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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美关系正常化40年来，两国之间有分歧、有摩擦，但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关系一直是向前发展的。进入新世纪，中美关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合作共赢是两国40年关系的主旋律，是两国关系的本质。两国都从一个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国从中美关系中的获益主要表现在帮助构建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反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人文交流四个方面。美国同样是中美关系的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增进经济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人文交流四个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美方还挑起贸易摩擦，这些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中美关系进入了战略转型期。但是，中美关系不会走向新冷战。中方要冷静、沉着地加以应对，努力缓和摩擦，管控竞争，把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出来。维护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仍是可能的。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合作共赢 相互依赖 战略转型
【作者简介】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20）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1-0035-0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1004
中美关系正常化整整40年，这40年不是轻轻松松走过来的。作为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两国间有分歧、摩擦，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本身的原因，两国关系时有颠簸，甚至大起大落，但总的说来，两国关系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可以肯定地说，合作共赢是两国40年关系的主旋律和本质。两国都从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一、合作共赢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40年来，中美双方都从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实实在在获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双方的同步获益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有益基础。
（一）中国的获益
中国从中美关系中的获益集中在帮助构建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反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和扩大人文交流四个方面。
过去40年，中国聚精会神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而其中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美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它是西方国家的头，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因为中美关系未正常化，它们得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所以跟中国的正常关系也发展不起来。 中美建交以后，这一状况得到相应改善。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拥有持续的良好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过去40年，中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总体而言是安全的、稳定的，这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大，当时中国资金奇缺，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是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十分恳切地表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主要依靠过去30年建立起来的基础和积累起来的建设经验，同时也特别注意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很多领域领先，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我认为，进一步发展我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谊，向美国人民学习，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的资金进来了。资金不单是钱，它还带着设备、技术，带来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大问题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专业技术，要解决数亿农民工的就业不是容易的事情。 而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就向全世界扩散了。中国改革开放了，就把美国早先转移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解决了数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市场，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出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一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这个可观的外部市场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贡献不小。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江泽民、朱镕基等时任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要“入世”，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总体来说是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中国“入世”的。克林顿政府在任期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克服重重阻力，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这是中美关系自正常化以来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发展。中国“入世”后的10年中，充分享受了“入世”带来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对外贸易每三年翻一番，强劲拉动GDP增长。2001年中国的GDP是1.16万亿美元，占世界不到4%，居世界第6位；2010年达到了5.88万亿美元，占世界9%强，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这是中国真正经济起飞的阶段。总之，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邓小平生前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时时牵挂在心，既对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对美国怀有一定的期望。 他说：“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事情。美国有力量也有条件促进双方谈判，美国在促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两面的，既承认一个中国，又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因此对中美关系造成周期性冲击。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美方也会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甚至予以严厉谴责。1999年克林顿政府批评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一个例子。在陈水扁当政时期，“臺独”分裂势力尤其嚣张。中国时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一再向小布什总统和布什政府高官表示，“坚决反对和制止‘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战略利益。” 布什政府听进去了，从2002年8月起，布什政府不断公开严厉谴责“台独”分裂势力的“废统”“修宪”“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等分裂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台独”势力，与中国政府共同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 与美国的人文交流也使中国获益匪浅。早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邓小平就决定要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明确表示，“赞成增加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此后，留学美国成为当代留学运动的新潮流，有公派的，但更多是自费的；学习的门类遍及理工农医及社会和人文学科。截至2016年，中国大约有458万学生到世界各国留学，已经回国的有322万， 而美国无疑是留学的首选之地。例如，2017年中国的留学生总人数为60.84万，赴美留学的人数为35万，超过赴其他各国留学人数的总和。 留学生把从海外学到的先进科学知识带回国内，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二）美国的获益
美国同样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增进经济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人文交流扩大方面。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本土遭受史无前例的攻击。中国领导人立即对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表达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站在一起。” 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中国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巴基斯坦成为美国打击塔利班的前线国家。中美成立了反恐磋商机制，共享信息和情报，在执法联络以及金融资产监控方面进行良好合作。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反恐并重成为美国的首要关注。中国进一步完善了防扩散机制，实现了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中国加入了核供应国集团，加入了美国发起的集装箱安全倡议。尤其是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发挥了东道主、美朝之间的斡旋者和会谈积极参与者的三重作用，竭尽全力，充分运用政治智慧，与各参与方一道，达成了2005年9月 19日的“共同声明”，并使宁边核设施的无核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一再受到小布什政府的赞扬。 虽然由于事情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美俄之间的深刻矛盾，后来发生了逆转，但不能否认中美双方的合作及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在那些年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基本稳定的。
