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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文献典籍、民俗学资料、文物古迹等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既进行了中国南方竹木城郭形制——竹楼、竹城、竹宫的推演，同时也进行瓯骆古国“城”和皇宫类大型建筑的构想。
【关键词】竹楼；竹城；竹宫
【作 者】潘春见，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宁，530004；邓璇，三峡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研究生。湖北宜昌，443002
【中图分类号】TU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6-102-008
Abstrac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lassical documents， folklore data and cultural relics and ancient remain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deduction to the shape of town built with bamboo building， bamboo town and bamboo palace in southern China， it also conceives the “town” and large-scale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u Luo state.
Key Words： bamboo building； bamboo town； bamboo palace
历史上，中国—东南亚壮泰各族的干栏建筑材料取自山林的竹、木、茅草，通过“依树积木”“竹茅茨屋”而成竹楼、竹城、竹宫。而由于竹木建材易燃易朽，因此，历代瓯骆君王所建的与他们的政治目标、身份、地位相一致的高等级大型建筑，早已灰飞烟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瓯骆王宫已完全无迹可寻，事实上，历史上广泛分布在中国长江以南直至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至今在中国—东南亚壮泰各族中仍继续得到延续和使用的各种干栏房，可为瓯骆“城”和皇宫类大型建筑的推演提供想象的空间。
一、文献典籍中的竹城、竹宫和干栏
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早在夏朝建立之前，我国北方已出现城郭。王谟辑《世本·作篇》有“鲧作郭城”的记载，《吴越春秋》有“鲧作城以保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到夏、商、周，出现郭城内外的城乡分化，到东周秦汉时期，出现内城外郭即城内有城、严整规范、复杂多变的城郭形制。
但瓯骆故地至今没有发现秦汉以前的城郭遗址，汉代以后的文献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考古上的“无城郭”空白。如《汉书 ·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淮南王安谏伐闽越书说：“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1]攀绰载《蛮书》卷4载：“茫蛮部落……楼居无城郭。”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路过广西象州时，留下的《蛮中醉·过象州》：
“瘴塞蛮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头。
青山海上无城郭，惟见松牌出象州。”
以上说明，直到汉代，百越地仍没有城郭和大型宫殿类建筑。为此，人们不禁要问，当北方的帝王将相们都忙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2]的时候，南方的西瓯骆越君王们，他们是如何卫君与守民的？与此同时，当城郭把人们的聚落区分出最初的城镇和乡村的时候，瓯骆大地上的城和镇又到底是什么样的？
关于以上问题，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初步形成西瓯骆越的君王们卫君守民的城郭应为竹城竹郭竹寨的观点。如梁庭望教授在《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一书序言中指出：“一般而言，古代城市多石城汤池，并有石质或夯土城基，尤其北方干燥寒冷，不仅有城基，有的还要深入地下，以便保温。但南方炎热多雨，野兽虫蛇繁衍横行，为防潮、防暑、防蛇、防虫、防兽，壮人俗居干栏，其柱垫以石础防腐，村落围以荆棘栅栏。在汉族人入岭南之前，西瓯骆越的都城和城镇，当是干栏式宫室，围以木栅或荆棘为墙。……干栏式宫室、栅栏围墙、荆棘围墙，一旦失火于兵燹，或腐败坍塌，便痕迹难存。”郑超雄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一书认为：“壮族地区在先秦其实早有城市，只不过不是中国北方的那种格局，不是高高的砖石方墙，围着高出地面深入地下的房基以及耸立其上的重檐宫室，而可能是栅栏或高密度荆棘围墙，轻巧的木结构宫室立于石础之上。这样的城池利于防暑、防潮、防风、防贼、防兽、防震，对于岭南人而言，爬土城墙不算什么，爬带刺的高篱墙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南方的这种木结构城市建筑最怕失火，大火过后，城市化为灰烬，什么也不剩。还有小部分小市镇是歌圩性质的，定期成圩，散圩便只剩下旷野，何处寻觅？”
而考之相关的文献典籍，我们发现，以上竹木城郭形制的推测是有据可依的。
（一）广西首府南宁，历史上以“竹城”盛名。唐代，南宁被称“竹城”，意为环植刺竹为卫为防为城。唐刘恂《岭外录异》载：“刺竹，其枝上刺，南人呼刺勒。自根横生枝条，层转如织，虽野火焚烧，只燎细枝嫩条。其笋丛生，转得牢密。邕州旧以为城，蛮昼来侵，竟不能入。”唐《酉阳杂俎》卷十八《广动植》之三《木篇》载：“刺竹，一名芭。竹节皆有剌，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攻”； 元代李衎《竹谱》载：“勒竹，一名棘竹，一名答黎竹，一名攡竹，一名莒竹。出广右两江，安南尤多。即刺竹也，南方呼刺为勒，大者二尺围，肉厚几实中，人破为弓材。竹叶下垂，自根至稍，每枝节间对生二刺。尖杪弯曲如钩，人家环植为垣墙，初植数茎作一丛，三五年后，枝曼自相纠缠，多钩刺，虽鸡犬羊豚不能入。”清代，南宁依然是一座由丛生的刺竹拱卫而成的“竹城”，汪森《粤西丛载》转引《南宁府志》说：“竻竹，今南宁处处有，唐宣宗时，王式为安南都护，式树竻竹为栅，深堑其处，寇不能冒。黄齐守新州，无城，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入。闻交趾外城，亦是如此。余至南宁，尝于城隘处所，移种植之，自后数年，骈接成林，宛若卫，亦保障之一事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九亦载：“竹城或曰即今府城。唐大中十二年，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至交趾，树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 可见，南宁是中国唐代最负盛名的“竹城”，至明清，这座南疆名城曾一度以竹为卫为郭，邕州军民曾以竹城竹垣构成的防御体系成功反抗抵御外寇的入侵。
（二）宋时广东肇庆新兴与南宁的“竹城”之缘。宋代中国南方有三座竹城，分别是广东肇庆新兴、湖南岳州、南京高淳。明《一统志》卷六十二《岳州府·古迹》：“竹城，宋建炎绍兴之扰，州尝寄治仙明洲之东岸，以竹为城，至今人犹以竹城目之”指的是湖南岳州的竹城；明《一统志》卷六《应天府·古迹》：“竹城，在高淳县东南六十里”中的“竹城”为南京高淳竹城。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广东肇庆新兴，唐至德二年，被贬今广东新兴县参军的杜甫之侄杜位的一首《筠城旭日》诗：
新州万竹绕为城，旭日穿林纳户明；
寂寂门庭无吠犬，猗猗竹坞有啼莺；
春雷动处龙孙长，朝露唏时凤尾轻；
堪笑王公虚设险，德风化世自然清。
