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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方言词的理据研究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刘瑞明先生在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方面有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中可以归纳出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的三种方法，也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
关键词 方言词 谐音语 理据 刘瑞明
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是一种语言中与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话。方言词的理据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新的研究方向。
一、方言词理据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兴起都不是偶然的，它必然与整个学科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方言词理据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的意义与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方言词理据研究是汉语词源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词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探求事物的“得名之由”，也就是要探求词的理据。张永言(1999：164)说：“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又称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它指的是被用作命名依据的事物的特征在词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以某种语音表示某种意义的理由或根据。”对词的得名之由进行探讨，是词源研究的重要内容。汉语中的词来源广泛，其中许多词的构词理据已经淹没无闻。由于方言词语音形式多种多样，因而记录这些语音的汉字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仅仅是从字面上考虑方言词的词义和词源，往往会犯“望文生训”的毛病。因之，对方言词的理据进行研究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方言词理据研究可以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都会有古今和地域的歧异。从汉语史角度来说，近代汉语是“源”，而当代方言则是其最直接的“流”。汉语史研究者进行近代汉语词语考释的工作往往要参证方言，参证方言的同时也要考探词源，这样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既考释出某词语曾经存在于某方言中，同时也要弄清楚此方言词何以得有此义。由此亦可见方言词的理据研究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三)方言词理据研究可以提升语文辞书编纂的质量。语文辞书的主要任务是释词，但如果想要把一个词义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就得说明该词的词源。如果我们对当今的方言词研究不够，那么对整个汉语词汇史、现代汉语中某些词语的词源以至整个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各大方言)就难以做出科学全面的说明，辞书编纂自然也难以精确。
方言词理据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作用，对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更是如此。
二、刘瑞明先生的相关研究及其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
方言词理据研究的相关成果尚不多见，其佼佼者当属刘瑞明先生。近年来，刘先生对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颇感兴趣，发表论文近五十篇，出版著作一部。兹分类举其要者：
第一类是对某个词语做汇集性论证的论文：《含假“罗汉”、“观音”的趣难系列词》(《语言科学》2003年第14期)、《近代汉语及方言趣难词“兔子”辨释》(《成都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详释“两头蛇、三脚猫、乌鸡眼”等系列词语》(《中国俗文化研究》第3辑，2005年)、《释“脚头妻”系列词语的文化内涵》(《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
第二类是对某一方言做汇集性论证的论文：《民间秘密语理据试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汉语方言的隐实示虚趣难词说——以东莞方言为例》(《辞书研究》2002年第3期)、《粤语趣难词释例》(《语言研究》2002年第4期)、《福州方言隐实示虚趣难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吴语隐实示虚趣难词历时共地研究》(《吴语研究——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人蛇”的词源及理据》(《辞书研究》2008年第5期)等。
