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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我就很喜欢读吉川幸次郎(1904～1980)的《中国诗史》(《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2年；复且大学出版社2001年)。我总觉得能够以若干著名诗人为纲，明晰地阐释中国诗学之特质，应该是陈石遗、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巨擘所为。而吉川氏作为一位汉学家，却丝毫不逊色。他曾在自己的《全集》第一卷自跋中有云：
我立志于中国事务的研究，特别是文学的研究，以至于一生都献给了它，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只是很单纯的喜欢这个国家的文明，特别是文学，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不论是这句夫子自道，还是《中国诗史》的精辟论述，都可以看出吉川氏对中国学术的爱恋。不过，读完《我的留学记》这本非纯学术性的游记加随笔，我的脑中时时萦绕着他的那句“表白”——“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第33页)罢卷遐想许久，我才略微体会了其在诸多著作背后的那一份对中国文化如恋人般的热忱和喜爱。
日本汉学家在明治前后对中国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京都学派却一直保持着与崇尚西学的东京学派截然不同的体制与学风。(京都与东京的学派之争虽然存在，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外界，如媒体强加上去的。此点承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平田昌司教授提示)前一代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受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就已经开始“反叛”江户时代“把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承之而来的吉川氏除了直接说“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第4页)外，更在本书中道出了他一生“一以贯之”的话：“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第4页)。其为文为人，都是这么做的。
本书是“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系列之一。(同收此系列的还有张学锋教授翻译的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等)全书共分《我的留学记》《中国印象追记》《中国文学论》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是吉川氏晚年对自己在中国留学的回忆(问答式)，第二部分《中国印象追记》是其归国后陆续写下的追忆小品。这两部分对中国的种种深情追忆，即是本文标题的最好诠释。
早在吉川氏的学生时代(即大正时代，也是日本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期)，他就和另一位年轻人仓石武四郎对中国的学问无比神往。在这种神往心境之下，吉卅氏按照青木正儿的方法，直接从京都向上海写信购书，。坐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他就说：“非常非常地想见中国，对之向往之至。”(第33页)1928年，吉川氏到达北京后没多久，便在读书，买书，交往等方面，完完全全“被当作中国人”(第 73页)了。当时每月五百元生活费中，竟有四百多元花在琉璃厂的通学斋、来薰阁里(第39页)，连藏书颇丰的周一良对此都大为感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吉川氏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从书中的记录可以看出，大江南北，几乎都有他的足迹。年轻的吉川氏，穿着大学校服，在南北方各处游玩，以至于见到他的中国人都不认为他是从日本来的。从南方的杭州、苏州，由镇江过扛北上，再游扬州、高邮。譬如，访游高邮王氏的“湖滨精舍”，拜会宝应刘宝楠的后裔，并且在淮安府度过自己的27岁生日(第 114页)。如斯种种，在这些深情追述的文字里，吉川氏不时地流露出对年轻时代游历中国的感慨。
吉川氏早年在日本时，就曾经听闻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者，后来竟得到耳提面命，自然无比激动。故书中对许多民国学界人物的评价都颇具神韵。如陈寅恪和黄季刚两位大师，他竟然同样形容为“年轻的西田几多郎”(第61、107页)，从中大约可以想象几分他们当年为人为学的豪爽与精锐。而对章太炎、吴承仕、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的点评，亦得《世说新语》评骘人物之妙处。特别是对季刚先生，我最初是在《量守庐学记》中得知吉川氏深深服膺季刚先生的学问(参吉川氏《与潘景郑书》，其中提及季刚先生帮他解决了《谷梁释文》一处“问之北士，皆来之省”的难题。截《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而在本书中，他也有提及：
