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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是我等读书人推崇备至的大型工具书，已经成了中国辞书的一面旗帜。但是笔者最近读到原版《辞海》的著作权人授权并组织编纂的大型工具书《大辞海·语言学卷》时，却有许多遗憾。从该书的宣传中得知，《大辞海》将以其规模大(计划收词条25万条、5000万字)、收词比《辞海》宽、条目比《中国大百科全书》多的特点而填补中国辞书的一个空白，而且由于先期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未出版已先声夺人。笔者于是慕名购买并阅读了王德春、许宝华二先生领衔主编的《大辞海·语言学卷》(2003年12月出版)。然而一读之下却颇令我失望，大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真的是有损于《辞海》这个品牌几十年的清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一、所收词条与辞典的定位有相当的差距
《大辞海》是因“不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对《辞海》的查检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大辞海》前言)而编纂的，“文化层次较高”应该是指和语言文字专业研究工作有关和对语言文字学科有较深入了解需求的读者，但《语言学卷》在收词立目时却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个方面，《语言学卷》与原《辞海》或者《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等大型工具书相比，收录词条数量严重不足，许多应该收录以供查考的词条未收。这里不妨用该书的参编者杨剑桥先生自己编写的《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来作个比照。
从篇幅上看，杨书仅收与古汉语有关的词条，以一人之力编成，全书就收词目4000余条，72万字；《语言学卷》多人执笔，分为普通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方言学、修辞学、应用语言学等12个分支学科，收词目却只有3300条，67万字。
从具体分支学科上看，杨书“训诂学”部分，收260条，《语言学卷》收200条；杨书的“修辞学”部分收和修辞格有关的条目179条，而《语言学卷》只有76条。这样，大量的很有备查价值的词条就被遗漏了。
《语言学卷》的“训诂学”部分仅训诂术语就失收“属、别、丑、醜”等表示事物种类的词语，收了“用于以解释具体解释抽象……”的“谓”，没有收“谓之”和“之谓”，而这两个术语和“谓”的用法不尽相同。
“普通语言学”部分收了语言起源的“手势说”和“感叹说”，但一般语言学概论书上经常提到的“社会契约说”、“劳动叫喊说”、“摹声说”均付之阙如。
“文字学”部分收了表文字排列顺序的“下行”，未收“上行”、“环行”。
“词汇学”部分未收“词的内部形式”、“词的理据”这样重要的条目。
“语言学人物”部分没有收列一些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如三国魏初的张揖，宋代的郑樵、陆佃、宋庠等人，明代的兰茂、梅膺祚、方以智等，虽然在后面“著作”类中提到了其中的部分学者，并且做了简单的补叙，但毕竟不便于查检，而且没给他们应有的地位。
至于“修辞学”部分遗漏就更多，以辞格为例，现在能独立设格的修辞方式有上百种之多，如1989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收入277个辞格名称，其中正式的117个，内含小格121个，不能独立或待探讨的39个。而收辞格数目最多的是汪国胜等编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汉语辞格大全》，共收辞格名称691个，其中独立的辞格就有231个。当然，这些辞格名目许多还有待于研究，加之《语言学卷》不是专科的修辞学辞典，自不必收列如此众多的辞格名目，但是，一些在修辞学中已经得到公认的辞格未收就有些不妥，如“仿拟”格除了“仿词(仿拟词)”外，还有仿语、仿句、仿篇、仿调等四个二级辞格，又根据所仿意义是相近还是相反可分为近仿(类仿)和反仿，不应只收“仿词”一个二级辞格的名称。
综上所述，《语言学卷》在篇幅上只是对《辞海》稍有扩充，但要满足“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对《辞海》查检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只能是部分实现了。据笔者愚见，《语言学卷》收词应该在五六千条，篇幅在一百万字以上，才能配得上《大辞海》的“大”字。也许有人说，整部《大辞海》有不同的分科，要出一二十卷呢，合起来就“大”了，但是《辞海》原本就含有几十个学科的内容，新出的“大辞海”就是要弥补《辞海》的局限性而编的，如果《大辞海》每个分卷本收词并不比《辞海》多，解释不比《辞海》详细，要《大辞海》干什么呢?