从该诗句可知，唐时新兴因万竹绕护而得“竹城”“筠城”“竹坞”之称，后一直沿用。明邱浚《梦起偶书》：“秋来归梦到家园，景物分明在眼前。树挂碧丝榕盖密，篱攒青莿竹城坚。”[3]明末清初沈煌《寄赠止岳弟刺史粤东》：“竻竹城边试锦衣，烂柯山下草初肥。春风几夜吹乡梦，径傍天南一雁飞。”[4]作者自注：“宋州守黄济绕城植竹，因名筠城。”清袁俞枌《新州竹枝词》开篇写道：“游踪三载住筠城，文献争传竻竹名。”作者自注：“宋高宗时，郡守黄济以竻竹环植为城，因名‘筠城’。”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竹》记载：“新兴向无城，环种是竹，号竻城。”清孙福清《新州竹枝词》：“丛篁绕郭绿周遭，百里筠城气象豪。砺甲争夸琴样好，新抽蛮竹号思簩。”
而一些史料则说明新兴竹城与广西南宁有联系。如南宋胡寅撰写的《新州竹城记》：“绍兴二十年，八桂黄济义卿，由肇庆别驾来摄郡。……取野竹骈植之，环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月而毕。……唐大中中，王式为安南都护，始至无城池。式乃立木栅，堑其外而栽竹焉，是时诏蛮侵疆莫能犯也。”[5]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新州有竹城，交趾外城亦是此竹，即式所植者。”意为汪森《粤西丛载》转引《南宁府志》所说的唐时安南都护王式在南宁、安南种竹为防为卫；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竻竹，其上生刺，南人谓刺为竻，种之极易密，久则甚坚，新州素无城，经此竹环植，号曰竹城。交趾外城，亦种此竹。”
以上说明，宋时广东新兴“竹城”的完善加固，不仅与当时摄政新兴的广西人黄济有关，而且又与唐代的安南都护王式以竹为卫为郭的防御思想一脉相承。说明广东肇庆新兴“竹城”的兴盛发展，曾一度受到南宁竹城的影响，并与南宁竹城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三）历史上中国南方的竹筑村防、江防、海防。历史上中国南方人使用竹子的智能不仅在城防中实现了如宋人戴凯之《竹谱》所载的：“棘竹骈深，一丛为林，根若推轮，节若束针，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的使命，同时还把竹子的这种“城固是任”普及到村防、江防、海防的工事中来。
首先是村防。《皇华纪闻》载：“广州多竻竹，其节多刺，田家僧舍植为籓篱。”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有竻竹，一名涩勒。勒，刺也。广人以刺为勒，故又曰勒竹，长芒密距，枝皆五出如鸡足，可蔽村砦”。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上说当时的广西：“山野间，每数十家成一村，共植此竹（指竻竹）环之，以为屏翰，则蛇鼠不能入，足可为备御计。闻猺贼亦皆恃此为金汤，官军亦无可奈何。后见续竹谱，云南人呼剌为箣，音勒，邕州旧以为城。蛮蜑来侵，不能入。今郁林州种此城外，呼为护城。”而直到清末贵县石卡的洞心村还是：“此村周围有三层城，内层是高厚的石城，中层是浓密的簕竹城，外层是一圈，丈把深，二丈左右宽，足不能涉（深），舟不能行（暗礁）的水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6页，1985年5月，内部资料。从这些文献可知，历史上的两广曾普遍盛行种植刺竹护村，现在两广一带的古地名簕竹镇、竹围村等应与此有渊源关系。
其次是江防。明代著名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述：“种篥竹（箣竹）以御寇，余曾为广西大参张叔翘言之，渠寇致广右赉捧入都，大以吾言为然。后安南之寇来侵土司，沿江有篥，皆不能渡，当益信余言不诬耳。”因为“篥竹，实中劲强有毒，锐似刺，虎中之则死。” [6]康熙十六年，广西巡抚舒辂凑请两广总督苏昌“请于思陵土州沿边种竻竹，杜私越”；虽未获准，但说明当时两广人沿江边种植篥竹防护林以防匪盗的传统已被当时的封疆大吏所注意并有意效仿。
其三是海防。乾隆时人孙霖《赤嵌竹枝词》云：“竹枝环绕木为城，陡听波涛海曲生。无数珊瑚大可爱，人家篱落暮烟横。” [7]清《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九载：“台湾地方一厅四县，向无砖石城垣，惟嘉义系属土城，余俱用箣竹围插。”“如府城，本系箣竹围插，与他县无异，经官兵、义民竭力保守并无疏失，即此可为明证”，清郁永和《采硫日记》卷上记载的二首台湾“竹枝词”其一：“编竹为垣取次增，衙斋清暇冷如冰。风声憾醒三更梦，帐底斜穿远浦灯。”注曰：“官署皆无垣城，惟插竹为篱，比岁增易。无墙垣以为蔽，远浦灯光直入寝室。”其二：“恶竹参差透碧霄，丛生如棘任风摇。那堪节节都生枝，把臂林间血已漂。”注云：“竹根迄筜以至于叶，节节皆生倒刺，往往刺发毁肌，察之皆根之萌也。故此竹植地即生。”可知，“环植箣竹”的竹城是早期台湾城防、海防的普遍形式。
（四）历史上的台湾竹城有“不啻金汤之固”之美誉。根据康熙六十年平定台湾朱一贵之乱的重要文献，蓝鼎元所著《平台纪略·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己亥》（《鹿州初集》卷二）记载：“台地未有城池，缓急无以自固。……惟有种植箣竹为城。……先定其规模，量明丈数，不动声色，凡庭审轻罪应责者，每一板准种竹五株自赎，廿板则百株矣。应枷者，种二百株亦准免。但必于临刑时亲询其有力情愿，然后罚之；不愿勿强也。无求速成，无立意要罚，只是常存此心，顺其自然。守令俱如此，不半年城可成也。城门各筑敌楼。如力有未及，植木栅暂蔽内外，立可守御。若有余力，更于竹外留夹三五丈，另植箣桐一周，广尺密布，又当一重木城。外挖一濠限之。濠外采山苏木子撒种，当春发生，枝坚箣密，又当一层保障。再于箣桐城边，量筑窝铺数十座，以当炮台，为登陴守御之所。炮台相离，以左右炮力管到之处为准。接连建筑，使敌不得近城。西面人家临海，无地可容竹桐，筑灰墙为雉堞，便施鎗炮，不啻金汤之固也。”康熙五十五年由陈梦林撰修的《诸罗县志·规制志》载：“常就此地土物所宜，为因利乘便之计；有不籍壁垒而坚者，刺（箣）竹是也。其附根节密，其枝横生，其刺坚利，若环植而外布渠荅，坚筑敌楼，于东南西北之卫，即矢石炮火可左右下，敌不得近。虽云梯百丈，无所用之，雉蝶岂能相过哉。今县志东北比栉可观矣。西南牛羊践履，故多阙焉；补而培护，加以楼橹，万世之功也。各庄民居稠密之处，皆当效此。仓促凭以相守，亦中周虎落之固矣。” 由此可知，直到康熙年间，同属百越地的台湾城池，普遍种竹为城，且筑这种竹城成本低，用时短，一般种竹半年可成，但能挡住枪炮、云梯，有“不啻金汤之固”的美誉。
（五）历史上越南的“竹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式有才略，至交趾，树竻木（棘竹）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晋戴凯之《竹谱》载：“刺竹生交州诸郡，丛初有娄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座不可攻”。《广东通志·物产》：“竻竹多刺，土人用为藩篱，近交趾境尤多。”可知，历史上的越南也是“环植箣竹”为城为堑，并达到“座不可攻”的目的。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受安南阮福周政权之邀前往越南古占婆国都城顺化“以中国之纪纲，变殊方之习俗”的广州僧人大汕所看到越南顺化城也还是一个“漫无城郭，周围种竻竹为垣，竹内列茆房” [8]的竹城。至1984年9月，越南军人为防柬埔寨从泰国回攻越南，还曾在柬埔寨北部和泰国交界处，兴建代号为“K5”的号称万里长城的“竹城”。
（六）历史上东南亚国家泰国、越南、柬埔寨、爪哇国的竹木筑城造郭和守关。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说，元朝时的柬埔寨，除国都吴歌城用石块作墙外，另外的“属郡九十余，……皆以木排栅为城。”《唐志》说：“婆国，一名诃陵国，在南海中，以木为城。”
《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丙午条载，明代中越关系史上曾发生一件影响深远的“陈天平事件”。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有一段关于安南竹设城隘关的描写：“从丘温东南行十数里至褄关，度岭西南行两山间，初所见黄茅修竹，既而深林茂树，水阔不数尺，然周遭百折，或百步一涉，或半里一涉，凡六、七十处。复度一岭，夹道皆古木苍藤，有巨石挺出，篁竹薄丛，最为厄险，名老鼠关。西行，……凡三十里抵刺竹关，有兵守之。关上两山相交，仅通马道，大竹皆围二尺，上有芒刺。盖其国控扼要地，所称鼠关、狼塞之险也。”又有一段关于安南以竹木为濠沟、堑道的记载：“贼恃东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为固，于江北岸缘江树栅，多邦隘增筑土城，城栅相连至九百余里，又于富良江南岸环江置桩，尽取国中舡舰列江内，诸江海口俱下杆木以防攻击。”