对于《经典释文》中《谷梁传》的部分，我久有几处疑问，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答案，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刻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到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他可以把《广韵》全部背诵下来。只是这人的性格、脾气极为傲慢，还说北京学者的坏话：“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第62页)
要知道，吉川氏是在北京无一人愿意给他写介绍倌的情况下去拜见了季刚先生，当时的季刚先生，不特北方学者不喜欢他，就连大部分的日本学者都不知晓(第63页)。但初次接触，吉川氏就深深的服膺于季刚先生的博学多能，称他为“国学第一人”(第107页)。可见其在中国期间的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当然，除了学术的“中国印象”记载外，《我的留学记》还记录了许多吉川氏对中国的“生活印象”。如：有学生问吉川氏：“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女性有何印象?”他便回答道：“中国姑娘嘛，在苏州看到的美人，使人感叹：原来如此，竟有这么美的人。可惜没有直接接触的福分。”(第37页)
另外，1925年左右，吉川氏的一位日本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无意打碎了一个瓷器小花瓶，老板便狮子大开口。吉川氏情急之下，去了警察公署，一位穿着黑色中山装警察的雄辩演说与精彩调停，让其钦佩无比。他回忆说：
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我感动的不是他能引用《史记，鲁仲连传》中的“排难解纷”这样的古典语官，而是他把人民的和平生活放在心头，遇到纷争，去化解人们的恶意，使之趋于平缓，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增强恶意，他把这视为警察的任务，令我感动。这是任何国家的警察，都应该具备的理想(第104页)。
不特是南方的美人，北方的大汉，对于一切具有中国风韵的事物，吉川氏总是细细的漫步、欣赏。从上海巨大的建筑群，到杭州乞丐吞食的“南京虫”，他都会停下脚步，兴趣盎然地品味，并且说道：“简直是饮酒微醉的感觉”(第34页)。正是这些无微不至关于中国美好的印象，使得中国成了他“天生的恋人”，也使得当时日本国内许多人士对这样一位“恋人”充满了向往之情。
《我的留学记》前两部分所记录的读书、行路、拜师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说充满了吉川氏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又反过来激励着他继续研究中国学问。
本书第三部分收录的《中国文学论》选取了他关于中国文学的宏观性论述。如《中国文学史之我见》、《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等文所取的视角，就很不同于我们中国学者读惯了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等传统概论性的文章。陈寅恪曾在讲堂上感慨过日本近代优秀的汉学家是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竞争对手”(石泉等记录《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吉川氏属日本汉学家中的翘楚，他对于中国学问不仅有“深藏的热情”(参高桥和巳语)，同时在研究中也不失其“异域之眼”(参曹虹师《白云浮远盖，流彩映长安——读兴膳宏先生<异域之眼>》一文中的部分译文。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一期)。譬如《中国文学的政治性》有云：
要之，不包孕政治热情的就不是文学，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传统。歌吟个人袁欢的诗歌，在这个国家也大量存在。但这常常不被认为是“大文学”。即使是歌吟个人的衷欢，也常常必须将这哀欢扩大到众人身上。或者说，为了表现众人的哀欢才来歌、吟个人的哀欢。(第203页) 这些对中国诗文真知灼见的文字，比比皆是，上文是在吉川氏谈完六朝诗学之后，看似不经意的一小段，却足够后来的学者写成一本专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日常性”。研究中国学问，很多汉举家都有自己独特观点。吉川氏早年在接受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教诲之前，就深深地“喜欢中国文学的‘日常性’”(第14页)。这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志向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 1948年前后，吉川氏在京都大学的课堂上说道：
