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中国艺术品拍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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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引进艺术拍卖后,艺术品拍卖迅速被国人接受,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内地艺术拍卖高潮迭起,参与的人与日俱增,买家也由最初国外为主转为国内为主,大量的外围资金尤其是金融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市场,不断地推高了中国艺术品价格。目前,国内重量级拍品由最初的百万元上升到现在的上亿元,中国艺术品尤其是文物艺术品的价值在海内外大藏家和机构的参与下得到了充分挖掘,大大提升了中国艺术品在国际上地位和价值。
  朵云轩首拍开启内地艺术品交易新时代
  众所周知,过去内地民间古玩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和经营模式大致分为四类:即市场店铺式、马路货亭式、室内地摊式与零散店号式。这些传统古玩市场交易模式一般是买家和卖家一对一进行的,双方讨价还价,若价格双方都能接受,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交易就算成功,交易价格一般只有买卖二家知道,有时双方还会约定成交价格不得外传。如果买卖双方价格谈不拢交易就会终止。而艺术品拍卖却是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它来之于西方,可以说是舶来品,其实质是一种充分利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的艺术品交易方式,是艺术品买卖双方通过专业的中介企业——拍卖行,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里,由买方以价格竞争为手段,以价高者得为原则,以落槌成交为形式的艺术品买卖业务活动,它有别于古玩市场上个人之间的成交,投拍的艺术品如果未达到 一些基本條件,往往会产生流标,若流标比例高,不仅会造成拍卖行经济损失,而且会使拍卖行信誉下降。这种全新的交易方式尽管在我国时间很短,但影响巨大。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国营文物商店朵云轩总经理祝君波到海外考察后,在1992年8月成立了内地首家艺术品拍卖公司,招牌由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诗人谢稚柳题写。朵云轩拍卖公司成立后,经过精心策划和精心组织,于1993年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举办了轰动一时的“朵云轩首届字画拍卖会”。有趣的是,当时买家要进入会场还需购买80元门票,而门票在酒店外居然被黄牛炒过了百元,场内500个席位早早便座无虚席。所以,朵云轩这个书画专场在很多行内人眼里具有“中国艺术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它是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拍卖——拍卖公司持有注册证书,拍品类别清晰,成交额合理。155件拍品在海内外买家踊跃竞投下最终成交835万元,比起当时北京文物市场2188件拍品、300万元的成交,朵云轩已经向国际规则下的艺术品拍卖会靠近了一大步。此后,在朵云轩字画拍卖的影响下,国内艺术品拍卖迅速扩展到大江南北,并被广大的收藏者、投资者接受或认可。目前,各地艺术品拍卖行已有上百家,上拍的品种已由字画、瓷器扩展至玉器、古籍善本、油画、邮票、钱币、家具、文房用品、青铜器等等,艺术品年拍卖额已从最初的百万元发展到现在的数百亿元,单件拍品价格从原来的百万元上升到现在的数亿元。
