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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方法论是在一定哲学原理或哲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在社会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关于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的理论。儒道两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根基，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儒道 方法论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46-0036-02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即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中国哲学史上对求知的方法有过许多论述，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有关认识方法的各种见解，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方法的理论。本文从先秦儒道思想主要是孔子、老庄思想入手进行探析。
一、儒家：在实践中学，在创造中学，在快乐中学
首先，在实践中学。余英吋：“儒家千言万语无非是要我们把做人的道理溶化在‘日用常行’之中。”[1]学要落实到行动上、生活中，才能实现学的目的，所谓“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第八》）孔子主张多闻多识。他说自己：“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智）之次也”（《论语·八佾》）。他曾问礼于老聘、问官制于郑子、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好学还表现为在生活中学，随时随地学。《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载：孔子在卫，卫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也！小子识之。”子贡问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贡曰：“若速返而虞哉？”（虞祭，既葬之后的祭祀）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识之，我未之能也。”孔子观察卫人送葬，往墓地去时，是仰慕、依恋父母的样子；往家返时，是迟迟疑疑、不忍离开的样子，孔子认为这是孝子情之至的表现，值得效仿和学习。
其次，在创造中学。孔子鼓励大胆怀疑、独立思考。有问题意识，才会有思考习惯。他要求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论语·为政》），“阙疑”、“阙殆”就是存疑；“疑思问”（《论语·季氏》），问包含两个方面：问别人和问自己。问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自己解决不了疑问，再问别人。他的教学原则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再次，在快乐中学。把学习本身当作乐事，体验生命存在的愉悦，享受人生。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蒙培元解释说：“知之”是获得性的，只是得到知识；“好之”则进了一步，产生了兴趣爱好；乐之则是自己心中之乐，可说是真正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学习到了“乐以忘忧”的地步，就不只是外在的学习，而是进入生命的体验，体会到人生的乐趣了。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就是一种乐以忘忧的学问境界。
二、道家：反面思维、整体思维、直觉思维
首先，反面思维。是一种反传统、反常规的思维，往往能打破条框，揭示事物深层内涵，养成超越性眼光。老子说“反者道之动”，道本身具备两种对立相反的力量，才具有了运动的本性。比如反身求己，自知者明；无所待（依赖）、不假于物而得自由，正言若反、无为而治都属此类。庄子对这种辩证法进行了发扬，举出了更多具体鲜活的例子。比如对仁义虚伪性的揭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发现无用的大用，“天下皆知有用之用也，而不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反思科技的作用，发现它的便利带来了人的机巧之心。子贡建议浇灌苗圃的老人用当时的先进工具桔槔，省时省力，但老人却回答他：“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使用机械必然要使用机关枢纽，研究机关枢纽必然要具备机心；一个人的胸中存了机心，心地便不再纯朴，心地不够纯朴则心神不能安定；而心神不定的状态不符合自然之道。
其次，整体思维。庄子反对对宇宙自然作支离破碎的认识，他把百家众技比喻为耳目口鼻，认为其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具有片面性。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会发现对事物大小美丑是非善恶的判断都是相对的。比如把人类与万物放在一个体系里比較，对人、泥鳅、猿猴而言，舒适的住处没有一定的；对人、麋鹿、蜈蚣、猫头鹰乌鸦而言，可口的味道也没有一定的；毛嫱、丽姬是众人欣赏的美女，但是鱼见了她们就潜入水底，鸟见了她们就飞向高空，这是由于人类与其他动物对美的判断也不一致（《庄子·齐物论》）。如果把生死看作道的不同形式，由生到死不过是周期循环，生命形式改变了，生命本质并没有变。“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生一齐（《庄子·齐物论》）。把万物都作为道的物化的产物，那么万物为一，齐万物。庄子的齐物论就是从宇宙万物一体的角度进行思考的结论。
