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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官”到外地受欢迎，还与中国的行政资源高度集中有关，“京官”在北京形成的人脉关系也是难得的资源。
2015年8月5日，北京平谷区委书记张吉福被交流到山西省，出任大同市委书记。去年以来，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造成多名省管干部落马，难以选出合适的接替者，其中就包括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到任时，这一职务已空缺10月有余。
张吉福是近期北京第二个外调的官员。就在7月29日，北京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同样是“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在他们之前，北京已有多名区委书记调往外省担任市委书记，随着他们二人的外调，“京官的机会”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调往外地，行政级别起飞跃
目前国内在任的市委书记中，除了张吉福和程连元，贵阳市委书记陈刚也是从北京走出去的干部。巧的是，陈刚和程连元在北京时还是一对搭档。2012年前，陈刚担任北京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是区长。2012年陈刚升任北京市委常委后，程连元接任区委书记，2013年7月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
地市“一把手”中，现任新疆哈密地委书记刘剑也来自北京，这位曾经的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在2009年6月担任北京顺义区区长，一年后便被调整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北京市援疆工作和田指挥部指挥。此后刘剑相继担任了阿勒泰地委书记和哈密地委书记，生于1970年的他现在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调往外地的北京干部中，已有不少人在外地实现了行政级别从厅级到副部级的飞跃。原房山区区长张效廉，交流到黑龙江后先后担任过牡丹江市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2010年7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接替张效廉担任哈尔滨市长的林铎也是北京干部，他此前是正厅级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林铎当了一年市长后升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去年调任辽宁省纪委书记。原通州区区长邓小刚，目前已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主席兼政法委书记。
从北京交流到外省的，还有一位副部级干部朱善璐。2008年他从北京市委常委兼教工委书记任上，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三年后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京官“空降”地方有何优势
“京官”到外地后，一般能给当地带去一些资源。原北京市委常委陈刚2013年7月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推进北京·贵阳“创新驱动区域合作”系列活动。两年来，贵阳先后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市供销总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今年还与北京市卫计委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通过干部异地交流，既能向后发达地区输送发达地区的经验，也能更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京官”到外地受欢迎，还与中国的行政资源高度集中有关，“京官”在北京形成的人脉关系也是难得的资源。
此外，治理地方的经验对于治国理政能力的培养和锻炼甚为重要。在古代，诸多京官起于县郡，原因也是如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处于转型期，“中央官员有更宽阔的视野，站位也比较高，对主要大政方针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让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则认为“央地互动交流”能直接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上调中央机关的也不少
此外由于北京市的地域优势，北京官员也有更多被上级组织部门了解的机会。“京官”不仅交流到外省提拔的机会多，“上调”中央机关的也不少。2012年6月，北京市委换届选出了84名第十一届市委委员，目前至少已有11人上调中央，既有平调的，也有提拔的。
最先调往中央的是原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肖培。肖培先后担任过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京晚报社总编辑，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任奥组委宣传部长。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不久，肖培便调往中纪委，先是担任研究室主任，2014年中纪委机构改革，肖培任新组建的宣传部长，今年7月被任命为监察部副部长。
上调中央后升为副部级的北京市委委员，还有姜沛民。他2011年由教育部人事司司长转任北京市教委主任，2013年调任中国农业大学担任党委书记。中国农大系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委书记为副部级。此外，北京市旅游委主任鲁勇2013年调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刘小明在2014年调任交通部党组成员，两人由此从北京市管干部变成了中管干部。
在北京第十一届市委委员中，北京市委文明办主任赵津芳是为数不多的女性正局级干部，2014年担任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该联合会是2013年12月由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任会长。
从北京市委委员中上调中央的，还有几位副部级的市领导。2013年全国两会后，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鲁炜，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现在是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原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目前已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二人目前已是正部级干部。
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是2013年从北京市副市长转任的。丁向阳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的秘书，级别正厅，2003年“空降”北京后，先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2006年升任副市长，此次回到国务院办公厅后，主要协助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工作。
上调中央部门的北京市领导中，年纪最大的是赵凤桐，2014年由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转任中纪委驻国土部纪检组长。当时他已经60岁，到了副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但目前惯例是，省级纪委书记、中央部门纪检组长一般都会干到63岁。
上调到中央的北京市委委员中，还有一位央企干部。原燕山石化总经理王永健2012年当选为北京市委委员，2013年升任中石化副总裁兼安全总监，但上任不久，青岛在2013年发生了“11·22”管道泄漏爆炸事件，造成55人死亡，王永健黯然去职。
北京市委两位戎装委员在十八大后也被上调，一位是原武警北京总队政委张瑞清，现任武警部队副政委；另一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郑传福，现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92年后三成党政副职升正部
从北京走出的干部中，升至正部级的不在少数。国家部委中，国家工商总局长局长张茅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地方大员中，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当过北京市委副书记，黑龙江省长陆昊当过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的副部级干部，升正部的几率有多大？自1992年以后，当过北京市党政副职的干部大约60人，这60人中有不少人既当过副市长，又当过市委常委（不包括戎装常委），截止到目前，至少有21人升任正部级，比例达30%以上。