从以上可知，历史上的中国南方以至东南亚一带，其城郭形态和建制是不同于中国北方的，外濠、内堑多夹河植竹，树竹、木桩，形成竹木濠沟、堑道，以达到卫君守民的目的。只不过，由于竹木类的城墙濠堑不易保存，故时间一长便难以在考古学上找到其遗迹。不过我们仍可以从泰国清迈的wat chiang man壁画及泰国五世拉玛皇宫壁画中，大致看出古代泰国以竹木构筑城墙濠堑的都城形象。
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历史上盛行的环植刺竹而筑竹墙防卫工事之智慧，应源于百越先民“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的生产生活环境，源于他们视竹为国之利器、英雄之魂魄的民族心理，如壮族的《蜂王传说》《简宜》《莫一大王》《独子王》《侬智高》，侗族的《吴勉》，仫佬族的《稼》等传说的“竹节孕兵马”情节，都把竹子视为兵为器为防为震慑之军威。这既是南方少数民族普遍掌握精通的战略战术，同时也是他们以竹为城防的军事思想的反映，更是他们所携带的竹文化基因在城防、江防、海防、村防领域的物质与精神之超越。
二、文献典籍和民俗资料中的竹宫
根据考古和《卜辞》材料，中原汉人到了殷代便开始建造简单的宫室，其中的“宫”指整栋房子，“室”指其中的一个居住单位。整个宫室的内部空间分堂、室、房。其中，正中央神台的正前方为堂，堂的后面是室，室的东西两侧为东房和西房。最初宫室不分，如《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贵贱不分，如《孟子·滕文公上》：“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但到了秦汉以后，宫便成为帝王之居，有气势上的庄严、雄伟、壮观之含义。帝王宫中的“堂”发展成为“殿”，于是，宫廷、宫殿、皇宫等便成为仅限于帝王受朝理事的处所，或庙宇里的主要建筑如神宫、神殿等。
而历史上的瓯骆国有没有建造过专供帝王受朝理政的皇宫、神殿？这种皇宫神殿的形状到底如何？至今还是个谜。不过，大量的史料、民俗学资料显示，历史上的瓯骆国建造过如汉族宫廷、宫殿、皇宫那样气派的房子，也有与宫廷、宫殿、皇宫相对应的专有名词，只不过由于历史的久远，南方的竹木系建筑材料不如北方的土石系建筑材料坚固恒久，因此，那些耸立在历史尘埃中的雄伟竹木建筑，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竹楼房舍与楼阁系宫殿。由于竹喜暖畏寒，故多生岭南，岭南的西瓯骆越因此得以世代生活在“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世代居住在竹楼干栏之上。
晋戴凯之《竹谱》的“厥体俱进，南越之居，梁是供”，指的就是岭南越人用竹做梁柱搭建而成的房子；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土门》的：“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民编竹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豕，谓之麻栏”说明，当时的岭南越人干栏不仅以竹木作梁、作柱、作桁，同时以竹子或竹篾作墙作地板，这种干栏仅以茅草为屋顶，因此，可称为茅草盖干栏。
后来，竹干栏的屋顶还以竹作瓦，形成竹盖干栏。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土门》有：“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滴漏”的记载。明《邕宁县志》载：“慈浮竹，将剖开一俯一仰，可代陶瓦”之记载；清沈日霖在其《粤西琐记》中称粤西“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衙署上房，亦竹屋。”
至今，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则仍住竹楼房舍，如广西龙胜的平安寨、傣乡的竹楼，一直延绵至今，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堪称世界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而那些竹楼房舍，在南方壮侗语民族的语言中，都叫“ranz”，也是中国古书上所记载的干栏、麻栏、高栏、阁栏和葛栏等。而据考证，历史上广泛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古代百越族群是我国最早创造和居住干栏建筑的族群之一。在这些族群中，由百越族群的重要支系西瓯骆越发展而来的壮侗语民族及广西苗、瑶、彝等少数民族，是我国至今仍在使用干栏建筑，仍在继承和发展干栏建筑的少数民族之一。 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瓯骆之民离开岩洞住屋以后，便以氏族为单位，在河畔台地上定居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被动地追随着适合“依树积木”的大树过着就木巢居的生活。后来，随着稻作农业的形成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一些适合造屋的大树并不一定长在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而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又不一定长着适合造屋的树木，于是，为了能够最大化地节省劳作的往返时间，人们更愿意选择就近有田地可以耕作的地方营造房舍，由此便诞生了一种与巢居一脉相承，但在建筑史上却是历史性变革的择居而移木的造屋形式。
这种造屋形式蕴含着巧夺天工的建筑意蕴，推动干栏的起始原型巢屋逐渐走向形制的完善和完美，逐渐演化出堪与北方的宫室建筑体系遥相呼应的“干栏”建筑体系。这正如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所指出的：“干栏式建筑促成了穿斗式结构的出现，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提高地板（居住面），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在中外建筑史上写下光彩的一章。”
而考之先秦、汉文献，“很少见楼字，《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赵歧注：‘岑楼，山之锐岭者’，据此则不是楼房的楼。《说文》：‘楼，重屋也’，又‘层，重屋也’，《考工记》上也讲到‘殷人重屋’重屋指的是复屋（栋上加栋），而复屋是不可以信人的（段玉裁说）可能战国晚期出现了楼房，汉代显然有楼房了，而且不止两层”，[9]987可见，从文字发展史来看，“楼房”的“楼”源自于由“方寸之木”结合而成的房子，其性质与壮族干栏由木桩、地梁和地板结合而构成的房子一样。而在壮语中，楼房的“层”叫“caemq”或“caengz”，与《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中的“岑楼”中“岑”音近， 因此，《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中的“岑楼”很可能不是赵歧注中的“岑楼，山之锐岭者”，而是壮语中的“caemq”或“caengz”之意。如果是这样，古汉语中的“岑楼”，可能源自于壮侗语民族干栏建筑的“层”“叠”之意。
也就是说，从木构古建筑学、文字学、语言学来看，南方的竹楼房舍及其以梁柱为主的构架结构技术的发展，既是汉族楼阁的起始原型，同时也是我国木构古建筑的基础。而在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古代，能够有充足的物力、财力建造两层或两层以上楼阁的人家，肯定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最早很可能就是帝王之家，因此，他们所造的那壮丽的楼阁式房子，即后来被称之为王宫和宫殿的房子，事实上是北方的宫室建筑与南方的竹楼房舍建筑交汇的结果。
（二）竹楼大屋与竹宫王殿。传统的干栏建筑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下层架空，为圈养牲畜和置放杂物之所，壮语叫“riengh”；最上层主要为储存谷物之所，壮语叫“gwnzmba：m”，中间一层住人，壮语叫“gwnzranz”。“gwnzranz”为“ranz”的主体部分，与中国古书中的干栏、干兰、高栏、阁栏和葛栏等名称，音义相通或相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书中的干栏、干兰、高栏、阁栏和葛栏等，实指壮族干栏中住人的部分，即中间一层，而不是整栋房子。
