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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美国 西太平洋 地缘政治想象 岛链 大战略 霸权
【作者简介】 葛汉文，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江苏 邮编：210039）
【中图分类号】 D857.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3-0063-17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3004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历来关注地理位置、形态与国家权势间的联系，力图从对地理环境、领土边界和自然资源分布的考察中得出其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然而，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更重视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伦理判断等意识层面的因素在地缘政治思想建构和战略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注意探究“人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问题。[①] 作为批判地缘政治学核心概念之一，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是指特定政治单元从地理角度出发对世界政治的反映和实践过程，涉及其对当地（local）、地区（region）、全球（global）地理形态的历史记忆、政治解读以及据此做出的战略应对，体现出特定政治单元对不同地理区域政治—战略重要性和实然、应然地缘政治身份的大体判断。[②] 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批判地缘政治学大流行的直接结果之一，地缘政治想象现今已经成为战略学界分析、判断特定民族和国家描述、衡量和想象其地理环境，从而塑造诸如“自我—他人”“安全—危险”“接近—疏远”等概念以及据此进行战略缔造的关键指标之一，在评价、预测其战略动机及效应方面具有独特意义。[③]
从20世纪初至今，由于诸多地缘政治大师的构想与设计，美国决策与战略学界对西太平洋地区政治—战略重要性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既定区域的地缘政治想象。尤其是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冷战在东亚的扩散和激化，主要以“岛链”（chain of islands）概念的出现并迅速强化为重要标志，西太平洋特定的地理空间开始被美国战略界赋予明确的政治—战略意义，开始与其亚太政策和军事战略紧密联系，成为美国全球大战略在东亚实施成败的权势、物质标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经历了一段明显的调整期，岛链的战略作用也受到强烈的质疑与批评。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演进，这种以强调西太平洋战略重要性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再度强化，并成为当前美国亚太政策甚至“印太”战略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对地区安全形势及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愈发突出的挑战。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深入分析美国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源起、发展及当下表现，对于准确把握美国亚太政策企图、分析甚至预测其未来发展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美國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源自对西太平洋关键地理位置及由此衍生的权势重要性的认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国力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海权论的主要阐释者、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便极力鼓吹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的地理位置、经济活动与商业价值对于美国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马汉认为，美国在各大国围绕太平洋的空间竞争中胜出的方式，就是通过建设强有力的海军力量、与海上强国结盟以及争取太平洋中的“前进基地”。因此，在美国“尽可能远地深入太平洋”的过程中，选择和保持海军基地应当被列入首要的战略考虑中，“通过保有太平洋岛屿并将其发展成为基地，开发其资源，通过补充装备，不仅海军力量能够获得提升，而且能够增强军队的机动性。”[④] 马汉尤为满意地看到，美国占有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足以使其“避免在太平洋方向受到任何严重的威胁”;而美国于1898年对关岛的兼并则意义更为重大：“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关岛一样可以保卫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利益。”[⑤] 对这条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延伸至西太平洋的关岛的“海上领土之链”的牢固控制，是20世纪美国取得足够海上优势乃至最终控制太平洋的权力基础。这可谓“岛链”概念的滥觞。
二战前后，随着地缘政治学在美国的逐步兴盛，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极力强调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是其对外政策最基本因素的同时，对“边缘地带”（Rimland）之于世界权势的意义做出了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欧亚大陆与其周围一系列内陆海和边缘海之间的地带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在历史上，大国（如英国）正是通过对该区域的控制，发展为世界性的势力。对实力急剧上升的美国而言，这一地理空间亦具有直接的战略关系，尤其在防止大陆强国崛起方面具有突出价值。但与大西洋方向存在巨大差异，美国此时还不曾在西太平洋与欧亚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拥有真正有效的基地，因此受到处于大陆沿海地区控制海道国家的直接威胁。与马汉强调关注海洋、控制海上基地进而争夺西太平洋海权的主张相比，斯皮克曼显然走得更远，他认为美国有必要改变依靠海上势力的传统，进而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形成强大的影响力。[⑥] 对策就是如同美国在西欧那样，在太平洋西岸地区（并非仅是离岸岛屿）建立更多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而“在一些托管岛屿上新建基地，在菲律宾重建美国的军事势力，这些都是起码的措施”[⑦]。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尤其是亚太安全形势的发展为美国早期地缘政治学家诸多论断及主张进入美国战略决策提供了契机，有关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亦开始向政策转化。在太平洋战争中彻底击败日本后，美国占领日本本土及其在太平洋的大量托管岛屿，军事进驻朝鲜半岛南部，恢复在菲律宾的驻军，并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具有强大影响力。美国实际上不仅实现了马汉当年的梦想，甚至已经接近完成斯皮克曼的战略筹划，即实现对欧亚大陆东端边缘地带的牢固掌控。然而，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和新中国的成立，加之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的受挫，使美国对于西太平洋的政策设计实质上又经历了一个从“斯皮克曼模式”向“马汉模式”的转化过程。在“失去中国”、朝鲜挫败与“苏联威胁”的三重压力下，美国亚太政策显然又再次回到马汉的思路，即设法强化对日本及其他西太平洋离岸岛屿的“保卫”，并“避免”进行一场大陆战争。而在欧亚大陆的边缘海强化由一系列岛屿所构成的军事和战略基地以及更有效地遏制共产主义向海洋扩张，成为当时美国决策精英讨论的优先议题。
为此，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强调，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础就是通过控制离岸岛屿（如阿留申、琉球、关岛）以确保对西太平洋边缘海的控制，而非轻易介入欧亚大陆的东端边缘。[⑧] 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亦公开宣示，美国的战略投射必须抵达“太平洋的最西端边缘”，即“从阿留申到日本、琉球再到菲律宾群岛”。在西太平洋，“美国必须保持强有力的防卫姿态，极为关键的是保持位于冲绳的庞大美军基地。”[⑨] 在驻日美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看来，二战后的太平洋“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湖’”。在如此有利的情势下，“围绕亚洲海岸的‘岛链’已经成为美国的防御线”。美国对这条“岛屿链条”的军事控制“可以防止（敌手）任何前出太平洋的敌对行动”，尤其是台湾，“由于至关紧要的军事原因，千万不能让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⑩] 正是在此类言论的不断渲染下，在超级大国全球战略争夺的宏观背景下，一系列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开始被赋予新的地缘政治意义，甚至成为“自由、民主的”西方遏制、防范和封锁“共产主义的东方”的“海上锁链”，也成为美国及其亚太盟国抵制“侵略成性、军国主义、扩张主义、严重敌视美国的苏联”最主要的地理、战略仰仗。[11]
马汉的主张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对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主要内涵，主要依靠对海域和岛链的控制来巩固其在西太平洋的海权，进而实现区域霸权。而此类主张构成了美国地区政策尤其是军事战略制定、实施的精神基础。早在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美国武装力量部署战略概念与计划》（Strategic Concept and Plan for the Employment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中指出，美国应当“设置自身的前进基地，尽可能远地阻止潜在敌人的攻击。……总之，要扩大美国的战略边界。”[12] 在1947年的《海军计划研究》（Naval Planning Study）中，这个战略边界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控制下的海域和岛链。而岛链的作用就是为巡弋于黄海和日本海的美军航空母舰提供港口，也为美军部署于离岸岛链的陆基轰炸机对亚洲大陆边缘地区发动军事打击提供基地。[13] 这就是美国将其前沿防御半径（Forward Defense Perimeter）设置于西太平洋边缘海域诸离岸岛屿的主要战略、军事考虑。
冷战时期，美国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尤其是以岛链为核心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质上存在重大缺陷。首先，这条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国的台湾岛到菲律宾群岛甚至延伸到马来西亚和马六甲海峡的极其漫长的岛屿“锁链”，军事上的防御难度极大，因为各个岛屿之间的海峡和国际公海为敌对的海上势力提供了广阔的穿越空间。而在战略层次上，麦克阿瑟早就承认：“是否守得住西太平洋沿岸的防线完全取决于能否守住这条岛链的所有组成部分，岛链上的任何缺口对敌对势力而言都极具价值，因为其可以据此对该防线的其他组成部分轻而易举地发起攻击。”[14] 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人民的觉醒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大潮的涌动，美国及西方殖民宗主国对东亚海洋国家的控制也愈发受到像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民众的广泛抵制。在此情况下，美国以控制岛链及西太平洋实现区域霸权的政策已经呈现出失败的征兆。