第三类是总论性质的论文：《方言俗语中容易误当成比喻的谐音造词》(《修辞学习>>1998年第4期)、《现代汉语谐音趣难词例说》(《汉语学习>>2004年第5期)、《谐音造词法研究是提高辞书质量的一大途径》(《辞书研究》2005年第1期)等。
第四类是用谐音趣难词理论研究古神话及民俗的论文：《灶神神话补说》(《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蛊”的多元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
第五类是对某一方言中谐音趣难词作穷尽性研究的专著：《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与刘敬林合作，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
刘瑞明先生提出并证明了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有一种谐音造词法，特点是“隐实示虚，设难成趣”，即用虚假的谐音字来代替该用的本字的造词方法，这也就是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草》“苓耳”条所说的：“草名取名于牛、马、羊、豕、鸡、狗者，不必皆有实事。”意谓草名中若有“牛、马、羊、豕、鸡、狗”，不一定与这些动物有关。这些动物名不过是虚假的表象，通过谐音可以找出其命名的真正理据。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就是谐音语理据研究。
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在于探索出已经不为人知的构词理据。词源学理论有一种“词源中断”的说法，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就是寻找出业已中断的构词理据(张永言1999：167)。刘瑞明先生所做的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所创获，研究结论大多新颖可喜。读其论著，深感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方法之重要，只有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以下试以其研究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谈谈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的方法与需要注意的地方。
三、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的方法
(一)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注意系列性。所谓系列性，就是在探求某一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时不能只局限于该方言词，而要联系一系列的相关方言词或古语词，即横向系列或纵向系列，以探求该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例如，“叠罗汉”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义为：“人上架人，重叠成各种形式，是体操、杂技表演项目之一。”《汉语大词典》《上海方言词典》所释相同。《含假“罗汉”、“观音”的趣难系列词》(刘瑞明2003)一文认为：该词的字面是动宾式，但表演节目的人并非佛教的罗汉。事实上，该词的内部曲折形式和结构是“叠摞汉”的谐音。前两个字同义复说；“汉”指身体，如《厦门方言词典》：“大母汉：大个子。”如此论述，以纵向系列为主而兼及横向系列，有力地论证了“叠罗汉”是“叠摞汉”的谐音。
(二)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与汉民族文化与民俗密切相关。方言词源于民间，体现了汉民族文化与民俗，从文化与民俗角度解析方言词的谐音理据，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例如“罗汉果”，多部方言词典收录，如《柳州方言词典》《广州方言词典》等。《辞海》(第六版)释义为：“性谅，味甘，功能清肺、润肠，主洽百日咳、痰火咳嗽、血燥便秘等症。”但未涉“罗汉”名义。《含假“罗汉”、“观音”的趣难系列词》(刘瑞明2003)一文则据“清热”的功效，知称名是由“落噗”谐音的——膜，义为热，字或从“火”。《易经》：“燥万物者，莫暵于火。”可知此词当初应是通俗的：落汗果。 (三)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注意关键性词素的研究。一个词可能由多个词素组成，探讨其构词理据要抓住其关键词素才能解决问题。例如《释“脚头妻”系列词语的文化内涵》(刘瑞明2009)一文考证“脚头妻”一词时，先从其关键词素“妻”入手，考察出“妻”是“齐”的谐音隐曲说法后，再证以各种民俗文化材料也就令人信服了。又如，《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宝华，宫田一郎1999)：“猴年马月：参见‘驴年马月’。”《近代汉语谐音趣难词例说》(刘瑞明2004)一文认为：“十二生肖中有猴与马，便非实指。此乃‘何年吗月’的谐音，意为等候到何年何月呢?”
四、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