与此同时，“ranz”的主体部分又因其功能分ting、hoq、houq 或rug。其中的ting相当于汉宫室的“堂”，其中的hoq、houq 或rug，相当于汉宫屋的室与房。而汉宫室中的“室”和毗邻厅堂神台东侧的第一间房，壮语叫hoqhong、houqhong 或rughong，其中的hong为“大”为“贵”之意，一般为长辈、长子、长孙的卧室。若一栋房子有多厅、多进、多廊、多房，便构成一座布局规模宏大、结构雄伟壮观的大房子，壮语叫这样的大房子为“ranzhong”。其中的hong也有大和贵之意。因此，壮语中虽然没有专供帝王受朝理事的宫廷、宫殿、皇宫之称，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瓯骆国的统治者们到底住哪种形状的住所，但从“ranzhong”一词我们可大致窥视出那小康之家的“ranzhong” 、帝王之家的“ranzhong”，他们之间的丰俭尊卑、等级气派都不一样。
远古小康之家的“ranzhong”，从出土的汉代陶屋可略见端倪。而帝王之家的“ranzhong”，就难察详情了。不过，壮语中有因建筑材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ranz”的称谓，如用荆条、竹子、竹片围成的房子，壮族叫“ranzfag”或“ranzfaz”，可直译为竹房、竹屋、竹楼；用茅草盖顶的房子叫“ranzfhaz”，可直译为草房；用瓦盖顶的叫“ranzngvax”，可直译为瓦房；土筑的叫“ranznamh”，可直译为土房，石筑的叫“ranzrin”，可直译为石头房，等等。其中，用竹子造成的专供帝王使用的“ranzhong”（大房子），如果翻译成汉语，大概可译成皇宫竹殿，或竹宫竹殿。而根据南朝沈怀远《南越志》的记载：“栅居，实惟俚之城落。”及“俚”为东汉至宋代之间对壮族的一种称呼，可知，在东汉至宋代之间，壮族地区已出现用竹木搭建而成的城落，且这种城落很可能就是壮语称之为“ranzfaz”的竹木建筑群。
而据史书记载，历代楚王都建有大量行宫以供游乐，其中，屈原在《九歌·东君》有一首写到干栏式建筑的诗句：“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按照台湾大学凌纯声的壮语音译法，可翻译为“太阳将升于东方，照耀在我家的干栏上”[10]显然诗中干栏为王者之家的竹楼王宫。而楚成王在郢都南面所建的“渚宫”，楚灵王时所建的章华台都是当时楚国的层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都是干栏建筑。可见，《九歌·东君》中的“干栏”和史书记载中的“渚宫”，显然是一种有别于一般干栏、很可能是专供帝王使用的皇宫竹殿。
另外，在远古的中国南方，只有王者才能铸造和使用铜鼓，因此，铜鼓上干栏纹饰图像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就是远古瓯骆先民的王宫，这种王宫的形状，可在两件传世铜鼓的底部所铸的若干“干栏”式建筑图像，略知端倪。其中的一种图案为长方形，从正面可以看到有五根达顶的柱子，有的桩底端加粗，可能表示柱础，屋顶覆盖条状纹，象征茅草或其他，顶部中央有一葫芦形的装饰。其中的另一种图案是圆形的，底架有四根桩柱，有的柱子底端也加粗，底架之上另安柱子，周围饰方格状交叉纹，象征着用竹子编成的墙壁，顶部覆盖编织物，顶部中央也有葫芦形装饰，似为当时的崇拜物。在长方形“干栏”式建筑附近，还有4—5个小的图案，均作尖圆锥形，底架下部支有4 到7 根桩柱，图案中还有人物、禽兽、树木、池塘等等。如果说铜鼓是王者之家的重器，那么，铜鼓上的干栏房子图案无疑就是古代越王的王宫竹楼或竹殿。 （三）柬埔寨吴歌寺的建筑造型启示的竹楼宫殿。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显示，柬埔寨吴歌寺建筑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竹笋的造型和崇拜，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举世闻名的建筑与竹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对东南亚的宗教建筑造型研究发现，其建筑外观造型多与他们的两种图腾极为相似，一是那迦形象，另一个是竹笋形象。柬埔寨吴哥古迹中的女王宫，其每一个独立的塔祠都如是一根茁壮的正在破土而出的竹笋，而多个塔祠构成的塔群，则如满山遍野的竹笋正在破土而出，正在显示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气势。
吴歌佛塔建筑造型上的竹笋群像，很可能源自佛教与竹的关系。据说，佛陀成道不久，频毗娑罗王，为了让佛陀安心弘法，便在王舍城北方的迦兰陀竹林内，建立竹林精舍，以供养佛陀。尔后许多佛陀的出家弟子，便陆续来到竹林精舍共住，形成大规模的僧团组织。后来，竹林精舍与舍卫国的只园精舍，便并称成为佛教最早的两大精舍。于是，佛教徒们生前在竹林精舍中修炼学道，死后便葬于竹塔林中受人供奉敬仰。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种竹林精舍很可能在中国演化为一种与中国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性建筑，这种宗教性建筑的特征之一就是建在竹林之中，特征之二就是建筑材料主要为竹子。如汉文献中出现的皇宫竹殿或竹宫竹殿，多为佛教、道教的建筑，其中，以竹构造的佛院被称为“竹院”；以竹营造的禅房叫“竹房”，以竹构建的佛殿叫“竹殿”，以竹构造的帝王礼佛之所叫竹宫。汉武帝曾在甘泉祠旁营造竹官（此宫又名甘泉祠官）。《三辅黄图》载：“竹宫，甘泉祠宫也。以竹为宫，天子居中。”以竹筑就的道教供奉太上老君及神仙的殿，叫竹宫竹殿。杜光庭《题福堂观二首》（其一）曰：“盘空蹑翠到山巅，竹殿云楼势逼天。”用竹子搭就的作为道教进行宗教活动的法坛叫“竹坛”。唐代诗人钱起《宴郁林观张道士房》诗说：“竹坛秋月冷，山殿夜钟清”。可见，竹宫、竹殿、竹庙、竹祠等建筑形式，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与佛教的最初建筑特征有关。
而竹崇拜是中国南方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竹生人”“竹节孕兵马”是我国西南、华南、台湾高山族和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共有的神话传说题材。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西汉漆绘提梁铜筒，全器仿竹节形，其形状颇似今天广西壮族、苗族、瑶族外出劳动时随身携带的用以盛水或装粥的竹筒。竹型筒器上，满绘人物、禽兽、花木、山岭和云气，从下往上看，似方士引导墓主灵魂一步步升上天国，这件竹节形铜器，显然也是古代瓯骆越人竹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说明，在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一带，竹子具有宗教学上的再生和永生的图腾象征意义，或许正是本土文化中的这种象征意义，与佛教中的浮图生前死后都以竹屋为居宗教信仰的奇妙结合，才演化出象吴歌佛塔这样辉煌壮丽的群笋建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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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润柏〕
【关键词】竹楼；竹城；竹宫
【作 者】潘春见，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宁，530004；邓璇，三峡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研究生。湖北宜昌，443002
【中图分类号】TU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6-102-008
Abstract：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lassical documents， folklore data and cultural relics and ancient remain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deduction to the shape of town built with bamboo building， bamboo town and bamboo palace in southern China， it also conceives the “town” and large-scale architecture of the ancient Ou Luo state.
