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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7.5%
◆经济学人：为什么不是8%
如果说今年的人大会议给北京秀水街的摊贩们增添了财富，它同时也打击了其他人的充沛精力。在会议开幕讲话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将2012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这让一些人心神不宁。这个目标比过去七年的目标低了0.5个百分点，同样比一些官员认为的维持社会稳定需要的最低8%的经济增速还要低。
温的讲话对中国周边地区股市走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澳大利亚。 如果经济增速大体与预定目标吻合的话，那么这种悲观情绪很容易理解。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一向超额完成任务，而且超出的比例还挺大。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仅有两次经济年增速低于8%。
这两次分别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可能也正是那时，这样一种观念开始流行：中国必须以不低于8%的速度发展，才能为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然而中国劳动力数量增速已经降低。1991-2000年间中国每年新增870万劳动力，而今年预计劳动力增长将不足520万，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承受经济增速的放缓。
不幸的是，中国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与1991-2001年间相比，尽管2003-2010年间GDP增速有所提高，但非农业就业岗位的增速却降低了。这是因为近年来的就业机会增长多来自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非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拉迪称，相对于高于8%但失衡的经济增长，低于8%但“平衡增长”的发展更能创造就业、提高工资、促进个人消费。
通过降低增速目标，政府可能在暗示：我们愿意牺牲一些发展速度，以谋求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如果中国真能通过转变，降低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依赖，那将有损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的利益，却有利于中国被忽视的服务产业，包括零售业。
◆美国商业周刊：
中国为何突然满足于7.5%
多年以来，人们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时候绕不开的一句话就是：GDP年增长率超过8%。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无论美国或者其他的出口市场是繁荣还是衰败，中国就是年增长至少8%，一年又一年。
然而那个神奇的8%现在已经成为历史。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今年政府将GDP增速目标定为7.5%。自从2004年之后中国便未有过如此保守的增速目标。
欧债危机是原因之一，它导致了欧洲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但原因并不全是欧洲人的问题。会上温家宝向代表们表示，在连续数年至少9%的高增长率之后，中国需要“在更长时期内的更高质量的发展。”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一致认同中国正在进入增速放缓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原来的数字8%不再重要。
每个人都应该习惯增长放缓。香港杰富瑞集团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戴仕文（Sean Darby）表示，“低于8%的增长率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口头禅。”他补充说，所有高于8%的事情都将会是“不持续的”。
那么创造就业岗位的必要性怎么样了呢，这个使得8%的增长目标长期以来如此具决定性的因素？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正在经历人口数量统计的重大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为数百万年轻人创造就业不再那么重要了。香港巴克莱资本的中国经济学家常建（音译）表示，在20世纪初期中国每年需要1000万个工作机会，但如今只需要500万。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史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现在增长非常缓慢。”结果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不需要创造像过去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了。”
实际上，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存在着劳动力短缺，因为中国的年轻工人已不必像以前那样蜂拥至中国的沿海工厂，现在他们不必离家那么远就能轻易找到工作。这是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的其中一个原因。提升外出务工工人的工资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趋势。
增长放缓和工资上涨是中国经济新模式的两个重要因素。常建说，自从“对创造就业岗位不需过分关注”后，对于电力、水以及石油的生产者的补贴也就不再那么迫切了。“中国正在从增长奇迹向一个更为正常的增长阶段转变。”
新加坡ING金融市场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蒂姆?卡登（Tim Condon）认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历了很长一段且是仅有一次的好时光。他说，过去十年中国享受到了加入世贸的意外收获，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这样的增长不能无限期持续，即使在中国也不行。卡登认为，“在经历了这段非凡时期之后，经济开始正常化。”在高成本低增长的时期，“对于一些公司来说，也是阵痛期。”但是基于过去10年的高利润和高储蓄，并不会太痛苦。“中国能够承受这些。”卡登说。
关键词二：经济全局
◆华尔街日报：
期待财政政策体现公共精神
2009年至2011年期间，最能体现出公共精神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该政策甚至帮助中国经济安然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银行贷款的再次激增可能会让中国金融系统遭遇悲惨结局，出于此种担心，2012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休息片刻”。