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大有可为，而其事则难行。在研究中需要大胆假设，更需小心求证。笔者以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证据，戒臆断。这是借用郭在贻先生《训诂学》(2002：522)中的表述。古人说：例不十，法不立。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注意系列性，缺乏足够的证据和深入的论述，难以服人。刘先生的研究时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跑马③”：“<方>遗精。”《现代汉语谐音趣难词例说》(刘瑞明2004)一文认为：“‘马’不能指精液，词中无指精液的语素。谐音‘码’的‘连’义，指收敛、控制。词犹言因‘失控’而精液外流。把讳事借谐音趣难机制，变得可以明说而又雅说了。”按，此说欠妥。汉民族文化中可用马喻指女子，与之相关，遗精现象早在《抱朴子》中已称为“走马”，当来源于性交如走马的观念(杨琳1996：112—130)。“跑马”一词是古语词在方言中的残存与演变的结果。
又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马趴”：“面向下跌倒，胸、腹、手、脚着地的姿态。”《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19)说它是“大趴码”的谐音，意为“大趴的样子”。按，“马”有“大”的意思。《尔雅·释虫》“蝒马蜩”郭璞注：“蜩中最大者为马蜩。”《本草纲目·介部·马刀》：“俗称大为马。”章炳麟《新方言·释言》：“古人于大物辄冠马字，马蓝、马蓼、马薤、马蜩、马炫是也。今淮南、山东谓大枣为马枣，广东谓大豆为马豆，通言谓大蚁为马蚁。”马刀、马路等词亦然。所谓“马趴”即肢体张大趴在地上。
(二)需注意考求方言本字。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的研究需要考求方言本字。有时候，本字明，则理据明；本字不明，则所谓理据亦值得怀疑。清代学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所谓“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指出了本字的重要作用。方言词虽非经典，但考释方言词时需要注意考其本字，原理是一致的。例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菜猴儿”为“①菜心”。《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31)说这是“‘(一)猴(猴)儿’的省说，谐音‘侯’，菜心心只有一点点儿。”按，此“猴”本字当作“蕻”(方言中是阳声韵转为阴声韵)。《广韵·送韵》：“蕻，草菜心长。”宋梅尧臣《志来上人寄示酴醵花并压砖茶有感》：“宣城北寺来上人，独有一丛盘嫩蕻。”
又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屁秋娘”为“弱不禁风的女子，有贬义”。又“秋，烟熏”。《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98)说：“‘屁’指轻，‘秋’与‘尿’同音异调，但把‘尿’换成同义词的‘屌’，又另谐音同音同调的‘刁’。该词典：‘刁，挑动。’把‘弱不禁风’趣侃为：别人一个屁都能被挑动。因为‘娘’字而避说‘尿’字。秋——尿——刁——挑动，四曲折。”按，“秋”本字当作“蝤”，《集韵·尤韵》：“煪，燥也。”用烟熏物(如腊制品)、风干东西均可称“馗”。“屁秋娘”犹言可被一个屁熏倒的女孩，极言其弱不禁风。刘先生从“屁”字着手，“四曲折”似乎太过曲折了。
(三)务平实，忌好奇。这也是借用郭在贻先生《训诂学》(2002：522)中的表述。我们考释方言词时要从日常生活出发，因为毕竟大多数方言词是引车卖浆者流之语，近取诸身；未必会有多少语音方面的曲折或生僻的文言。例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姑子尿”为：“谑称冲淡了的茶水。”《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73)说：“孤滋袅’的谐音。孤滋：少滋味。‘袅袅’本指余音纤细不断，这里借指余味。”按，这一解释过于曲折。似可这样理解：“姑子”，指尼姑，不食五荤及肉食，在常人看来，其饮食淡而无味，推理其尿必然也淡(因过食肥腥者小便膻味浓)。因以“姑子尿”谑称冲淡了的茶水。又如，《北京土语辞典》(徐世荣1990)释“佛爷桌子”为：“惊呼语，意思是：动不得，惹不起，了不得。”《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作：“同‘唉呀，天哪!”《现代北京口语词典》(1988)：“往往用此语表示感到困难。”《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z008：236)说后二者“解释比较合宜。是‘桌子、作指’谐音：作指挥。即给指明解决困难的方法”。按，佛爷桌子就是供奉佛爷的桌子，不能随便动，所以有“动不得，惹不起”等义，引申有“了不得”的意思并可用作惊呼语；因其不可动，故“往往用此语表示感到困难”。三部词典释义均不够完整，合而观之，则均与本义有关。
五、结语
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的研究，是立足于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演变，并紧密结合汉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俗而进行的一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但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需要将不同的方言词、古语词联系起来，需要综合运用词汇学、方言学、训诂学、词源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以探索隐藏在方言词背后的谐音语理据。正因为如此，进行这项工作时一定要注意研究方法，尽可能避免方法上的失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领域迈开坚实的步伐，取得扎实的成果。，刘瑞明先生导夫先路，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虽然其部分结论或可商榷，但其成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将这一研究发扬光大，使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的研究不断深入。
