在某一产业或某一区域，难以由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导致人力资源对其他要素资源的挤压，抑制其他要素资源效率的提升。只有使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起来，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创造人口红利，可以将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出去，使二、三产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促进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不断优化，促进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是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地方，可以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提升区域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根据对美国、日本人口流动的趋势研究发现，较低水平的城市化与加工贸易、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等相关，而较高水平的城市化则与产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相关[18]。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有序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地清除制约人口流动的制度壁垒，如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制度等。二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在人口红利期内，劳动人口的负担较轻，个人可支配收入会增加，将有利于教育投资、医疗卫生保健投入的增加以及迁移能力的提升等人力资本投资，虽然会推迟劳动者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但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自主创新能力[19]，还可以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物质要素的使用效率等，可以为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人力资本保障。三是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工具的改善要与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相匹配，否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投资回报率下降。四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提高劳动的使用效率，促进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2.资本使用效率的提升。高储蓄可以转化为较多的资本，但资本使用效率低下则会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需要以下条件：一是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是投资的主体，在经济危机时或许可以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但如果将其常态化，极易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经济过热以及社会资源巨额浪费。企业投资经济活动应该是常态化的市场经济行为，使其能及时地捕捉商业机遇，自主地选择投资领域和项目。二是平等竞争、开放自由的金融环境、营商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等可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三是企业自身具有竞争力。在市场经济下，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因而能够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进而可以实现规模收益递增。
三、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比较
（一）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上将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1.当前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由表1可见，中国15-64岁人口占比和抚养比除了与泰国相差不大外，但要优于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以及印度⑥。相比而言，中国在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但是，从人口红利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只是养老人口负担增加。虽然东南亚各国和印度人口老龄化程度低，来自老年人口的负担较低，但其来自少儿人口的负担却较大，由此其整体的人口负担比中国还大。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2.当前中国在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上不具有人口红利优势
由表1可见，2017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仅显著高于印度，低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与其他各国相差不大;2014年中国的失业率仅比印度低，与印度尼西亚一样，高于其他各国⑦。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在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上不具有人口红利优势。
3.从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差异的比较来看，中国将失去人口红利优势⑧
（1）从人口增长率来看，2018年中国为0.39%，2035年前后则可能会呈现负增长的趋势。东南亚其他部分国家和印度，2018年的人口增长率大多在1%左右，其中菲律宾最高，为1.52%，在2050年之前可能呈现正增长的趋势。
（2）从年龄中位数来看，2018年中国为37.3岁，2050年上升到48岁。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2018年年龄中位数大多在25岁左右，其中老挝最年轻，为23岁。2050年越南为42岁，比中国年轻6岁，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和柬埔寨则分别为36.6岁、31.8岁、35.4岁和34.3岁，比中国2018年还要年轻，缅甸和印度则与2018年的中国相差不大。
（3）从人口出生率来看，2018年中国为1.61，2050年则为1.75。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2018年人口出生率大多在2.5左右，其中越南最低为1.96，之后尽管呈现下降趋势，但2050年基本也保持在1.9左右，其中最高的是菲律宾，为2.21。
由以上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差异的分析可见，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将会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二）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资本投入上会失去部分人口红利优势
1.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来自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出现结构性减少
当前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由表2可见，2017年，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的雇员每月工资不到中国的30%，泰国不到中国的50%，2016年马来西亚也只有中国的70%。相对工资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2017年，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越南不到中国的30%，印度不到中国的40%，菲律宾刚过50%，印度尼西亚不到中国的70%，泰国刚过80%。不过，2016年的马来西亚是中国的1.89倍（见表3）。但是，如果从单位劳动成本来看，除了越南外，其他国家都远低于中国，不到中国的50%（见表3）。由此可见，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已经失去人口红利优势，这会使得部分对劳动力成本敏感的国内外企业从中国撤出资本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等，从而使得中国来自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出现结构性減少。如从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来看，2014-2017年中国年增长率呈现持续负增长，分别为-7.85%、-9.55%、-27.94%和-3.73%，其占GDP的百分比也持续下降，从2.56%下降到1.37%，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尽管不同年份涨跌互现，但基本上以正流入为主，而且在2017年其占GDP的百分比全面超越了中国，最低为印度的1.51%，最高为柬埔寨的12.58%⑨。