中国的虚构文学很不发达，而取材于日常经验的诗文作为文学主流繁荣起来……中国人被誉为现实的国民那样，他们认为，被现实地感觉地把握的是客观实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在空想中，才有陶冶人情操的美好之物。这种哲学决定了将平凡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事作为素材的文学，并以此作为其文学传统。
此后，六十年代在一场题为The Literature of Everyday Life的演讲中(文载《全集》第一卷)，他再次提及：
在西洋人的眼里，相对于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有他的特殊性。我想，其中之一时特殊性就是中国文学表现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描写的热心。(笔者译)
这种中国文学“日常性”的表述，背后蕴含着吉川氏从自身人格中提炼出中国文学思想的精髓：“人类的拯救不能靠神，只能靠人类自己”(《中国诗史·解说》)。这种“日常性”的人格化的哲学映射到文学研究上，可以称之为“儒家的文学研究法”(高桥和巳语)。而与之同肘中国大陆学者酌相关文学史论著，却罕有如此的精准。若把本书的第三部分与吉川氏《宋元诗概说》等具体的断代论述相对读，应该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独特的视野与认识。
本书译者钱婉约女士是研究日本汉学的专家，翻译过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等书，近来又新有《内藤湖南研究》问世。她在本书译者注中体现了深厚的学养。如吉川氏谓自己最爱读李贺“谢家柳絮沈郎钱”，却遍翻《李长吉诗集》不得，钱女士即注出应出自李商隐《江东》诗(案：原句“柳絮”当为“轻絮”)。关于这句诗，吉川氏又说：
所谓沈郎指晋沈充，“沈郎钱”好像是指榆树之叶。为什么把榆树叶叫作“沈郎钱”，我倒忘了，现在也不清楚。但我对于这句无甚深义的诗句，却觉得十分地罗曼蒂克，总是口中吟着“谢家柳絮沈郎钱”，想象着超乎于谢家、沈郎这两个字面意义之上的美感。(第118页)
这就是吉川氏心中永恒的“柳絮”情结，数年之后，他便在北京第一次体会到了朦胧的柳絮。并且感慨道：“柳树正如青木先生说的也比日本的柳美，太阳的光彩也比日本的美”(第33页)。钱女士随文注出：“沈郎钱”出自《晋书·食货志》，因为沈充所铸的钱又轻又小，故比之榆树叶。虽然此处“沈郎钱”的出典，在清人朱鹤龄为义山诗作笺注时已指出(参中华书局《李商隐诗歌集解》此诗的注解，此处承伯伟师提示。至于吉川氏误记成李长吉诗的原因，伯伟师认为可能是李贺《残丝曲》中有“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句)，但仍然可以看出，钱女士译书时，检索典籍至多至勤。
钱女士系史学大师钱穆之孙女。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在《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曰：“(对本国史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令人感喟的是，在许多中国学者尚难如此的时代，吉川氏却执着地说道：“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第33页)这也许正是生前一见日本人就“眦裂血沸”的季刚先生，(见《黄侃日记》)反而对一位日本汉学家留饭、赠诗的原委罢。
我立志于中国事务的研究，特别是文学的研究，以至于一生都献给了它，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只是很单纯的喜欢这个国家的文明，特别是文学，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不论是这句夫子自道，还是《中国诗史》的精辟论述，都可以看出吉川氏对中国学术的爱恋。不过，读完《我的留学记》这本非纯学术性的游记加随笔，我的脑中时时萦绕着他的那句“表白”——“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第33页)罢卷遐想许久，我才略微体会了其在诸多著作背后的那一份对中国文化如恋人般的热忱和喜爱。
日本汉学家在明治前后对中国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京都学派却一直保持着与崇尚西学的东京学派截然不同的体制与学风。(京都与东京的学派之争虽然存在，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外界，如媒体强加上去的。此点承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平田昌司教授提示)前一代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受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就已经开始“反叛”江户时代“把中国作日本式的解释”。承之而来的吉川氏除了直接说“江户汉学并不真正懂得中国”(第4页)外，更在本书中道出了他一生“一以贯之”的话：“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第4页)。其为文为人，都是这么做的。