(责任编辑 郎晶晶)
关键词 方言词 谐音语 理据 刘瑞明
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是一种语言中与标准语有区别的、只通行于一个地区的话。方言词的理据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新的研究方向。
一、方言词理据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兴起都不是偶然的，它必然与整个学科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方言词理据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的意义与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方言词理据研究是汉语词源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词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探求事物的“得名之由”，也就是要探求词的理据。张永言(1999：164)说：“所谓词的内部形式又称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它指的是被用作命名依据的事物的特征在词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以某种语音表示某种意义的理由或根据。”对词的得名之由进行探讨，是词源研究的重要内容。汉语中的词来源广泛，其中许多词的构词理据已经淹没无闻。由于方言词语音形式多种多样，因而记录这些语音的汉字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仅仅是从字面上考虑方言词的词义和词源，往往会犯“望文生训”的毛病。因之，对方言词的理据进行研究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方言词理据研究可以为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提供重要线索。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都会有古今和地域的歧异。从汉语史角度来说，近代汉语是“源”，而当代方言则是其最直接的“流”。汉语史研究者进行近代汉语词语考释的工作往往要参证方言，参证方言的同时也要考探词源，这样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既考释出某词语曾经存在于某方言中，同时也要弄清楚此方言词何以得有此义。由此亦可见方言词的理据研究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密切关系。
(三)方言词理据研究可以提升语文辞书编纂的质量。语文辞书的主要任务是释词，但如果想要把一个词义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就得说明该词的词源。如果我们对当今的方言词研究不够，那么对整个汉语词汇史、现代汉语中某些词语的词源以至整个现代汉语(普通话及各大方言)就难以做出科学全面的说明，辞书编纂自然也难以精确。
方言词理据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与作用，对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更是如此。
二、刘瑞明先生的相关研究及其研究所涉及的相关理论
方言词理据研究的相关成果尚不多见，其佼佼者当属刘瑞明先生。近年来，刘先生对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颇感兴趣，发表论文近五十篇，出版著作一部。兹分类举其要者：
第一类是对某个词语做汇集性论证的论文：《含假“罗汉”、“观音”的趣难系列词》(《语言科学》2003年第14期)、《近代汉语及方言趣难词“兔子”辨释》(《成都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详释“两头蛇、三脚猫、乌鸡眼”等系列词语》(《中国俗文化研究》第3辑，2005年)、《释“脚头妻”系列词语的文化内涵》(《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
第二类是对某一方言做汇集性论证的论文：《民间秘密语理据试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汉语方言的隐实示虚趣难词说——以东莞方言为例》(《辞书研究》2002年第3期)、《粤语趣难词释例》(《语言研究》2002年第4期)、《福州方言隐实示虚趣难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吴语隐实示虚趣难词历时共地研究》(《吴语研究——第三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人蛇”的词源及理据》(《辞书研究》2008年第5期)等。
第三类是总论性质的论文：《方言俗语中容易误当成比喻的谐音造词》(《修辞学习>>1998年第4期)、《现代汉语谐音趣难词例说》(《汉语学习>>2004年第5期)、《谐音造词法研究是提高辞书质量的一大途径》(《辞书研究》2005年第1期)等。
