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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当中，我们渐渐感悟到只有注重女性经验以及女性阵营建设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才能够过度或升华到超越性别的层面上去，性别批评应该更具有包含性与容纳性。
通过对《简·爱》和《藻海无边》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使我们发现在这场刻意建构的两位女小说家，即夏洛特·勃朗特与简·里斯的跨时空“对话”中，首当其冲应该去探讨的不是无性别、超性别经验的对话方式，而是应当解决女性经验内部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也即女性阵营中的问题。让女性成为一个整体性的个体，凝结与整合女性的整体力量，完成自身性别中的各种和解与认同，才能使得对个体性别问题以及两性性别问题的深层次探讨成为可能。
关键词：女性经验 女性阵营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性别批评
一
夏洛特·勃朗特在《简·爱》中塑造了伯莎·梅森这个“疯女人”形象，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又亲手毁灭了她，从创造到毁灭的过程里反映出作者内心的诸多疑虑和焦虑。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疯女人”的形象是作者夏洛特·勃朗特愤怒情绪和分裂思维的一个投射对象，“疯女人”是作为作者的替身而存在的。简·里斯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了被喻为《简·爱》前篇的小说《藻海无边》，她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简·爱》中人物形象命运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对伯莎·梅森的重新正名上，将其被迫害致疯、致死的前因后果条分缕析地逐一肃清。从表面上看，这是对《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另一角度重释，也体现出两位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女作家之间的写作方式及观念上的分歧，也在象征层面上，代表了女性文学中自身性别内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现实中反映自诸如种族/国家、阶级/阶层、性取向的差异而形成的另一种主流/边缘、压迫/被压迫关系的存在当中。西方女权运动从一开始时其主流群体便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阵营，而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断充实发展，个中问题才逐渐凸显出来，由于西方种族问题的特殊性，黑人女性的种种现实困境得以暴露，并由此派生出黑人女性主义等支流。
二
带着对这些问题和观点的思考，对《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文本进行重新细读后，我们便会发出很多疑问，比如两位女作家的写作策略究竟目的何在？将夏洛特·勃朗特和简·里斯放在对立位置上进行探讨是否是一种误读？她们二人的和解能否达成？
首先，在《简·爱》中，夏洛特·勃朗特如果明显对女性阵营中成员的个体复杂性拥有自觉而敏感的体察，并十分介意，同时甚至能够做出无意识下的某种刻意区分、排斥或歧视的话，那么，伯莎·梅森这个角色就不该也不会死去，她应当作为简·爱的攻击目标而成为一种显性存在，而不是被隐匿与囚禁起来。夏洛特·勃朗特显然没有那个“恶意”，她的书写是在无意识当中流露出策略性的。“疯女人”形象的塑造或许只应当是写作者内心焦虑的一个象征符号，她的存在目的非但不是将女性阵营隔离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恰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融合，因为从这个层面上看，“疯女人”伯莎·梅森即夏洛特·勃朗特自己的影子、替身。
“女性个体存在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种族、国家的区分，又有身份、经济、阶级的界限；其精神世界因此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承认女性异质多样性，是女性避免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充实和完善女性生存空间的理论方式，也是颠覆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统治的策略，是抵达女性生存真实性的必由之路。”[1] 244-245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出，对女性僵化的文学形象（父权制文化中非天使即魔鬼的两极化女性形象）塑造局面的打破、抛弃和背离，以及对女性不同类型的文学形象的多角度创造，对其不拘一格（反复无常）的性情的充分发掘、想象和烘托，都是走向女性存在真实性的通道，从而避免了由于过度简单化、单一化和样板化所带来的“失真”写作。“疯女人”如果被认为是一种女性文学形象的类型，她的出现就会生发以上诸种效应，成为作者刻意地或无意地反抗文学菲勒斯中心主义和父性特征的另类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制造“疯女人”的写作“策略”，非但没有分裂女性阵营，或者将其划为三六九等，从而人为地制造出隔膜感，反而恰恰充实、重整、激活了女性阵营内部的氛围，使其发展成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