不仅如此，作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组成部分，斯皮克曼的主张，即美国应超越其海洋势力定位，以主动介入尤其是军事介入欧亚大陆作为其控制“边缘地带”的手段，亦不时作用于美国战略决策，对其亚太政策的推行产生影响。1949年麦克阿瑟关于构筑一条从菲律宾到琉球、日本到阿留申的“太平洋战略防线”实际上并没有提及朝鲜;1950年艾奇逊在定义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半径”时，同样没有将朝鲜纳入其中。[15] 但朝鲜战争被当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有关“共产主义威胁”的直接证据，越南日后亦被认定是威胁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从中均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主张的影响力。但美国对亚洲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军事介入以及由此引发的损失空前的战略大挫败，在很多美国战略学者看来，再次证实了马汉、喬治·凯南主张的正确性，即强调美国在东亚的政策应与欧洲不同，应当主要确保对离岸岛屿和西太平洋边缘海的控制，尽量减小对亚洲大陆的战略性投入。[16] 而回归马汉的主张（据守岛链和西太平洋前沿基地并严密控制边缘海）以及采取外交措施争取中国的支持，来应对苏联巨大的军事、地缘压力（尤其是苏联针对岛链南、北两端的巨大压力）则成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亚太政策的无奈选择。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规模空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全球地缘政治大对抗的收场。在“赢得冷战”的鼓舞下，美国政治、知识精英对延续其在亚太地区所谓“领导地位”持极其乐观的态度。以1991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推出为标志，冷战后的世界被视为一个主要以美国压倒性实力和意识形态优势为基础而主导的“独极”（unipolarity）世界，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需要全力應付的战略敌手。[17] 由此，传统的以维持岛链、控制西太平洋边缘海为基轴的地缘政治想象由于缺乏主要应对目标，亦不断弱化。1990年，美国参议员阿兰·迪克森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在亚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仍然维持军事“前沿部署”的原因，在于其具有“神圣罗马帝国情节”。[18] 在其功能日益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1992年的《美国军事战略》报告亦不得不指出，在苏联威胁的消失已经根本改变了太平洋区域的总体安全情况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关注重点亦应从抵御侵略转向“危机反应”和“确保稳定”。[19]
尽管如此，美国对西太平洋的总体战略实质上却并未发生根本转型。虽然缺乏直接敌手，但美国依然凭借其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地位维持在离岸岛屿的前沿军事存在，以此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首要地位”。1990年，在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推动下，美国虽然开始有限削减其在太平洋方向的前沿军事部署，强调以高度灵活、全球机动的武装部队来遏制或消除既定区域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但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继续维持舰母战斗群及空中、地面和两栖优势兵力，依然强调其西太平洋军事基地群尤其是驻日军事基地的极端重要性，也极力维系其以岛链和前沿军事存在为基轴的空间控制战略。[20] 在菲律宾群众性反美运动不断高涨，苏比克和克拉克军事基地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美国计划在区域内（如新加坡）发展新的“前进基地”，以减少对菲律宾基地的严重依赖。[21] 而这种扩展在新加坡对美军开放和扩建樟宜基地后，显然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的发展效应不断积累，美国以岛链为核心的亚太军事基地网络更具备了明确的存在理由，而其决策界对西太平洋的传统地缘政治想象又重新得以迅速强化。实际上，早在1997年，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开始渲染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军事存在构成的所谓“威胁”，即中国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链”之内的海域，尤其是台湾海峡与南海，此举无疑将对美国的东亚“主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22] 1999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Robert S. Ross）在重读斯皮克曼写于半个世纪前的名著《和平地理学》后亦提出，中国作为陆权优势力量的快速崛起，能够被美国在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所平衡。但是，中国向太平洋的进军正在改变这种地缘政治平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是能够事实上挑战美国海上权势、颠覆东亚‘两极结构’的唯一国家。”[23] 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着力稳定和强化其同亚太地区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关系的主要出发点之一也在于中国权势的不断增长。[24]
作为此类地缘政治想象的逻辑延伸，美国国防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应被视为21世纪美国亚太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转折点。尽管美国仍将恐怖主义视为头等安全威胁，但亦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和正在兴起的力量，有巨大的潜力在军事上同美国竞争”。中国的境外军事投射能力大幅提升，已经将亚太区域的军事平衡“置于危险”当中。[25] 为此，美国宣称将其60%的潜艇兵力和至少6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太平洋，并强化在夏威夷、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和最为关键的关岛的兵力部署，以缩短美军在太平洋应对中国的反应时间。[26] 美国海军在2007年发布的《21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中亦明确提出，“美国将保持和扩展其相对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保持可靠的作战能力以维护美国的关键利益，确保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保护，威慑和阻止潜在的敌对者并盯住竞争者。”[27] 从美军兵力在太平洋诸岛屿的再部署和跨区域的兵力调整中，可以看出美国异常清晰且带有浓重地缘政治色彩的战略逻辑，这是一个世纪之前马汉思想的当代再现。[28]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战略学界的极大关注和严重不安。[29] 中国大力发展其“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特别是发展其武器系统、技术、作战概念，加快建设包括两栖和潜艇能力在内的蓝水海军能力，并且通过运用空中和海上力量频繁穿透岛链，在远离中国海岸线的区域进行远距离“冒险”的情况下，美国位于第一岛链的军事基地以及在西太平洋的前沿防御战略，开始面临不确定的多重挑战。[30] 新威胁的日趋上升及传统岛链战略效能的下降，使得美国虽然不断宣称“美国不会将太平洋让给任何人”“美国在太平洋国家将持续发挥作用。……美国必须沿太平洋边缘保持强有力的军事介入和威慑姿态。”[31] 但受到两场反恐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美国实际上开始寻求采取一种扩大化的岛链战略，以应对中国对其亚太军事存在日益严峻的挑战。 以2012年美国高调推出“亚太再平衡”（或“重返亚太”）战略为标志，美国这种扩大化的岛链战略强调在现有的政治、军事存在基础上，主要发挥外交、经济等“巧实力”的作用，通过说服其亚太盟国、伙伴国甚至中立国（并不仅限于岛链国家或西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和地区），来扩大或再次强化美国在亚太的政治、军事网络，将扩大国际合作、利用中间人来达到目标，以此“对冲”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安全挑战，继续维系在西太平洋乃至亚太的主导地位。[32] 为此，美国不仅在既有基础上强化了其在岛链尤其是以关岛为重点的军事部署，同时大力推动恢复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加强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军事活动，重塑亚太同盟网络。在其积极推动下，尽管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一度流露出谋求“正常国家”或“中等强国”地位，摆脱美国控制的政策倾向，但随着亚太安全形势的发展，上述不少国家亦开始重返强化与美国政治、军事同盟的原有政策路径。美国还在外交上积极争取越南、缅甸、马来西亚、老挝乃至印度等亚洲大陆非离岸岛屿国家，试图在传统的离岸岛链之外营造一个以中国为主要目标、扩大化的伙伴国网络。从这一点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马汉观点的再强化，甚至有向斯皮克曼主张回归的趋势，尽管这种回归更多体现在外交而非实际军事层面。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成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演进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下的美国以所谓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在经贸、同盟、军控、军事、全球治理等领域做出诸多颇具颠覆性的政策调整，由此使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并导致国际安全形势的剧烈震荡。[33] 尤其是美国同盟政策的调整，对其亚太同盟体系及其已维持半个多世纪的岛链战略造成的冲击最为直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指责其盟国“一直在系统地利用美国的‘慷慨’和‘开放’”，并将海外防务承诺和同盟体系视为严重拖累美国的主要根源。为此，美国要求其盟国分担更多防务费用，否则就威胁减少在海外的军事存在，甚至让盟国“自己保卫自己”。由此可见，美国的同盟政策开始向在继续维持对该体系绝对主导、继续享有其战略益处的同时，削减自身的投入并极力向其盟国转嫁战略负担的方向转变。[34]
在此情况下，美国先后同日本、韩国就分担美国当地驻军费用问题展开谈判。尽管日本长期以实物、服务、现金等方式为驻日美军支付高额费用，但特朗普依然强调驻日美军费用对美国造成了沉重负担，要求日本支付100%的驻日美军费用，以换取美国对日本的“保护”。[35] 而对于美国亚太军事存在的最前沿韩国而言，美国则直接要求韩国政府向其支付远超驻军费用总额的50亿美元，导致韩国国内舆论哗然。[36]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便是美国岛链战略的重中之重，而韩国则是美国亚太前沿军事存在的重要支柱之一。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調整引发的震荡必然会对其亚太同盟体系造成冲击;而日本、韩国、菲律宾则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冲击，这已经并将继续对地区安全形势演进产生深刻影响。