第四类是用谐音趣难词理论研究古神话及民俗的论文：《灶神神话补说》(《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蛊”的多元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
第五类是对某一方言中谐音趣难词作穷尽性研究的专著：《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与刘敬林合作，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
刘瑞明先生提出并证明了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有一种谐音造词法，特点是“隐实示虚，设难成趣”，即用虚假的谐音字来代替该用的本字的造词方法，这也就是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草》“苓耳”条所说的：“草名取名于牛、马、羊、豕、鸡、狗者，不必皆有实事。”意谓草名中若有“牛、马、羊、豕、鸡、狗”，不一定与这些动物有关。这些动物名不过是虚假的表象，通过谐音可以找出其命名的真正理据。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就是谐音语理据研究。
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在于探索出已经不为人知的构词理据。词源学理论有一种“词源中断”的说法，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就是寻找出业已中断的构词理据(张永言1999：167)。刘瑞明先生所做的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所创获，研究结论大多新颖可喜。读其论著，深感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方法之重要，只有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以下试以其研究为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谈谈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的方法与需要注意的地方。
三、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的方法
(一)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注意系列性。所谓系列性，就是在探求某一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时不能只局限于该方言词，而要联系一系列的相关方言词或古语词，即横向系列或纵向系列，以探求该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例如，“叠罗汉”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义为：“人上架人，重叠成各种形式，是体操、杂技表演项目之一。”《汉语大词典》《上海方言词典》所释相同。《含假“罗汉”、“观音”的趣难系列词》(刘瑞明2003)一文认为：该词的字面是动宾式，但表演节目的人并非佛教的罗汉。事实上，该词的内部曲折形式和结构是“叠摞汉”的谐音。前两个字同义复说；“汉”指身体，如《厦门方言词典》：“大母汉：大个子。”如此论述，以纵向系列为主而兼及横向系列，有力地论证了“叠罗汉”是“叠摞汉”的谐音。
(二)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与汉民族文化与民俗密切相关。方言词源于民间，体现了汉民族文化与民俗，从文化与民俗角度解析方言词的谐音理据，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例如“罗汉果”，多部方言词典收录，如《柳州方言词典》《广州方言词典》等。《辞海》(第六版)释义为：“性谅，味甘，功能清肺、润肠，主洽百日咳、痰火咳嗽、血燥便秘等症。”但未涉“罗汉”名义。《含假“罗汉”、“观音”的趣难系列词》(刘瑞明2003)一文则据“清热”的功效，知称名是由“落噗”谐音的——膜，义为热，字或从“火”。《易经》：“燥万物者，莫暵于火。”可知此词当初应是通俗的：落汗果。 (三)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注意关键性词素的研究。一个词可能由多个词素组成，探讨其构词理据要抓住其关键词素才能解决问题。例如《释“脚头妻”系列词语的文化内涵》(刘瑞明2009)一文考证“脚头妻”一词时，先从其关键词素“妻”入手，考察出“妻”是“齐”的谐音隐曲说法后，再证以各种民俗文化材料也就令人信服了。又如，《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宝华，宫田一郎1999)：“猴年马月：参见‘驴年马月’。”《近代汉语谐音趣难词例说》(刘瑞明2004)一文认为：“十二生肖中有猴与马，便非实指。此乃‘何年吗月’的谐音，意为等候到何年何月呢?”
四、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
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大有可为，而其事则难行。在研究中需要大胆假设，更需小心求证。笔者以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证据，戒臆断。这是借用郭在贻先生《训诂学》(2002：522)中的表述。古人说：例不十，法不立。方言词的谐音语理据研究要注意系列性，缺乏足够的证据和深入的论述，难以服人。刘先生的研究时有证据不足的情况。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跑马③”：“<方>遗精。”《现代汉语谐音趣难词例说》(刘瑞明2004)一文认为：“‘马’不能指精液，词中无指精液的语素。谐音‘码’的‘连’义，指收敛、控制。词犹言因‘失控’而精液外流。把讳事借谐音趣难机制，变得可以明说而又雅说了。”按，此说欠妥。汉民族文化中可用马喻指女子，与之相关，遗精现象早在《抱朴子》中已称为“走马”，当来源于性交如走马的观念(杨琳1996：112—130)。“跑马”一词是古语词在方言中的残存与演变的结果。
