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有幸参加王蒙《伊朗印象》的新闻发布会。因知道王蒙同时也是一位红学家，便在得到他的新作的同时，也将笔者与霍国玲合著的两部红学书赠予王蒙，这样便得到一个与他交谈的机会。
　　曾有记者问王蒙：“你受哪些文学家的影响最大？”王蒙说出几个名字，其中便有伊朗的欧玛尔·海亚姆。我曾经想：伊朗是个诗国。欧玛尔·海亚姆首先是个数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之后才是诗人，王蒙为何要提及伊朗的欧玛尔·海亚姆呢？如果王蒙能亲身来到欧玛尔·海亚姆的故乡——伊朗访问，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2000年12月7日王蒙来到欧玛尔·海亚姆的故乡——伊朗，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访问后写了一部书——《伊朗印象》。在书中，王蒙以深邃的见解，带给人们一种新的思考……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
　　
　　在参加王蒙《伊朗印象》的新闻发布会时，我有幸得到了和王蒙交谈的机会。我们谈及了他在新疆时所翻译的伊朗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诗歌，问他：“为什么这些诗译自乌兹别克文，而不是维吾尔文？”他说：“乌兹别克文与维吾尔文十分相近。我看到一部从塔什干传过来的乌兹别克文的手抄本，便译了一些。”
　　在他的译诗中，有一首题为《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他译道：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的眼珠的黑眸子。
　　如果把偌大的宇宙比喻成一个指环，
　　无疑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颗颗宝石。
　　这首诗颇有点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思想。1980年他甚至在国外一个作家们的联欢会上，用乌兹别克语朗诵了这首诗歌。一位土耳其诗人狂喜地说道：“我全部都听懂了！”对此，我却有另外的感想：我联系到王蒙曾到美国休斯顿大学作的英语演讲，在这次访问伊朗期间，直接用波斯语演讲7分钟的经历，以及对维吾尔语言的熟练运用，十分佩服王蒙即便到了老年也仍像年轻时那样聪敏好学，记忆力极强，颇具语言天赋，以及对每一件事都不马虎，力争事先都做好准备的认真态度。
　　
　　“他们尊重工艺也尊重书”
　　
　　2000年12月7日王蒙对伊朗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访问后写了一部书——《伊朗印象》。
　　笔者从1958年开始学习波斯语言到现在已经整整50个年头了，除两年在伊朗长期工作不算，短期访问或参加学术研讨会就将近10次，自认为可以算作“伊朗通”了。因而，听说王蒙写了部《伊朗印象》后，不以为然，心想不过是以文学家的角度进行观察问题，文字比较华丽而富于文采而已，恐怕不会有什么新鲜东西的。然而，当我打开书认真阅读时，并非我所想。他具有一双能透视一切的入木三分的眼睛，往往一下子便抓住问题的实质。
　　


　　比如，对于伊朗手工艺品，笔者自认为非常熟悉，甚至还观看过制造雕饰铜器、编织地毯、木模印染等工艺，也曾力图向中国读者作些介绍。然而，当看到王蒙将工艺与信仰、智慧相联系，谈出自己从中得到的感悟时，便自觉我过去对伊朗手工艺品认识的浮浅，他写道：
　　他们尊重工艺也尊重书。一个有神论的国家是讲究虔敬与陶醉，讲究追求的形而上的特质的。他们以一种至高至上至美至尊的崇敬、叹服、赞美、珍爱、矜持的心情，以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怀对待文化、诗歌、书籍、绘画、建筑、工艺。从事这些事业，他们是在献身，在用智慧、生命和精神去靠近、去证明、去体现至高无上的清真、完美、纯净、博大与长远，也是去靠拢、去赞美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去赞美和靠拢比眼前的一切具体事物与利益更宏伟与崇高的存在，去理解和表现一种生命与世界的正面的本质。
　　怎样看待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王蒙在新疆生活了多年，后来又到了宁夏，与许多穆斯林结为朋友，十分了解伊斯兰文化，在他的血液中似乎那时就已注入了人与人之间应当抛开民族、性别、地位、职业——其中也包括宗教信仰的差别与界限，而相互尊重、平等的理念，因而谈起这个问题时，他表现出了睿智眼光：
