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为了防止司法专权、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建立了一套司法分权制衡与监督的体系。通过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多个司法机关使之互相监督制衡之外，还加大对错案官员的处罚力度。但是，尽管如此，宋代仍然没有能防止冤假错案的出现，其分权与制衡的司法体制最终失败了。
　　关键词：宋代；司法；分权与监督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加强皇权，防止臣下专擅，在政治制度上采用了分权制衡的方式。在司法权上，宋朝皇帝也采用了分权制衡的方式，同时还加强了对司法的监督，防止司法专权的出现。
　　一、宋代的司法机构
　　（1）大理寺。根据《宋史·刑法志》中的记载，大理寺是宋朝的中央审判机关，内设大理寺卿一人，下设左断刑、右治狱。凡地方各州报请奏谳及地方官犯罪案件由左断刑负责；凡京师百官案件由右治狱负责。
　　（2）刑部。宋初，设刑部主管全国大辟已决案件的复核，以及官员犯罪免除、经赦叙用、定夺昭雪等事。神宗改制后，审刑院并入刑部，其职能有所扩大，处理有关刑罚、狱讼、奏谳、赦宥、叙复等事。
　　（3）审刑院。《宋史·刑法一》载“帝又虑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诋，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上奏，先达审刑院，印讫，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审刑院是神宗以前为加强皇帝对司法的控制，而增设的中央审判机关。凡是上奏案件先交审刑院备案，后交大理寺复核，之后再返回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
　　（4）御史台。宋初设御史台行使最高监察权，同时扩大了其司法职权。其职权为：复核地方案件，《宋史·刑法一》载“三年，诏御史台鞫徒以上罪”；高级官员犯罪案件，《宋史·刑法二》载“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派员审理地方重大案件，“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为之。凡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陛辞日，帝必临遣谕之曰：‘无滋蔓，无留滞。’咸赐以装钱。”
　　二、加强监督：司法官员的责任追究制
　　除了对司法权进行分权制衡外，宋朝还加强对官员判案的监督，并规定了官员在审判中的奖惩制度，以确保官吏正确审判，不会造成冤假错案。《宋刑统》中规定了两种法官错判案件的罪名。①官司出入人罪。“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其出罪者，各如之。”① ②断罪不当。“诸断罪应决配之而听收赎，应收赎而决配之，若应官当而不以官当，及不应官当而以官当者，各依本罪减故失一等。”②
　　此外，《宋史·刑法志》中也详细记载了一些官员在审判中的奖惩制度，以确保官吏正确审判，不会造成冤假错案。可以说有宋一代为了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一旦发生“刑名违错”，即使没有或没有发现贪污和徇私枉法的行为，法官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三、司法分权制衡与监督的失败
　　按理说，宋朝建立了如此严密的司法体制以及严格的监督体系，其法治状况应该是比较清明的，但是，现实似乎总与想法背道而驰，除北宋前期司法状况还算公正外，北宋中后期直至南宋整个司法界都是呈愈来愈黑暗的趋势。下面仅录《刑法二》中的一段记载以闻：
　　“帝之用刑可谓极厚矣，而天下之狱不胜其酷。每岁冬夏，诏提刑行郡决囚，提刑惮行，悉委倅贰，倅贰不行，复委幕属。所委之人，类皆肆行威福，以要馈遗。监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则令入其当黥之由，意所欲杀，则令证其当死之罪，呼喝吏卒，严限日时，监勒招承，催促结款。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缠绳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痛深骨髓，几于殒命。富贵之家，稍有罥（音：卷）偏，动籍其赀。又以趁办月桩及添助版帐为名，不问罪之轻重，并从科罚。大率官取其十，吏渔其百。”③
　　上面的记载是触目惊心的，让人无言以对，无言可评。
　　四、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宋朝为了防止冤狱的出现，设立了多个司法机构，使其相互之间监督与制衡。采用分权与制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防止权力滥用之效。但是，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或者平行监督并不一定是永远可靠的。监督是否有效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是信息。监督者只有掌握了被监督者在审判中的信息，才能得知其是否滥用职权，是否徇私舞弊。然而，任何被监督者都是不会希望自己的不法行为被他人知晓的，因此会极力掩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这时，监督者能否完成自己的监督使命则取决于两个因素：①监督者的专业技能；②监督者的道德品质。一方面，在司法案件的监督之中，如果监督者没有掌握相关的审判经验与专业知识，仅仅凭卷宗去认定案件有无错判，很可能就会如睁眼瞎一般被蒙蔽，这种监督就会流于形式，根本起不到校正冤假错案的作用；另一方面，监督者的道德品质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监督者缺乏正直清廉的品质，与被监督者沆瀣一气，那么即便监督者发现了冤假错案，为了维持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利益，其也不会去纠正这些错案。因此，无论构建多么严密的制约与监督体系，自上而下和平行的监督都是不能保证有效地纠正冤假错案的。
　　此外，规定司法官员的严格责任制也是存在很大局限的。一般而言，奖惩机制的变化一定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当惩罚的严厉性增大时，从逻辑上看，一定会导致从事审判的官吏改变行为，为了自我利益而努力减少审判错误的发生。但是，任何投入的收益都是呈边际效用递减，这就意味着，严格责任制产生的效果也一定有限；超过了这一限度后，随着这个责任制越来越严格或越来越严厉，其效果甚至会为负值。这就意味着，过分严格的责任制可能促使许多官吏更不努力，甚至草菅人命。④
　　注释：
　　①《宋刑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6页。
　　②《宋刑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6页。
　　③《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358～359页。
　　④参见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21～223页。
　　作者简介：
　　许鹏飞（1990～），南京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学硕士研究生；
　　胡英阔（1989～），南京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