2.当前中国在储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第一，2012-2017年，中国人均GNI从4925.23亿上升到7310.28亿（2010年不变价美元），远高于除马来西亚外的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⑩。而且，由表4可见，中国的总储蓄占GNI的百分比基本保持在45%以上，而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则只有30%左右。尽管中国总储蓄占GNI的百分比呈现下降趋势，但除柬埔寨外，其余各国也基本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第二，2017年中国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比率（11）为1.09，除低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1.27和1.52外，要高于其他国家（12）。
由此可见，中国在储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这就保证了中国拥有可持续、坚实的国内资本投入的源泉。
3.当前中国在投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尽管中国来自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出现结构性减少，但是，2011-2017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基本保持在45%左右，都要远高于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以及印度的30%左右（13）。由此可见，中国在投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三）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1.基于劳动使用效率提升的比较
（1）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差异的比较来看，中国仍具有较大的人口红利优势（14）。一般来说，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乡城转移和农业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而两者之间又是相伴相生的。第一，201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9.3%，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大多在45%左右，柬埔寨最低，只有21.7%。第二，从2018-2050年城市化的演进趋势来看，一是中国从59.3%上升至76.9%，增加17.6个百分点，尽管2018年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已为83.55%，但是中国将进入一个高效率和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阶段;二是马来西亚从76.5%上升到86.7%，增加10.2个百分点，但是马来西亚实际上已完成了基本城市化，而且其2018年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已达到89.33%，因此其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所形成的人口红利有限;三是以越南、缅甸和印度为代表的，其城市化率从30%多上升至50%左右，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2018年其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60.43%、51.69%和58.39%，形成较为明显的人口红利优势，但其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层次较低;四是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代表，其城市化率从50%多上升至70%左右，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2018年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69.78%和68.01%，形成较为明显的人口红利优势，而且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层次也较高;五是以菲律宾和柬埔寨为代表，这两个国家2018年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4.69%和74.26%，要高于大多数同等城市化率的国家，呈现出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非农化严重偏离的趋势，柬埔寨则更为严重，这直接制约了其城市化率上升的速度，2018-2050年柬埔寨的城市化率仅从21.7%上升至37.10%，菲律宾的城市化率也仅从44.4%上升至58.44%。
由此可见，尽管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和印度可以通过农村人口乡城转移和农业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形成人口红利，但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提升率（15）明显要低于中国，因此其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明顯要低于中国，而且中国城市化进入了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契合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和层次会更高。
由以上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差异的分析可见，中国仍具有较大的人口红利优势。
（2）从人力资本指数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的比较来看，中国人才红利优势将弥补人口机遇劣势（16）。
第一，从人力资本指数排名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标准，中国排名第二，马来西亚排名第一。
第二，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低于马来西亚的10.3年和菲律宾的8.4年，与泰国持平。但是，从预期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为13.8年，只比泰国的14.7年低，而高于马来西亚和越南的13.7和12.7。从各级教育的粗入学率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粗入学率在十个国家中最高，为51.01%，已经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中等教育粗入学率为95.03%，仅低于泰国的116.75%，初等教育粗入学率超过了100%。由此可见，中国能为国民提供更多、更高层次的教育。
从以上人力资本指数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分析可见，中国可以通过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提升创造人才红利优势，弥补人口机遇劣势。
（3）从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人口比例来看，中国对劳动者的保障更加完善。由表5可见，中国在伤害（意外事故）所涉及的劳动力中的人员、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年龄以上人士和至少有一项社会保障福利覆盖的人口三个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人口比例上基本高于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可以更好地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
2.基于资本使用效率提升的比较（17）
（1）从私营企业对信贷利用来看，2011-2017年中国银行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从122.75%上升到155.82%，2017年比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中最高的泰国还高10.8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私营企业利用的信贷规模具有优势，而且其成长迅速，已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这必然会提升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