然而，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都确信：如果美国不能守住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防线的话，那么将无法确保太平洋不受到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势力量的攻击。这一点在特朗普的相关政策设计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以同盟体系为网络、以控制岛链、维持海洋霸权为基轴的地区战略尚未出现显著变更的征兆。[37] 因此，尽管特朗普政府从“收益—成本”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的同盟体系与承担的海外义务颇有微词，而且2017年3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亦宣布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宣告结束”，[38] 但针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投射能力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将以增加武器装备的购买力度、军队建设与训练、深化国际合作等多重手段加以应对。而发挥位于日本、韩国、关岛、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和迪戈加西亚的2 000余架飞机、200艘舰艇和37万名军事人员的作用尤为关键。[39]
尤其是以在大国战略竞争中获胜为目标，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了在西太平洋边缘海的军事活动的规模和力度，以此显示其对既定海域的“绝对主导”地位。2017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宣称，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航行与行动，并通过在南海及其他地区的持续性行动表明决心。[40] 在此指引下，美国海军近三年来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岛礁展开所谓“航行自由行动”（FON）的数量、频次大幅上升，海军舰只则更频繁地通过台湾海峡;空中军事力量无视认证查询，频繁进入中国设于东海的防空识别区（ADZ），对中国南沙岛礁实施飞越穿行;在中国周边海域不断举行各种类型的联合军事演习，持续向中国展示军事存在和遂行抵近侦察，挑衅意味不断增强，极大推升了武装冲突的风险，严重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亚太政策尤其是军事战略的核心是前沿防御，要点是对西太平洋边缘地区岛链的控制。[41] 尽管在确定美国在西太平洋防御前沿的位置方面，每一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均有各自的主张，但是这些信条尤其是其背后体现出的地缘政治想象，依然对当下乃至未来美国的政策制定持续发挥强大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沿袭已久的以其海上优势遏制陆权敌手（最初是苏联，目前是中国）的地缘战略设计，更具备了明确的总体目标。在不少美国学者看来，格外受益于二战后美国在远东构筑岛链的战略安排，美国已与西太平洋几乎所有的沿海岛屿国家构筑了相当牢固的政治、军事关系。而除以日本、菲律宾等为主的传统岛链国家和地区之外，美国海军亦可利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港口设施。因此，尽管敌手出现了变更，但美国早已在中国周边构筑了海上包围圈，可以向中国通向海洋的任何通道施加海上和空中压力。[42] 正是由于这条“由美国盟友所组成的完善的用于监视甚至必要时阻断中国通向太平洋通道的海上‘长城’”的存在，使得当下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海上环境，这与陆地方向截然不同。”[43] 不仅如此，以“印太”战略的推出为代表，当前美国政治精英的政策设计实质上已经远远超越对西太平洋的传统地缘政治想象。在美国“印太”战略计划进一步强化或扩大其现有的地区同盟、伙伴关系国家和地区中，除日本、菲律宾等之外，澳大利亚、泰国、新西兰、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越南、文莱和柬埔寨等国家，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位于岛链上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像蒙古、尼泊尔、老挝这些地理位置深入东亚大陆的国家，也通通被美国列入加强安全关系的名单中。[44] 至少从所涉及的地缘范围看，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已远远超越了防守岛链这条环绕东亚大陆的防线的层级，甚至也超越了斯皮克曼的战略构想，而成为一个类似冷战、远超地区规模的宏大战略设计。但是，在美国自身战略投入有限、区域国家摇摆不定、中国坚守和平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该战略的具体效果短期内亦可能相对有限。
地缘政治想象作为一种政策与军事话语和精神意识反映，其逻辑就是通过对特定地理位置、形态的观察和描述，以期就某个特定地理区域进行“战略价值评估”，力图从中发现确保本国权势利益的所谓“永恒规律”。通过这种方式，特定的地理区域开始与国家的整体国势起伏建立起逻辑联系，世界空间亦被分割和标注为一块块“‘关键’‘重要’或是‘无价值’的地理区域”。[45] 因此，尽管不少学者一再声称，“地理依然在发挥作用，国家依然在为权势和领土而斗争，”[46] 但实际上正是由于国家对权势几乎永不停歇地追逐，地理空间方才被赋予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战略作用。
美国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正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在美國兴起、力图巩固其国家权势的过程中，其对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基本叙事和精神风格得以成形。地缘政治想象的三大核心要义，即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内在恐惧、对国家间关系的持久不信任和对特定区域的空间控制构成了国家权势的基础，在这一案例中亦得以充分体现。总的来看，尽管处于不断演进中，但美国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一般呈现出如下三大特征：一是美国有关“位置”（location）的自我定义——“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使其在西太平洋天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二是西太平洋的边缘海尤其是离岸岛屿具有异乎寻常的战略价值，对于美国对西太平洋的控制至关重要;三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是其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亚洲大陆强国挑战。正是在与之相关的诸多学理表述、政策表态和战略实施的不断强化下，这种地缘政治想象最终上升为从20世纪中期至今美国地区政策的总体战略基轴。
这种地缘政治想象有其久远的思想渊源。除马汉、斯皮克曼之外，太平洋一向能够引起地缘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早在1908年，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领军人物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便将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地形学区域”视为“庞大权势的孵育器”。在他看来，这片区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在20世纪将逐步凸显，太平洋时代将继地中海时代和大西洋时代后主导人类的历史。[47] 而“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尤其是西太平洋区域在地理上的独特性在于其处于大陆东方的所谓“离岸岛屿之弧”（offshore island arcs）上。在豪斯霍弗看来，这一“离岸岛屿之弧”提供了有用的“保护面纱”，“掩护了”中国和印度等大陆大国。[48] 一个多世纪之后观之，豪斯霍弗当年的判断准确预言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亚太区域权势力量的强劲发展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亦意识到构成或诱发亚太安全问题的最主要地理空间因素。
目前，由于沿线国家数量众多、经济活动频繁、矛盾与热点问题集中以及区域内国际关系微妙，亚太区域安全形势尤为复杂。2007年，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蒂莫西·基廷（Timothy Keating）曾宣称，“在太平洋，我们是在一个地缘政治环境中行动。”[49] 此人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对该区域事务的直接介入尤其是军事介入和前沿部署，以及美国试图长期维持地区霸权的努力，正是该区域安全形势朝地缘政治竞争演化乃至成为战争和冲突频发的重要诱因之一。自二战结束以来，那种视太平洋为“美国湖”“控制西太平洋是美国地区霸权的基础”的看法，已经上升为一种长期主导美国地区政策的精神信条。而保持在既定区域内的“统治能力”或“主导地位”，确保美国军事力量能够“自由、不受挑战、强有力”地展开行动，成为一代又一代美国政治、战略精英的共识。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导致区域内冲突和摩擦频发的最主要根源。
不仅如此，美国的相关政策也直接导致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位于西太平洋的诸多离岸国家，很多均与其邻国尤其是东亚大陆的沿海国家存在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前者如北方四岛、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后者如东海划界和南海主权争端等;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自身则长期是区域内军事、安全的焦点。这些争端或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全面、公正解决，部分国家正常的合法权益和主张被长期压制，甚至被刻意渲染为地区安全“威胁”。区域安全形势长期紧张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实行岛链战略的直接后果。从二战后至今美国的亚太政策看，美国显然也非常乐意利用此类矛盾为其在远东的军事存在提供借口，为其在地区事务中扮演“制衡者”（balancer）角色提供足够正义的理由。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可以预料，在美国继续坚持其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政策转化的情况下，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化趋势总体上还将持续，甚至在特定时段极有可能激化;区域内国家间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及不少长期存在的矛盾、问题，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仍无得以完全、公正、合理解决的可能。 必须看到，地缘政治想象这种将特定地理空间与国家权势相联系的思维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其将部分地理空间单向标签化和固定化的逻辑，严重忽视了当地国家、民族的独特性及其可能的演进发展。岛链上的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身的政治—战略考量，当然不会永远甘于充当霸权国家的政策工具或“地缘政治棋子”。尤其是被岛链战略所设计防范的大国，距这些离岸岛屿并不遥远，同时它们又在安全、经济、文化和历史上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亦是近十年来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对外政策均有所调整，某些趋势甚至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变化的根本原因。而特朗普政府放弃奥巴马时期主要借助外交等“巧实力”支持区域内国家挑战中国的政策路径，转向亲自展示军事存在和海上力量优势，这一变化本身就是其岛链战略乃至亚太同盟政策面临潜在危机的证明。从这一点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美国的岛链战略的战术功能仍会延续，仍会为美国的远东军事存在提供基点和地理基础，但其战略功能正处于逐步弱化中。