如此一来就增加了决策者通过财政预算支持经济增长的压力。经济学家一直预测，在政府为刺激需求而扩大支出、削减税收的情况下，中国会迎来更大的财政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预测不谋而合，他们均认为中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2%至2.5%。
因此，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今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为1.5%的目标时，人們不禁感到失望，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几年中国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过去三年，中国财政赤字比重较预期目标平均低0.7个百分点。2012年可能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这将导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足1%。
不过，地方政府借贷、土地出售以及其它预算外活动的存在，意味着预算只是中国财政政策的一部分。由于存在大量预算外活动，所以很难预测政府税收和支出真正的整体影响。而且如果经济增长偏离预期轨道，中国政府在年中时还有调整政策的空间，还可扩大财政赤字目标。
但是，由于市场期待财政政策体现出公共精神，所以政府没有在预算中发出支持增长的明显信号令人失望。
◆路透社：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增长放缓可能是件好事，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可能正在驶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消费品公司的经营状况将会比当前占主导的基础制造业好得多。
“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中拥有更高赢利能力的公司。这是中国的下一个大转型。”吉尼斯阿特金森资产管理的投资组合经理艾德穆德?哈瑞斯（Edmund Harris）表示。他负责管理该基金1.8亿美元，该基金在过去10年的年均收益率为13.1%。
哈瑞斯表示，中国瞄准消费者的新做法，是其工业化和经济自给自足所必要的。消费支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50%下降到如今的35%，与此相对，消费支出却占美国经济约70%的比重。哈瑞斯正在投资那些面向大众的公司。
生产基本消费品的全球性公司也可以从中受益。“中国消费者将继续购买来自跨国公司的大品牌产品，因为它们有良好的质量声誉。”华盛顿财富管理的全球研究主任保罗?迪特里奇（Paul Dietrich）说。他认为，像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百胜等品牌公司将继续在中国进行扩张。
他还特别看好那些正在中国扩大市场份额的全球汽车厂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中国将会挽救美国的汽车工业。”
中国将重点放在消费者身上，可能会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展放缓，因为预计对水泥、钢材和自然资源等的需求会减少。“这将削弱大宗商品市场十年牛市的发展动力，并直接影响最受大宗商品驱动发展的经济体，”南得克萨斯货币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凯（Jim Kee）说。
但石油可能是一种继续增益的商品。华盛顿财富管理的迪特里奇认为，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的增长将会继续推动全球汽油价格的上涨。
关键词三：创新
◆经济学人：创新：从体力到脑力的转型
创新的一种定义是，用新想法创造出人们愿意为之付钱的价值。以此衡量，中国还不是举世无敌。虽然世界上很多商品都凝聚着中国工人的汗水，但那些创造价值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者和美国加州的营销者却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中国的领导者了解这些，因此投入巨资用于科研和开发。当前的五年计划寻求“自主创新”，政府认为通过扶持战略产业以及打压外国企业，向扶持中的国家龙头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转让，就能够推动创新。
当目标是用最便宜的方法来复制并应用他人想法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是奏效的。但是新想法真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创造吗？其他国家的政府往往陷入这样两个问题：本国不擅于创新，而且还阻碍了他人创新。难道中国就能与众不同吗？
虽然中国政府对科研和开发投入巨资，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大部分资金都被浪费掉了。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开发，而科研则经费不足。在中国，新想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中国那些科研成就卓著的领域，比如基因领域，却变得彼此脱节且愈加政治化。与此同时，国家寻求技术领先者的努力也十分零碎，电信领域是成功的，但电动汽车却不是，而且对清洁能源企业的扶持补贴的结果褒贬不一。
如果中国这个国家是否独具匠心还不好说，那么挡在小型私营创新型企业面前的障碍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便是盗版，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定得不错，但执行得却不够有力和公正。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产业都掌握在特权企业手中，反垄断法和竞争法没有在这些联系密切的国家龙头企业中很好地应用。国有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将人民的存款借给这些企业，这使那些善于创新却没有关系的企业陷入资金短缺困境，同时也是对储户的欺骗。
中国需要采取一种不那么自上而下的方式途径，让公民有更大的空间去尝试。政府必须要让私人投资者对他们认为可行的想法进行风险投资，并自己承担失败后果。一个比较明显的开始是允许企业能进一步发挥他们擅长的事情，例如流程创新。但是中国的下一次突破很可能会出现在未知的领域。中国曾经的创新非常辉煌：想想四大发明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如果执政者能稍微放松一下，中国就可能重塑辉煌。
关键词四：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学人：廉价中国的结束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的电视、智能手机、钢管及其它任何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品的产量均超过了美国。中国目前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量的五分之一。它的工厂产量如此之多，如此之便宜，使得它的贸易伙伴能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将要谢幕。