（2）从全球竞争力总指数排名来看，中国仅次于马来西亚，在这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从分类指数来看，中国在基础设施、效率增强和创新与成熟度等三个方面也都排名第二。
（3）从营商环境排名来看，中国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之后，在这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但是从具体各项排名来看，中国在开办企业、登记财产和执行合同上排名第一，在获得电力和跨境贸易上排名第三，在办理破产上排名第四，在保护少数投资者和缴纳税款上排名第五，在获得信贷上并列第七，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上排名第九。
由以上人口红利优势发挥的基础支撑差异的分析可见，尽管中国整体上没有绝对的优势，但仍然位居前列，而且在部分项目上优势明显，由此可见，中国依然可以创造竞争优势。
（4）从金融环境来看，一是2017年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率为1.74，除了高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1.55和1.58外，要低于相应的大多数国家（18），这表明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低;二是2018全球银行1000强前50榜单中，中国地区有12家银行入榜，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无一入选，这表明中国具有绝对的金融实力优势。而且，在中国银行业规模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较为充分的竞争格局，这都有利于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判断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不能简单地通过“人口机遇”进行比较，必须要从其是否能够更好地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的角度进行比较。一是人口机遇是否能够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二是人口机遇是否转化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2）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相比，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上可能会失去一定的人口红利优势，但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中国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甚至更具人口红利优势，如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契合的更高层次发展阶段，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和层次会更高;人力资本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层次较高，人才红利优势将弥补人口机遇劣势;拥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场主体不断发展成熟;在基础设施、效率增强和创新与成熟度、营商环境、金融环境等方面也具有竞争优势。
（二）政策建议
尽管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相比，中国具有一定的人口红利优势，但仍然存在着不足，这就要求中国必须不断地自我完善，在注重量的人口红利提升的同时，更要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人口红利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创造人口红利优势。
（1）进一步释放和深化“第一次人口红利”。一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构建以城市群和城市圈为核心的产业布局，加快高速交通、通讯信息网络建设;二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优化配置;四是进一步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金融、营商等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20]。
（2）积极创造“人才红利”。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与培训事业;二是加快培养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三是激励企业创新，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机制[21-22]。
（3）降低居民的杠杆率，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深化楼市调控、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效地抑制房价过速上涨;三是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居民和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四是整治金融乱象，规范金融产品创新，严控企业和个人资产虚拟化、泡沫化。
（4）及早地、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是人口生育政策要及时调整，但要以社会经济机制引导为主，避免過度行政化;二是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三是充分发掘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四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注释：
①红利本身表示的是收益，因此，人口红利就应该表示为“有利的人口条件所形成的收益”，而不是“有利的人口条件”本身。
②人口机遇或可计算，而由人口机遇能转化为多少人口红利则是不可计算的，只能通过转化条件做以分析判断。
③这实际上导致了全要素研究的泛化，尽管其很重要，但又缺乏现实的针对性和具体的政策可操作性。
④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相关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需要明晰的是，人口红利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未必重合或演变的一致性。刘易斯转折点理论是建立在工农业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只要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就会形成制度工资，从而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的源泉，进而可以推动工业部门发展，并为进一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通常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必然要求人口红利的存在，但是，人口红利的存在会对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产生影响。其会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成本，延长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时间，进而更有利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但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会提高工农业部门（或城乡）的双重就业压力，这不利于劳动力的农工或乡城转移;另一方面会抑制劳动者收入较快和较高的增长，这不利于劳动者储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这些问题是两者叠加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人口红利期和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一样，在早期基本是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后期则必然要通过提高收入以实现储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⑤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理论研究的是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实际上其研究的是资本如何来自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如何服务于资本增值目的的，也即人口红利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红利理论。人口红利理论实际上依然来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但其希望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突破或完善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不过其显然只适合解释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国家或地区，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开放和完善，投资来源不仅局限于国内居民的储蓄，以及随着年轻一代储蓄偏好的弱化，高储蓄可能会成为历史，由此，人口红利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失去一定解释力。