因此从策略层面而言，“疯女人”形象是一种带有使命感的存在，她的出现从一开始便是和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性群体极端对立的，这种“极端”，是区别于简·爱对待罗切斯特的方式的。“疯女人”/罗切斯特这组关系可看做是二元对立模式下带有对抗性质的话语方式的现实表现和发挥，二者无法共存，“疯女人”希望一把火烧死罗切斯特，这种女性对于男权的愤怒已是文学化的极致表达，而罗切斯特更是用一种规训与惩罚的“文明”方式禁闭着“疯女人”，让其生不如死地一直充当着象征秩序里男性的悲惨他者。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用她来投射自己无处抒发，甚至连书写的过程都不能明确宣泄出来的，那种强烈而隐秘地来自第二性的愤怒。但最终她用消解简和“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差异这种方式成就了男性與女性作为个体化存在相互间对话的可能，这就使得《简·爱》中三角关系里的主人公们成为了超性别的存在，最终以一种平和对话的方式达成了简与罗切斯特之间的沟通，从象征层面上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的奋斗女性对于自身权利和地位的争夺，女性与男性完成了理想化的和解过程。这是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对于两性关系出路问题所做的一次探究，甚至对女性文学批评寻找贴合后现代文化语境的话语方式也贡献了一定力量。
“既然女性的异质多样性注重的是个体，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个体与类本位之间的矛盾，即作为个体的女性与作为类整体的女性之间的矛盾，这给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带来了两难的选择。” [1] 245
同样，出于建构两性平和对话方式的目的，并站在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方式探寻的思路上，对《藻海无边》这个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后会发现，作家简·里斯所表达的真实内容也包含着对女性阵营中自身性别个体之间高度融合的深沉盼望。首先，简·里斯在小说中并未设置简·爱这个人物形象，而是从“疯女人”与罗切斯特的关系中追溯并重新阐释“疯女人”的疯狂来由，她并未构建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格局，恰是设置了男性/女性这组明显的父权制二元对立关系，用这组关系来代表女性备受压抑的反男权精神综合体去谴责性别压迫，因此反而反映出她对简的形象并非怀有深刻的愤怒之情，而正是有着一种深沉的“姐妹情谊”。其次，在《藻海无边》中，简·里斯的实践潜意识地延续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话语方式探索的思路，伯莎·梅森用简的方式与罗切斯特沟通，她有清晰的身世背景，她能够自主言说，她有分明的偏好喜恶，她有弱点也有优势，总之，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这些特点和简完全不能归属为同一类别，但不能否认，这里的伯莎·梅森和简·爱极其神似。我们可以将这种“神似”看作是对一种话语方式的效仿，但这种“效仿”本身并没有带来雷同的结局，伯莎·梅森和罗切斯特都成为这段悲剧关系中的失败者，没有大团圆的结局，取而代之的是破碎关系的建立，没有两性之间的融合，如果将对此种结局的打造过程看作是关于两性关系走向的又一次试探，那么同以失败告终。罗切斯特在伯莎·梅森的世界中濒于疯狂，而伯莎·梅森也再度成为“疯女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破碎”是具有双重意味的，首先从象征性角度而言，这种决裂的对立状态正表征了最基本的作为理论的原则性“威力”和“气焰”。其次，从现实实践角度而言，这种单一而决绝的冲突绝不该成为最终对于两性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
经过这样的辩证解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简·里斯是在与夏洛特·勃朗特进行跨时空对话，她想要证明夏洛特·勃朗特曾选择的方式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完美，不值得牺牲女性阵营的总体利益去换来最终和男性之间的大团圆结局。简里·斯还试图说明，在没有解决好女性内部的种种复杂问题之前，直接与男性握手言和是不合逻辑的，是很难发生的，因而也是荒诞的，这违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即反抗男权制文化的压迫，实现女性自身的解放，而这一点恰是不能动摇的。
三