其中有7人在本地升正部，原副市长孟学农、原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后来当上市长；市委副书记中，于均波、杜德印先后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世峨、阳安江、吉林先后任市政协主席。21人中，调任外地后升正部的不多，他们升正部的主要途径是，直接升任中央部委正职。
2015年8月5日，北京平谷区委书记张吉福被交流到山西省，出任大同市委书记。去年以来，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造成多名省管干部落马，难以选出合适的接替者，其中就包括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到任时，这一职务已空缺10月有余。
张吉福是近期北京第二个外调的官员。就在7月29日，北京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同样是“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在他们之前，北京已有多名区委书记调往外省担任市委书记，随着他们二人的外调，“京官的机会”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调往外地，行政级别起飞跃
目前国内在任的市委书记中，除了张吉福和程连元，贵阳市委书记陈刚也是从北京走出去的干部。巧的是，陈刚和程连元在北京时还是一对搭档。2012年前，陈刚担任北京朝阳区委书记，程连元是区长。2012年陈刚升任北京市委常委后，程连元接任区委书记，2013年7月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
地市“一把手”中，现任新疆哈密地委书记刘剑也来自北京，这位曾经的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在2009年6月担任北京顺义区区长，一年后便被调整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同时兼任北京市援疆工作和田指挥部指挥。此后刘剑相继担任了阿勒泰地委书记和哈密地委书记，生于1970年的他现在是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调往外地的北京干部中，已有不少人在外地实现了行政级别从厅级到副部级的飞跃。原房山区区长张效廉，交流到黑龙江后先后担任过牡丹江市市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2010年7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接替张效廉担任哈尔滨市长的林铎也是北京干部，他此前是正厅级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林铎当了一年市长后升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去年调任辽宁省纪委书记。原通州区区长邓小刚，目前已是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主席兼政法委书记。
从北京交流到外省的，还有一位副部级干部朱善璐。2008年他从北京市委常委兼教工委书记任上，调任南京市委书记，三年后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现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京官“空降”地方有何优势
“京官”到外地后，一般能给当地带去一些资源。原北京市委常委陈刚2013年7月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推进北京·贵阳“创新驱动区域合作”系列活动。两年来，贵阳先后与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市供销总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今年还与北京市卫计委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通过干部异地交流，既能向后发达地区输送发达地区的经验，也能更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京官”到外地受欢迎，还与中国的行政资源高度集中有关，“京官”在北京形成的人脉关系也是难得的资源。
此外，治理地方的经验对于治国理政能力的培养和锻炼甚为重要。在古代，诸多京官起于县郡，原因也是如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处于转型期，“中央官员有更宽阔的视野，站位也比较高，对主要大政方针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让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则认为“央地互动交流”能直接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上调中央机关的也不少
此外由于北京市的地域优势，北京官员也有更多被上级组织部门了解的机会。“京官”不仅交流到外省提拔的机会多，“上调”中央机关的也不少。2012年6月，北京市委换届选出了84名第十一届市委委员，目前至少已有11人上调中央，既有平调的，也有提拔的。
最先调往中央的是原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肖培。肖培先后担任过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北京晚报社总编辑，北京奥运会筹备期间任奥组委宣传部长。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不久，肖培便调往中纪委，先是担任研究室主任，2014年中纪委机构改革，肖培任新组建的宣传部长，今年7月被任命为监察部副部长。
上调中央后升为副部级的北京市委委员，还有姜沛民。他2011年由教育部人事司司长转任北京市教委主任，2013年调任中国农业大学担任党委书记。中国农大系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委书记为副部级。此外，北京市旅游委主任鲁勇2013年调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刘小明在2014年调任交通部党组成员，两人由此从北京市管干部变成了中管干部。
在北京第十一届市委委员中，北京市委文明办主任赵津芳是为数不多的女性正局级干部，2014年担任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该联合会是2013年12月由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任会长。
从北京市委委员中上调中央的，还有几位副部级的市领导。2013年全国两会后，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鲁炜，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现在是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原北京公安局长傅政华目前已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党委副书记。二人目前已是正部级干部。
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是2013年从北京市副市长转任的。丁向阳曾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的秘书，级别正厅，2003年“空降”北京后，先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2006年升任副市长，此次回到国务院办公厅后，主要协助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工作。
上调中央部门的北京市领导中，年纪最大的是赵凤桐，2014年由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转任中纪委驻国土部纪检组长。当时他已经60岁，到了副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但目前惯例是，省级纪委书记、中央部门纪检组长一般都会干到63岁。
上调到中央的北京市委委员中，还有一位央企干部。原燕山石化总经理王永健2012年当选为北京市委委员，2013年升任中石化副总裁兼安全总监，但上任不久，青岛在2013年发生了“11·22”管道泄漏爆炸事件，造成55人死亡，王永健黯然去职。
北京市委两位戎装委员在十八大后也被上调，一位是原武警北京总队政委张瑞清，现任武警部队副政委；另一位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郑传福，现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92年后三成党政副职升正部
从北京走出的干部中，升至正部级的不在少数。国家部委中，国家工商总局长局长张茅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地方大员中，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当过北京市委副书记，黑龙江省长陆昊当过北京市副市长。
北京的副部级干部，升正部的几率有多大？自1992年以后，当过北京市党政副职的干部大约60人，这60人中有不少人既当过副市长，又当过市委常委（不包括戎装常委），截止到目前，至少有21人升任正部级，比例达30%以上。
其中有7人在本地升正部，原副市长孟学农、原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后来当上市长；市委副书记中，于均波、杜德印先后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世峨、阳安江、吉林先后任市政协主席。21人中，调任外地后升正部的不多，他们升正部的主要途径是，直接升任中央部委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