二、《语言学卷》中存在着大量不准确不精细的解释以及缺乏照应的条目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对理论的阐释也是越来越准确精细，但《大辞海》的许多解释却不能反映出语言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如“文字学”部分对“战国文字”的解释，只用了不到一百个字：“战国时期所用汉字的通称……书系不一，变异交错，反映了秦始皇实施‘书同文’以前‘文字异行’的实际。参见‘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战国文字是这些年文字学界比较关注的现象，它有什么价值，只字未提，在“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条目中也没提及。但《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的解释，就充分说明了“战国文字”的价值：“战国文字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隶书，古文字阶段至此接近尾声，后代文字则开始萌芽，因此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大辞海》这一类的解释不深不透的现象挺多，不一一列举。
《语言学卷》中还有不少很容易就发现问题的词条。
如“词汇学”部分“同音词”条曰：也叫“同音异义词”。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有的写法相同……如“打”(打人，动词)和“打”(一打铅笔，量词)。
按：举例错误。“打人”的“打”声调是第三声(上声)，而“一打铅笔”的“打”声调是第二声(阳平)，声调不同就是声音不同，怎能是同音词呢?像“花钱”的“花”与“花朵”的“花”这样的读音完全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才是同音词。
“词汇学”部分“俗词源学”条云：又名“通俗词源学”。从民间传说考究词语来源及其发展过程的学科。如北京西面的门头沟被解释为“馒头沟”，说因门头沟周围的山状如馒头而得名。
按：释义不全面。有的“俗词源”可以从民间传说中考究，但是很多词语的来源和民间传说没有关系，如“梨花大鼓”，本为“犁铧大鼓”，因伴奏时用“犁铧”伴奏，后讹变为“梨花大鼓”。像上引“馒头沟”也与民间传说无关。张绍麒先生认为社会因素、语言系统发展(如汉语语音变化、语素更替、内部组合形式变异)等都可能导致流俗词源，而有些流俗词语可能导致民间传说，但是很多词语并无民间传说伴生(见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流俗词源研究》)。故词条可以根据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的相关看法释为：人们根据语音的相似，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去牵强附会地推测出的词源，称为俗词源。研究俗词源的语言学科叫俗词源学。
还有“词汇学”部分的“同素词”条释作：又称“同素反序词”。一种语素相同而结构次序相反的词。
按：“同素词”未必都是结构次序相反的词。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 要》(内蒙古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还有序位相同的同素词，如落草(加入盗匪集团)——落草(指婴儿出生)；烟火(烟和火)——烟火(节日放的花炮)；雨水(雨落的水)——雨水(节气名)。虽然这一类词在汉语中不多，但不能认为它不存在，所以，“同素词”直接解释作“语素相同的词”即可。
另外“方言学”部分“北京官话”条说“主要分布在北京，其次在新疆北部。”也不全面，“北京官话”主要分布区还有“河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
至于条目之间缺乏照应的现象相当突出，出现了一些稍稍注意就能避免的错误。
如“方言学”部分“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等介绍官话的条目，都有分布于多少个市县、多少人口使用的内容，而同类的“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却没有相关的内容。
“训诂学”部分“比较互证、因声求义、以义正音”的释文中都先言“训诂方法之一”，而同是“训诂学方法”的“形训、义训、观境为训”却只含糊曰“训诂学术语”。我们知道，训诂学术语有训诂方法、注疏的名称、注疏用语等不同类别的术语，只说“术语”，表达极不准确；但是“形音义互求”条曰：“综合的训诂方法。包括‘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等”，又出现了书中没有收录的训诂方法术语“以形索义”，其实就是“形训”，前后不照应可见一斑。
“语法学”部分的“标点符号”提到16种标点符号的名称，然后一一列目解释，但是“连接号”却被遗忘了。
“词汇学”部分收了“词素”，释作“构成词的成分，在意义上不能再分析的构词单位”，“语法学”部分收了“语素”条，似乎“词素”“语素”是两个概念，但是“词汇学”在解释“单纯词”“合成词”等条时又用的是“语素”这个概念，分别作：“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而成的词”；根据这两词所在的范畴，词应该是由“词素”构成的，既然“词素”“语素”等同，为何要分别释义呢?