本书是“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系列之一。(同收此系列的还有张学锋教授翻译的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等)全书共分《我的留学记》《中国印象追记》《中国文学论》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的留学记》是吉川氏晚年对自己在中国留学的回忆(问答式)，第二部分《中国印象追记》是其归国后陆续写下的追忆小品。这两部分对中国的种种深情追忆，即是本文标题的最好诠释。
早在吉川氏的学生时代(即大正时代，也是日本对中国最不怀敬意的时期)，他就和另一位年轻人仓石武四郎对中国的学问无比神往。在这种神往心境之下，吉卅氏按照青木正儿的方法，直接从京都向上海写信购书，。坐在开往上海的轮船上，他就说：“非常非常地想见中国，对之向往之至。”(第33页)1928年，吉川氏到达北京后没多久，便在读书，买书，交往等方面，完完全全“被当作中国人”(第 73页)了。当时每月五百元生活费中，竟有四百多元花在琉璃厂的通学斋、来薰阁里(第39页)，连藏书颇丰的周一良对此都大为感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吉川氏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从书中的记录可以看出，大江南北，几乎都有他的足迹。年轻的吉川氏，穿着大学校服，在南北方各处游玩，以至于见到他的中国人都不认为他是从日本来的。从南方的杭州、苏州，由镇江过扛北上，再游扬州、高邮。譬如，访游高邮王氏的“湖滨精舍”，拜会宝应刘宝楠的后裔，并且在淮安府度过自己的27岁生日(第 114页)。如斯种种，在这些深情追述的文字里，吉川氏不时地流露出对年轻时代游历中国的感慨。
吉川氏早年在日本时，就曾经听闻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者，后来竟得到耳提面命，自然无比激动。故书中对许多民国学界人物的评价都颇具神韵。如陈寅恪和黄季刚两位大师，他竟然同样形容为“年轻的西田几多郎”(第61、107页)，从中大约可以想象几分他们当年为人为学的豪爽与精锐。而对章太炎、吴承仕、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的点评，亦得《世说新语》评骘人物之妙处。特别是对季刚先生，我最初是在《量守庐学记》中得知吉川氏深深服膺季刚先生的学问(参吉川氏《与潘景郑书》，其中提及季刚先生帮他解决了《谷梁释文》一处“问之北士，皆来之省”的难题。截《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而在本书中，他也有提及：
对于《经典释文》中《谷梁传》的部分，我久有几处疑问，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答案，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刻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随着话题渐渐展开和深入，我更感到这人才是真正认真读书的人。他可以把《广韵》全部背诵下来。只是这人的性格、脾气极为傲慢，还说北京学者的坏话：“那么无聊的课，你竟听了这么长时间!”(第62页)
要知道，吉川氏是在北京无一人愿意给他写介绍倌的情况下去拜见了季刚先生，当时的季刚先生，不特北方学者不喜欢他，就连大部分的日本学者都不知晓(第63页)。但初次接触，吉川氏就深深的服膺于季刚先生的博学多能，称他为“国学第一人”(第107页)。可见其在中国期间的学习，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当然，除了学术的“中国印象”记载外，《我的留学记》还记录了许多吉川氏对中国的“生活印象”。如：有学生问吉川氏：“第一次到中国，对中国女性有何印象?”他便回答道：“中国姑娘嘛，在苏州看到的美人，使人感叹：原来如此，竟有这么美的人。可惜没有直接接触的福分。”(第37页)
另外，1925年左右，吉川氏的一位日本朋友在北京一家古董店无意打碎了一个瓷器小花瓶，老板便狮子大开口。吉川氏情急之下，去了警察公署，一位穿着黑色中山装警察的雄辩演说与精彩调停，让其钦佩无比。他回忆说：
那个主任说：我们警察的任务是排难解纷。我感动的不是他能引用《史记，鲁仲连传》中的“排难解纷”这样的古典语官，而是他把人民的和平生活放在心头，遇到纷争，去化解人们的恶意，使之趋于平缓，而不是去激化矛盾，增强恶意，他把这视为警察的任务，令我感动。这是任何国家的警察，都应该具备的理想(第104页)。
不特是南方的美人，北方的大汉，对于一切具有中国风韵的事物，吉川氏总是细细的漫步、欣赏。从上海巨大的建筑群，到杭州乞丐吞食的“南京虫”，他都会停下脚步，兴趣盎然地品味，并且说道：“简直是饮酒微醉的感觉”(第34页)。正是这些无微不至关于中国美好的印象，使得中国成了他“天生的恋人”，也使得当时日本国内许多人士对这样一位“恋人”充满了向往之情。
《我的留学记》前两部分所记录的读书、行路、拜师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说充满了吉川氏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又反过来激励着他继续研究中国学问。