　　这里有一种多位一重的尊崇与珍爱。伊斯兰是至高无上的信仰，在这样一个信仰的光辉照耀之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天地，自己的出版物，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己的语汇体系与诗歌谱系，自己的工艺、建筑及与颂经有着密切渊源的音乐、歌曲、直至自己的教育体系。也是在这样的旗帜下，激发了伊朗独特的伊斯兰革命。伊斯兰文化，伊斯兰百科全书，伊斯兰图书，所有这些努力，体现了在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的时候，伊朗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对于护卫自身的文化性格、文化体系与生活方式的努力。应该正视，应该理解，应该交流，应该相互学习，而绝对不能视如草芥。你有一百条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运作体制与方式，军事实力，还有通俗文化传播手段，还有完备的法律，还有先进的“无敌”的硬实力，却无法取代一个古老巨大坚强的文化数千年来所营造的一个世界：信仰的世界，颂经也颂诗的世界，精美绝伦，如梦如画的世界，而且是，切莫忘了，这是一个比历史还要古老的世界。
　　王蒙是位作家，还曾担任过文化部长。作家曾被誉为“灵魂工程师”。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他不仅能够在阅读经典著作，乃至一般的文章、新闻中汲取所需要的知识营养，甚至能在与人们的日常交往、嬉笑言谈中升华出哲理的领悟。在他的《伊朗印象》一书中刊登着一幅他与两个伊朗年轻人的合影。他在中间，两个年轻人与他搂肩搭背，还各自伸出了大拇指似在赞扬他。
　　
　　 “伊斯法罕半天下”
　　
　　王蒙在伊朗仅仅访问了三个城市——德黑兰、伊斯法罕和设拉子。德黑兰是首都，是现代化城市；伊斯法罕是个风景优美的古城，一句“伊斯法罕半天下”的名言，足可以说明它的旅游价值 ；设拉子称得上是一个文化古都。这一古都，曾产生过两位世界级的大诗人——哈菲兹和萨迪。不妨看看他面对伊斯法罕四十柱宫所引发的思绪和发出的感慨：
　　他认为：这座皇宫不比世界上任何皇宫辉煌，却令人难忘。这是由于该宫殿有二十根木柱支撑着它宽阔的前廊，但因它的倒影映射在廊前的长方形的水池，在水中出现二十根柱子的虚像，两者相加便是四十，而由此命名的。他极赞赏这种虚与实的叠加，其“计算方法堪称奇妙，在我国只有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可以与之相比”。他对皇宫有独特的见解：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似乎未必显现于国王生前”，而在王朝覆灭之后。由于花园是永远的，鸟雀是永远的，无限风光在后人；由于这里“特别重视水流水库与树木花草的栽植与维护，注重廊檐亭阁的修建，注重大自然的生态与环境的赏心悦目”。
　　当王蒙回到北京两三个星期后，报纸上因伊斯法罕核设施的问题消息多了起来。但是伊斯法罕“是一朵奇葩”，他“相信伊朗人、阿拉伯人、美国人、以色列人和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善意，使伊斯法罕的日子和平快乐美丽永远”。
　　他通过游览、参观，不仅仅是观察与认识了“物”——“物”的表面，还通过“物”的表面穿透到其中的文化，其中的历史，其中的文明，看到创造这种文化、历史、文明的“人”。他甚至由此升华成一种哲思，一种警言，他写道：
　　文明、礼貌与教养，这是一个善的因素；
　　蛮横，残暴与强梁，这是恶的标志。
　　
　　“快乐不应该太麻烦”
　　
　　我国实施对外开放已有30年，对于外部世界已不太陌生。现在国内人士到海外进行访问、游览、求学，海外人士到中国投资、游览、学习已逐渐平常起来。这种交往、交流包括两个方面：介绍自己，学习他人。一般来说，到海外游访可以增长见识，学习更多的知识，对于来访的客人，则更便于介绍自己。《伊朗印象》是一部游记，介绍自己在伊朗所见所闻——伊朗的风光、伊朗的文明、伊朗的人民，但是他并未停留于此，与一般游访者不同的是——他还能进一步从中得到启示，又将这种启示分享给读者。
　　王蒙在伊朗期间参观了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学校赠送给他一些精美的图书，他也回赠一套二十三卷本的《王蒙文存》，也在德黑兰书城，在对外文化联络组织讲演，参观伊朗伊斯兰议会图书馆与伊斯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当地的知识分子见面与交流，通过接受采访，也与伊朗媒体有些微接触。他将这一系列的游访写入书中，比如当他接受学校的赠书以后，便得意地像孩子似的写道：“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吹嘘，我拥有世界上装帧最完美最精巧的书，你有吗？”与此同时，又有颇带哲理的赞美：
　　我有世界上最美最精的书，它的存在表达了尊敬和热爱，伊朗的书法是多么飘逸和灵动。
