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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职业学校来说，隔三差五地就要应付一次来自有关方面的视导，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指的就是无论是哪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主管部门，无论针对哪一项工作，只要发个文件，就可以对职业学校进行视导了。
现在的“视导”是怎样的
现在虽然视导的级别不同，但视导的程序却是高度相似的：无非是听汇报、看材料、看实训基地、听课、开座谈会、访谈学校领导及专业负责人等，然后进行反馈。短短的一天时间，掐头去尾，最后真正用于视导工作的时间很有限。同时，为了迎接每一次的视导，学校都要动员全校上下加班加点地做准备工作。据我所知，许多管理人员和教师对此颇有微词。
我绝不是简单地反对视导。事实上，有些视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工作。例如，近年来，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三项管理规范视导”“德育专项督导”以及“现代职教体系教学视导”等就非常有针对性的，对职业学校有关工作的促进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仔细梳理近年来的视导项目就不难发现，有些视导就有些偏离“促工作，上水平”这个方向了。视导的机制从“促工作，上水平”转变成了“定项目，定标准，定数量，定经费”。视导项目成为职业学校工作的主要抓手。对于这样的视导，被视导学校一方面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则不能不放下手头工作来争取“立项”，争取“达标”，争取认可，争取经费支持。从教育规律的视角看问题，这样的视导对学校正常工作造成的干扰是不言而喻的。
二、陶行知当年怎样“视导”
近期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到陶行知“视导”一所小学的实例。我一边读书，一边感慨万千。
闲言少叙，还是看看陶行知先生是如何“视导”的吧。
（一）初进校门，学生礼貌应对
1926年10月9日，陶行知先生“视导”了无锡市“开原乡立第一小学”。没有文件通知，没有专车接送。这一天，陶行知先生起了一个大早，6：30就坐黄包车出发了。行程近一个小时，陶行知来到了学校门口。“向里一望，气象不凡”。这个学校没有“门卫”，但有学生在行使“门房”的职责。陶行知拿了一张名片交给一位学生，委托这位学生递给该校的潘校长，然后就坐在“应接室”（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会议室、接待室）等候。一个学生送了一杯茶来，很有礼貌地说：“请先生用茶。”大约过了一分钟，“潘校長就出来接见”。两个人就学校的办学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地交谈。潘校长说：“可惜今天没有功课。明天双十节全县学校开联合庆祝大会；今日开原乡学校就提前先开全乡学校联合庆祝大会。幸而地点就在本校，请先生在这里看看我们学生及全乡学生的活动。”陶行知先生说：“这就是功课，怕比正式的功课还有意思、有价值些。”
（二）行动自由，没有“领导陪同”
考虑到“学校筹备开会一定很忙”，陶先生就请求一个人自由参观，潘校长应允。于是，陶先生就在应接室里翻看各种表册。这些表册“很有系统，很有意义，并且是应用尽用的，不像好多学校，只是把它们挂在那儿当作饰品罢了。”（由此可见，各个时期都有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有几种表册引起了陶先生特别的注意和兴趣：
一是儿童所好教科之统计（即为学生的兴趣爱好而开设的课程统计）
二是儿童志向之统计。在我们多数人的头脑当中，儿童的志向一般指向的职业大类。但该校对儿童志向的调查非常具体，有愿意做“教员，习商，当兵，航海，外交，花行，航空，铁行，电灯厂，洋布厂，面粉厂，木匠，米行，银行，成衣匠，丝厂，钱庄，报关行，印刷业，猪行……”，当然也有学生的志向是当“大总统”。陶先生认为，“这种具体的调查很能给施教者一种重要参考。”
三是毕业生状况之统计。这个不多说，大家都懂的。不同的是，过去的小学，发展大半要依靠毕业生的赞助。因此，该校重视这一统计也在情理之中。
四是学生课外自治事业之各种图表簿册。该校学生在课外的活动有一个总的组织机构，名称叫“新民村”。新民村的村长即校长，新民村下设机构若干，举办事业若干。翻阅这些表册，便可了解学校及所在地很多事情。比如，新民村下设“裁判所”，《裁判所日记簿》里就记载着学生犯事的处分。而且“学生裁判学生，往往处分比教员还严。”
这几种表册所涉及的事例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三）各处参观，主角都是学生
表册翻完后，陶先生便到学校各处随意参观。“一切布置都很有条理，也很清洁。学生进出都是很有秩序的，靠左靠右都有一定办法。”
学校里设有图书馆，由学生来管理。在陶先生眼里，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的乡村小学图书馆，这里是最好的了。
在学校农场参观时，有两位学生向陶先生鞠躬，并递了一封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陶先生：
我们在上午九时开一个欢迎会，为先生拂尘。请先生到会指导指导，幸勿推却。
敬请
旅安
开原一校村政厅敬上
十月九日启
这时陶先生才得知，会议筹备是以学生为主的，秩序单也是学生们拟定的，连这封信也是送信的两位学生起草的。到了会场，学生主席致欢迎词，唱歌，讲故事，然后是陶先生的演说。
陶先生感慨“这种小学生自己筹备，自己主持的欢迎会，真的是我平生第一次最可纪念的经验”。
三、三点议论
“议论”之一：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读书读到这里，我忍不住在书上就发起“感慨”来：一所学校和学生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无锡市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的这些表册颇能说明问题。这些表册体现出来的办学理念、办学方法、办学方向，令我感慨、感触且感动。如今的职业学校，能看得到这样的表册吗？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既不愿意了解学生的过去，也不愿意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情况，即使是学生的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中心工作无非是管住学生的行为，而不是走进学生的内心。学校如何办学、如何开设课程、如何举办活动，学生好像是与之没有任何关系的局外人。可悲之处就在于，我们施教的对象、活动的对象、培养的对象，恰恰是这些“局外人”。 近一百年前乡村学校能做到的，为什么在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反而做不到了？所谓现代化，首先不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吗？人的现代化首先不应该在学校里落实吗？培养不出来“现代化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如何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呢？
