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幸免。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和缓解他的焦虑，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这年深秋，他前往风景绝佳的皖南黄山。观景忆事，他似乎忘却了眼前的病痛和烦恼。
　　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1956年10月，他在全军第六次军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形象地比喻说：“目前看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两种学习的方法：一种人是学老牛吃草，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吃下去再‘反刍’；一种人是学西方寓言上的驴吃草，东瞻西望老吃不下，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是一根草都没有吃进去。前一种人说，你根本没有吃或没有尝过味道，怎么能分析好坏，结论是赞成做老牛。但后一种人反驳说，学习要有选择，但他们老迟滞在选择阶段，结果是做老驴。我想，这两个方面应该加以批判的结合。就是说首先要认真学，要把先进的东西通通吃下去，不要东瞻西望。但在学习中要加以分析批判，学到手以后，又要加以发展……”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幸免。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据《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