在分析了《简·爱》和《藻海无边》两个文本各自所选取的话语方式（策略）之后，我们发现罗切斯特这个男性形象其实是一种虚构的符号化的存在，他的出现是为了展示两种对话方式（策略）之间的较量，以及女作家对于这两种方式的发自内心的认真比较和权衡。经过简·里斯的接力，她剔除了勃朗特内心的疑虑之后，将女性作家内心的“愤怒”以另一种言说方式呈现出来，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走向拨开一层迷雾，回归并重新指引了方向。在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文本分析时，它依然首先是针对女性文学形象、男性文学形象，以及两性关系的，而更为彻底的任务和目标的树立必须以重建女性自身性别阵营为基本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 刘思谦，屈雅君.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通过对《简·爱》和《藻海无边》的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使我们发现在这场刻意建构的两位女小说家，即夏洛特·勃朗特与简·里斯的跨时空“对话”中，首当其冲应该去探讨的不是无性别、超性别经验的对话方式，而是应当解决女性经验内部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也即女性阵营中的问题。让女性成为一个整体性的个体，凝结与整合女性的整体力量，完成自身性别中的各种和解与认同，才能使得对个体性别问题以及两性性别问题的深层次探讨成为可能。
关键词：女性经验 女性阵营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性别批评
一
夏洛特·勃朗特在《简·爱》中塑造了伯莎·梅森这个“疯女人”形象，而在小说结尾作者又亲手毁灭了她，从创造到毁灭的过程里反映出作者内心的诸多疑虑和焦虑。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认为“疯女人”的形象是作者夏洛特·勃朗特愤怒情绪和分裂思维的一个投射对象，“疯女人”是作为作者的替身而存在的。简·里斯在20世纪70年代创作了被喻为《简·爱》前篇的小说《藻海无边》，她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简·爱》中人物形象命运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对伯莎·梅森的重新正名上，将其被迫害致疯、致死的前因后果条分缕析地逐一肃清。从表面上看，这是对《简·爱》中疯女人形象的另一角度重释，也体现出两位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女作家之间的写作方式及观念上的分歧，也在象征层面上，代表了女性文学中自身性别内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现实中反映自诸如种族/国家、阶级/阶层、性取向的差异而形成的另一种主流/边缘、压迫/被压迫关系的存在当中。西方女权运动从一开始时其主流群体便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阵营，而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断充实发展，个中问题才逐渐凸显出来，由于西方种族问题的特殊性，黑人女性的种种现实困境得以暴露，并由此派生出黑人女性主义等支流。
二
带着对这些问题和观点的思考，对《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文本进行重新细读后，我们便会发出很多疑问，比如两位女作家的写作策略究竟目的何在？将夏洛特·勃朗特和简·里斯放在对立位置上进行探讨是否是一种误读？她们二人的和解能否达成？
首先，在《简·爱》中，夏洛特·勃朗特如果明显对女性阵营中成员的个体复杂性拥有自觉而敏感的体察，并十分介意，同时甚至能够做出无意识下的某种刻意区分、排斥或歧视的话，那么，伯莎·梅森这个角色就不该也不会死去，她应当作为简·爱的攻击目标而成为一种显性存在，而不是被隐匿与囚禁起来。夏洛特·勃朗特显然没有那个“恶意”，她的书写是在无意识当中流露出策略性的。“疯女人”形象的塑造或许只应当是写作者内心焦虑的一个象征符号，她的存在目的非但不是将女性阵营隔离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恰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融合，因为从这个层面上看，“疯女人”伯莎·梅森即夏洛特·勃朗特自己的影子、替身。
“女性个体存在是丰富多彩的，既有种族、国家的区分，又有身份、经济、阶级的界限；其精神世界因此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承认女性异质多样性，是女性避免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充实和完善女性生存空间的理论方式，也是颠覆和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统治的策略，是抵达女性生存真实性的必由之路。”[1] 244-245
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出，对女性僵化的文学形象（父权制文化中非天使即魔鬼的两极化女性形象）塑造局面的打破、抛弃和背离，以及对女性不同类型的文学形象的多角度创造，对其不拘一格（反复无常）的性情的充分发掘、想象和烘托，都是走向女性存在真实性的通道，从而避免了由于过度简单化、单一化和样板化所带来的“失真”写作。“疯女人”如果被认为是一种女性文学形象的类型，她的出现就会生发以上诸种效应，成为作者刻意地或无意地反抗文学菲勒斯中心主义和父性特征的另类方式。从这一点来看，制造“疯女人”的写作“策略”，非但没有分裂女性阵营，或者将其划为三六九等，从而人为地制造出隔膜感，反而恰恰充实、重整、激活了女性阵营内部的氛围，使其发展成一个具体而真实的活生生的存在。