拿具体的职业学校来说，学生心中想些什么？学生希望学校为他们做些什么？学生想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办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不想了解、没有精力了解，还是我们觉得了解了也没用呢？
“议论”之二：学生参与到学校生活中来，能做哪些事情
读了开原小学的做法，我想，学生能做的事情简直多了去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成了学校工作的旁观者？学生能做的事情不让学生做，统统由学校包揽下来，是学校钱多得花不了，还是怕现在的学生做不好？倘若如此，越是不让学生做，学生越是做不好，岂不成了恶性循环？而且不让学生做事，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无事可做，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无疑会多起来（学生的精力总是需要发泄的），然后，我们有些人又会鄙夷地说：看看这样的学生还能干什么正事？
究竟是因为没有蛋，所以才没有鸡，还是因为没有鸡，所以才没有蛋？
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是否都还给了他？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是否不合时宜了？正如张圣华先生在《陶行知教育名篇》序言中所说：“我们是否抛弃了陶行知？”
如果学生不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不是各项活动的主角，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学校，还有意义吗？
“议论”之三：“看客”还是“走客”
好像心有灵犀或者心灵感应，我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恰好读到了華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陈玉华女士的文章《谈职业教育中的“看客”现象》（《河南教育》职成教，2016年第6期）。文章分析了身处职业教育圈子中的管理者、教师乃至学生的“看客”心态：教育行政的决策和学校的实际情况是否吻合？职业教育发展得好不好、健康不健康？ 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展得对不对？这三部分人中都有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与己无关的“看客”站位。文章呼吁“所有职业教育工作者本应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体’”。因此，“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亟须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身体内部的“免疫系统”，是“源头活水”，是“自我觉醒”。文章风格朴素，说理深刻，给人启迪。
陈玉华博士所说的“看客”现象与我所写的今昔“视导”的对比，就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参与度而言，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读罢陈玉华博士的文章，我忽然想到一个比方：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好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军委试图大力发展这个新的“兵种”。想到这个比方后，我感到，陈玉华博士的“看客”说法并不十分准确，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走客”。“看客”作为旁观者的站位可以对职业教育冷眼相看，既不参与，也不逃离；而“走客”是身在“军”中，一声令下，不能不走，不敢不走。走得慢了，死路一条；走得不紧不慢，肯定是半死不活；只有“急行军”，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新的命令接踵而至……至于要到的地方是哪里，部队是否具备“急行军”的条件，各地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是否相同，等等，这些问题，所有部队好像都“顾不得这许多了”。看看眼下的职业学校领导有多忙碌，忙碌得都没有时间考虑学校工作了；看看职业学校教师有多辛苦，辛苦得都没有精力和学生接触了，或许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
当然，心理上的“看客”，行动上的“走客”，二者之间或许并不矛盾。
我承认，插播陈玉华博士的文章内容多少有些跑题，但不忍删去。就像鲁迅先生的“忽然想到”，我也就匆匆写下了。
严格意义上说，陶行知先生的开原小学一行算不上是真正的“视导”，说成“走访”更为合适。本文拿个人的“走访”与有组织的“视导”做比较，似乎不太妥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1926年的陶行知已经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并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他还担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一职。不管怎么说，陶行知先生也是一个专家级的学者、校长、社会贤达。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走访”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访问，用“莅临指导”来定位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很显然，“莅临指导”跟“视导”并非毫无关联。因此，本文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做比较，发点议论，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吧。■