目前，在很多美国政治、战略精英看来，已经维持70多年之久的现行国际秩序正在产生裂痕，甚至有整体崩溃的可能。英国脱欧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重挫;中东四分五裂且无任何好转的迹象;俄罗斯尽管国力衰退但对外愈发咄咄逼人;中国的崛起及其“不断强硬的立场”，被认为“直接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美国战略学界的相关政策辩论愈发激烈。然而，单就地区安全政策而言，尽管不时有以“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取代“深度接触”（Deep Engagement）战略的鼓噪，但更多的看法则认为，如果采纳“离岸平衡”政策，不仅意味着大幅变更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军事部署，而且意味着如果一旦同大陆强国（如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不得不克服地理距离的巨大限制，从数千海里之外向西太平洋沿岸增派兵力。这显然较二战后维持至今的岛链战略“花费更高、效果更糟”。[50] 因此，尽管美国以岛链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想象愈发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且饱受质疑，但在当前美国战略学界普遍焦虑的氛围下，并受到“大陆强国向海洋进军”的自我暗示，地缘政治想象依旧保持着持续的战略惯性，依然构成当前乃至未来美国地区安全政策最主要的逻辑和心理根源。
[责任编辑：杨 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地缘安全及其风险管控研究”（18ZDA130）、国防科技大学科研计划项目“战略调整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干涉问题研究”（JS18-03-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Klaus Dodds，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5， No. 3， 2001， pp. 469-484.
[②] 参见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43页。
[③] Gearóid ? Tuathail and S. Dalby，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4.
[④] A. Mah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val and Politica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02， p. 42.
[⑤] See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eopolitics， Vol. 17， No. 3， 2012， p. 615.
[⑥]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5页。
[⑦] 同上，第108页。
[⑧]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51.
[⑨]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7.
[⑩] Ibid.
[11] Andrew A. Latham， “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28， No. 3， 2001， p. 139.
[12]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72. [13]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72.
[14]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7.
[15]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74.
[16]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51.
[17] George W. Bush，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in Gearóid ?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31.
[18]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445.
[19] JC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DOD： Washington， D. C.， 1992， p. 3.
[20]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432.
[21] JC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p. 22.
[22] [美]茲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23]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 94.
[24]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 23.
[25]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DOD： Washington， D. C.， 2006， pp. 29-30.
[26] Ibid.， p. 47.
[27]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DOD： Washington， D. C.， 2007， p. 6.
[28]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4.
[29] 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的《中国海军：能力发展和作用演进（2011）》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Phillip C. Saunders， Christopher D. Yung， Michael Swaine， and Andrew Nien-Dzu Yang， eds.，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2014， p. 117.
[31] 上述观点分别出自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参见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1。 [32] 参见葛汉文：《克制战略、战略克制与美国的大战略困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7页。
[33] 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设计，可参见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82—100页。
[34] 相关论述可参见葛汉文：《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同盟政策及同盟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1期，第8页。
[35] 在2018年日本的防卫开支中，有6997亿日元以所谓“强化日美同盟”的名义用于支付驻日美军的经费以及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等费用，占全部防卫预算的14.2%。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 2018 Budget Bill， http：//www.mod.go.jp/e/d_budget/pdf/300227.pdf。
[36] See “President Trump’s Imaginary Numbers on Military Aid to South Korea，” February 25， 2019， http：//www.haymeslaw.com/president-trumps-imaginary-numbers-on-military-aid-to-south -korea/.
[37]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9.
[38] Aaron Mehta， “ ‘Pivot to the Pacific’ is Over， Senior U.S. Diplomat Says，” Defense News， March 14， 2017， https：//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17/03/14/pivot-to-the-pacific-is-over -senior-u-s-diplomat-says/.
[39]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p. 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40] James Mattis， “First Plenary S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ne 3， 2017，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 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7.
[41]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2014， p. 126.
[42]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101.
[43] Robert D. Kaplan，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3， 2010， p. 33.
[44]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p. 17.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 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45] 关于这种将世界进行空间化和等级化理解的观点，参见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
[46]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0.
[47] Hans W. Weigert， “Haushofer and the Pacific： The Future in Retrospect，” Foreign Affairs， Vol. 20， No. 4， 1942， p. 735.
[48] Andrew S. Erickson and Joel Wuthnow， “Why Islands Still Matter in Asia： The Endur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acific ‘Island Chains，’ ” February 5， 2016， http：//www.andrewerickson.com/ 2016/02/why-islands-still-matter-in-asia-the-enduring-significance-of-the-pacific-island-chains/.
[49]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610-611.