Key Words： bamboo building； bamboo town； bamboo palace
历史上，中国—东南亚壮泰各族的干栏建筑材料取自山林的竹、木、茅草，通过“依树积木”“竹茅茨屋”而成竹楼、竹城、竹宫。而由于竹木建材易燃易朽，因此，历代瓯骆君王所建的与他们的政治目标、身份、地位相一致的高等级大型建筑，早已灰飞烟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瓯骆王宫已完全无迹可寻，事实上，历史上广泛分布在中国长江以南直至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至今在中国—东南亚壮泰各族中仍继续得到延续和使用的各种干栏房，可为瓯骆“城”和皇宫类大型建筑的推演提供想象的空间。
一、文献典籍中的竹城、竹宫和干栏
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早在夏朝建立之前，我国北方已出现城郭。王谟辑《世本·作篇》有“鲧作郭城”的记载，《吴越春秋》有“鲧作城以保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到夏、商、周，出现郭城内外的城乡分化，到东周秦汉时期，出现内城外郭即城内有城、严整规范、复杂多变的城郭形制。
但瓯骆故地至今没有发现秦汉以前的城郭遗址，汉代以后的文献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考古上的“无城郭”空白。如《汉书 ·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记载淮南王安谏伐闽越书说：“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1]攀绰载《蛮书》卷4载：“茫蛮部落……楼居无城郭。”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路过广西象州时，留下的《蛮中醉·过象州》：
“瘴塞蛮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头。
青山海上无城郭，惟见松牌出象州。”
以上说明，直到汉代，百越地仍没有城郭和大型宫殿类建筑。为此，人们不禁要问，当北方的帝王将相们都忙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2]的时候，南方的西瓯骆越君王们，他们是如何卫君与守民的？与此同时，当城郭把人们的聚落区分出最初的城镇和乡村的时候，瓯骆大地上的城和镇又到底是什么样的？
关于以上问题，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初步形成西瓯骆越的君王们卫君守民的城郭应为竹城竹郭竹寨的观点。如梁庭望教授在《大明山的记忆：骆越古国历史文化研究》一书序言中指出：“一般而言，古代城市多石城汤池，并有石质或夯土城基，尤其北方干燥寒冷，不仅有城基，有的还要深入地下，以便保温。但南方炎热多雨，野兽虫蛇繁衍横行，为防潮、防暑、防蛇、防虫、防兽，壮人俗居干栏，其柱垫以石础防腐，村落围以荆棘栅栏。在汉族人入岭南之前，西瓯骆越的都城和城镇，当是干栏式宫室，围以木栅或荆棘为墙。……干栏式宫室、栅栏围墙、荆棘围墙，一旦失火于兵燹，或腐败坍塌，便痕迹难存。”郑超雄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一书认为：“壮族地区在先秦其实早有城市，只不过不是中国北方的那种格局，不是高高的砖石方墙，围着高出地面深入地下的房基以及耸立其上的重檐宫室，而可能是栅栏或高密度荆棘围墙，轻巧的木结构宫室立于石础之上。这样的城池利于防暑、防潮、防风、防贼、防兽、防震，对于岭南人而言，爬土城墙不算什么，爬带刺的高篱墙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南方的这种木结构城市建筑最怕失火，大火过后，城市化为灰烬，什么也不剩。还有小部分小市镇是歌圩性质的，定期成圩，散圩便只剩下旷野，何处寻觅？”
而考之相关的文献典籍，我们发现，以上竹木城郭形制的推测是有据可依的。
（一）广西首府南宁，历史上以“竹城”盛名。唐代，南宁被称“竹城”，意为环植刺竹为卫为防为城。唐刘恂《岭外录异》载：“刺竹，其枝上刺，南人呼刺勒。自根横生枝条，层转如织，虽野火焚烧，只燎细枝嫩条。其笋丛生，转得牢密。邕州旧以为城，蛮昼来侵，竟不能入。”唐《酉阳杂俎》卷十八《广动植》之三《木篇》载：“刺竹，一名芭。竹节皆有剌，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攻”； 元代李衎《竹谱》载：“勒竹，一名棘竹，一名答黎竹，一名攡竹，一名莒竹。出广右两江，安南尤多。即刺竹也，南方呼刺为勒，大者二尺围，肉厚几实中，人破为弓材。竹叶下垂，自根至稍，每枝节间对生二刺。尖杪弯曲如钩，人家环植为垣墙，初植数茎作一丛，三五年后，枝曼自相纠缠，多钩刺，虽鸡犬羊豚不能入。”清代，南宁依然是一座由丛生的刺竹拱卫而成的“竹城”，汪森《粤西丛载》转引《南宁府志》说：“竻竹，今南宁处处有，唐宣宗时，王式为安南都护，式树竻竹为栅，深堑其处，寇不能冒。黄齐守新州，无城，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入。闻交趾外城，亦是如此。余至南宁，尝于城隘处所，移种植之，自后数年，骈接成林，宛若卫，亦保障之一事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九亦载：“竹城或曰即今府城。唐大中十二年，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至交趾，树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 可见，南宁是中国唐代最负盛名的“竹城”，至明清，这座南疆名城曾一度以竹为卫为郭，邕州军民曾以竹城竹垣构成的防御体系成功反抗抵御外寇的入侵。
（二）宋时广东肇庆新兴与南宁的“竹城”之缘。宋代中国南方有三座竹城，分别是广东肇庆新兴、湖南岳州、南京高淳。明《一统志》卷六十二《岳州府·古迹》：“竹城，宋建炎绍兴之扰，州尝寄治仙明洲之东岸，以竹为城，至今人犹以竹城目之”指的是湖南岳州的竹城；明《一统志》卷六《应天府·古迹》：“竹城，在高淳县东南六十里”中的“竹城”为南京高淳竹城。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广东肇庆新兴，唐至德二年，被贬今广东新兴县参军的杜甫之侄杜位的一首《筠城旭日》诗：
新州万竹绕为城，旭日穿林纳户明；
寂寂门庭无吠犬，猗猗竹坞有啼莺；
春雷动处龙孙长，朝露唏时凤尾轻；
堪笑王公虚设险，德风化世自然清。
从该诗句可知，唐时新兴因万竹绕护而得“竹城”“筠城”“竹坞”之称，后一直沿用。明邱浚《梦起偶书》：“秋来归梦到家园，景物分明在眼前。树挂碧丝榕盖密，篱攒青莿竹城坚。”[3]明末清初沈煌《寄赠止岳弟刺史粤东》：“竻竹城边试锦衣，烂柯山下草初肥。春风几夜吹乡梦，径傍天南一雁飞。”[4]作者自注：“宋州守黄济绕城植竹，因名筠城。”清袁俞枌《新州竹枝词》开篇写道：“游踪三载住筠城，文献争传竻竹名。”作者自注：“宋高宗时，郡守黄济以竻竹环植为城，因名‘筠城’。”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草语·竹》记载：“新兴向无城，环种是竹，号竻城。”清孙福清《新州竹枝词》：“丛篁绕郭绿周遭，百里筠城气象豪。砺甲争夸琴样好，新抽蛮竹号思簩。”
而一些史料则说明新兴竹城与广西南宁有联系。如南宋胡寅撰写的《新州竹城记》：“绍兴二十年，八桂黄济义卿，由肇庆别驾来摄郡。……取野竹骈植之，环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月而毕。……唐大中中，王式为安南都护，始至无城池。式乃立木栅，堑其外而栽竹焉，是时诏蛮侵疆莫能犯也。”[5]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新州有竹城，交趾外城亦是此竹，即式所植者。”意为汪森《粤西丛载》转引《南宁府志》所说的唐时安南都护王式在南宁、安南种竹为防为卫；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竻竹，其上生刺，南人谓刺为竻，种之极易密，久则甚坚，新州素无城，经此竹环植，号曰竹城。交趾外城，亦种此竹。”