  根据笔者观察,由于艺术品拍卖组织严密、公开性强、透明度高,它的影响自然很大。拿拍品的定价来说,拍卖行一般会根据物主的要求,然后根据以往拍卖的情况和其他拍卖行拍卖情况,确定拍品的底价,若是底价定得太高,造成流标的可能性就大。一般拍卖行都不愿意将拍品定得太高,最理想的是适中或偏低的底价,给买家有竞价的空间。不过,拍卖行对拍品的运作却大有讲究。以2000年春季天津文物拍卖鼻烟壶为例,天津文物曾推出一只标价30万元的鼻烟壶,高48毫米。仅平常人的拇指一般大小。形似扁瓶,白色料胎,双面用胭脂红珐琅彩绘风景图案,壶底刻“乾隆年制”。据专家介绍,这种料胎画珐琅工艺制作十分困难,传世极为稀少,特别是那些绘有西方风情的鼻烟壶,一直是海外藏家的寻求目标。然而,有价值的东西,市场上的仿品就多,特别是在天津,一种被称为“云氏烟壶”的现代玻璃仿品更是远近闻名。所以,当天津文物公司在拍卖图录中推出这只鼻烟壶,多被认为极可能是赝品。对此,天津文物公司早有准备,先是在业内刊物上介绍拍卖专题,配发了这只烟壶的照片,同时利用国际互联网将鼻烟壶等重点拍品的图片及相关资料在网上发播。接着又与有关媒体联合举办“文物鉴定名家系列讲座”,还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鼻烟壶专家夏更起面向社会讲授“鼻烟壶鉴定”,吸引了众多听众。夏先生在讲课中,又特意把这件拍品与北京故宫同类鼻烟壶相对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后在拍卖预展期间,天津文物公司又不失时机地撰写了“身价百万鼻烟壶精彩亮相”一文。实际这一篇文章的题目已经暗示该鼻烟壶的底价已飙升至百万元,结果,标价30万元的鼻烟壶最终以242万元的天价拍出,创下了当时国内外同类拍品价格的最高纪录,由此可见艺术品拍卖的巨大魅力。
  艺术品拍卖市场国内买家已成为主力军
  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艺术品拍卖刚兴起时,内地艺术品拍卖中的买家大都是境外港台人士,像朵云轩首届字画拍卖会上,香港大收藏家张宗宪一人就买下数百万元的拍品,约占全部成交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头号买家,其中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被他以11.5万元拍得,创下当时丰子恺作品的最高价。到90年代中后期,内地买家异军突起,成为了市场主力军,特别是文博机构、大企业家和金融资本的介入,使得艺术品成交空前活跃。从文博机构看,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文博机构纷纷出手,如1995年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推出的稀世珍宝——北宋张先《十咏图》高头大卷,当时资深专家徐邦达力排众议,上书中央力主购买,最终在中央和国家文物局领导支持下,北京故宫博物院以高达1980万元买下,开创了国家博物馆从拍卖市场购买文物的先河。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1996年以880万元从翰海购买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003年以2200万元从嘉德购买隋人书索靖《出师颂》等。首都博物馆也不甘示弱,2000年以880万元从翰海购买宋佚名《梅花诗意图》,以550万元从中贸圣佳购买郑燮《手书五经册》,以184.8万元购买明嘉靖素三彩观音;2004年又以341万元购买顾洛《蚕织图卷》,以132万元购买王炳《蒨园八景 燕京八景图卷》等。上海图书馆在2002年嘉德以990万元收购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书札》。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2009年从嘉德以54.4万元优先购买了陈独秀等致胡适书札……   从大企业看,大连万达集团是较早涉足艺术品拍卖,先后在1998年嘉德春拍以374万元竞购了傅抱石《虎踞龙盘今胜昔》镜心,2000年在翰海以440万元购买八大山人《孤禽图》立轴,2007年在保利以1518万元吃进李可染1977年作《漓江胜境图》镜心;泰康人寿2007年在嘉德以4032万元竞购陈逸飞1972年作《黄河颂》油画,2009年在嘉德以1904万元收购蒋兆和1949年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镜心,2017年在嘉德以4945万元竞得罗中立的《春蚕》油画;新疆广汇集团2011年在嘉德以5290万元收购黄宾虹壬辰(1952年)作《山川卧游卷》手卷,同年在保利以高达2.66亿元购买徐悲鸿1951年作《九州无事乐耕耘》镜心;苏宁集团2016年在保利以3.036亿元购得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在同场拍卖会上,以7762.5万元吃进元代吴镇《野竹图》立轴;湖南电广集团2012年在保利以2.9235亿元收购李可染1964年作《万山红遍》镜心;宝龙集团2013年在保利以1.288亿元将黄胄1981年作《欢腾的草原》收入囊中……