[50] “深度接觸”战略主张美国应保持其海外安全承诺，维持其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前沿防御，实时、实地消除“威胁”;与之相对，“离岸平衡”则是一种“延后的”防御战略，主张美国应削减海外兵力、撤出海外基地，鼓励区域内的国家自身去应对“威胁”，只有区域内的国家无法应付时美国才军事介入。参见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p. 116。
【作者简介】 葛汉文，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江苏 邮编：210039）
【中图分类号】 D857.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3-0063-17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3004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历来关注地理位置、形态与国家权势间的联系，力图从对地理环境、领土边界和自然资源分布的考察中得出其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然而，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更重视文化差异、政治认同、民族性、价值取向、伦理判断等意识层面的因素在地缘政治思想建构和战略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注意探究“人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问题。[①] 作为批判地缘政治学核心概念之一，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是指特定政治单元从地理角度出发对世界政治的反映和实践过程，涉及其对当地（local）、地区（region）、全球（global）地理形态的历史记忆、政治解读以及据此做出的战略应对，体现出特定政治单元对不同地理区域政治—战略重要性和实然、应然地缘政治身份的大体判断。[②] 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批判地缘政治学大流行的直接结果之一，地缘政治想象现今已经成为战略学界分析、判断特定民族和国家描述、衡量和想象其地理环境，从而塑造诸如“自我—他人”“安全—危险”“接近—疏远”等概念以及据此进行战略缔造的关键指标之一，在评价、预测其战略动机及效应方面具有独特意义。[③]
从20世纪初至今，由于诸多地缘政治大师的构想与设计，美国决策与战略学界对西太平洋地区政治—战略重要性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既定区域的地缘政治想象。尤其是自二战结束以来，随着冷战在东亚的扩散和激化，主要以“岛链”（chain of islands）概念的出现并迅速强化为重要标志，西太平洋特定的地理空间开始被美国战略界赋予明确的政治—战略意义，开始与其亚太政策和军事战略紧密联系，成为美国全球大战略在东亚实施成败的权势、物质标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经历了一段明显的调整期，岛链的战略作用也受到强烈的质疑与批评。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演进，这种以强调西太平洋战略重要性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想象再度强化，并成为当前美国亚太政策甚至“印太”战略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对地区安全形势及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愈发突出的挑战。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深入分析美国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源起、发展及当下表现，对于准确把握美国亚太政策企图、分析甚至预测其未来发展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一、岛链、边缘地带与前沿防御
美國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源自对西太平洋关键地理位置及由此衍生的权势重要性的认识。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国力大幅增长的背景下，海权论的主要阐释者、美国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便极力鼓吹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的地理位置、经济活动与商业价值对于美国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马汉认为，美国在各大国围绕太平洋的空间竞争中胜出的方式，就是通过建设强有力的海军力量、与海上强国结盟以及争取太平洋中的“前进基地”。因此，在美国“尽可能远地深入太平洋”的过程中，选择和保持海军基地应当被列入首要的战略考虑中，“通过保有太平洋岛屿并将其发展成为基地，开发其资源，通过补充装备，不仅海军力量能够获得提升，而且能够增强军队的机动性。”[④] 马汉尤为满意地看到，美国占有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足以使其“避免在太平洋方向受到任何严重的威胁”;而美国于1898年对关岛的兼并则意义更为重大：“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像关岛一样可以保卫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利益。”[⑤] 对这条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延伸至西太平洋的关岛的“海上领土之链”的牢固控制，是20世纪美国取得足够海上优势乃至最终控制太平洋的权力基础。这可谓“岛链”概念的滥觞。
二战前后，随着地缘政治学在美国的逐步兴盛，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极力强调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是其对外政策最基本因素的同时，对“边缘地带”（Rimland）之于世界权势的意义做出了与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欧亚大陆与其周围一系列内陆海和边缘海之间的地带具有非凡的战略价值。在历史上，大国（如英国）正是通过对该区域的控制，发展为世界性的势力。对实力急剧上升的美国而言，这一地理空间亦具有直接的战略关系，尤其在防止大陆强国崛起方面具有突出价值。但与大西洋方向存在巨大差异，美国此时还不曾在西太平洋与欧亚大陆之间的边缘地带拥有真正有效的基地，因此受到处于大陆沿海地区控制海道国家的直接威胁。与马汉强调关注海洋、控制海上基地进而争夺西太平洋海权的主张相比，斯皮克曼显然走得更远，他认为美国有必要改变依靠海上势力的传统，进而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形成强大的影响力。[⑥] 对策就是如同美国在西欧那样，在太平洋西岸地区（并非仅是离岸岛屿）建立更多的海军和空军基地，而“在一些托管岛屿上新建基地，在菲律宾重建美国的军事势力，这些都是起码的措施”[⑦]。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尤其是亚太安全形势的发展为美国早期地缘政治学家诸多论断及主张进入美国战略决策提供了契机，有关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亦开始向政策转化。在太平洋战争中彻底击败日本后，美国占领日本本土及其在太平洋的大量托管岛屿，军事进驻朝鲜半岛南部，恢复在菲律宾的驻军，并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具有强大影响力。美国实际上不仅实现了马汉当年的梦想，甚至已经接近完成斯皮克曼的战略筹划，即实现对欧亚大陆东端边缘地带的牢固掌控。然而，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和新中国的成立，加之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的受挫，使美国对于西太平洋的政策设计实质上又经历了一个从“斯皮克曼模式”向“马汉模式”的转化过程。在“失去中国”、朝鲜挫败与“苏联威胁”的三重压力下，美国亚太政策显然又再次回到马汉的思路，即设法强化对日本及其他西太平洋离岸岛屿的“保卫”，并“避免”进行一场大陆战争。而在欧亚大陆的边缘海强化由一系列岛屿所构成的军事和战略基地以及更有效地遏制共产主义向海洋扩张，成为当时美国决策精英讨论的优先议题。
为此，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强调，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础就是通过控制离岸岛屿（如阿留申、琉球、关岛）以确保对西太平洋边缘海的控制，而非轻易介入欧亚大陆的东端边缘。[⑧] 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亦公开宣示，美国的战略投射必须抵达“太平洋的最西端边缘”，即“从阿留申到日本、琉球再到菲律宾群岛”。在西太平洋，“美国必须保持强有力的防卫姿态，极为关键的是保持位于冲绳的庞大美军基地。”[⑨] 在驻日美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看来，二战后的太平洋“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湖’”。在如此有利的情势下，“围绕亚洲海岸的‘岛链’已经成为美国的防御线”。美国对这条“岛屿链条”的军事控制“可以防止（敌手）任何前出太平洋的敌对行动”，尤其是台湾，“由于至关紧要的军事原因，千万不能让其落入共产主义之手。”[⑩] 正是在此类言论的不断渲染下，在超级大国全球战略争夺的宏观背景下，一系列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开始被赋予新的地缘政治意义，甚至成为“自由、民主的”西方遏制、防范和封锁“共产主义的东方”的“海上锁链”，也成为美国及其亚太盟国抵制“侵略成性、军国主义、扩张主义、严重敌视美国的苏联”最主要的地理、战略仰仗。[11]
马汉的主张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对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主要内涵，主要依靠对海域和岛链的控制来巩固其在西太平洋的海权，进而实现区域霸权。而此类主张构成了美国地区政策尤其是军事战略制定、实施的精神基础。早在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美国武装力量部署战略概念与计划》（Strategic Concept and Plan for the Employment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中指出，美国应当“设置自身的前进基地，尽可能远地阻止潜在敌人的攻击。……总之，要扩大美国的战略边界。”[12] 在1947年的《海军计划研究》（Naval Planning Study）中，这个战略边界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控制下的海域和岛链。而岛链的作用就是为巡弋于黄海和日本海的美军航空母舰提供港口，也为美军部署于离岸岛链的陆基轰炸机对亚洲大陆边缘地区发动军事打击提供基地。[13] 这就是美国将其前沿防御半径（Forward Defense Perimeter）设置于西太平洋边缘海域诸离岸岛屿的主要战略、军事考虑。
冷战时期，美国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尤其是以岛链为核心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质上存在重大缺陷。首先，这条从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中国的台湾岛到菲律宾群岛甚至延伸到马来西亚和马六甲海峡的极其漫长的岛屿“锁链”，军事上的防御难度极大，因为各个岛屿之间的海峡和国际公海为敌对的海上势力提供了广阔的穿越空间。而在战略层次上，麦克阿瑟早就承认：“是否守得住西太平洋沿岸的防线完全取决于能否守住这条岛链的所有组成部分，岛链上的任何缺口对敌对势力而言都极具价值，因为其可以据此对该防线的其他组成部分轻而易举地发起攻击。”[14] 特别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人民的觉醒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大潮的涌动，美国及西方殖民宗主国对东亚海洋国家的控制也愈发受到像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民众的广泛抵制。在此情况下，美国以控制岛链及西太平洋实现区域霸权的政策已经呈现出失败的征兆。