成本在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始于工厂集聚的沿海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规定以及税费都推动了成本上升。然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
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么谁将会替代它呢？工厂会搬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穷国吗？那是传统观点，但不正确。
尽管成本在飙升，但中国沿海地区依然具备持久优势。首先，这里有接近繁荣的中国国内市场。这是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消费需求旺盛的新兴富有消费群体。
其次，或许中国的工资上升很快，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快速上升。有关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数据是有争议的，但其上升趋势却是一定的。中国工人的工资之所以越来越高，是因为他们生产得越来越多。
第三，中国很大。咨询机构AlixPartners的艾佛?挪曼（Ivo Naumann）表示，中国的劳动供应源足够大也有充分的弹性，这使得他们能够应付诸如生产圣诞节灯或者玩具这些季节性的产业。纽约时报称，当需求突然而至时，中国生产iPhone的工厂能够在半夜将8000名工人从职工宿舍召集起来并要求他们投入生产线，不用等到第二天。这样的壮举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既成熟也灵活。长江商学院的郑玉生教授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标准不仅仅是比较劳动力成本，还要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比对。对于一件给定的产品，即便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产品部件的不可保障将使得产品在其它地方生产可能并不划算。
现在有个流行的预测，那就是中国内地的工厂将要超过沿海城市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官方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一些内陆省份，现在吸引的外资几乎和上海一样多。今年很少农民工再返回到沿海城市，就是因为在他们家乡出现了很多工作机会。
但是，制造商将工厂移往内地并不简单的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劳动力并不是便宜很多。而另一方面搬迁内地的额外成本巨大。
搬往内地会带来各种预想不到的成本。那些投资中国内地的公司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服务当地的消费者。
当然，早晚有一天其他地方会完善交通设施和供应链。最终，他们会向沿海城市的基础制造业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中国想要繁荣，它的制造商必须往产品价值链的上端走，而不是仅仅将在其它地方设计好的复杂产品组装起来，他们自己需要去做更多的设计工作。按照德国的经验，中国的制造商需要去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为完善这些产品提供服务。
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华为便是一个例子。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它吸引着无数的年轻人去建立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关键词五：司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中国正在开放吗？
征询民意就像一缕阳光一样照进了人权研究者约书亚?罗森茨威格（Joshua Rosenzweig）所说的 “黑箱”。他说，有迹象表明，刑诉法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警察、检察官办公室、法院、委托法律学者、辩护律师）当中，有些人很高兴利用民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对经过挑选的41个法律草案接受公众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表达意见，结果却大不同。全国人大网站显示，去年有大约83000人就如何完善所得税法提出近25万条建议；但有关预備役军官地位的一份法律草案却只有22名公众提出意见。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鲍拉（Steven Balla）一直在从事征询民意过程的研究。他说，“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引入民众参与。”他补充说，尽管公众意见对草案过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真的很难说”，“但这些意见产生重大影响是存在可能性的。”
罗森茨威格认为，“征询民意的过程能够增强对抗最顽固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这些人其实最为拒绝改变。”
鲍拉赞同罗森茨威格的说法，“在决策者不能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时，政府便可能会转而向公众征询意见。在中国的大背景下，这可以是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
海南大学法学教师王林（音译）倡导政府要更为开放，他指出，征询民意的价值还是有局限性的。“这当然属于立法民主化的范畴，但民意征询尚未制度化，也无法保证立法者会采用公众表达的任何意见。”
鲍拉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参与了2008年医疗改革法案意见征询的人们对他们所提意见的影响力“总体上都是持有相当温和的预期”。
对不同的话题，意见征询体系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全国人大在其网站上全文刊登了医疗改革法案草案接收到的意见，此举激发了公众辩论，但却并未登出公众针对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刑事诉讼法所提的意见。
王教授指出，“那将给执法机关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罗森茨威格表示，许多律师将他们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改意见发布在自己的微博或媒体上，使得相关法律草案中的争议内容“反复地公之于众”，“政府并不总能够控制公众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陈卫东指出，公众意见大多集中在“关注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上。“全国人大在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后取消了这一条款，”被取消的是引发大量反对意见的涉及秘密拘禁的条款。