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也保持合作。中国在美伊之间劝和促谈，既要求伊朗顾及国际社会的关切，不发展核武器，又坚持政经分开的原则，反对将核问题与国家关系及正常的经贸关系挂钩。尤其在2013—2015年密集的高强度谈判中，中国以建设性姿态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正能量，在不同阶段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锁定已有共识，推动谈判以分步、对等的原则解决问题，终于与有关各方一道，达成了《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奥巴马总统专门致电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示感谢。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是互利双赢的范例。2017年，按中方统计，两国双边贸易额达5 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入世”时的7倍多。 商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如果不是互利双赢，双边贸易不会发展到这一规模。美国从两国经济关系中获益是多方面的。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选择，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如2015年中美贸易平均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降低了美国通胀水平，为美国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提供了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商机和利润，2017年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前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之一；还促进了美国的产业升级。 中美经贸关系绝不是零和博弈。
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方面的合作始于小布什时期，2008年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签署的《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U.S.-China Framework for the Ten Year Cooperation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是一个标志成果。奥巴马政府把应对气候变化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之中，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在2014、2015、2016这三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接连发表了三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在每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都不断充实双边合作的内容，使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能源消费大国、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积极作为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促成了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峰会的成功举行和《巴黎协定》的达成。2016年9月，中美两国又率先向联合国提交《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使协定得以及时生效。
美方同样从与中国的人文交流中获益。美国把中国最聪明的一部分“头脑”吸引过去，他们在美留学期间、在毕业以后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美国高等教育保持高水平高质量是一个重要贡献。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人文交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双方建立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拓展了在教育、科技、文体、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互派留学生的工作得到较大发展。美方启动了“十万美国人留学中国”计划，国务院还推动成立了“十万强基金会”（100K Strong Foundation）促进美国学生来华留学；中方则提供了3万个名额的交流机会。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的留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一（35万人）来自中国，他们缴纳的学费也成为美国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曾经留美或已经留美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对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兩国的合作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两国在防扩散方面的合作维护了国际防扩散体系；在G20中的合作帮助国际社会克服了金融危机，中美两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帮助国际社会走出哥本哈根峰会后的阴霾，开辟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灿烂前景。历届美国政府曾多次如此表示：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解决。 二、缓解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情况。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发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颠覆了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共识，对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作出了新的判断。过去历届政府都认为，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共同应对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这类非传统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合作新的基础。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报告却确认了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大国竞争，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往历届政府都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会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表示不满，但上述两个报告却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还挑起了针对中国的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这些都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
但是，笔者不认为中美两国可以“脱钩”。在过去40年中，中国进行了巨大努力，以对外开放促进、倒逼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既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也为全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全球经济也已经深度一体化了。今天全球的产业链是几十年来根据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是通过优胜劣汰、竞争、选择、组合形成的，其惯性之强大绝非一国的权力所能左右。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大的外贸大国，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很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想割断就能一刀两断的。尽管现在双方有贸易争端，而且以后还会有，但是笔者认为，经贸关系依然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笔者也不认为中美关系会走向“新冷战”。冷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现象，它最基本的两个特征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集团对抗，这两个特征现在都不具备。特朗普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最不重视意识形态的。美国的盟国体系本来是其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但特朗普对它恰恰不予重视，并以“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一再得罪盟国、羞辱盟国，公开争吵，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国的盟国各有各的利益，不可能结成一个共同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最近一个时期中国與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关系的改善就是有说服力的例子。既然不具备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的特征，就不应将中美关系的走向与冷战扯到一起。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战略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两国仍然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但竞争和博弈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态。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也可能一方面的竞争刚刚消停，另一方面的摩擦又尖锐起来，甚至可能同一时间有不止一个突出问题。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战略不确定时期，在竞争和博弈过程中，两国还会有合作，会有相互调适、相互妥协。这个时期可能延续相当长时间，比如一二十年，通过这个过程会形成中美互动的新模式。
当年邓小平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中美关系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个设计是完全正确的。今后我们仍然要努力缓和摩擦，管控竞争，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要冷静、沉着，要防止以民族主义情绪对抗美国的民粹主义，防止意气用事，抵制与美国进行战略摊牌的诱惑；对于美方伤害中国根本利益的举措，既要坚决回击，也要努力寻求对话，尽量通过协商的办法来化解、缩小、缓和双方之间的分歧和争端。要把两国关系中的各种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这些积极因素，既包括政府的、民间的，中央的、地方的，也包括商务、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现在的中美关系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各行各业的积极因素都挖掘出来，把中美关系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出来，把两国关系潜在的空间（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都释放出来，努力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责任编辑：樊文光]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合作共赢 相互依赖 战略转型