以上说明，宋时广东新兴“竹城”的完善加固，不仅与当时摄政新兴的广西人黄济有关，而且又与唐代的安南都护王式以竹为卫为郭的防御思想一脉相承。说明广东肇庆新兴“竹城”的兴盛发展，曾一度受到南宁竹城的影响，并与南宁竹城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三）历史上中国南方的竹筑村防、江防、海防。历史上中国南方人使用竹子的智能不仅在城防中实现了如宋人戴凯之《竹谱》所载的：“棘竹骈深，一丛为林，根若推轮，节若束针，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的使命，同时还把竹子的这种“城固是任”普及到村防、江防、海防的工事中来。
首先是村防。《皇华纪闻》载：“广州多竻竹，其节多刺，田家僧舍植为籓篱。”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有竻竹，一名涩勒。勒，刺也。广人以刺为勒，故又曰勒竹，长芒密距，枝皆五出如鸡足，可蔽村砦”。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上说当时的广西：“山野间，每数十家成一村，共植此竹（指竻竹）环之，以为屏翰，则蛇鼠不能入，足可为备御计。闻猺贼亦皆恃此为金汤，官军亦无可奈何。后见续竹谱，云南人呼剌为箣，音勒，邕州旧以为城。蛮蜑来侵，不能入。今郁林州种此城外，呼为护城。”而直到清末贵县石卡的洞心村还是：“此村周围有三层城，内层是高厚的石城，中层是浓密的簕竹城，外层是一圈，丈把深，二丈左右宽，足不能涉（深），舟不能行（暗礁）的水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6页，1985年5月，内部资料。从这些文献可知，历史上的两广曾普遍盛行种植刺竹护村，现在两广一带的古地名簕竹镇、竹围村等应与此有渊源关系。
其次是江防。明代著名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述：“种篥竹（箣竹）以御寇，余曾为广西大参张叔翘言之，渠寇致广右赉捧入都，大以吾言为然。后安南之寇来侵土司，沿江有篥，皆不能渡，当益信余言不诬耳。”因为“篥竹，实中劲强有毒，锐似刺，虎中之则死。” [6]康熙十六年，广西巡抚舒辂凑请两广总督苏昌“请于思陵土州沿边种竻竹，杜私越”；虽未获准，但说明当时两广人沿江边种植篥竹防护林以防匪盗的传统已被当时的封疆大吏所注意并有意效仿。
其三是海防。乾隆时人孙霖《赤嵌竹枝词》云：“竹枝环绕木为城，陡听波涛海曲生。无数珊瑚大可爱，人家篱落暮烟横。” [7]清《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九载：“台湾地方一厅四县，向无砖石城垣，惟嘉义系属土城，余俱用箣竹围插。”“如府城，本系箣竹围插，与他县无异，经官兵、义民竭力保守并无疏失，即此可为明证”，清郁永和《采硫日记》卷上记载的二首台湾“竹枝词”其一：“编竹为垣取次增，衙斋清暇冷如冰。风声憾醒三更梦，帐底斜穿远浦灯。”注曰：“官署皆无垣城，惟插竹为篱，比岁增易。无墙垣以为蔽，远浦灯光直入寝室。”其二：“恶竹参差透碧霄，丛生如棘任风摇。那堪节节都生枝，把臂林间血已漂。”注云：“竹根迄筜以至于叶，节节皆生倒刺，往往刺发毁肌，察之皆根之萌也。故此竹植地即生。”可知，“环植箣竹”的竹城是早期台湾城防、海防的普遍形式。
（四）历史上的台湾竹城有“不啻金汤之固”之美誉。根据康熙六十年平定台湾朱一贵之乱的重要文献，蓝鼎元所著《平台纪略·与荆璞家兄论镇守南澳事宜书己亥》（《鹿州初集》卷二）记载：“台地未有城池，缓急无以自固。……惟有种植箣竹为城。……先定其规模，量明丈数，不动声色，凡庭审轻罪应责者，每一板准种竹五株自赎，廿板则百株矣。应枷者，种二百株亦准免。但必于临刑时亲询其有力情愿，然后罚之；不愿勿强也。无求速成，无立意要罚，只是常存此心，顺其自然。守令俱如此，不半年城可成也。城门各筑敌楼。如力有未及，植木栅暂蔽内外，立可守御。若有余力，更于竹外留夹三五丈，另植箣桐一周，广尺密布，又当一重木城。外挖一濠限之。濠外采山苏木子撒种，当春发生，枝坚箣密，又当一层保障。再于箣桐城边，量筑窝铺数十座，以当炮台，为登陴守御之所。炮台相离，以左右炮力管到之处为准。接连建筑，使敌不得近城。西面人家临海，无地可容竹桐，筑灰墙为雉堞，便施鎗炮，不啻金汤之固也。”康熙五十五年由陈梦林撰修的《诸罗县志·规制志》载：“常就此地土物所宜，为因利乘便之计；有不籍壁垒而坚者，刺（箣）竹是也。其附根节密，其枝横生，其刺坚利，若环植而外布渠荅，坚筑敌楼，于东南西北之卫，即矢石炮火可左右下，敌不得近。虽云梯百丈，无所用之，雉蝶岂能相过哉。今县志东北比栉可观矣。西南牛羊践履，故多阙焉；补而培护，加以楼橹，万世之功也。各庄民居稠密之处，皆当效此。仓促凭以相守，亦中周虎落之固矣。” 由此可知，直到康熙年间，同属百越地的台湾城池，普遍种竹为城，且筑这种竹城成本低，用时短，一般种竹半年可成，但能挡住枪炮、云梯，有“不啻金汤之固”的美誉。
（五）历史上越南的“竹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载：“式有才略，至交趾，树竻木（棘竹）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晋戴凯之《竹谱》载：“刺竹生交州诸郡，丛初有娄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座不可攻”。《广东通志·物产》：“竻竹多刺，土人用为藩篱，近交趾境尤多。”可知，历史上的越南也是“环植箣竹”为城为堑，并达到“座不可攻”的目的。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受安南阮福周政权之邀前往越南古占婆国都城顺化“以中国之纪纲，变殊方之习俗”的广州僧人大汕所看到越南顺化城也还是一个“漫无城郭，周围种竻竹为垣，竹内列茆房” [8]的竹城。至1984年9月，越南军人为防柬埔寨从泰国回攻越南，还曾在柬埔寨北部和泰国交界处，兴建代号为“K5”的号称万里长城的“竹城”。
（六）历史上东南亚国家泰国、越南、柬埔寨、爪哇国的竹木筑城造郭和守关。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说，元朝时的柬埔寨，除国都吴歌城用石块作墙外，另外的“属郡九十余，……皆以木排栅为城。”《唐志》说：“婆国，一名诃陵国，在南海中，以木为城。”
《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丙午条载，明代中越关系史上曾发生一件影响深远的“陈天平事件”。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有一段关于安南竹设城隘关的描写：“从丘温东南行十数里至褄关，度岭西南行两山间，初所见黄茅修竹，既而深林茂树，水阔不数尺，然周遭百折，或百步一涉，或半里一涉，凡六、七十处。复度一岭，夹道皆古木苍藤，有巨石挺出，篁竹薄丛，最为厄险，名老鼠关。西行，……凡三十里抵刺竹关，有兵守之。关上两山相交，仅通马道，大竹皆围二尺，上有芒刺。盖其国控扼要地，所称鼠关、狼塞之险也。”又有一段关于安南以竹木为濠沟、堑道的记载：“贼恃东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为固，于江北岸缘江树栅，多邦隘增筑土城，城栅相连至九百余里，又于富良江南岸环江置桩，尽取国中舡舰列江内，诸江海口俱下杆木以防攻击。”
从以上可知，历史上的中国南方以至东南亚一带，其城郭形态和建制是不同于中国北方的，外濠、内堑多夹河植竹，树竹、木桩，形成竹木濠沟、堑道，以达到卫君守民的目的。只不过，由于竹木类的城墙濠堑不易保存，故时间一长便难以在考古学上找到其遗迹。不过我们仍可以从泰国清迈的wat chiang man壁画及泰国五世拉玛皇宫壁画中，大致看出古代泰国以竹木构筑城墙濠堑的都城形象。