罗森茨威格相信，“意见征询有所成效，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不过，给予人们表达思想的机会也创造了立法者通常都很重视的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他补充说，“这是第一步，至于它到底就只是第一步，还是当局愿意采取的唯一一步，有待观察。”
◆经济学人：为什么不是8%
如果说今年的人大会议给北京秀水街的摊贩们增添了财富，它同时也打击了其他人的充沛精力。在会议开幕讲话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将2012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这让一些人心神不宁。这个目标比过去七年的目标低了0.5个百分点，同样比一些官员认为的维持社会稳定需要的最低8%的经济增速还要低。
温的讲话对中国周边地区股市走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是澳大利亚。 如果经济增速大体与预定目标吻合的话，那么这种悲观情绪很容易理解。但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一向超额完成任务，而且超出的比例还挺大。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中国仅有两次经济年增速低于8%。
这两次分别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可能也正是那时，这样一种观念开始流行：中国必须以不低于8%的速度发展，才能为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然而中国劳动力数量增速已经降低。1991-2000年间中国每年新增870万劳动力，而今年预计劳动力增长将不足520万，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承受经济增速的放缓。
不幸的是，中国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与1991-2001年间相比，尽管2003-2010年间GDP增速有所提高，但非农业就业岗位的增速却降低了。这是因为近年来的就业机会增长多来自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非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拉迪称，相对于高于8%但失衡的经济增长，低于8%但“平衡增长”的发展更能创造就业、提高工资、促进个人消费。
通过降低增速目标，政府可能在暗示：我们愿意牺牲一些发展速度，以谋求更加平衡的经济结构。如果中国真能通过转变，降低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依赖，那将有损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的利益，却有利于中国被忽视的服务产业，包括零售业。
◆美国商业周刊：
中国为何突然满足于7.5%
多年以来，人们在谈论中国经济的时候绕不开的一句话就是：GDP年增长率超过8%。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无论美国或者其他的出口市场是繁荣还是衰败，中国就是年增长至少8%，一年又一年。
然而那个神奇的8%现在已经成为历史。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大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今年政府将GDP增速目标定为7.5%。自从2004年之后中国便未有过如此保守的增速目标。
欧债危机是原因之一，它导致了欧洲对中国出口需求的下降。但原因并不全是欧洲人的问题。会上温家宝向代表们表示，在连续数年至少9%的高增长率之后，中国需要“在更长时期内的更高质量的发展。”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们一致认同中国正在进入增速放缓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原来的数字8%不再重要。
每个人都应该习惯增长放缓。香港杰富瑞集团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戴仕文（Sean Darby）表示，“低于8%的增长率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口头禅。”他补充说，所有高于8%的事情都将会是“不持续的”。
那么创造就业岗位的必要性怎么样了呢，这个使得8%的增长目标长期以来如此具决定性的因素？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正在经历人口数量统计的重大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为数百万年轻人创造就业不再那么重要了。香港巴克莱资本的中国经济学家常建（音译）表示，在20世纪初期中国每年需要1000万个工作机会，但如今只需要500万。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史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现在增长非常缓慢。”结果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已经不需要创造像过去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了。”
实际上，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存在着劳动力短缺，因为中国的年轻工人已不必像以前那样蜂拥至中国的沿海工厂，现在他们不必离家那么远就能轻易找到工作。这是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的其中一个原因。提升外出务工工人的工资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趋势。
增长放缓和工资上涨是中国经济新模式的两个重要因素。常建说，自从“对创造就业岗位不需过分关注”后，对于电力、水以及石油的生产者的补贴也就不再那么迫切了。“中国正在从增长奇迹向一个更为正常的增长阶段转变。”
新加坡ING金融市场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蒂姆?卡登（Tim Condon）认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历了很长一段且是仅有一次的好时光。他说，过去十年中国享受到了加入世贸的意外收获，经济得以高速增长。
这样的增长不能无限期持续，即使在中国也不行。卡登认为，“在经历了这段非凡时期之后，经济开始正常化。”在高成本低增长的时期，“对于一些公司来说，也是阵痛期。”但是基于过去10年的高利润和高储蓄，并不会太痛苦。“中国能够承受这些。”卡登说。
关键词二：经济全局
◆华尔街日报：
期待财政政策体现公共精神
2009年至2011年期间，最能体现出公共精神的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该政策甚至帮助中国经济安然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银行贷款的再次激增可能会让中国金融系统遭遇悲惨结局，出于此种担心，2012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休息片刻”。