⑥如果从人口红利理论来看，泰国实际上已失去了人口红利优势，但仍有很多企业从中国向泰国转移，其所看重的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力素质较高和较好的经济环境。
⑦这里尽管只列出了相对各国数据比较齐全的2014年，但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8》，2012-2017年，各国失业率的状况与2014年基本一致。
⑧这部分资料来源于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7，https：//population.un.org/wpp/。
⑨这部分资料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⑩同⑨。
（11）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比率=国内总储蓄（现价美元）/资本形成总额（现价美元）。
（12）同⑨。
（13）这部分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14）这部分资料来源于《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7》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1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70%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50%进而上升到70%左右。
（16）这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17年全球人力资本报告》《2018年人类发展报告》。
（17）这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18）这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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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Jian
（Schoolof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Abstract：Withtheaccelerationofpopulationaging，China′sdemographicdividendshowsadecliningtrend，butthetraditionaldemographicdividendjudgmentstandarddoesnotfullyandaccuratelyreflectthesituationofacountry′spopulationstructure.ThroughthecomparativestudywithsomeSoutheastAsiancountriesandIndia，itisfoundthatChinamaylosesomeadvantagesofdemographicdividendwhenthepopulationopportunityturnsintomorelaborandcapitalinvestment，however，inthetransformationofpopulationopportunityintohighertotalfactorproductivity，itdoesnotlosetheadvantageofdemographicdividend，orevenhastheadvantageofdemographicdividend.
Keywords：SoutheastAsia;India;demographicdividend
（責任编辑：赵春江）
关键词：东南亚;印度;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F249.2;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6-0032-08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呈现衰退趋势，似乎已经失去了人口红利优势。而与此同时，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以下简称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被认为已经进入了人口红利的繁荣期[1-7]。中国与以上国家在以人口红利为依托的相关领域的竞争中可能会处于劣势。但是，老龄化程度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劳动力成本低就一定具有人口红利优势？东南亚的部分国家和印度存在着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充分、劳动力素质低、科学技术不发达、教育水平落后、非农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其人口红利优势的发挥[5-6，8-10]。
已有文献对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有关人口红利的研究与中国的比较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但现有文献的研究多是基于事实资料的宽泛性比较，缺乏有理论深度的推断。在比较分析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人口红利本质的误判。要判断中国与以上国家相比是否已经失去了人口红利优势，必须首先确定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的判断标准，进而从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发展的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接近现实的判断。
二、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的判断标准
人口红利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可以获得人口红利[11]。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只是形成了一个有利的人口条件，或者说，只是“人口机遇”，只有其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才能称得上是“人口红利”①。由此，判断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不能简单地进行“人口机遇”的比较，必须要从其是否能够以及更好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角度进行比较②。
一般来说，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投入是资本和劳动，但是单从数量投入角度来看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即使是同样的要素投入其产出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还要考察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内涵。最初，全要素生产率仅被看作对技术进步的度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全要素生产率逐渐用来指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释的产出部分，这也意味着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具有多样性③。人口机遇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主要取决于：一是人口机遇是否能够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二是人口机遇是否转化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一）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和资本投入