不仅如此，作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组成部分，斯皮克曼的主张，即美国应超越其海洋势力定位，以主动介入尤其是军事介入欧亚大陆作为其控制“边缘地带”的手段，亦不时作用于美国战略决策，对其亚太政策的推行产生影响。1949年麦克阿瑟关于构筑一条从菲律宾到琉球、日本到阿留申的“太平洋战略防线”实际上并没有提及朝鲜;1950年艾奇逊在定义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半径”时，同样没有将朝鲜纳入其中。[15] 但朝鲜战争被当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有关“共产主义威胁”的直接证据，越南日后亦被认定是威胁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从中均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主张的影响力。但美国对亚洲大陆边缘地带的战略、军事介入以及由此引发的损失空前的战略大挫败，在很多美国战略学者看来，再次证实了马汉、喬治·凯南主张的正确性，即强调美国在东亚的政策应与欧洲不同，应当主要确保对离岸岛屿和西太平洋边缘海的控制，尽量减小对亚洲大陆的战略性投入。[16] 而回归马汉的主张（据守岛链和西太平洋前沿基地并严密控制边缘海）以及采取外交措施争取中国的支持，来应对苏联巨大的军事、地缘压力（尤其是苏联针对岛链南、北两端的巨大压力）则成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亚太政策的无奈选择。
二、“重返”岛链与“重塑”边缘地带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规模空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全球地缘政治大对抗的收场。在“赢得冷战”的鼓舞下，美国政治、知识精英对延续其在亚太地区所谓“领导地位”持极其乐观的态度。以1991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推出为标志，冷战后的世界被视为一个主要以美国压倒性实力和意识形态优势为基础而主导的“独极”（unipolarity）世界，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需要全力應付的战略敌手。[17] 由此，传统的以维持岛链、控制西太平洋边缘海为基轴的地缘政治想象由于缺乏主要应对目标，亦不断弱化。1990年，美国参议员阿兰·迪克森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在亚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仍然维持军事“前沿部署”的原因，在于其具有“神圣罗马帝国情节”。[18] 在其功能日益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下，1992年的《美国军事战略》报告亦不得不指出，在苏联威胁的消失已经根本改变了太平洋区域的总体安全情况下，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关注重点亦应从抵御侵略转向“危机反应”和“确保稳定”。[19]
尽管如此，美国对西太平洋的总体战略实质上却并未发生根本转型。虽然缺乏直接敌手，但美国依然凭借其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地位维持在离岸岛屿的前沿军事存在，以此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首要地位”。1990年，在时任美国参联会主席柯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推动下，美国虽然开始有限削减其在太平洋方向的前沿军事部署，强调以高度灵活、全球机动的武装部队来遏制或消除既定区域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但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继续维持舰母战斗群及空中、地面和两栖优势兵力，依然强调其西太平洋军事基地群尤其是驻日军事基地的极端重要性，也极力维系其以岛链和前沿军事存在为基轴的空间控制战略。[20] 在菲律宾群众性反美运动不断高涨，苏比克和克拉克军事基地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美国计划在区域内（如新加坡）发展新的“前进基地”，以减少对菲律宾基地的严重依赖。[21] 而这种扩展在新加坡对美军开放和扩建樟宜基地后，显然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的发展效应不断积累，美国以岛链为核心的亚太军事基地网络更具备了明确的存在理由，而其决策界对西太平洋的传统地缘政治想象又重新得以迅速强化。实际上，早在1997年，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就开始渲染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军事存在构成的所谓“威胁”，即中国海军已经采纳了“近海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同时设法在十五年内拥有远洋作战能力，以便有效控制“第一岛链”之内的海域，尤其是台湾海峡与南海，此举无疑将对美国的东亚“主导地位”构成严重挑战。[22] 1999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Robert S. Ross）在重读斯皮克曼写于半个世纪前的名著《和平地理学》后亦提出，中国作为陆权优势力量的快速崛起，能够被美国在太平洋的海上优势所平衡。但是，中国向太平洋的进军正在改变这种地缘政治平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是能够事实上挑战美国海上权势、颠覆东亚‘两极结构’的唯一国家。”[23] 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着力稳定和强化其同亚太地区传统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关系的主要出发点之一也在于中国权势的不断增长。[24]
作为此类地缘政治想象的逻辑延伸，美国国防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应被视为21世纪美国亚太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的转折点。尽管美国仍将恐怖主义视为头等安全威胁，但亦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和正在兴起的力量，有巨大的潜力在军事上同美国竞争”。中国的境外军事投射能力大幅提升，已经将亚太区域的军事平衡“置于危险”当中。[25] 为此，美国宣称将其60%的潜艇兵力和至少6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太平洋，并强化在夏威夷、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和最为关键的关岛的兵力部署，以缩短美军在太平洋应对中国的反应时间。[26] 美国海军在2007年发布的《21世纪海权的合作战略》中亦明确提出，“美国将保持和扩展其相对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保持可靠的作战能力以维护美国的关键利益，确保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保护，威慑和阻止潜在的敌对者并盯住竞争者。”[27] 从美军兵力在太平洋诸岛屿的再部署和跨区域的兵力调整中，可以看出美国异常清晰且带有浓重地缘政治色彩的战略逻辑，这是一个世纪之前马汉思想的当代再现。[28]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战略学界的极大关注和严重不安。[29] 中国大力发展其“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特别是发展其武器系统、技术、作战概念，加快建设包括两栖和潜艇能力在内的蓝水海军能力，并且通过运用空中和海上力量频繁穿透岛链，在远离中国海岸线的区域进行远距离“冒险”的情况下，美国位于第一岛链的军事基地以及在西太平洋的前沿防御战略，开始面临不确定的多重挑战。[30] 新威胁的日趋上升及传统岛链战略效能的下降，使得美国虽然不断宣称“美国不会将太平洋让给任何人”“美国在太平洋国家将持续发挥作用。……美国必须沿太平洋边缘保持强有力的军事介入和威慑姿态。”[31] 但受到两场反恐战争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美国实际上开始寻求采取一种扩大化的岛链战略，以应对中国对其亚太军事存在日益严峻的挑战。 以2012年美国高调推出“亚太再平衡”（或“重返亚太”）战略为标志，美国这种扩大化的岛链战略强调在现有的政治、军事存在基础上，主要发挥外交、经济等“巧实力”的作用，通过说服其亚太盟国、伙伴国甚至中立国（并不仅限于岛链国家或西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和地区），来扩大或再次强化美国在亚太的政治、军事网络，将扩大国际合作、利用中间人来达到目标，以此“对冲”来自中国的威胁和安全挑战，继续维系在西太平洋乃至亚太的主导地位。[32] 为此，美国不仅在既有基础上强化了其在岛链尤其是以关岛为重点的军事部署，同时大力推动恢复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加强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军事活动，重塑亚太同盟网络。在其积极推动下，尽管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一度流露出谋求“正常国家”或“中等强国”地位，摆脱美国控制的政策倾向，但随着亚太安全形势的发展，上述不少国家亦开始重返强化与美国政治、军事同盟的原有政策路径。美国还在外交上积极争取越南、缅甸、马来西亚、老挝乃至印度等亚洲大陆非离岸岛屿国家，试图在传统的离岸岛链之外营造一个以中国为主要目标、扩大化的伙伴国网络。从这一点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马汉观点的再强化，甚至有向斯皮克曼主张回归的趋势，尽管这种回归更多体现在外交而非实际军事层面。
三、“放弃岛链”还是“超越岛链”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成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演进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下的美国以所谓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在经贸、同盟、军控、军事、全球治理等领域做出诸多颇具颠覆性的政策调整，由此使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并导致国际安全形势的剧烈震荡。[33] 尤其是美国同盟政策的调整，对其亚太同盟体系及其已维持半个多世纪的岛链战略造成的冲击最为直接。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指责其盟国“一直在系统地利用美国的‘慷慨’和‘开放’”，并将海外防务承诺和同盟体系视为严重拖累美国的主要根源。为此，美国要求其盟国分担更多防务费用，否则就威胁减少在海外的军事存在，甚至让盟国“自己保卫自己”。由此可见，美国的同盟政策开始向在继续维持对该体系绝对主导、继续享有其战略益处的同时，削减自身的投入并极力向其盟国转嫁战略负担的方向转变。[34]
在此情况下，美国先后同日本、韩国就分担美国当地驻军费用问题展开谈判。尽管日本长期以实物、服务、现金等方式为驻日美军支付高额费用，但特朗普依然强调驻日美军费用对美国造成了沉重负担，要求日本支付100%的驻日美军费用，以换取美国对日本的“保护”。[35] 而对于美国亚太军事存在的最前沿韩国而言，美国则直接要求韩国政府向其支付远超驻军费用总额的50亿美元，导致韩国国内舆论哗然。[36] 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便是美国岛链战略的重中之重，而韩国则是美国亚太前沿军事存在的重要支柱之一。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調整引发的震荡必然会对其亚太同盟体系造成冲击;而日本、韩国、菲律宾则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冲击，这已经并将继续对地区安全形势演进产生深刻影响。