如此一来就增加了决策者通过财政预算支持经济增长的压力。经济学家一直预测，在政府为刺激需求而扩大支出、削减税收的情况下，中国会迎来更大的财政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预测不谋而合，他们均认为中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2%至2.5%。
因此，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今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为1.5%的目标时，人們不禁感到失望，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几年中国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过去三年，中国财政赤字比重较预期目标平均低0.7个百分点。2012年可能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这将导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足1%。
不过，地方政府借贷、土地出售以及其它预算外活动的存在，意味着预算只是中国财政政策的一部分。由于存在大量预算外活动，所以很难预测政府税收和支出真正的整体影响。而且如果经济增长偏离预期轨道，中国政府在年中时还有调整政策的空间，还可扩大财政赤字目标。
但是，由于市场期待财政政策体现出公共精神，所以政府没有在预算中发出支持增长的明显信号令人失望。
◆路透社：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世界上少数几个地方增长放缓可能是件好事，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可能正在驶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消费品公司的经营状况将会比当前占主导的基础制造业好得多。
“我们现在所寻找的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中拥有更高赢利能力的公司。这是中国的下一个大转型。”吉尼斯阿特金森资产管理的投资组合经理艾德穆德?哈瑞斯（Edmund Harris）表示。他负责管理该基金1.8亿美元，该基金在过去10年的年均收益率为13.1%。
哈瑞斯表示，中国瞄准消费者的新做法，是其工业化和经济自给自足所必要的。消费支出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50%下降到如今的35%，与此相对，消费支出却占美国经济约70%的比重。哈瑞斯正在投资那些面向大众的公司。
生产基本消费品的全球性公司也可以从中受益。“中国消费者将继续购买来自跨国公司的大品牌产品，因为它们有良好的质量声誉。”华盛顿财富管理的全球研究主任保罗?迪特里奇（Paul Dietrich）说。他认为，像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百胜等品牌公司将继续在中国进行扩张。
他还特别看好那些正在中国扩大市场份额的全球汽车厂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中国将会挽救美国的汽车工业。”
中国将重点放在消费者身上，可能会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展放缓，因为预计对水泥、钢材和自然资源等的需求会减少。“这将削弱大宗商品市场十年牛市的发展动力，并直接影响最受大宗商品驱动发展的经济体，”南得克萨斯货币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凯（Jim Kee）说。
但石油可能是一种继续增益的商品。华盛顿财富管理的迪特里奇认为，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的增长将会继续推动全球汽油价格的上涨。
关键词三：创新
◆经济学人：创新：从体力到脑力的转型
创新的一种定义是，用新想法创造出人们愿意为之付钱的价值。以此衡量，中国还不是举世无敌。虽然世界上很多商品都凝聚着中国工人的汗水，但那些创造价值的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者和美国加州的营销者却拿走了大部分利润。
中国的领导者了解这些，因此投入巨资用于科研和开发。当前的五年计划寻求“自主创新”，政府认为通过扶持战略产业以及打压外国企业，向扶持中的国家龙头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转让，就能够推动创新。
当目标是用最便宜的方法来复制并应用他人想法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体制是奏效的。但是新想法真能通过行政命令来创造吗？其他国家的政府往往陷入这样两个问题：本国不擅于创新，而且还阻碍了他人创新。难道中国就能与众不同吗？
虽然中国政府对科研和开发投入巨资，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大部分资金都被浪费掉了。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开发，而科研则经费不足。在中国，新想法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中国那些科研成就卓著的领域，比如基因领域，却变得彼此脱节且愈加政治化。与此同时，国家寻求技术领先者的努力也十分零碎，电信领域是成功的，但电动汽车却不是，而且对清洁能源企业的扶持补贴的结果褒贬不一。
如果中国这个国家是否独具匠心还不好说，那么挡在小型私营创新型企业面前的障碍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便是盗版，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定得不错，但执行得却不够有力和公正。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产业都掌握在特权企业手中，反垄断法和竞争法没有在这些联系密切的国家龙头企业中很好地应用。国有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将人民的存款借给这些企业，这使那些善于创新却没有关系的企业陷入资金短缺困境，同时也是对储户的欺骗。
中国需要采取一种不那么自上而下的方式途径，让公民有更大的空间去尝试。政府必须要让私人投资者对他们认为可行的想法进行风险投资，并自己承担失败后果。一个比较明显的开始是允许企业能进一步发挥他们擅长的事情，例如流程创新。但是中国的下一次突破很可能会出现在未知的领域。中国曾经的创新非常辉煌：想想四大发明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如果执政者能稍微放松一下，中国就可能重塑辉煌。
关键词四：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学人：廉价中国的结束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2010年，中国的电视、智能手机、钢管及其它任何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品的产量均超过了美国。中国目前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量的五分之一。它的工厂产量如此之多，如此之便宜，使得它的贸易伙伴能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将要谢幕。