相对论的提出也运用了整体思维。庄子讲的“蜗角之争”的故事，传说有建立在蜗牛角上的两个国家，右角上的叫蛮氏，左角上的叫触氏，双方常为争地而战，伏尸数万。戴晋人对魏王说，“假设你的精神遨游到无穷的世界，再返回各国之间，就会发现四通八达的各国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又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没有分别呢？”庄子的提醒是，对宇宙来说，我们生存的地方，不也是小的可怜么？我们人类为了如微尘般的国土不停地征战，不也是很可笑么？把宇宙看做一个整体，站在更大的范围里看待事物，就会破除人的狭隘经验得出更真实的判断，“天下莫大于毫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秋水》），河伯见到北海才知道自己先前的见识是鄙陋的，而北海若尚且自知在天地里面，北海也不过犹如小石小木在大山上一样。所以具有大智的人观察事物从不局限于一隅，而是掌握整体的观念。
再次，直觉思维。这是一种超越了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观方法，在于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比如对于“道”这种化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性存在，无法用通常的“闻见言说”的方式去把握，只有通过直觉去体悟，通过“静观”去实现。经由一种潜意识中静极而生的萌发，达到瞬间内凝神观照的目的。比如庖丁解牛的三阶段：“所见无非牛者”→“目无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不用感官只凭精神、直觉即可宰牛。轮扁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描述，也是“忘乎技，闻于道”的直觉体验。钱学森指出：“这种非分析非归纳的创造直观或形象思维正是人不同于计算机器，是人之所以能做真正科学发现的重要心理方式”[2]更是“一种艺术构思、欣赏和表达的思维原则”，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根基。[3]
“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4]探讨先秦儒道思想的方法论问题，是希望挖掘中国古代“智者”思考问题的程式和方法，把握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根基，进而发扬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注意时代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发展的因素，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如整体观伴以结构性弱点、直觉思维伴以不同层次过渡的模糊性等，把传统的智慧在现代条件下加以发展，来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2]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M·波兰尼：《人类的意会知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4（3），第25页
[4]蒙培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选自《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王佳（1987-）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关键词】儒道 方法论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46-0036-02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即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中国哲学史上对求知的方法有过许多论述，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有关认识方法的各种见解，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方法的理论。本文从先秦儒道思想主要是孔子、老庄思想入手进行探析。
一、儒家：在实践中学，在创造中学，在快乐中学
首先，在实践中学。余英吋：“儒家千言万语无非是要我们把做人的道理溶化在‘日用常行’之中。”[1]学要落实到行动上、生活中，才能实现学的目的，所谓“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第八》）孔子主张多闻多识。他说自己：“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智）之次也”（《论语·八佾》）。他曾问礼于老聘、问官制于郑子、访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好学还表现为在生活中学，随时随地学。《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记载：孔子在卫，卫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也！小子识之。”子贡问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贡曰：“若速返而虞哉？”（虞祭，既葬之后的祭祀）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识之，我未之能也。”孔子观察卫人送葬，往墓地去时，是仰慕、依恋父母的样子；往家返时，是迟迟疑疑、不忍离开的样子，孔子认为这是孝子情之至的表现，值得效仿和学习。