（责编 李晓庆）
现在的“视导”是怎样的
现在虽然视导的级别不同，但视导的程序却是高度相似的：无非是听汇报、看材料、看实训基地、听课、开座谈会、访谈学校领导及专业负责人等，然后进行反馈。短短的一天时间，掐头去尾，最后真正用于视导工作的时间很有限。同时，为了迎接每一次的视导，学校都要动员全校上下加班加点地做准备工作。据我所知，许多管理人员和教师对此颇有微词。
我绝不是简单地反对视导。事实上，有些视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工作。例如，近年来，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的“三项管理规范视导”“德育专项督导”以及“现代职教体系教学视导”等就非常有针对性的，对职业学校有关工作的促进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仔细梳理近年来的视导项目就不难发现，有些视导就有些偏离“促工作，上水平”这个方向了。视导的机制从“促工作，上水平”转变成了“定项目，定标准，定数量，定经费”。视导项目成为职业学校工作的主要抓手。对于这样的视导，被视导学校一方面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则不能不放下手头工作来争取“立项”，争取“达标”，争取认可，争取经费支持。从教育规律的视角看问题，这样的视导对学校正常工作造成的干扰是不言而喻的。
二、陶行知当年怎样“视导”
近期读《陶行知教育名篇》，读到陶行知“视导”一所小学的实例。我一边读书，一边感慨万千。
闲言少叙，还是看看陶行知先生是如何“视导”的吧。
（一）初进校门，学生礼貌应对
1926年10月9日，陶行知先生“视导”了无锡市“开原乡立第一小学”。没有文件通知，没有专车接送。这一天，陶行知先生起了一个大早，6：30就坐黄包车出发了。行程近一个小时，陶行知来到了学校门口。“向里一望，气象不凡”。这个学校没有“门卫”，但有学生在行使“门房”的职责。陶行知拿了一张名片交给一位学生，委托这位学生递给该校的潘校长，然后就坐在“应接室”（大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会议室、接待室）等候。一个学生送了一杯茶来，很有礼貌地说：“请先生用茶。”大约过了一分钟，“潘校長就出来接见”。两个人就学校的办学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地交谈。潘校长说：“可惜今天没有功课。明天双十节全县学校开联合庆祝大会；今日开原乡学校就提前先开全乡学校联合庆祝大会。幸而地点就在本校，请先生在这里看看我们学生及全乡学生的活动。”陶行知先生说：“这就是功课，怕比正式的功课还有意思、有价值些。”
（二）行动自由，没有“领导陪同”
考虑到“学校筹备开会一定很忙”，陶先生就请求一个人自由参观，潘校长应允。于是，陶先生就在应接室里翻看各种表册。这些表册“很有系统，很有意义，并且是应用尽用的，不像好多学校，只是把它们挂在那儿当作饰品罢了。”（由此可见，各个时期都有做表面文章的现象）有几种表册引起了陶先生特别的注意和兴趣：
一是儿童所好教科之统计（即为学生的兴趣爱好而开设的课程统计）
二是儿童志向之统计。在我们多数人的头脑当中，儿童的志向一般指向的职业大类。但该校对儿童志向的调查非常具体，有愿意做“教员，习商，当兵，航海，外交，花行，航空，铁行，电灯厂，洋布厂，面粉厂，木匠，米行，银行，成衣匠，丝厂，钱庄，报关行，印刷业，猪行……”，当然也有学生的志向是当“大总统”。陶先生认为，“这种具体的调查很能给施教者一种重要参考。”
三是毕业生状况之统计。这个不多说，大家都懂的。不同的是，过去的小学，发展大半要依靠毕业生的赞助。因此，该校重视这一统计也在情理之中。
四是学生课外自治事业之各种图表簿册。该校学生在课外的活动有一个总的组织机构，名称叫“新民村”。新民村的村长即校长，新民村下设机构若干，举办事业若干。翻阅这些表册，便可了解学校及所在地很多事情。比如，新民村下设“裁判所”，《裁判所日记簿》里就记载着学生犯事的处分。而且“学生裁判学生，往往处分比教员还严。”
这几种表册所涉及的事例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三）各处参观，主角都是学生
表册翻完后，陶先生便到学校各处随意参观。“一切布置都很有条理，也很清洁。学生进出都是很有秩序的，靠左靠右都有一定办法。”
学校里设有图书馆，由学生来管理。在陶先生眼里，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的乡村小学图书馆，这里是最好的了。
在学校农场参观时，有两位学生向陶先生鞠躬，并递了一封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陶先生：
我们在上午九时开一个欢迎会，为先生拂尘。请先生到会指导指导，幸勿推却。
敬请
旅安
开原一校村政厅敬上
十月九日启
这时陶先生才得知，会议筹备是以学生为主的，秩序单也是学生们拟定的，连这封信也是送信的两位学生起草的。到了会场，学生主席致欢迎词，唱歌，讲故事，然后是陶先生的演说。
陶先生感慨“这种小学生自己筹备，自己主持的欢迎会，真的是我平生第一次最可纪念的经验”。
三、三点议论
“议论”之一：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读书读到这里，我忍不住在书上就发起“感慨”来：一所学校和学生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无锡市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的这些表册颇能说明问题。这些表册体现出来的办学理念、办学方法、办学方向，令我感慨、感触且感动。如今的职业学校，能看得到这样的表册吗？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既不愿意了解学生的过去，也不愿意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情况，即使是学生的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中心工作无非是管住学生的行为，而不是走进学生的内心。学校如何办学、如何开设课程、如何举办活动，学生好像是与之没有任何关系的局外人。可悲之处就在于，我们施教的对象、活动的对象、培养的对象，恰恰是这些“局外人”。 近一百年前乡村学校能做到的，为什么在迈向现代化的今天反而做不到了？所谓现代化，首先不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吗？人的现代化首先不应该在学校里落实吗？培养不出来“现代化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如何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呢？
