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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多家庭在享受着美满婚姻带来的幸福时，游离在都市边缘的保姆们，又如何寻找自己的人生伴侣，如何在这充满命运变数的十字路口作出重要抉择？记者通过在北京、南昌等地的采访，走进这一与城里人朝夕相处的特殊群体，也感受到她们在傲慢与偏见下辛酸的情感经历与困惑。
小保姆：城市中失落的缘分天空
小月离开安徽老家外出做保姆已有十多年了，已过而立之年的她至今孑然一身，婚姻问题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91年，22岁的小月告别父母，只身来到了上海，开始了小保姆的生涯。勤快聪明的小月，打理家务，服侍老人，工作起来总是一丝不苟，也得到了雇主的喜欢。可这一干就是4年，由于雇主不愿意小月有社会交往，原本就性格内向的小月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当岁月无情地滑过，小月也错过了这本该享受恋爱甜蜜的最佳年龄。
“在这４年里，我所认识的人没超过30个，其中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加上自己保姆的特殊身份，恋爱根本就是一种奢望。”回想这４年的生活，小月感叹不已。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月的婚事没见任何动静，雇主大概是出于同情，也曾为小月张罗过一次相亲，不过对方却是一名腿有残疾的中年人。这让小月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份的不平等。后来小月又尝试着走进婚介所，可给她介绍的对象，不是离过婚、有孩子的，就是老年人、残疾人。她稍有犹豫，介绍人就说，“小月，人家可没瞧不起你呀。”
小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是，她毅然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只身来到了北京。然而，辗转奔波，小月却始终没能离开保姆行业。此后，小月见过好些雇主，雇主们对小月的工作要求比较严格，小月谈恋爱的心也慢慢沉寂了下来。“有的雇主觉得，花钱雇了你，你就成了他的私有财产，甚至在招工的时候就说，不希望你有太多的社会活动。这种事经历得多了，对待婚事也就坦然了。”目前，小月已在北京一个“打工妹之家”负责家政保姆介绍工作，在这个集体里，和她有着类似经历的打工妹还有很多。
家庭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正常的女性都渴望美满的婚姻，而小月追求婚姻幸福过程的种种遭遇在许多城市保姆身上仍在重演。据保守估计，仅南昌市从事保姆职业的人数就在万人以上，其中许多人的情感世界仍是一片荒凉。南昌市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翁伟萍说，工资较低、低人一等的世俗观念，尤其是交际圈狭窄的职业特点引发的婚姻难题，让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女孩对保姆行业望而却步，近年来，保姆招工难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离异保姆：偏见与伤痛下的情感踌躇
当年轻的进城务工女孩选择进厂做工，日渐远离保姆行业的同时，一些农村离异妇女却开始成为这一行业的生力军。然而，由于失败的婚姻经历，使她们在面对与小保姆们同样的社会偏见的同时，还要背负着情感伤痛带来的心理重负。
随着改革开放后打工潮的兴起，一些外出务工农民夫妻两地分居现象普遍，同时受到观念差距日益加大和婚外情等现象的冲击，一些农村地区离婚率攀升。受此影响，不少农村离异妇女也走上了进城务工“见世面”的道路，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于没有一技之长，进入保姆行业成了最无奈也最现实的选择。
家在江西新建县农村的熊女士1989年与江西丰城人李某相识相爱，很快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女儿。嫁到丰城市曲江镇农村后，起初丈夫做运输生意，熊女士忙些农活家务，生活倒也和美。可是后来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彻底改变了熊女士的生活，先是丈夫做生意失败后染上赌博恶习，后来他外出广东打工后又另寻新欢，最终两人走上了离婚的道路。
2000年起，熊女士来到南昌，开始了自己的保姆生涯。转眼在城市里一待就是５年，已36岁的熊女士至今不敢再涉足婚姻。“第一次婚姻已经这样了，要是第二次再失败，我就彻底垮了。”熊女士说，她和一些有类似经历的姐妹们也曾相约去过婚介所，可一看70多岁的城里人登的征婚启示上都要求找40岁以下的或者有城市户口的，她的心就凉了。