然而，自20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都确信：如果美国不能守住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防线的话，那么将无法确保太平洋不受到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势力量的攻击。这一点在特朗普的相关政策设计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以同盟体系为网络、以控制岛链、维持海洋霸权为基轴的地区战略尚未出现显著变更的征兆。[37] 因此，尽管特朗普政府从“收益—成本”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的同盟体系与承担的海外义务颇有微词，而且2017年3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亦宣布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宣告结束”，[38] 但针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投射能力和“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将以增加武器装备的购买力度、军队建设与训练、深化国际合作等多重手段加以应对。而发挥位于日本、韩国、关岛、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和迪戈加西亚的2 000余架飞机、200艘舰艇和37万名军事人员的作用尤为关键。[39]
尤其是以在大国战略竞争中获胜为目标，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了在西太平洋边缘海的军事活动的规模和力度，以此显示其对既定海域的“绝对主导”地位。2017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宣称，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区飞行、航行与行动，并通过在南海及其他地区的持续性行动表明决心。[40] 在此指引下，美国海军近三年来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岛礁展开所谓“航行自由行动”（FON）的数量、频次大幅上升，海军舰只则更频繁地通过台湾海峡;空中军事力量无视认证查询，频繁进入中国设于东海的防空识别区（ADZ），对中国南沙岛礁实施飞越穿行;在中国周边海域不断举行各种类型的联合军事演习，持续向中国展示军事存在和遂行抵近侦察，挑衅意味不断增强，极大推升了武装冲突的风险，严重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亚太政策尤其是军事战略的核心是前沿防御，要点是对西太平洋边缘地区岛链的控制。[41] 尽管在确定美国在西太平洋防御前沿的位置方面，每一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均有各自的主张，但是这些信条尤其是其背后体现出的地缘政治想象，依然对当下乃至未来美国的政策制定持续发挥强大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沿袭已久的以其海上优势遏制陆权敌手（最初是苏联，目前是中国）的地缘战略设计，更具备了明确的总体目标。在不少美国学者看来，格外受益于二战后美国在远东构筑岛链的战略安排，美国已与西太平洋几乎所有的沿海岛屿国家构筑了相当牢固的政治、军事关系。而除以日本、菲律宾等为主的传统岛链国家和地区之外，美国海军亦可利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港口设施。因此，尽管敌手出现了变更，但美国早已在中国周边构筑了海上包围圈，可以向中国通向海洋的任何通道施加海上和空中压力。[42] 正是由于这条“由美国盟友所组成的完善的用于监视甚至必要时阻断中国通向太平洋通道的海上‘长城’”的存在，使得当下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海上环境，这与陆地方向截然不同。”[43] 不仅如此，以“印太”战略的推出为代表，当前美国政治精英的政策设计实质上已经远远超越对西太平洋的传统地缘政治想象。在美国“印太”战略计划进一步强化或扩大其现有的地区同盟、伙伴关系国家和地区中，除日本、菲律宾等之外，澳大利亚、泰国、新西兰、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越南、文莱和柬埔寨等国家，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位于岛链上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像蒙古、尼泊尔、老挝这些地理位置深入东亚大陆的国家，也通通被美国列入加强安全关系的名单中。[44] 至少从所涉及的地缘范围看，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已远远超越了防守岛链这条环绕东亚大陆的防线的层级，甚至也超越了斯皮克曼的战略构想，而成为一个类似冷战、远超地区规模的宏大战略设计。但是，在美国自身战略投入有限、区域国家摇摆不定、中国坚守和平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下，该战略的具体效果短期内亦可能相对有限。
四、地缘政治想象与空间霸权
地缘政治想象作为一种政策与军事话语和精神意识反映，其逻辑就是通过对特定地理位置、形态的观察和描述，以期就某个特定地理区域进行“战略价值评估”，力图从中发现确保本国权势利益的所谓“永恒规律”。通过这种方式，特定的地理区域开始与国家的整体国势起伏建立起逻辑联系，世界空间亦被分割和标注为一块块“‘关键’‘重要’或是‘无价值’的地理区域”。[45] 因此，尽管不少学者一再声称，“地理依然在发挥作用，国家依然在为权势和领土而斗争，”[46] 但实际上正是由于国家对权势几乎永不停歇地追逐，地理空间方才被赋予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战略作用。
美国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正是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在美國兴起、力图巩固其国家权势的过程中，其对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想象的基本叙事和精神风格得以成形。地缘政治想象的三大核心要义，即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内在恐惧、对国家间关系的持久不信任和对特定区域的空间控制构成了国家权势的基础，在这一案例中亦得以充分体现。总的来看，尽管处于不断演进中，但美国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一般呈现出如下三大特征：一是美国有关“位置”（location）的自我定义——“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使其在西太平洋天然具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二是西太平洋的边缘海尤其是离岸岛屿具有异乎寻常的战略价值，对于美国对西太平洋的控制至关重要;三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是其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亚洲大陆强国挑战。正是在与之相关的诸多学理表述、政策表态和战略实施的不断强化下，这种地缘政治想象最终上升为从20世纪中期至今美国地区政策的总体战略基轴。
这种地缘政治想象有其久远的思想渊源。除马汉、斯皮克曼之外，太平洋一向能够引起地缘政治学家的广泛关注。早在1908年，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领军人物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便将这片“地球上最大的地形学区域”视为“庞大权势的孵育器”。在他看来，这片区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在20世纪将逐步凸显，太平洋时代将继地中海时代和大西洋时代后主导人类的历史。[47] 而“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尤其是西太平洋区域在地理上的独特性在于其处于大陆东方的所谓“离岸岛屿之弧”（offshore island arcs）上。在豪斯霍弗看来，这一“离岸岛屿之弧”提供了有用的“保护面纱”，“掩护了”中国和印度等大陆大国。[48] 一个多世纪之后观之，豪斯霍弗当年的判断准确预言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亚太区域权势力量的强劲发展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亦意识到构成或诱发亚太安全问题的最主要地理空间因素。
目前，由于沿线国家数量众多、经济活动频繁、矛盾与热点问题集中以及区域内国际关系微妙，亚太区域安全形势尤为复杂。2007年，美国太平洋总部司令蒂莫西·基廷（Timothy Keating）曾宣称，“在太平洋，我们是在一个地缘政治环境中行动。”[49] 此人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对该区域事务的直接介入尤其是军事介入和前沿部署，以及美国试图长期维持地区霸权的努力，正是该区域安全形势朝地缘政治竞争演化乃至成为战争和冲突频发的重要诱因之一。自二战结束以来，那种视太平洋为“美国湖”“控制西太平洋是美国地区霸权的基础”的看法，已经上升为一种长期主导美国地区政策的精神信条。而保持在既定区域内的“统治能力”或“主导地位”，确保美国军事力量能够“自由、不受挑战、强有力”地展开行动，成为一代又一代美国政治、战略精英的共识。而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导致区域内冲突和摩擦频发的最主要根源。
不仅如此，美国的相关政策也直接导致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位于西太平洋的诸多离岸国家，很多均与其邻国尤其是东亚大陆的沿海国家存在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前者如北方四岛、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后者如东海划界和南海主权争端等;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自身则长期是区域内军事、安全的焦点。这些争端或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全面、公正解决，部分国家正常的合法权益和主张被长期压制，甚至被刻意渲染为地区安全“威胁”。区域安全形势长期紧张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实行岛链战略的直接后果。从二战后至今美国的亚太政策看，美国显然也非常乐意利用此类矛盾为其在远东的军事存在提供借口，为其在地区事务中扮演“制衡者”（balancer）角色提供足够正义的理由。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可以预料，在美国继续坚持其对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想象及其政策转化的情况下，地区安全形势的紧张化趋势总体上还将持续，甚至在特定时段极有可能激化;区域内国家间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以及不少长期存在的矛盾、问题，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仍无得以完全、公正、合理解决的可能。 必须看到，地缘政治想象这种将特定地理空间与国家权势相联系的思维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其将部分地理空间单向标签化和固定化的逻辑，严重忽视了当地国家、民族的独特性及其可能的演进发展。岛链上的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身的政治—战略考量，当然不会永远甘于充当霸权国家的政策工具或“地缘政治棋子”。尤其是被岛链战略所设计防范的大国，距这些离岸岛屿并不遥远，同时它们又在安全、经济、文化和历史上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亦是近十年来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对外政策均有所调整，某些趋势甚至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变化的根本原因。而特朗普政府放弃奥巴马时期主要借助外交等“巧实力”支持区域内国家挑战中国的政策路径，转向亲自展示军事存在和海上力量优势，这一变化本身就是其岛链战略乃至亚太同盟政策面临潜在危机的证明。从这一点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美国的岛链战略的战术功能仍会延续，仍会为美国的远东军事存在提供基点和地理基础，但其战略功能正处于逐步弱化中。