本书第三部分收录的《中国文学论》选取了他关于中国文学的宏观性论述。如《中国文学史之我见》、《中国文学中的希望与绝望》等文所取的视角，就很不同于我们中国学者读惯了的《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等传统概论性的文章。陈寅恪曾在讲堂上感慨过日本近代优秀的汉学家是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竞争对手”(石泉等记录《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吉川氏属日本汉学家中的翘楚，他对于中国学问不仅有“深藏的热情”(参高桥和巳语)，同时在研究中也不失其“异域之眼”(参曹虹师《白云浮远盖，流彩映长安——读兴膳宏先生<异域之眼>》一文中的部分译文。载《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一期)。譬如《中国文学的政治性》有云：
要之，不包孕政治热情的就不是文学，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传统。歌吟个人袁欢的诗歌，在这个国家也大量存在。但这常常不被认为是“大文学”。即使是歌吟个人的衷欢，也常常必须将这哀欢扩大到众人身上。或者说，为了表现众人的哀欢才来歌、吟个人的哀欢。(第203页) 这些对中国诗文真知灼见的文字，比比皆是，上文是在吉川氏谈完六朝诗学之后，看似不经意的一小段，却足够后来的学者写成一本专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日常性”。研究中国学问，很多汉举家都有自己独特观点。吉川氏早年在接受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教诲之前，就深深地“喜欢中国文学的‘日常性’”(第14页)。这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志向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 1948年前后，吉川氏在京都大学的课堂上说道：
中国的虚构文学很不发达，而取材于日常经验的诗文作为文学主流繁荣起来……中国人被誉为现实的国民那样，他们认为，被现实地感觉地把握的是客观实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而不是在空想中，才有陶冶人情操的美好之物。这种哲学决定了将平凡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事作为素材的文学，并以此作为其文学传统。
此后，六十年代在一场题为The Literature of Everyday Life的演讲中(文载《全集》第一卷)，他再次提及：
在西洋人的眼里，相对于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有他的特殊性。我想，其中之一时特殊性就是中国文学表现出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描写的热心。(笔者译)
这种中国文学“日常性”的表述，背后蕴含着吉川氏从自身人格中提炼出中国文学思想的精髓：“人类的拯救不能靠神，只能靠人类自己”(《中国诗史·解说》)。这种“日常性”的人格化的哲学映射到文学研究上，可以称之为“儒家的文学研究法”(高桥和巳语)。而与之同肘中国大陆学者酌相关文学史论著，却罕有如此的精准。若把本书的第三部分与吉川氏《宋元诗概说》等具体的断代论述相对读，应该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独特的视野与认识。
本书译者钱婉约女士是研究日本汉学的专家，翻译过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等书，近来又新有《内藤湖南研究》问世。她在本书译者注中体现了深厚的学养。如吉川氏谓自己最爱读李贺“谢家柳絮沈郎钱”，却遍翻《李长吉诗集》不得，钱女士即注出应出自李商隐《江东》诗(案：原句“柳絮”当为“轻絮”)。关于这句诗，吉川氏又说：
所谓沈郎指晋沈充，“沈郎钱”好像是指榆树之叶。为什么把榆树叶叫作“沈郎钱”，我倒忘了，现在也不清楚。但我对于这句无甚深义的诗句，却觉得十分地罗曼蒂克，总是口中吟着“谢家柳絮沈郎钱”，想象着超乎于谢家、沈郎这两个字面意义之上的美感。(第118页)
这就是吉川氏心中永恒的“柳絮”情结，数年之后，他便在北京第一次体会到了朦胧的柳絮。并且感慨道：“柳树正如青木先生说的也比日本的柳美，太阳的光彩也比日本的美”(第33页)。钱女士随文注出：“沈郎钱”出自《晋书·食货志》，因为沈充所铸的钱又轻又小，故比之榆树叶。虽然此处“沈郎钱”的出典，在清人朱鹤龄为义山诗作笺注时已指出(参中华书局《李商隐诗歌集解》此诗的注解，此处承伯伟师提示。至于吉川氏误记成李长吉诗的原因，伯伟师认为可能是李贺《残丝曲》中有“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句)，但仍然可以看出，钱女士译书时，检索典籍至多至勤。
钱女士系史学大师钱穆之孙女。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在《国史大纲·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曰：“(对本国史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令人感喟的是，在许多中国学者尚难如此的时代，吉川氏却执着地说道：“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第33页)这也许正是生前一见日本人就“眦裂血沸”的季刚先生，(见《黄侃日记》)反而对一位日本汉学家留饭、赠诗的原委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