又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马趴”：“面向下跌倒，胸、腹、手、脚着地的姿态。”《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19)说它是“大趴码”的谐音，意为“大趴的样子”。按，“马”有“大”的意思。《尔雅·释虫》“蝒马蜩”郭璞注：“蜩中最大者为马蜩。”《本草纲目·介部·马刀》：“俗称大为马。”章炳麟《新方言·释言》：“古人于大物辄冠马字，马蓝、马蓼、马薤、马蜩、马炫是也。今淮南、山东谓大枣为马枣，广东谓大豆为马豆，通言谓大蚁为马蚁。”马刀、马路等词亦然。所谓“马趴”即肢体张大趴在地上。
(二)需注意考求方言本字。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的研究需要考求方言本字。有时候，本字明，则理据明；本字不明，则所谓理据亦值得怀疑。清代学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所谓“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指出了本字的重要作用。方言词虽非经典，但考释方言词时需要注意考其本字，原理是一致的。例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菜猴儿”为“①菜心”。《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31)说这是“‘(一)猴(猴)儿’的省说，谐音‘侯’，菜心心只有一点点儿。”按，此“猴”本字当作“蕻”(方言中是阳声韵转为阴声韵)。《广韵·送韵》：“蕻，草菜心长。”宋梅尧臣《志来上人寄示酴醵花并压砖茶有感》：“宣城北寺来上人，独有一丛盘嫩蕻。”
又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屁秋娘”为“弱不禁风的女子，有贬义”。又“秋，烟熏”。《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98)说：“‘屁’指轻，‘秋’与‘尿’同音异调，但把‘尿’换成同义词的‘屌’，又另谐音同音同调的‘刁’。该词典：‘刁，挑动。’把‘弱不禁风’趣侃为：别人一个屁都能被挑动。因为‘娘’字而避说‘尿’字。秋——尿——刁——挑动，四曲折。”按，“秋”本字当作“蝤”，《集韵·尤韵》：“煪，燥也。”用烟熏物(如腊制品)、风干东西均可称“馗”。“屁秋娘”犹言可被一个屁熏倒的女孩，极言其弱不禁风。刘先生从“屁”字着手，“四曲折”似乎太过曲折了。
(三)务平实，忌好奇。这也是借用郭在贻先生《训诂学》(2002：522)中的表述。我们考释方言词时要从日常生活出发，因为毕竟大多数方言词是引车卖浆者流之语，近取诸身；未必会有多少语音方面的曲折或生僻的文言。例如，《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姑子尿”为：“谑称冲淡了的茶水。”《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2008：73)说：“孤滋袅’的谐音。孤滋：少滋味。‘袅袅’本指余音纤细不断，这里借指余味。”按，这一解释过于曲折。似可这样理解：“姑子”，指尼姑，不食五荤及肉食，在常人看来，其饮食淡而无味，推理其尿必然也淡(因过食肥腥者小便膻味浓)。因以“姑子尿”谑称冲淡了的茶水。又如，《北京土语辞典》(徐世荣1990)释“佛爷桌子”为：“惊呼语，意思是：动不得，惹不起，了不得。”《北京方言词典》(1988)释作：“同‘唉呀，天哪!”《现代北京口语词典》(1988)：“往往用此语表示感到困难。”《北京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刘瑞明，刘敬林z008：236)说后二者“解释比较合宜。是‘桌子、作指’谐音：作指挥。即给指明解决困难的方法”。按，佛爷桌子就是供奉佛爷的桌子，不能随便动，所以有“动不得，惹不起”等义，引申有“了不得”的意思并可用作惊呼语；因其不可动，故“往往用此语表示感到困难”。三部词典释义均不够完整，合而观之，则均与本义有关。
五、结语
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的研究，是立足于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演变，并紧密结合汉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俗而进行的一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但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需要将不同的方言词、古语词联系起来，需要综合运用词汇学、方言学、训诂学、词源学等各种理论与方法以探索隐藏在方言词背后的谐音语理据。正因为如此，进行这项工作时一定要注意研究方法，尽可能避免方法上的失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领域迈开坚实的步伐，取得扎实的成果。，刘瑞明先生导夫先路，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虽然其部分结论或可商榷，但其成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将这一研究发扬光大，使汉语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的研究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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