1.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投入增加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首先意味着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条件下，还可以形成更为显著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④，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每个家庭的抚养比低，劳动者可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生产性活动中去，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时间[12]。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供给时间都会增加，保证了劳动投入的可持续性。从人口学角度来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小与出生率和老龄化程度密切相关。
但是，只有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参与到劳动之中，形成充分就业，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否则只会成为人口负担，甚至会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只有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机遇所带来的优势[13]。
2.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资本投入。第一，高储蓄转化为高资本投入。根据人口红利理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中首要的是高储蓄，其衍生出高投资和高增长，需要特别关注“高储蓄”是如何形成的。一般而言，储蓄是源于收入，在高水平收入和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抚养负担轻，这样具有储蓄偏好（意愿）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会形成“高储蓄”，从而带来社会总储蓄水平的上升[14]，这有利于资本积累⑤。由此，高储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高水平收入和高速增长的收入以及较高的储蓄偏好（意愿）。此外，储蓄要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人口红利优势[15]，而这就需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第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大、劳动力成本低可以形成获得较高资本边际报酬率的条件，资本将会倾向于流往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大、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
当一国或地区处于人口红利期时，会形成更多的资本要素投入，由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可以通过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16]。
（二）人口机遇转化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否“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就一定会形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呢？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实际上就形成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但并没有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人口机遇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来看，人口机遇优势要发挥出来，就必须在促进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的同时，实现其使用效率的提升，只有在使用效率提升的同時，劳动和资本投入才会真正发挥作用，才能转化为有效率的劳动和资本，劳动和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截然分割的两部分，是相辅相成的。
1.劳动使用效率的提升。一是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规模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或者说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未必是人口红利形成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源得到发挥或者良好的资源配置才是其形成的真正原因所在[17]。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如果被禁锢在某一产业或某一区域，难以由低效率部门转向高效率部门，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同时导致人力资源对其他要素资源的挤压，抑制其他要素资源效率的提升。只有使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起来，才能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创造人口红利，可以将第一产业中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出去，使二、三产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促进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配置不断优化，促进全社会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市是人口和产业集聚的地方，可以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提升区域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根据对美国、日本人口流动的趋势研究发现，较低水平的城市化与加工贸易、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性产业等相关，而较高水平的城市化则与产业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升级相关[18]。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有序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地清除制约人口流动的制度壁垒，如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制度等。二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在人口红利期内，劳动人口的负担较轻，个人可支配收入会增加，将有利于教育投资、医疗卫生保健投入的增加以及迁移能力的提升等人力资本投资，虽然会推迟劳动者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但可以直接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以及自主创新能力[19]，还可以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和物质要素的使用效率等，可以为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人力资本保障。三是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工具的改善要与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相匹配，否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投资回报率下降。四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劳动者自由流动。提高劳动的使用效率，促进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2.资本使用效率的提升。高储蓄可以转化为较多的资本，但资本使用效率低下则会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需要以下条件：一是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是投资的主体，在经济危机时或许可以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但如果将其常态化，极易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经济过热以及社会资源巨额浪费。企业投资经济活动应该是常态化的市场经济行为，使其能及时地捕捉商业机遇，自主地选择投资领域和项目。二是平等竞争、开放自由的金融环境、营商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等可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三是企业自身具有竞争力。在市场经济下，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因而能够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进而可以实现规模收益递增。