其次，在创造中学。孔子鼓励大胆怀疑、独立思考。有问题意识，才会有思考习惯。他要求学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论语·为政》），“阙疑”、“阙殆”就是存疑；“疑思问”（《论语·季氏》），问包含两个方面：问别人和问自己。问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自己解决不了疑问，再问别人。他的教学原则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再次，在快乐中学。把学习本身当作乐事，体验生命存在的愉悦，享受人生。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蒙培元解释说：“知之”是获得性的，只是得到知识；“好之”则进了一步，产生了兴趣爱好；乐之则是自己心中之乐，可说是真正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学习到了“乐以忘忧”的地步，就不只是外在的学习，而是进入生命的体验，体会到人生的乐趣了。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就是一种乐以忘忧的学问境界。
二、道家：反面思维、整体思维、直觉思维
首先，反面思维。是一种反传统、反常规的思维，往往能打破条框，揭示事物深层内涵，养成超越性眼光。老子说“反者道之动”，道本身具备两种对立相反的力量，才具有了运动的本性。比如反身求己，自知者明；无所待（依赖）、不假于物而得自由，正言若反、无为而治都属此类。庄子对这种辩证法进行了发扬，举出了更多具体鲜活的例子。比如对仁义虚伪性的揭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发现无用的大用，“天下皆知有用之用也，而不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反思科技的作用，发现它的便利带来了人的机巧之心。子贡建议浇灌苗圃的老人用当时的先进工具桔槔，省时省力，但老人却回答他：“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使用机械必然要使用机关枢纽，研究机关枢纽必然要具备机心；一个人的胸中存了机心，心地便不再纯朴，心地不够纯朴则心神不能安定；而心神不定的状态不符合自然之道。
其次，整体思维。庄子反对对宇宙自然作支离破碎的认识，他把百家众技比喻为耳目口鼻，认为其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具有片面性。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会发现对事物大小美丑是非善恶的判断都是相对的。比如把人类与万物放在一个体系里比較，对人、泥鳅、猿猴而言，舒适的住处没有一定的；对人、麋鹿、蜈蚣、猫头鹰乌鸦而言，可口的味道也没有一定的；毛嫱、丽姬是众人欣赏的美女，但是鱼见了她们就潜入水底，鸟见了她们就飞向高空，这是由于人类与其他动物对美的判断也不一致（《庄子·齐物论》）。如果把生死看作道的不同形式，由生到死不过是周期循环，生命形式改变了，生命本质并没有变。“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生一齐（《庄子·齐物论》）。把万物都作为道的物化的产物，那么万物为一，齐万物。庄子的齐物论就是从宇宙万物一体的角度进行思考的结论。
相对论的提出也运用了整体思维。庄子讲的“蜗角之争”的故事，传说有建立在蜗牛角上的两个国家，右角上的叫蛮氏，左角上的叫触氏，双方常为争地而战，伏尸数万。戴晋人对魏王说，“假设你的精神遨游到无穷的世界，再返回各国之间，就会发现四通八达的各国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又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没有分别呢？”庄子的提醒是，对宇宙来说，我们生存的地方，不也是小的可怜么？我们人类为了如微尘般的国土不停地征战，不也是很可笑么？把宇宙看做一个整体，站在更大的范围里看待事物，就会破除人的狭隘经验得出更真实的判断，“天下莫大于毫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秋水》），河伯见到北海才知道自己先前的见识是鄙陋的，而北海若尚且自知在天地里面，北海也不过犹如小石小木在大山上一样。所以具有大智的人观察事物从不局限于一隅，而是掌握整体的观念。
再次，直觉思维。这是一种超越了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观方法，在于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比如对于“道”这种化生天地万物的本原性存在，无法用通常的“闻见言说”的方式去把握，只有通过直觉去体悟，通过“静观”去实现。经由一种潜意识中静极而生的萌发，达到瞬间内凝神观照的目的。比如庖丁解牛的三阶段：“所见无非牛者”→“目无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不用感官只凭精神、直觉即可宰牛。轮扁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描述，也是“忘乎技，闻于道”的直觉体验。钱学森指出：“这种非分析非归纳的创造直观或形象思维正是人不同于计算机器，是人之所以能做真正科学发现的重要心理方式”[2]更是“一种艺术构思、欣赏和表达的思维原则”，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根基。[3]
“思维方式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最高凝聚或内核。”[4]探讨先秦儒道思想的方法论问题，是希望挖掘中国古代“智者”思考问题的程式和方法，把握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根基，进而发扬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注意时代文化背景、知识结构发展的因素，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如整体观伴以结构性弱点、直觉思维伴以不同层次过渡的模糊性等，把传统的智慧在现代条件下加以发展，来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2]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3]M·波兰尼：《人类的意会知识》，《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4（3），第25页
[4]蒙培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选自《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王佳（1987-）女，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