拿具体的职业学校来说，学生心中想些什么？学生希望学校为他们做些什么？学生想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些办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不想了解、没有精力了解，还是我们觉得了解了也没用呢？
“议论”之二：学生参与到学校生活中来，能做哪些事情
读了开原小学的做法，我想，学生能做的事情简直多了去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现在的学生成了学校工作的旁观者？学生能做的事情不让学生做，统统由学校包揽下来，是学校钱多得花不了，还是怕现在的学生做不好？倘若如此，越是不让学生做，学生越是做不好，岂不成了恶性循环？而且不让学生做事，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无事可做，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无疑会多起来（学生的精力总是需要发泄的），然后，我们有些人又会鄙夷地说：看看这样的学生还能干什么正事？
究竟是因为没有蛋，所以才没有鸡，还是因为没有鸡，所以才没有蛋？
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我们是否都还给了他？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是否不合时宜了？正如张圣华先生在《陶行知教育名篇》序言中所说：“我们是否抛弃了陶行知？”
如果学生不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不是各项活动的主角，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学校，还有意义吗？
“议论”之三：“看客”还是“走客”
好像心有灵犀或者心灵感应，我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恰好读到了華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陈玉华女士的文章《谈职业教育中的“看客”现象》（《河南教育》职成教，2016年第6期）。文章分析了身处职业教育圈子中的管理者、教师乃至学生的“看客”心态：教育行政的决策和学校的实际情况是否吻合？职业教育发展得好不好、健康不健康？ 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展得对不对？这三部分人中都有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与己无关的“看客”站位。文章呼吁“所有职业教育工作者本应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体’”。因此，“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亟须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身体内部的“免疫系统”，是“源头活水”，是“自我觉醒”。文章风格朴素，说理深刻，给人启迪。
陈玉华博士所说的“看客”现象与我所写的今昔“视导”的对比，就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参与度而言，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读罢陈玉华博士的文章，我忽然想到一个比方：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好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军委试图大力发展这个新的“兵种”。想到这个比方后，我感到，陈玉华博士的“看客”说法并不十分准确，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走客”。“看客”作为旁观者的站位可以对职业教育冷眼相看，既不参与，也不逃离；而“走客”是身在“军”中，一声令下，不能不走，不敢不走。走得慢了，死路一条；走得不紧不慢，肯定是半死不活；只有“急行军”，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后，新的命令接踵而至……至于要到的地方是哪里，部队是否具备“急行军”的条件，各地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是否相同，等等，这些问题，所有部队好像都“顾不得这许多了”。看看眼下的职业学校领导有多忙碌，忙碌得都没有时间考虑学校工作了；看看职业学校教师有多辛苦，辛苦得都没有精力和学生接触了，或许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了。
当然，心理上的“看客”，行动上的“走客”，二者之间或许并不矛盾。
我承认，插播陈玉华博士的文章内容多少有些跑题，但不忍删去。就像鲁迅先生的“忽然想到”，我也就匆匆写下了。
严格意义上说，陶行知先生的开原小学一行算不上是真正的“视导”，说成“走访”更为合适。本文拿个人的“走访”与有组织的“视导”做比较，似乎不太妥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1926年的陶行知已经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并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他还担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一职。不管怎么说，陶行知先生也是一个专家级的学者、校长、社会贤达。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走访”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般意义的个人访问，用“莅临指导”来定位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很显然，“莅临指导”跟“视导”并非毫无关联。因此，本文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做比较，发点议论，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吧。■
（责编 李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