　　王蒙虽然早已过古稀之年，却精力充沛，一天下午参观活动回来，时间尚不迟，因旅馆旁边有一家电影院，便立即排队去买票看电影，片名叫《不服从的儿子》，是写一个医生世家的儿子，父母安排他与父亲同伙人女儿结婚，但他最后却爱上了一个在美容院工作的“灰姑娘”的故事。王蒙对电影情节做了介绍后，写道：“情节不算新颖，但拍得很真实朴素自然，演员并非特别漂亮，但也显得健康大方可爱可亲。不羞羞答答，也不卖弄风情。丝毫没有意识形态宣传的痕迹。没有任何紧张或者仇视。对生活也是既不美化，更无丑化。垃圾箱，破汽车，旧房屋，烟熏火燎的烤肉串，拥挤的人群，贫富的差别，都非常真实。它是这样坦然地表现自身，绝不装腔作势，不吹，不哭也不闹。”他把它与我国电影作了比较，之后介绍道：“伊朗电影无意炫耀他们的‘进步’......也无意为自身的不够那么发达而痛心疾首。他们健康地表现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表现普通人的心灵的美丽。不是荒芜，不是凶狠，不是愚蠢，不是残暴，而是善良，是淳朴，是亲和与幽默。”
　　王蒙还特别介绍了看电影的感觉：“我们在伊斯法罕看到的影片很一般，然而影院的气氛非常热烈，上座率不低于80%，我们是排着队高高兴兴地进影院的。观众多是青年，都很活跃。”
　　在伊朗看的一场电影，使王蒙似乎回到久违了的青年时代。他感慨道：
　　挑剔的与复杂化的快乐，也许并不是快乐而是灾难。
　　快乐不应该太麻烦。
　　多么精辟啊！
　　
　　“我赞美和呼唤”
　　
　　在国与国之间，不仅政府领导人和外交部官员，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相互交流，相互了解。这应是一种非常自由、自然、朋友式的交往，是一种相互理解，相互认知，相互影响，其中不乏朋友式的忠告，但绝无强加于人之气势，而是一种规劝，提供借鉴。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相互融合的过程，最终达到长久的友好与和谐。王蒙访问伊朗，也有机会会见一些政治人物，使他得以利用各种机会来介绍中国全方位的开放，与外界的交流，以及发展的现状。他还常常有意识地介绍他在美国居住、讲学、交流、生活与活动的情况，他与美国知识界的交往与友谊，同时也希望伊朗也能与美国有更好的文化方面的互动。伊朗人见到中国人时，常常提醒中国人提防美欧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王蒙也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系列交往中，他重点介绍了与前总统哈塔米的会面。
　　


　　哈塔米首先讲到了应当珍惜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的问题，同时也主动提到应当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因而王蒙与他谈得十分融洽。哈塔米甚至从王蒙的话语中敏感地认识到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的重要意义，说道：“和而不同”与“和谐社会”是处理当今世界的两把钥匙。
　　现在社会已经发展到争取一切“和谐”的阶段：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即使野兽——虎豹豺狼，人也要与之“和谐”，何况人与人之间呢？中国需要一个和谐社会，世界也需要和谐的氛围。然而，“和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需要争取，以文明对话来争取，以相互交流——文化的、经济的、学术的、体育的，以及其他各种方式的交流来争取，通过交流使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能够相互的了解、理解、学习、渗透、认同，最后达到世界的“和谐”——这实际上涉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对于专门从事对外交流与传播者当然更是如此。王蒙在《跋》中写道：
　　我赞美和呼唤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亲近与交流。我相信对于与自己所熟悉的有所不同的风光与文化的珍重是一种道德，是一种胸怀，是一种拯救。它们或迟或早，能将人类联结起来，能让偏见减少，能让误解散发，能让仇恨消弭，能争取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和谐世界。
　　在阅读《伊朗印象》一书的过程中，有个想法总在自己头脑中萦回——王蒙的身份是个作家，也是一位退休的文化官员，他搞对外文化交流，很自然地也就做了对外传播工作。他并非专职对外传播的人员，却起到了“专职”人员难以起到的作用。这使我想到：如果其他各个行业有机会从事对外交流的人员——特别是那些有很多智慧和相关知识者——也能有意识地、主动地进行对外传播，定会取得极好的效果。
　　（作者系外文局退休干部，波斯文翻译，波斯文学、伊朗学研究者,著译11种；曾获得由伊朗总统颁发的“有突出贡献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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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曹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