因此从策略层面而言，“疯女人”形象是一种带有使命感的存在，她的出现从一开始便是和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性群体极端对立的，这种“极端”，是区别于简·爱对待罗切斯特的方式的。“疯女人”/罗切斯特这组关系可看做是二元对立模式下带有对抗性质的话语方式的现实表现和发挥，二者无法共存，“疯女人”希望一把火烧死罗切斯特，这种女性对于男权的愤怒已是文学化的极致表达，而罗切斯特更是用一种规训与惩罚的“文明”方式禁闭着“疯女人”，让其生不如死地一直充当着象征秩序里男性的悲惨他者。女作家夏洛特·勃朗特用她来投射自己无处抒发，甚至连书写的过程都不能明确宣泄出来的，那种强烈而隐秘地来自第二性的愤怒。但最终她用消解简和“疯女人”伯莎·梅森的差异这种方式成就了男性與女性作为个体化存在相互间对话的可能，这就使得《简·爱》中三角关系里的主人公们成为了超性别的存在，最终以一种平和对话的方式达成了简与罗切斯特之间的沟通，从象征层面上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的奋斗女性对于自身权利和地位的争夺，女性与男性完成了理想化的和解过程。这是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对于两性关系出路问题所做的一次探究，甚至对女性文学批评寻找贴合后现代文化语境的话语方式也贡献了一定力量。
“既然女性的异质多样性注重的是个体，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个体与类本位之间的矛盾，即作为个体的女性与作为类整体的女性之间的矛盾，这给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带来了两难的选择。” [1] 245
同样，出于建构两性平和对话方式的目的，并站在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方式探寻的思路上，对《藻海无边》这个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后会发现，作家简·里斯所表达的真实内容也包含着对女性阵营中自身性别个体之间高度融合的深沉盼望。首先，简·里斯在小说中并未设置简·爱这个人物形象，而是从“疯女人”与罗切斯特的关系中追溯并重新阐释“疯女人”的疯狂来由，她并未构建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格局，恰是设置了男性/女性这组明显的父权制二元对立关系，用这组关系来代表女性备受压抑的反男权精神综合体去谴责性别压迫，因此反而反映出她对简的形象并非怀有深刻的愤怒之情，而正是有着一种深沉的“姐妹情谊”。其次，在《藻海无边》中，简·里斯的实践潜意识地延续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话语方式探索的思路，伯莎·梅森用简的方式与罗切斯特沟通，她有清晰的身世背景，她能够自主言说，她有分明的偏好喜恶，她有弱点也有优势，总之，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这些特点和简完全不能归属为同一类别，但不能否认，这里的伯莎·梅森和简·爱极其神似。我们可以将这种“神似”看作是对一种话语方式的效仿，但这种“效仿”本身并没有带来雷同的结局，伯莎·梅森和罗切斯特都成为这段悲剧关系中的失败者，没有大团圆的结局，取而代之的是破碎关系的建立，没有两性之间的融合，如果将对此种结局的打造过程看作是关于两性关系走向的又一次试探，那么同以失败告终。罗切斯特在伯莎·梅森的世界中濒于疯狂，而伯莎·梅森也再度成为“疯女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破碎”是具有双重意味的，首先从象征性角度而言，这种决裂的对立状态正表征了最基本的作为理论的原则性“威力”和“气焰”。其次，从现实实践角度而言，这种单一而决绝的冲突绝不该成为最终对于两性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
经过这样的辩证解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简·里斯是在与夏洛特·勃朗特进行跨时空对话，她想要证明夏洛特·勃朗特曾选择的方式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完美，不值得牺牲女性阵营的总体利益去换来最终和男性之间的大团圆结局。简里·斯还试图说明，在没有解决好女性内部的种种复杂问题之前，直接与男性握手言和是不合逻辑的，是很难发生的，因而也是荒诞的，这违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即反抗男权制文化的压迫，实现女性自身的解放，而这一点恰是不能动摇的。
三
在分析了《简·爱》和《藻海无边》两个文本各自所选取的话语方式（策略）之后，我们发现罗切斯特这个男性形象其实是一种虚构的符号化的存在，他的出现是为了展示两种对话方式（策略）之间的较量，以及女作家对于这两种方式的发自内心的认真比较和权衡。经过简·里斯的接力，她剔除了勃朗特内心的疑虑之后，将女性作家内心的“愤怒”以另一种言说方式呈现出来，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走向拨开一层迷雾，回归并重新指引了方向。在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文本分析时，它依然首先是针对女性文学形象、男性文学形象，以及两性关系的，而更为彻底的任务和目标的树立必须以重建女性自身性别阵营为基本前提条件。
参考文献
[1] 刘思谦，屈雅君.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