【作者简介】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20）
【中图分类号】 D822.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1-0035-0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1004
中美关系正常化整整40年，这40年不是轻轻松松走过来的。作为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两国间有分歧、摩擦，但双方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本身的原因，两国关系时有颠簸，甚至大起大落，但总的说来，两国关系是一直向前发展的，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越来越大。可以肯定地说，合作共赢是两国40年关系的主旋律和本质。两国都从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一、合作共赢是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40年来，中美双方都从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实实在在获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双方的同步获益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有益基础。
（一）中国的获益
中国从中美关系中的获益集中在帮助构建对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反对“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和扩大人文交流四个方面。
过去40年，中国聚精会神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而其中对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美国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处理的最大外部因素。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它是西方国家的头，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已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因为中美关系未正常化，它们得看美国的眼色行事，所以跟中国的正常关系也发展不起来。 中美建交以后，这一状况得到相应改善。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拥有持续的良好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过去40年，中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总体而言是安全的、稳定的，这与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大，当时中国资金奇缺，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下。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是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十分恳切地表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主要依靠过去30年建立起来的基础和积累起来的建设经验，同时也特别注意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往。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很多领域领先，在经济管理和教育事业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我认为，进一步发展我国人民同美国人民的友谊，向美国人民学习，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的资金进来了。资金不单是钱，它还带着设备、技术，带来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大问题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们文化水平不高，没有专业技术，要解决数亿农民工的就业不是容易的事情。 而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就向全世界扩散了。中国改革开放了，就把美国早先转移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解决了数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市场，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出口产品的近三分之一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这个可观的外部市场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贡献不小。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江泽民、朱镕基等时任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要“入世”，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总体来说是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中国“入世”的。克林顿政府在任期最后一年全力以赴，克服重重阻力，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这是中美关系自正常化以来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发展。中国“入世”后的10年中，充分享受了“入世”带来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对外贸易每三年翻一番，强劲拉动GDP增长。2001年中国的GDP是1.16万亿美元，占世界不到4%，居世界第6位；2010年达到了5.88万亿美元，占世界9%强，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这是中国真正经济起飞的阶段。总之，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有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邓小平生前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时时牵挂在心，既对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对美国怀有一定的期望。 他说：“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事情。美国有力量也有条件促进双方谈判，美国在促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上，可以做很多事情。”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两面的，既承认一个中国，又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因此对中美关系造成周期性冲击。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冲撞一个中国的底线，美方也会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甚至予以严厉谴责。1999年克林顿政府批评李登辉的“两国论”是一个例子。在陈水扁当政时期，“臺独”分裂势力尤其嚣张。中国时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一再向小布什总统和布什政府高官表示，“坚决反对和制止‘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战略利益。” 布什政府听进去了，从2002年8月起，布什政府不断公开严厉谴责“台独”分裂势力的“废统”“修宪”“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等分裂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台独”势力，与中国政府共同维护了台湾海峡的稳定。 与美国的人文交流也使中国获益匪浅。早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邓小平就决定要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明确表示，“赞成增加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此后，留学美国成为当代留学运动的新潮流，有公派的，但更多是自费的；学习的门类遍及理工农医及社会和人文学科。截至2016年，中国大约有458万学生到世界各国留学，已经回国的有322万， 而美国无疑是留学的首选之地。例如，2017年中国的留学生总人数为60.84万，赴美留学的人数为35万，超过赴其他各国留学人数的总和。 留学生把从海外学到的先进科学知识带回国内，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二）美国的获益
美国同样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增进经济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人文交流扩大方面。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美国本土遭受史无前例的攻击。中国领导人立即对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表达了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意愿。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站在一起。” 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中国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巴基斯坦成为美国打击塔利班的前线国家。中美成立了反恐磋商机制，共享信息和情报，在执法联络以及金融资产监控方面进行良好合作。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与反恐并重成为美国的首要关注。中国进一步完善了防扩散机制，实现了从行政管理向法制化管理的转变，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中国加入了核供应国集团，加入了美国发起的集装箱安全倡议。尤其是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发挥了东道主、美朝之间的斡旋者和会谈积极参与者的三重作用，竭尽全力，充分运用政治智慧，与各参与方一道，达成了2005年9月 19日的“共同声明”，并使宁边核设施的无核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一再受到小布什政府的赞扬。 虽然由于事情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美俄之间的深刻矛盾，后来发生了逆转，但不能否认中美双方的合作及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在那些年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基本稳定的。