“语系”语言部分既收了中国名“塔塔尔语”，也收了国外名称“鞑靼语”，前条言，“国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托斯坦共和国，称鞑靼语。使用人口五百四十万。”后条言，“主要通行于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西伯利亚中部、中亚等地和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使用人口650万。”同一页的同一内容在该语言的使用地域、使用人口的表述上竟有明显不同，不知为何有这样的差别。
上面所列举出的问题，有些方面可能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争论，但是第二部分所谈到的问题，很多都是只要编者在编写校对的过程中稍稍留意就可以避免的。《大辞海》这一点远远不能和原《辞海》的编写时的精益求精相比。据曾彦修先生《对新版〈辞海〉的印象》(《书屋》杂志2000年第7期)一文的回顾，《辞海》在修订时，一是精选全国有名的专家，如：“周予同、全增嘏、冯契、胡曲园、严北溟、傅季重、徐孝通、汤志钧等，均可谓一时之选。其中有一两个专家据说是全国仅有的。”二是工作极其认真，“看见他们从一个个选词讨论起，有的释文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逐句讨论。这种认真精神，各科大都差不多。”对似是而非的问题绝不放过，如：“1961年第一次浦江饭店修订时，辞海编辑所的实际负责人(副主任)杭苇，就亲自狠抓火车自动挂钩脱钩问题的考定，终于由专家反复考出，证明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中国当年叫作‘詹天佑钩’是不对的。”这些事例说明《辞海》的编辑部门大体上已形成了工作中认真、负责、仔细、一丝不苟、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虽然《大辞海·语言学卷》的参编者也是国内有些影响的专家，但是“辞海精神”在其中体现的不够。这禁不住让我们联想起近些年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学风问题。目前除了剽窃抄袭等现象在学界横行以外，一些学者耐不住寂寞，学风浮躁，不甘于固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旧训，一味追求哄动效应，动不动就宣扬自己有独步全球的发现或者填补了某某空白，找三五个人拼拼凑凑就敢出一套《xx大全》，工具书方面更是“大典”、“巨典”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写书的人多，写出好书的人少，写出精品书的更是凤毛麟角。进书店，逛书市，满目花花绿绿的，到处泛滥着令人眼热的书名，但翻开后，大多令人失望。也许《大辞海·语言学卷》的编者们在编写的过程中是认真的，但是体例和行文中却很遗憾地带有些许这种“时尚”，使得这部应该后出转精的大作存在许多问题。
十年一修订的《辞海》是中国学术著作的精品，这是广大学人的共识，《大辞海》既用了《辞海》之名，就要对得起这个名，“隔行如隔山”，不知《大辞海》已出的《哲学卷》《医药科学卷》的质量如何，未出的数卷的质量如何，我仅仅就自己了解多一些的语言知识谈谈对《语言学卷》的看法，希望整个《大辞海》出全后不要有损《辞海》之美誉呀。
(《大辞海·语言学卷》，王德春、许宝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58．00元)
一、所收词条与辞典的定位有相当的差距
《大辞海》是因“不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对《辞海》的查检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大辞海》前言)而编纂的，“文化层次较高”应该是指和语言文字专业研究工作有关和对语言文字学科有较深入了解需求的读者，但《语言学卷》在收词立目时却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这个方面，《语言学卷》与原《辞海》或者《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等大型工具书相比，收录词条数量严重不足，许多应该收录以供查考的词条未收。这里不妨用该书的参编者杨剑桥先生自己编写的《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来作个比照。
从篇幅上看，杨书仅收与古汉语有关的词条，以一人之力编成，全书就收词目4000余条，72万字；《语言学卷》多人执笔，分为普通语言学、文字学、语音学、音韵学、训诂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方言学、修辞学、应用语言学等12个分支学科，收词目却只有3300条，67万字。
从具体分支学科上看，杨书“训诂学”部分，收260条，《语言学卷》收200条；杨书的“修辞学”部分收和修辞格有关的条目179条，而《语言学卷》只有76条。这样，大量的很有备查价值的词条就被遗漏了。
《语言学卷》的“训诂学”部分仅训诂术语就失收“属、别、丑、醜”等表示事物种类的词语，收了“用于以解释具体解释抽象……”的“谓”，没有收“谓之”和“之谓”，而这两个术语和“谓”的用法不尽相同。
“普通语言学”部分收了语言起源的“手势说”和“感叹说”，但一般语言学概论书上经常提到的“社会契约说”、“劳动叫喊说”、“摹声说”均付之阙如。
“文字学”部分收了表文字排列顺序的“下行”，未收“上行”、“环行”。