南昌市妇联创业家政有限公司家政部主任朱晓江告诉记者，公司近年来招收的保姆绝大部分是三四十岁的农村中年妇女，从公司介绍出去的近千名保姆中有30％以上夫妻感情不和睦或离异。朱晓江说，由于每年公司都要到农村去招收保姆，她们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基本上见不到青壮年男人，而因丈夫外出打工、夫妻长期分居引发的家庭不稳定现象十分突出，一些夫妻即使没有离婚也处于“凑合着过”的亚婚姻状态。
消除歧视，让爱传递婚姻的讯息
婚姻是法律与社会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打着城乡观念差异幌子下的偏见与歧视却成为保姆追求人生幸福时的最大障碍，人心“鸿沟”的早日消除，是日趋人性化的社会里对保姆最深层的关爱。
南昌市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翁伟萍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已日渐弱化，但城里人对农村人观念上的门槛并没有完全消除，各种歧视现象不容忽视，其中保姆职业低人一等的观念也仍然存在。翁伟萍呼吁，一方面保姆应调整心态，更多地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社会也应给予保姆更多的关心与帮助，用爱心为她们传递婚姻的讯息。
翁伟萍认为，保姆应当善于发现、培养自己的红娘，一方面尽量获得雇主的理解，同时与邻里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与同为保姆的姐妹们加强沟通、保持联系，并尽可能多地参加“打工妹之家”之类的社会团体，让自己不再养在“深闺”。同时，她呼吁政府与社会各界为保姆们创造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为他们营造更宽容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保姆看似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与边缘，其实恰恰是她们与城里人关系最为密切。她们在默默为城里人看护老人、照看小孩的同时，也在传递着情感的变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多城里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甚至城里孩子成长过程中性格、兴趣的培养均与保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们为她们付出了爱心与帮助后，这爱也终将回赠给每一位施予她们的人。
小保姆：城市中失落的缘分天空
小月离开安徽老家外出做保姆已有十多年了，已过而立之年的她至今孑然一身，婚姻问题是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1991年，22岁的小月告别父母，只身来到了上海，开始了小保姆的生涯。勤快聪明的小月，打理家务，服侍老人，工作起来总是一丝不苟，也得到了雇主的喜欢。可这一干就是4年，由于雇主不愿意小月有社会交往，原本就性格内向的小月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当岁月无情地滑过，小月也错过了这本该享受恋爱甜蜜的最佳年龄。
“在这４年里，我所认识的人没超过30个，其中的年轻人更是少之又少，加上自己保姆的特殊身份，恋爱根本就是一种奢望。”回想这４年的生活，小月感叹不已。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月的婚事没见任何动静，雇主大概是出于同情，也曾为小月张罗过一次相亲，不过对方却是一名腿有残疾的中年人。这让小月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份的不平等。后来小月又尝试着走进婚介所，可给她介绍的对象，不是离过婚、有孩子的，就是老年人、残疾人。她稍有犹豫，介绍人就说，“小月，人家可没瞧不起你呀。”
小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于是，她毅然辞去了上海的工作，只身来到了北京。然而，辗转奔波，小月却始终没能离开保姆行业。此后，小月见过好些雇主，雇主们对小月的工作要求比较严格，小月谈恋爱的心也慢慢沉寂了下来。“有的雇主觉得，花钱雇了你，你就成了他的私有财产，甚至在招工的时候就说，不希望你有太多的社会活动。这种事经历得多了，对待婚事也就坦然了。”目前，小月已在北京一个“打工妹之家”负责家政保姆介绍工作，在这个集体里，和她有着类似经历的打工妹还有很多。