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也保持合作。中国在美伊之间劝和促谈，既要求伊朗顾及国际社会的关切，不发展核武器，又坚持政经分开的原则，反对将核问题与国家关系及正常的经贸关系挂钩。尤其在2013—2015年密集的高强度谈判中，中国以建设性姿态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正能量，在不同阶段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锁定已有共识，推动谈判以分步、对等的原则解决问题，终于与有关各方一道，达成了《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奥巴马总统专门致电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发挥的“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示感谢。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是互利双赢的范例。2017年，按中方统计，两国双边贸易额达5 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入世”时的7倍多。 商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如果不是互利双赢，双边贸易不会发展到这一规模。美国从两国经济关系中获益是多方面的。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选择，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如2015年中美贸易平均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降低了美国通胀水平，为美国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提供了260万个就业岗位；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的商机和利润，2017年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前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之一；还促进了美国的产业升级。 中美经贸关系绝不是零和博弈。
中美两国在能源、环境方面的合作始于小布什时期，2008年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签署的《中美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U.S.-China Framework for the Ten Year Cooperation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是一个标志成果。奥巴马政府把应对气候变化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之中，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在2014、2015、2016这三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接连发表了三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在每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都不断充实双边合作的内容，使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能源消费大国、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积极作为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促成了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峰会的成功举行和《巴黎协定》的达成。2016年9月，中美两国又率先向联合国提交《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使协定得以及时生效。
美方同样从与中国的人文交流中获益。美国把中国最聪明的一部分“头脑”吸引过去，他们在美留学期间、在毕业以后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美国高等教育保持高水平高质量是一个重要贡献。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人文交流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双方建立了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拓展了在教育、科技、文体、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互派留学生的工作得到较大发展。美方启动了“十万美国人留学中国”计划，国务院还推动成立了“十万强基金会”（100K Strong Foundation）促进美国学生来华留学；中方则提供了3万个名额的交流机会。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的留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一（35万人）来自中国，他们缴纳的学费也成为美国教育经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曾经留美或已经留美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对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兩国的合作也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两国在防扩散方面的合作维护了国际防扩散体系；在G20中的合作帮助国际社会克服了金融危机，中美两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帮助国际社会走出哥本哈根峰会后的阴霾，开辟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灿烂前景。历届美国政府曾多次如此表示：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解决。 二、缓解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情况。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1月发表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颠覆了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共识，对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作出了新的判断。过去历届政府都认为，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威胁下降，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共同应对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跨国犯罪、传染性疾病这类非传统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合作新的基础。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报告却确认了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大国竞争，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往历届政府都表示欢迎中国的崛起，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会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表示不满，但上述两个报告却把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战略竞争者”。特朗普政府还挑起了针对中国的前所未有的贸易摩擦。这些都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
但是，笔者不认为中美两国可以“脱钩”。在过去40年中，中国进行了巨大努力，以对外开放促进、倒逼改革，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既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也为全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全球经济也已经深度一体化了。今天全球的产业链是几十年来根据市场规律自然形成的，是通过优胜劣汰、竞争、选择、组合形成的，其惯性之强大绝非一国的权力所能左右。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最大的外贸大国，是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很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想割断就能一刀两断的。尽管现在双方有贸易争端，而且以后还会有，但是笔者认为，经贸关系依然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笔者也不认为中美关系会走向“新冷战”。冷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历史现象，它最基本的两个特征是意识形态的对立和集团对抗，这两个特征现在都不具备。特朗普实际上是冷战后美国历任总统中最不重视意识形态的。美国的盟国体系本来是其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但特朗普对它恰恰不予重视，并以“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一再得罪盟国、羞辱盟国，公开争吵，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美国的盟国各有各的利益，不可能结成一个共同应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最近一个时期中国與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关系的改善就是有说服力的例子。既然不具备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的特征，就不应将中美关系的走向与冷战扯到一起。
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战略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两国仍然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但竞争和博弈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态。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也可能一方面的竞争刚刚消停，另一方面的摩擦又尖锐起来，甚至可能同一时间有不止一个突出问题。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一个战略不确定时期，在竞争和博弈过程中，两国还会有合作，会有相互调适、相互妥协。这个时期可能延续相当长时间，比如一二十年，通过这个过程会形成中美互动的新模式。
当年邓小平把中美关系正常化作为整个改革开放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中美关系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个设计是完全正确的。今后我们仍然要努力缓和摩擦，管控竞争，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要冷静、沉着，要防止以民族主义情绪对抗美国的民粹主义，防止意气用事，抵制与美国进行战略摊牌的诱惑；对于美方伤害中国根本利益的举措，既要坚决回击，也要努力寻求对话，尽量通过协商的办法来化解、缩小、缓和双方之间的分歧和争端。要把两国关系中的各种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这些积极因素，既包括政府的、民间的，中央的、地方的，也包括商务、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现在的中美关系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把各行各业的积极因素都挖掘出来，把中美关系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出来，把两国关系潜在的空间（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都释放出来，努力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责任编辑：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