“词汇学”部分未收“词的内部形式”、“词的理据”这样重要的条目。
“语言学人物”部分没有收列一些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学者，如三国魏初的张揖，宋代的郑樵、陆佃、宋庠等人，明代的兰茂、梅膺祚、方以智等，虽然在后面“著作”类中提到了其中的部分学者，并且做了简单的补叙，但毕竟不便于查检，而且没给他们应有的地位。
至于“修辞学”部分遗漏就更多，以辞格为例，现在能独立设格的修辞方式有上百种之多，如1989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收入277个辞格名称，其中正式的117个，内含小格121个，不能独立或待探讨的39个。而收辞格数目最多的是汪国胜等编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汉语辞格大全》，共收辞格名称691个，其中独立的辞格就有231个。当然，这些辞格名目许多还有待于研究，加之《语言学卷》不是专科的修辞学辞典，自不必收列如此众多的辞格名目，但是，一些在修辞学中已经得到公认的辞格未收就有些不妥，如“仿拟”格除了“仿词(仿拟词)”外，还有仿语、仿句、仿篇、仿调等四个二级辞格，又根据所仿意义是相近还是相反可分为近仿(类仿)和反仿，不应只收“仿词”一个二级辞格的名称。
综上所述，《语言学卷》在篇幅上只是对《辞海》稍有扩充，但要满足“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对《辞海》查检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只能是部分实现了。据笔者愚见，《语言学卷》收词应该在五六千条，篇幅在一百万字以上，才能配得上《大辞海》的“大”字。也许有人说，整部《大辞海》有不同的分科，要出一二十卷呢，合起来就“大”了，但是《辞海》原本就含有几十个学科的内容，新出的“大辞海”就是要弥补《辞海》的局限性而编的，如果《大辞海》每个分卷本收词并不比《辞海》多，解释不比《辞海》详细，要《大辞海》干什么呢?
二、《语言学卷》中存在着大量不准确不精细的解释以及缺乏照应的条目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对理论的阐释也是越来越准确精细，但《大辞海》的许多解释却不能反映出语言学科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如“文字学”部分对“战国文字”的解释，只用了不到一百个字：“战国时期所用汉字的通称……书系不一，变异交错，反映了秦始皇实施‘书同文’以前‘文字异行’的实际。参见‘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战国文字是这些年文字学界比较关注的现象，它有什么价值，只字未提，在“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条目中也没提及。但《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的解释，就充分说明了“战国文字”的价值：“战国文字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小篆、隶书，古文字阶段至此接近尾声，后代文字则开始萌芽，因此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大辞海》这一类的解释不深不透的现象挺多，不一一列举。
《语言学卷》中还有不少很容易就发现问题的词条。
如“词汇学”部分“同音词”条曰：也叫“同音异义词”。声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有的写法相同……如“打”(打人，动词)和“打”(一打铅笔，量词)。
按：举例错误。“打人”的“打”声调是第三声(上声)，而“一打铅笔”的“打”声调是第二声(阳平)，声调不同就是声音不同，怎能是同音词呢?像“花钱”的“花”与“花朵”的“花”这样的读音完全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才是同音词。
“词汇学”部分“俗词源学”条云：又名“通俗词源学”。从民间传说考究词语来源及其发展过程的学科。如北京西面的门头沟被解释为“馒头沟”，说因门头沟周围的山状如馒头而得名。
按：释义不全面。有的“俗词源”可以从民间传说中考究，但是很多词语的来源和民间传说没有关系，如“梨花大鼓”，本为“犁铧大鼓”，因伴奏时用“犁铧”伴奏，后讹变为“梨花大鼓”。像上引“馒头沟”也与民间传说无关。张绍麒先生认为社会因素、语言系统发展(如汉语语音变化、语素更替、内部组合形式变异)等都可能导致流俗词源，而有些流俗词语可能导致民间传说，但是很多词语并无民间传说伴生(见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流俗词源研究》)。故词条可以根据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的相关看法释为：人们根据语音的相似，既不考虑语音的历史发展，也不考虑词义的演变过程，而去牵强附会地推测出的词源，称为俗词源。研究俗词源的语言学科叫俗词源学。
还有“词汇学”部分的“同素词”条释作：又称“同素反序词”。一种语素相同而结构次序相反的词。
按：“同素词”未必都是结构次序相反的词。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 要》(内蒙古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还有序位相同的同素词，如落草(加入盗匪集团)——落草(指婴儿出生)；烟火(烟和火)——烟火(节日放的花炮)；雨水(雨落的水)——雨水(节气名)。虽然这一类词在汉语中不多，但不能认为它不存在，所以，“同素词”直接解释作“语素相同的词”即可。