三、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比较
（一）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上将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1.当前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由表1可见，中国15-64岁人口占比和抚养比除了与泰国相差不大外，但要优于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以及印度⑥。相比而言，中国在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但是，从人口红利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只是养老人口负担增加。虽然东南亚各国和印度人口老龄化程度低，来自老年人口的负担较低，但其来自少儿人口的负担却较大，由此其整体的人口负担比中国还大。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2.当前中国在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上不具有人口红利优势
由表1可见，2017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仅显著高于印度，低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与其他各国相差不大;2014年中国的失业率仅比印度低，与印度尼西亚一样，高于其他各国⑦。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在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上不具有人口红利优势。
3.从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差异的比较来看，中国将失去人口红利优势⑧
（1）从人口增长率来看，2018年中国为0.39%，2035年前后则可能会呈现负增长的趋势。东南亚其他部分国家和印度，2018年的人口增长率大多在1%左右，其中菲律宾最高，为1.52%，在2050年之前可能呈现正增长的趋势。
（2）从年龄中位数来看，2018年中国为37.3岁，2050年上升到48岁。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2018年年龄中位数大多在25岁左右，其中老挝最年轻，为23岁。2050年越南为42岁，比中国年轻6岁，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挝和柬埔寨则分别为36.6岁、31.8岁、35.4岁和34.3岁，比中国2018年还要年轻，缅甸和印度则与2018年的中国相差不大。
（3）从人口出生率来看，2018年中国为1.61，2050年则为1.75。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2018年人口出生率大多在2.5左右，其中越南最低为1.96，之后尽管呈现下降趋势，但2050年基本也保持在1.9左右，其中最高的是菲律宾，为2.21。
由以上人口结构演变趋势差异的分析可见，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将会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二）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资本投入上会失去部分人口红利优势
1.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来自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出现结构性减少
当前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由表2可见，2017年，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的雇员每月工资不到中国的30%，泰国不到中国的50%，2016年马来西亚也只有中国的70%。相对工资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2017年，柬埔寨、缅甸、老挝和越南不到中国的30%，印度不到中国的40%，菲律宾刚过50%，印度尼西亚不到中国的70%，泰国刚过80%。不过，2016年的马来西亚是中国的1.89倍（见表3）。但是，如果从单位劳动成本来看，除了越南外，其他国家都远低于中国，不到中国的50%（见表3）。由此可见，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已经失去人口红利优势，这会使得部分对劳动力成本敏感的国内外企业从中国撤出资本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等，从而使得中国来自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出现结构性減少。如从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来看，2014-2017年中国年增长率呈现持续负增长，分别为-7.85%、-9.55%、-27.94%和-3.73%，其占GDP的百分比也持续下降，从2.56%下降到1.37%，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尽管不同年份涨跌互现，但基本上以正流入为主，而且在2017年其占GDP的百分比全面超越了中国，最低为印度的1.51%，最高为柬埔寨的12.58%⑨。
2.当前中国在储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第一，2012-2017年，中国人均GNI从4925.23亿上升到7310.28亿（2010年不变价美元），远高于除马来西亚外的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⑩。而且，由表4可见，中国的总储蓄占GNI的百分比基本保持在45%以上，而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则只有30%左右。尽管中国总储蓄占GNI的百分比呈现下降趋势，但除柬埔寨外，其余各国也基本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第二，2017年中国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比率（11）为1.09，除低于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1.27和1.52外，要高于其他国家（12）。
由此可见，中国在储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这就保证了中国拥有可持续、坚实的国内资本投入的源泉。
3.当前中国在投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尽管中国来自国内外的资本投入出现结构性减少，但是，2011-2017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基本保持在45%左右，都要远高于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以及印度的30%左右（13）。由此可见，中国在投资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三）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 1.基于劳动使用效率提升的比较
（1）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差异的比较来看，中国仍具有较大的人口红利优势（14）。一般来说，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乡城转移和农业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而两者之间又是相伴相生的。第一，201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9.3%，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大多在45%左右，柬埔寨最低，只有21.7%。第二，从2018-2050年城市化的演进趋势来看，一是中国从59.3%上升至76.9%，增加17.6个百分点，尽管2018年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已为83.55%，但是中国将进入一个高效率和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阶段;二是马来西亚从76.5%上升到86.7%，增加10.2个百分点，但是马来西亚实际上已完成了基本城市化，而且其2018年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已达到89.33%，因此其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所形成的人口红利有限;三是以越南、缅甸和印度为代表的，其城市化率从30%多上升至50%左右，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2018年其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60.43%、51.69%和58.39%，形成较为明显的人口红利优势，但其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层次较低;四是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代表，其城市化率从50%多上升至70%左右，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2018年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69.78%和68.01%，形成较为明显的人口红利优势，而且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层次也较高;五是以菲律宾和柬埔寨为代表，这两个国家2018年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4.69%和74.26%，要高于大多数同等城市化率的国家，呈现出人口城市化和劳动力非农化严重偏离的趋势，柬埔寨则更为严重，这直接制约了其城市化率上升的速度，2018-2050年柬埔寨的城市化率仅从21.7%上升至37.10%，菲律宾的城市化率也仅从44.4%上升至58.44%。