成本在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始于工厂集聚的沿海城市。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规定以及税费都推动了成本上升。然而，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劳动力成本。
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么谁将会替代它呢？工厂会搬迁到劳动力更便宜的穷国吗？那是传统观点，但不正确。
尽管成本在飙升，但中国沿海地区依然具备持久优势。首先，这里有接近繁荣的中国国内市场。这是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消费需求旺盛的新兴富有消费群体。
其次，或许中国的工资上升很快，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快速上升。有关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数据是有争议的，但其上升趋势却是一定的。中国工人的工资之所以越来越高，是因为他们生产得越来越多。
第三，中国很大。咨询机构AlixPartners的艾佛?挪曼（Ivo Naumann）表示，中国的劳动供应源足够大也有充分的弹性，这使得他们能够应付诸如生产圣诞节灯或者玩具这些季节性的产业。纽约时报称，当需求突然而至时，中国生产iPhone的工厂能够在半夜将8000名工人从职工宿舍召集起来并要求他们投入生产线，不用等到第二天。这样的壮举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既成熟也灵活。长江商学院的郑玉生教授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标准不仅仅是比较劳动力成本，还要对整个供应链进行比对。对于一件给定的产品，即便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产品部件的不可保障将使得产品在其它地方生产可能并不划算。
现在有个流行的预测，那就是中国内地的工厂将要超过沿海城市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官方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一些内陆省份，现在吸引的外资几乎和上海一样多。今年很少农民工再返回到沿海城市，就是因为在他们家乡出现了很多工作机会。
但是，制造商将工厂移往内地并不简单的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劳动力并不是便宜很多。而另一方面搬迁内地的额外成本巨大。
搬往内地会带来各种预想不到的成本。那些投资中国内地的公司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服务当地的消费者。
当然，早晚有一天其他地方会完善交通设施和供应链。最终，他们会向沿海城市的基础制造业提出挑战。所以，如果中国想要繁荣，它的制造商必须往产品价值链的上端走，而不是仅仅将在其它地方设计好的复杂产品组装起来，他们自己需要去做更多的设计工作。按照德国的经验，中国的制造商需要去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为完善这些产品提供服务。
一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华为便是一个例子。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它吸引着无数的年轻人去建立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关键词五：司法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中国正在开放吗？
征询民意就像一缕阳光一样照进了人权研究者约书亚?罗森茨威格（Joshua Rosenzweig）所说的 “黑箱”。他说，有迹象表明，刑诉法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警察、检察官办公室、法院、委托法律学者、辩护律师）当中，有些人很高兴利用民意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对经过挑选的41个法律草案接受公众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表达意见，结果却大不同。全国人大网站显示，去年有大约83000人就如何完善所得税法提出近25万条建议；但有关预備役军官地位的一份法律草案却只有22名公众提出意见。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鲍拉（Steven Balla）一直在从事征询民意过程的研究。他说，“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引入民众参与。”他补充说，尽管公众意见对草案过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真的很难说”，“但这些意见产生重大影响是存在可能性的。”
罗森茨威格认为，“征询民意的过程能够增强对抗最顽固的利益相关者的力量，这些人其实最为拒绝改变。”
鲍拉赞同罗森茨威格的说法，“在决策者不能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时，政府便可能会转而向公众征询意见。在中国的大背景下，这可以是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
海南大学法学教师王林（音译）倡导政府要更为开放，他指出，征询民意的价值还是有局限性的。“这当然属于立法民主化的范畴，但民意征询尚未制度化，也无法保证立法者会采用公众表达的任何意见。”
鲍拉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参与了2008年医疗改革法案意见征询的人们对他们所提意见的影响力“总体上都是持有相当温和的预期”。
对不同的话题，意见征询体系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全国人大在其网站上全文刊登了医疗改革法案草案接收到的意见，此举激发了公众辩论，但却并未登出公众针对更具政治敏感性的刑事诉讼法所提的意见。
王教授指出，“那将给执法机关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罗森茨威格表示，许多律师将他们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改意见发布在自己的微博或媒体上，使得相关法律草案中的争议内容“反复地公之于众”，“政府并不总能够控制公众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陈卫东指出，公众意见大多集中在“关注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上。“全国人大在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后取消了这一条款，”被取消的是引发大量反对意见的涉及秘密拘禁的条款。
罗森茨威格相信，“意见征询有所成效，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不过，给予人们表达思想的机会也创造了立法者通常都很重视的有价值的基础资料。”
他补充说，“这是第一步，至于它到底就只是第一步，还是当局愿意采取的唯一一步，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