另外“方言学”部分“北京官话”条说“主要分布在北京，其次在新疆北部。”也不全面，“北京官话”主要分布区还有“河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
至于条目之间缺乏照应的现象相当突出，出现了一些稍稍注意就能避免的错误。
如“方言学”部分“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等介绍官话的条目，都有分布于多少个市县、多少人口使用的内容，而同类的“华北官话、西北官话、江淮官话”却没有相关的内容。
“训诂学”部分“比较互证、因声求义、以义正音”的释文中都先言“训诂方法之一”，而同是“训诂学方法”的“形训、义训、观境为训”却只含糊曰“训诂学术语”。我们知道，训诂学术语有训诂方法、注疏的名称、注疏用语等不同类别的术语，只说“术语”，表达极不准确；但是“形音义互求”条曰：“综合的训诂方法。包括‘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等”，又出现了书中没有收录的训诂方法术语“以形索义”，其实就是“形训”，前后不照应可见一斑。
“语法学”部分的“标点符号”提到16种标点符号的名称，然后一一列目解释，但是“连接号”却被遗忘了。
“词汇学”部分收了“词素”，释作“构成词的成分，在意义上不能再分析的构词单位”，“语法学”部分收了“语素”条，似乎“词素”“语素”是两个概念，但是“词汇学”在解释“单纯词”“合成词”等条时又用的是“语素”这个概念，分别作：“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和“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合而成的词”；根据这两词所在的范畴，词应该是由“词素”构成的，既然“词素”“语素”等同，为何要分别释义呢?
“语系”语言部分既收了中国名“塔塔尔语”，也收了国外名称“鞑靼语”，前条言，“国外，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什科托斯坦共和国，称鞑靼语。使用人口五百四十万。”后条言，“主要通行于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西伯利亚中部、中亚等地和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使用人口650万。”同一页的同一内容在该语言的使用地域、使用人口的表述上竟有明显不同，不知为何有这样的差别。
上面所列举出的问题，有些方面可能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还可以从学术的角度争论，但是第二部分所谈到的问题，很多都是只要编者在编写校对的过程中稍稍留意就可以避免的。《大辞海》这一点远远不能和原《辞海》的编写时的精益求精相比。据曾彦修先生《对新版〈辞海〉的印象》(《书屋》杂志2000年第7期)一文的回顾，《辞海》在修订时，一是精选全国有名的专家，如：“周予同、全增嘏、冯契、胡曲园、严北溟、傅季重、徐孝通、汤志钧等，均可谓一时之选。其中有一两个专家据说是全国仅有的。”二是工作极其认真，“看见他们从一个个选词讨论起，有的释文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逐句讨论。这种认真精神，各科大都差不多。”对似是而非的问题绝不放过，如：“1961年第一次浦江饭店修订时，辞海编辑所的实际负责人(副主任)杭苇，就亲自狠抓火车自动挂钩脱钩问题的考定，终于由专家反复考出，证明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中国当年叫作‘詹天佑钩’是不对的。”这些事例说明《辞海》的编辑部门大体上已形成了工作中认真、负责、仔细、一丝不苟、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虽然《大辞海·语言学卷》的参编者也是国内有些影响的专家，但是“辞海精神”在其中体现的不够。这禁不住让我们联想起近些年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学风问题。目前除了剽窃抄袭等现象在学界横行以外，一些学者耐不住寂寞，学风浮躁，不甘于固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旧训，一味追求哄动效应，动不动就宣扬自己有独步全球的发现或者填补了某某空白，找三五个人拼拼凑凑就敢出一套《xx大全》，工具书方面更是“大典”、“巨典”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写书的人多，写出好书的人少，写出精品书的更是凤毛麟角。进书店，逛书市，满目花花绿绿的，到处泛滥着令人眼热的书名，但翻开后，大多令人失望。也许《大辞海·语言学卷》的编者们在编写的过程中是认真的，但是体例和行文中却很遗憾地带有些许这种“时尚”，使得这部应该后出转精的大作存在许多问题。
十年一修订的《辞海》是中国学术著作的精品，这是广大学人的共识，《大辞海》既用了《辞海》之名，就要对得起这个名，“隔行如隔山”，不知《大辞海》已出的《哲学卷》《医药科学卷》的质量如何，未出的数卷的质量如何，我仅仅就自己了解多一些的语言知识谈谈对《语言学卷》的看法，希望整个《大辞海》出全后不要有损《辞海》之美誉呀。
(《大辞海·语言学卷》，王德春、许宝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