目前，在很多美国政治、战略精英看来，已经维持70多年之久的现行国际秩序正在产生裂痕，甚至有整体崩溃的可能。英国脱欧导致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重挫;中东四分五裂且无任何好转的迹象;俄罗斯尽管国力衰退但对外愈发咄咄逼人;中国的崛起及其“不断强硬的立场”，被认为“直接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美国战略学界的相关政策辩论愈发激烈。然而，单就地区安全政策而言，尽管不时有以“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战略取代“深度接触”（Deep Engagement）战略的鼓噪，但更多的看法则认为，如果采纳“离岸平衡”政策，不仅意味着大幅变更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军事部署，而且意味着如果一旦同大陆强国（如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不得不克服地理距离的巨大限制，从数千海里之外向西太平洋沿岸增派兵力。这显然较二战后维持至今的岛链战略“花费更高、效果更糟”。[50] 因此，尽管美国以岛链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想象愈发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且饱受质疑，但在当前美国战略学界普遍焦虑的氛围下，并受到“大陆强国向海洋进军”的自我暗示，地缘政治想象依旧保持着持续的战略惯性，依然构成当前乃至未来美国地区安全政策最主要的逻辑和心理根源。
[责任编辑：杨 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地缘安全及其风险管控研究”（18ZDA130）、国防科技大学科研计划项目“战略调整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外军事干涉问题研究”（JS18-03-14）的阶段性成果。
[①] Klaus Dodds，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25， No. 3， 2001， pp. 469-484.
[②] 参见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43页。
[③] Gearóid ? Tuathail and S. Dalby，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4.
[④] A. Mah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val and Political，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02， p. 42.
[⑤] See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eopolitics， Vol. 17， No. 3， 2012， p. 615.
[⑥]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刘愈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5页。
[⑦] 同上，第108页。
[⑧]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51.
[⑨]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7.
[⑩] Ibid.
[11] Andrew A. Latham， “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28， No. 3， 2001， p. 139.
[12]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72. [13]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72.
[14]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7.
[15]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74.
[16]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251.
[17] George W. Bush，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in Gearóid ? Tuathail， 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131.
[18]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445.
[19] JC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DOD： Washington， D. C.， 1992， p. 3.
[20]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432.
[21] JCS，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p. 22.
[22] [美]茲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23]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 94.
[24]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p. 23.
[25]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DOD： Washington， D. C.， 2006， pp. 29-30.
[26] Ibid.， p. 47.
[27]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DOD： Washington， D. C.， 2007， p. 6.
[28]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4.
[29] 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的《中国海军：能力发展和作用演进（2011）》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Phillip C. Saunders， Christopher D. Yung， Michael Swaine， and Andrew Nien-Dzu Yang， eds.， The Chinese Navy： Expanding Capabilities， Evolving Rol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0]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2014， p. 117.
[31] 上述观点分别出自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参见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1。 [32] 参见葛汉文：《克制战略、战略克制与美国的大战略困境》，《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7页。
[33] 特朗普政府的大战略设计，可参见葛汉文：《“拒绝衰落”与美国“要塞化”：特朗普的大战略》，《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3期，第82—100页。
[34] 相关论述可参见葛汉文：《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同盟政策及同盟体系》，《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1期，第8页。
[35] 在2018年日本的防卫开支中，有6997亿日元以所谓“强化日美同盟”的名义用于支付驻日美军的经费以及驻日美军基地搬迁等费用，占全部防卫预算的14.2%。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 2018 Budget Bill， http：//www.mod.go.jp/e/d_budget/pdf/300227.pdf。
[36] See “President Trump’s Imaginary Numbers on Military Aid to South Korea，” February 25， 2019， http：//www.haymeslaw.com/president-trumps-imaginary-numbers-on-military-aid-to-south -korea/.
[37] Michael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p. 9.
[38] Aaron Mehta， “ ‘Pivot to the Pacific’ is Over， Senior U.S. Diplomat Says，” Defense News， March 14， 2017， https：//www.defensenews.com/pentagon/2017/03/14/pivot-to-the-pacific-is-over -senior-u-s-diplomat-says/.
[39]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p. 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40] James Mattis， “First Plenary S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ne 3， 2017， https：//www.iiss.org/events/shangri-la- 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17.
[41]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2014， p. 126.
[42]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101.
[43] Robert D. Kaplan， “The Geography of Chinese Power： How Far can Beijing Reach on Land and at Sea？”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3， 2010， p. 33.
[44]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p. 17.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 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45] 关于这种将世界进行空间化和等级化理解的观点，参见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
[46]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610.
[47] Hans W. Weigert， “Haushofer and the Pacific： The Future in Retrospect，” Foreign Affairs， Vol. 20， No. 4， 1942， p. 735.
[48] Andrew S. Erickson and Joel Wuthnow， “Why Islands Still Matter in Asia： The Enduring Significance of the Pacific ‘Island Chains，’ ” February 5， 2016， http：//www.andrewerickson.com/ 2016/02/why-islands-still-matter-in-asia-the-enduring-significance-of-the-pacific-island-chains/.
[49] David Scott， “U.S. Strategy in the Pacific–Geopolitical Position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610-611.
[50] “深度接觸”战略主张美国应保持其海外安全承诺，维持其长期以来一直执行的前沿防御，实时、实地消除“威胁”;与之相对，“离岸平衡”则是一种“延后的”防御战略，主张美国应削减海外兵力、撤出海外基地，鼓励区域内的国家自身去应对“威胁”，只有区域内的国家无法应付时美国才军事介入。参见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p.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