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历史上盛行的环植刺竹而筑竹墙防卫工事之智慧，应源于百越先民“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的生产生活环境，源于他们视竹为国之利器、英雄之魂魄的民族心理，如壮族的《蜂王传说》《简宜》《莫一大王》《独子王》《侬智高》，侗族的《吴勉》，仫佬族的《稼》等传说的“竹节孕兵马”情节，都把竹子视为兵为器为防为震慑之军威。这既是南方少数民族普遍掌握精通的战略战术，同时也是他们以竹为城防的军事思想的反映，更是他们所携带的竹文化基因在城防、江防、海防、村防领域的物质与精神之超越。
二、文献典籍和民俗资料中的竹宫
根据考古和《卜辞》材料，中原汉人到了殷代便开始建造简单的宫室，其中的“宫”指整栋房子，“室”指其中的一个居住单位。整个宫室的内部空间分堂、室、房。其中，正中央神台的正前方为堂，堂的后面是室，室的东西两侧为东房和西房。最初宫室不分，如《尔雅·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贵贱不分，如《孟子·滕文公上》：“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但到了秦汉以后，宫便成为帝王之居，有气势上的庄严、雄伟、壮观之含义。帝王宫中的“堂”发展成为“殿”，于是，宫廷、宫殿、皇宫等便成为仅限于帝王受朝理事的处所，或庙宇里的主要建筑如神宫、神殿等。
而历史上的瓯骆国有没有建造过专供帝王受朝理政的皇宫、神殿？这种皇宫神殿的形状到底如何？至今还是个谜。不过，大量的史料、民俗学资料显示，历史上的瓯骆国建造过如汉族宫廷、宫殿、皇宫那样气派的房子，也有与宫廷、宫殿、皇宫相对应的专有名词，只不过由于历史的久远，南方的竹木系建筑材料不如北方的土石系建筑材料坚固恒久，因此，那些耸立在历史尘埃中的雄伟竹木建筑，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一）竹楼房舍与楼阁系宫殿。由于竹喜暖畏寒，故多生岭南，岭南的西瓯骆越因此得以世代生活在“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世代居住在竹楼干栏之上。
晋戴凯之《竹谱》的“厥体俱进，南越之居，梁是供”，指的就是岭南越人用竹做梁柱搭建而成的房子；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土门》的：“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栅上编竹为栈。”“民编竹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豕，谓之麻栏”说明，当时的岭南越人干栏不仅以竹木作梁、作柱、作桁，同时以竹子或竹篾作墙作地板，这种干栏仅以茅草为屋顶，因此，可称为茅草盖干栏。
后来，竹干栏的屋顶还以竹作瓦，形成竹盖干栏。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土门》有：“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滴漏”的记载。明《邕宁县志》载：“慈浮竹，将剖开一俯一仰，可代陶瓦”之记载；清沈日霖在其《粤西琐记》中称粤西“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衙署上房，亦竹屋。”
至今，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则仍住竹楼房舍，如广西龙胜的平安寨、傣乡的竹楼，一直延绵至今，风格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堪称世界建筑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而那些竹楼房舍，在南方壮侗语民族的语言中，都叫“ranz”，也是中国古书上所记载的干栏、麻栏、高栏、阁栏和葛栏等。而据考证，历史上广泛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古代百越族群是我国最早创造和居住干栏建筑的族群之一。在这些族群中，由百越族群的重要支系西瓯骆越发展而来的壮侗语民族及广西苗、瑶、彝等少数民族，是我国至今仍在使用干栏建筑，仍在继承和发展干栏建筑的少数民族之一。 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瓯骆之民离开岩洞住屋以后，便以氏族为单位，在河畔台地上定居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被动地追随着适合“依树积木”的大树过着就木巢居的生活。后来，随着稻作农业的形成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一些适合造屋的大树并不一定长在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而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又不一定长着适合造屋的树木，于是，为了能够最大化地节省劳作的往返时间，人们更愿意选择就近有田地可以耕作的地方营造房舍，由此便诞生了一种与巢居一脉相承，但在建筑史上却是历史性变革的择居而移木的造屋形式。
这种造屋形式蕴含着巧夺天工的建筑意蕴，推动干栏的起始原型巢屋逐渐走向形制的完善和完美，逐渐演化出堪与北方的宫室建筑体系遥相呼应的“干栏”建筑体系。这正如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杨鸿勋先生所指出的：“干栏式建筑促成了穿斗式结构的出现，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提高地板（居住面），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在中外建筑史上写下光彩的一章。”
而考之先秦、汉文献，“很少见楼字，《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赵歧注：‘岑楼，山之锐岭者’，据此则不是楼房的楼。《说文》：‘楼，重屋也’，又‘层，重屋也’，《考工记》上也讲到‘殷人重屋’重屋指的是复屋（栋上加栋），而复屋是不可以信人的（段玉裁说）可能战国晚期出现了楼房，汉代显然有楼房了，而且不止两层”，[9]987可见，从文字发展史来看，“楼房”的“楼”源自于由“方寸之木”结合而成的房子，其性质与壮族干栏由木桩、地梁和地板结合而构成的房子一样。而在壮语中，楼房的“层”叫“caemq”或“caengz”，与《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中的“岑楼”中“岑”音近， 因此，《孟子·告子下》：“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中的“岑楼”很可能不是赵歧注中的“岑楼，山之锐岭者”，而是壮语中的“caemq”或“caengz”之意。如果是这样，古汉语中的“岑楼”，可能源自于壮侗语民族干栏建筑的“层”“叠”之意。
也就是说，从木构古建筑学、文字学、语言学来看，南方的竹楼房舍及其以梁柱为主的构架结构技术的发展，既是汉族楼阁的起始原型，同时也是我国木构古建筑的基础。而在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古代，能够有充足的物力、财力建造两层或两层以上楼阁的人家，肯定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家，最早很可能就是帝王之家，因此，他们所造的那壮丽的楼阁式房子，即后来被称之为王宫和宫殿的房子，事实上是北方的宫室建筑与南方的竹楼房舍建筑交汇的结果。