由此可见，尽管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和印度可以通过农村人口乡城转移和农业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形成人口红利，但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提升率（15）明显要低于中国，因此其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明顯要低于中国，而且中国城市化进入了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契合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和层次会更高。
由以上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差异的分析可见，中国仍具有较大的人口红利优势。
（2）从人力资本指数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的比较来看，中国人才红利优势将弥补人口机遇劣势（16）。
第一，从人力资本指数排名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标准，中国排名第二，马来西亚排名第一。
第二，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低于马来西亚的10.3年和菲律宾的8.4年，与泰国持平。但是，从预期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为13.8年，只比泰国的14.7年低，而高于马来西亚和越南的13.7和12.7。从各级教育的粗入学率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粗入学率在十个国家中最高，为51.01%，已经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中等教育粗入学率为95.03%，仅低于泰国的116.75%，初等教育粗入学率超过了100%。由此可见，中国能为国民提供更多、更高层次的教育。
从以上人力资本指数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分析可见，中国可以通过教育水平等方面的提升创造人才红利优势，弥补人口机遇劣势。
（3）从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人口比例来看，中国对劳动者的保障更加完善。由表5可见，中国在伤害（意外事故）所涉及的劳动力中的人员、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年龄以上人士和至少有一项社会保障福利覆盖的人口三个方面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人口比例上基本高于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可以更好地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
2.基于资本使用效率提升的比较（17）
（1）从私营企业对信贷利用来看，2011-2017年中国银行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从122.75%上升到155.82%，2017年比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中最高的泰国还高10.8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私营企业利用的信贷规模具有优势，而且其成长迅速，已成为重要的投资主体，这必然会提升中国的资本使用效率。
（2）从全球竞争力总指数排名来看，中国仅次于马来西亚，在这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从分类指数来看，中国在基础设施、效率增强和创新与成熟度等三个方面也都排名第二。
（3）从营商环境排名来看，中国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之后，在这十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但是从具体各项排名来看，中国在开办企业、登记财产和执行合同上排名第一，在获得电力和跨境贸易上排名第三，在办理破产上排名第四，在保护少数投资者和缴纳税款上排名第五，在获得信贷上并列第七，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上排名第九。
由以上人口红利优势发挥的基础支撑差异的分析可见，尽管中国整体上没有绝对的优势，但仍然位居前列，而且在部分项目上优势明显，由此可见，中国依然可以创造竞争优势。
（4）从金融环境来看，一是2017年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率为1.74，除了高于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1.55和1.58外，要低于相应的大多数国家（18），这表明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较低;二是2018全球银行1000强前50榜单中，中国地区有12家银行入榜，而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无一入选，这表明中国具有绝对的金融实力优势。而且，在中国银行业规模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较为充分的竞争格局，这都有利于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印度的比较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判断人口红利存在与否与优劣不能简单地通过“人口机遇”进行比较，必须要从其是否能够更好地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的角度进行比较。一是人口机遇是否能够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二是人口机遇是否转化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2）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相比，中国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多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上可能会失去一定的人口红利优势，但在人口机遇转化为更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中国并未失去人口红利优势，甚至更具人口红利优势，如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契合的更高层次发展阶段，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和层次会更高;人力资本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层次较高，人才红利优势将弥补人口机遇劣势;拥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场主体不断发展成熟;在基础设施、效率增强和创新与成熟度、营商环境、金融环境等方面也具有竞争优势。
（二）政策建议
尽管与东南亚部分国家以及印度相比，中国具有一定的人口红利优势，但仍然存在着不足，这就要求中国必须不断地自我完善，在注重量的人口红利提升的同时，更要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人口红利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创造人口红利优势。
（1）进一步释放和深化“第一次人口红利”。一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构建以城市群和城市圈为核心的产业布局，加快高速交通、通讯信息网络建设;二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优化配置;四是进一步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金融、营商等社会经济环境，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20]。