家庭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正常的女性都渴望美满的婚姻，而小月追求婚姻幸福过程的种种遭遇在许多城市保姆身上仍在重演。据保守估计，仅南昌市从事保姆职业的人数就在万人以上，其中许多人的情感世界仍是一片荒凉。南昌市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翁伟萍说，工资较低、低人一等的世俗观念，尤其是交际圈狭窄的职业特点引发的婚姻难题，让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女孩对保姆行业望而却步，近年来，保姆招工难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离异保姆：偏见与伤痛下的情感踌躇
当年轻的进城务工女孩选择进厂做工，日渐远离保姆行业的同时，一些农村离异妇女却开始成为这一行业的生力军。然而，由于失败的婚姻经历，使她们在面对与小保姆们同样的社会偏见的同时，还要背负着情感伤痛带来的心理重负。
随着改革开放后打工潮的兴起，一些外出务工农民夫妻两地分居现象普遍，同时受到观念差距日益加大和婚外情等现象的冲击，一些农村地区离婚率攀升。受此影响，不少农村离异妇女也走上了进城务工“见世面”的道路，其中很大一部分由于没有一技之长，进入保姆行业成了最无奈也最现实的选择。
家在江西新建县农村的熊女士1989年与江西丰城人李某相识相爱，很快结婚并生育了两个女儿。嫁到丰城市曲江镇农村后，起初丈夫做运输生意，熊女士忙些农活家务，生活倒也和美。可是后来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彻底改变了熊女士的生活，先是丈夫做生意失败后染上赌博恶习，后来他外出广东打工后又另寻新欢，最终两人走上了离婚的道路。
2000年起，熊女士来到南昌，开始了自己的保姆生涯。转眼在城市里一待就是５年，已36岁的熊女士至今不敢再涉足婚姻。“第一次婚姻已经这样了，要是第二次再失败，我就彻底垮了。”熊女士说，她和一些有类似经历的姐妹们也曾相约去过婚介所，可一看70多岁的城里人登的征婚启示上都要求找40岁以下的或者有城市户口的，她的心就凉了。
南昌市妇联创业家政有限公司家政部主任朱晓江告诉记者，公司近年来招收的保姆绝大部分是三四十岁的农村中年妇女，从公司介绍出去的近千名保姆中有30％以上夫妻感情不和睦或离异。朱晓江说，由于每年公司都要到农村去招收保姆，她们发现许多地方的农村，基本上见不到青壮年男人，而因丈夫外出打工、夫妻长期分居引发的家庭不稳定现象十分突出，一些夫妻即使没有离婚也处于“凑合着过”的亚婚姻状态。
消除歧视，让爱传递婚姻的讯息
婚姻是法律与社会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打着城乡观念差异幌子下的偏见与歧视却成为保姆追求人生幸福时的最大障碍，人心“鸿沟”的早日消除，是日趋人性化的社会里对保姆最深层的关爱。
南昌市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翁伟萍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异已日渐弱化，但城里人对农村人观念上的门槛并没有完全消除，各种歧视现象不容忽视，其中保姆职业低人一等的观念也仍然存在。翁伟萍呼吁，一方面保姆应调整心态，更多地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社会也应给予保姆更多的关心与帮助，用爱心为她们传递婚姻的讯息。
翁伟萍认为，保姆应当善于发现、培养自己的红娘，一方面尽量获得雇主的理解，同时与邻里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与同为保姆的姐妹们加强沟通、保持联系，并尽可能多地参加“打工妹之家”之类的社会团体，让自己不再养在“深闺”。同时，她呼吁政府与社会各界为保姆们创造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为他们营造更宽容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保姆看似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与边缘，其实恰恰是她们与城里人关系最为密切。她们在默默为城里人看护老人、照看小孩的同时，也在传递着情感的变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多城里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甚至城里孩子成长过程中性格、兴趣的培养均与保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们为她们付出了爱心与帮助后，这爱也终将回赠给每一位施予她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