（二）竹楼大屋与竹宫王殿。传统的干栏建筑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下层架空，为圈养牲畜和置放杂物之所，壮语叫“riengh”；最上层主要为储存谷物之所，壮语叫“gwnzmba：m”，中间一层住人，壮语叫“gwnzranz”。“gwnzranz”为“ranz”的主体部分，与中国古书中的干栏、干兰、高栏、阁栏和葛栏等名称，音义相通或相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书中的干栏、干兰、高栏、阁栏和葛栏等，实指壮族干栏中住人的部分，即中间一层，而不是整栋房子。
与此同时，“ranz”的主体部分又因其功能分ting、hoq、houq 或rug。其中的ting相当于汉宫室的“堂”，其中的hoq、houq 或rug，相当于汉宫屋的室与房。而汉宫室中的“室”和毗邻厅堂神台东侧的第一间房，壮语叫hoqhong、houqhong 或rughong，其中的hong为“大”为“贵”之意，一般为长辈、长子、长孙的卧室。若一栋房子有多厅、多进、多廊、多房，便构成一座布局规模宏大、结构雄伟壮观的大房子，壮语叫这样的大房子为“ranzhong”。其中的hong也有大和贵之意。因此，壮语中虽然没有专供帝王受朝理事的宫廷、宫殿、皇宫之称，也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瓯骆国的统治者们到底住哪种形状的住所，但从“ranzhong”一词我们可大致窥视出那小康之家的“ranzhong” 、帝王之家的“ranzhong”，他们之间的丰俭尊卑、等级气派都不一样。
远古小康之家的“ranzhong”，从出土的汉代陶屋可略见端倪。而帝王之家的“ranzhong”，就难察详情了。不过，壮语中有因建筑材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ranz”的称谓，如用荆条、竹子、竹片围成的房子，壮族叫“ranzfag”或“ranzfaz”，可直译为竹房、竹屋、竹楼；用茅草盖顶的房子叫“ranzfhaz”，可直译为草房；用瓦盖顶的叫“ranzngvax”，可直译为瓦房；土筑的叫“ranznamh”，可直译为土房，石筑的叫“ranzrin”，可直译为石头房，等等。其中，用竹子造成的专供帝王使用的“ranzhong”（大房子），如果翻译成汉语，大概可译成皇宫竹殿，或竹宫竹殿。而根据南朝沈怀远《南越志》的记载：“栅居，实惟俚之城落。”及“俚”为东汉至宋代之间对壮族的一种称呼，可知，在东汉至宋代之间，壮族地区已出现用竹木搭建而成的城落，且这种城落很可能就是壮语称之为“ranzfaz”的竹木建筑群。
而据史书记载，历代楚王都建有大量行宫以供游乐，其中，屈原在《九歌·东君》有一首写到干栏式建筑的诗句：“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按照台湾大学凌纯声的壮语音译法，可翻译为“太阳将升于东方，照耀在我家的干栏上”[10]显然诗中干栏为王者之家的竹楼王宫。而楚成王在郢都南面所建的“渚宫”，楚灵王时所建的章华台都是当时楚国的层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都是干栏建筑。可见，《九歌·东君》中的“干栏”和史书记载中的“渚宫”，显然是一种有别于一般干栏、很可能是专供帝王使用的皇宫竹殿。
另外，在远古的中国南方，只有王者才能铸造和使用铜鼓，因此，铜鼓上干栏纹饰图像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就是远古瓯骆先民的王宫，这种王宫的形状，可在两件传世铜鼓的底部所铸的若干“干栏”式建筑图像，略知端倪。其中的一种图案为长方形，从正面可以看到有五根达顶的柱子，有的桩底端加粗，可能表示柱础，屋顶覆盖条状纹，象征茅草或其他，顶部中央有一葫芦形的装饰。其中的另一种图案是圆形的，底架有四根桩柱，有的柱子底端也加粗，底架之上另安柱子，周围饰方格状交叉纹，象征着用竹子编成的墙壁，顶部覆盖编织物，顶部中央也有葫芦形装饰，似为当时的崇拜物。在长方形“干栏”式建筑附近，还有4—5个小的图案，均作尖圆锥形，底架下部支有4 到7 根桩柱，图案中还有人物、禽兽、树木、池塘等等。如果说铜鼓是王者之家的重器，那么，铜鼓上的干栏房子图案无疑就是古代越王的王宫竹楼或竹殿。 （三）柬埔寨吴歌寺的建筑造型启示的竹楼宫殿。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显示，柬埔寨吴歌寺建筑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竹笋的造型和崇拜，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举世闻名的建筑与竹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对东南亚的宗教建筑造型研究发现，其建筑外观造型多与他们的两种图腾极为相似，一是那迦形象，另一个是竹笋形象。柬埔寨吴哥古迹中的女王宫，其每一个独立的塔祠都如是一根茁壮的正在破土而出的竹笋，而多个塔祠构成的塔群，则如满山遍野的竹笋正在破土而出，正在显示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气势。
吴歌佛塔建筑造型上的竹笋群像，很可能源自佛教与竹的关系。据说，佛陀成道不久，频毗娑罗王，为了让佛陀安心弘法，便在王舍城北方的迦兰陀竹林内，建立竹林精舍，以供养佛陀。尔后许多佛陀的出家弟子，便陆续来到竹林精舍共住，形成大规模的僧团组织。后来，竹林精舍与舍卫国的只园精舍，便并称成为佛教最早的两大精舍。于是，佛教徒们生前在竹林精舍中修炼学道，死后便葬于竹塔林中受人供奉敬仰。后来，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这种竹林精舍很可能在中国演化为一种与中国的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宗教性建筑，这种宗教性建筑的特征之一就是建在竹林之中，特征之二就是建筑材料主要为竹子。如汉文献中出现的皇宫竹殿或竹宫竹殿，多为佛教、道教的建筑，其中，以竹构造的佛院被称为“竹院”；以竹营造的禅房叫“竹房”，以竹构建的佛殿叫“竹殿”，以竹构造的帝王礼佛之所叫竹宫。汉武帝曾在甘泉祠旁营造竹官（此宫又名甘泉祠官）。《三辅黄图》载：“竹宫，甘泉祠宫也。以竹为宫，天子居中。”以竹筑就的道教供奉太上老君及神仙的殿，叫竹宫竹殿。杜光庭《题福堂观二首》（其一）曰：“盘空蹑翠到山巅，竹殿云楼势逼天。”用竹子搭就的作为道教进行宗教活动的法坛叫“竹坛”。唐代诗人钱起《宴郁林观张道士房》诗说：“竹坛秋月冷，山殿夜钟清”。可见，竹宫、竹殿、竹庙、竹祠等建筑形式，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与佛教的最初建筑特征有关。
而竹崇拜是中国南方民族的普遍文化现象，“竹生人”“竹节孕兵马”是我国西南、华南、台湾高山族和一些东亚、东南亚国家共有的神话传说题材。1976年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西汉漆绘提梁铜筒，全器仿竹节形，其形状颇似今天广西壮族、苗族、瑶族外出劳动时随身携带的用以盛水或装粥的竹筒。竹型筒器上，满绘人物、禽兽、花木、山岭和云气，从下往上看，似方士引导墓主灵魂一步步升上天国，这件竹节形铜器，显然也是古代瓯骆越人竹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
以上说明，在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一带，竹子具有宗教学上的再生和永生的图腾象征意义，或许正是本土文化中的这种象征意义，与佛教中的浮图生前死后都以竹屋为居宗教信仰的奇妙结合，才演化出象吴歌佛塔这样辉煌壮丽的群笋建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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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