（2）积极创造“人才红利”。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与培训事业;二是加快培养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三是激励企业创新，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机制[21-22]。
（3）降低居民的杠杆率，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深化楼市调控、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有效地抑制房价过速上涨;三是建立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居民和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四是整治金融乱象，规范金融产品创新，严控企业和个人资产虚拟化、泡沫化。
（4）及早地、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是人口生育政策要及时调整，但要以社会经济机制引导为主，避免過度行政化;二是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三是充分发掘银发经济的市场潜力;四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
注释：
①红利本身表示的是收益，因此，人口红利就应该表示为“有利的人口条件所形成的收益”，而不是“有利的人口条件”本身。
②人口机遇或可计算，而由人口机遇能转化为多少人口红利则是不可计算的，只能通过转化条件做以分析判断。
③这实际上导致了全要素研究的泛化，尽管其很重要，但又缺乏现实的针对性和具体的政策可操作性。
④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相关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需要明晰的是，人口红利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未必重合或演变的一致性。刘易斯转折点理论是建立在工农业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只要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就会形成制度工资，从而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的源泉，进而可以推动工业部门发展，并为进一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通常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必然要求人口红利的存在，但是，人口红利的存在会对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产生影响。其会进一步降低劳动力成本，延长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时间，进而更有利于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但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会提高工农业部门（或城乡）的双重就业压力，这不利于劳动力的农工或乡城转移;另一方面会抑制劳动者收入较快和较高的增长，这不利于劳动者储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这些问题是两者叠加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人口红利期和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一样，在早期基本是利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后期则必然要通过提高收入以实现储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⑤从表面上看，人口红利理论研究的是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实际上其研究的是资本如何来自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如何服务于资本增值目的的，也即人口红利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资本红利理论。人口红利理论实际上依然来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但其希望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突破或完善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不过其显然只适合解释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国家或地区，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开放和完善，投资来源不仅局限于国内居民的储蓄，以及随着年轻一代储蓄偏好的弱化，高储蓄可能会成为历史，由此，人口红利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失去一定解释力。
⑥如果从人口红利理论来看，泰国实际上已失去了人口红利优势，但仍有很多企业从中国向泰国转移，其所看重的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较低、劳动力素质较高和较好的经济环境。
⑦这里尽管只列出了相对各国数据比较齐全的2014年，但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18》，2012-2017年，各国失业率的状况与2014年基本一致。
⑧这部分资料来源于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7，https：//population.un.org/wpp/。
⑨这部分资料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⑩同⑨。
（11）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比率=国内总储蓄（现价美元）/资本形成总额（现价美元）。
（12）同⑨。
（13）这部分资料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14）这部分资料来源于《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7》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15）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70%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50%进而上升到70%左右。
（16）这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17年全球人力资本报告》《2018年人类发展报告》。
（17）这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18）这部分资料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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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ChinaLostItsDemographicDividendAdvantageinAsia？Basedonthe
ComparativeAnalysiswithSomeSoutheastAsianCountriesandIndia
ZHOUJian
（Schoolof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Abstract：Withtheaccelerationofpopulationaging，China′sdemographicdividendshowsadecliningtrend，butthetraditionaldemographicdividendjudgmentstandarddoesnotfullyandaccuratelyreflectthesituationofacountry′spopulationstructure.ThroughthecomparativestudywithsomeSoutheastAsiancountriesandIndia，itisfoundthatChinamaylosesomeadvantagesofdemographicdividendwhenthepopulationopportunityturnsintomorelaborandcapitalinvestment，however，inthetransformationofpopulationopportunityintohighertotalfactorproductivity，itdoesnotlosetheadvantageofdemographicdividend，orevenhastheadvantageofdemographicdividend.
Keywords：SoutheastAsia;India;demographicdividend
（責任编辑：赵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