  从金融资本看,中国建设银行1995年在嘉德以605万元竞得刘春华1967年作《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此次竞购在当时已属天价,轰动海内外;金融大腕刘益谦自内地兴起艺术拍卖以来,频频巨资出手,2009年在翰海以8344万元收购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2010年在嘉德以3.08亿元竞得东晋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2015年在匡时国际以8050万元竞得《宋人摹郭忠恕四猎骑图》手卷,同年,在保利以1288万元竞得清乾隆御制紫檀重檐庑殿顶三间式大佛龛……之后,每年艺术品拍卖会,几乎都能见到刘益谦的出手。
  由于以上三路人马的介入,中国艺术品的价格水涨船高。记得1993年上海朵云轩首次名家字画拍卖会,价格最高的是张大千的《晚山看云》,成交价为143万元,1994年嘉德成交价格最高的是张大千的《飞梁石瀑》,成交价为209万元。1996年傅抱石的《丽人行》在嘉德以1078万元拍出,首次突破了千万元大关。2010年嘉德隆重推出张大千泼彩力作《爱痕图》镜心,结果以1.008亿元拍出,不仅创下近现代书画市场最高价,而且把近现代书画推向亿元价格,轰动海内外。之后,中国艺术品亿元价格频出,特别是各路名家大师争奇斗艳,交相辉映。2017年保利拍卖会上,隆重推出了齐白石的《山水十二屏》,这是迄今市场上出现的齐最大作品。该作以4.5亿元起拍,经过70余次激烈的竞拍,最终以9.315亿元成交(约合1.41亿美元),如此天价一举刷新了中国艺术品的全球拍卖纪录,也成为了首件过1亿美元的中国艺术品。据悉,类似12屏条山水目前存世仅见两套,另一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此件超亿美元的成交使得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可以和毕加索等国际艺术家达到同一级别。
  艺术珍品海外回流大势所趋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内地也造就不少富翁,其中不少有實力的藏家在海内外疯狂地竞购中国艺术品。如在199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内地一买家力挫群雄,以684万港元和442万港元竞得元代鲜于枢的《草书韩愈卷》和元代赵子昂《行书归去来辞卷》,当时,不少拍卖场上的观者认为买家是疯了,居然用如此高价收购。时隔一年,北京保利集团又在香港市场上以近3千万港元的天价收购了虎首、牛首、猴首铜像;北京文物公司则以2914万港元收购了曾被英法联军掠夺去的清乾隆镂空六方套瓶。
  以后,由于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走出了一轮史无前例飙升行情,海外藏家看到内地艺术品拍卖迭创新高,于是不少藏家在金钱的诱惑下,把一些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回流内地市场。如2002年中贸圣佳从日本觅得回流作品——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孔子弟子像》的宋摹本后,海内外的许多文博机构都表示有意竞买。其中,一买家开口就出价150万美元,而首都博物馆由于经费有限,只能出价800万元,为此,中贸圣佳为了能让拍卖场上罕见物留在国内,中贸圣佳放弃自己经济利益,并对物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物主以800万元直接卖给了首都博物馆。2009年保利拍卖会上,海外回流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手卷被金融大腕刘益谦以6171.2万元收购;在2014年苏富比拍卖会上,刘益谦更是出手惊人,以高达2.8亿港元将玫茵堂珍藏成化鸡缸杯买下,轰动国际拍坛。在2016年嘉德拍卖会上,原尤伦斯夫妇收藏的曾巩《局事帖》以2.07亿元被影视界大佬王中军收藏。上述这些机构和大藏家的举措,在海内外造成了很大影响。目前,各地拍卖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赴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觅货,有的远涉重洋赴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取货,更有的拍卖行为招揽客户推出回流作品拍卖专场。从2000年以来的情况看,回流作品占了相当大一部分,回流已成为了一股潮流。不过,有的买家在购买回流作品时,仅凭着自己的财力和民族情感,在拍卖场上踊跃竞投。殊不知,这一激情之下往往会遮蔽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回流作品中也夹杂着不少的垃圾,有的回流专场大多数是赝品、劣品。因此,买家在对待回流作品时务必要谨慎。
  未来艺术市场挑战机遇并存
  据笔者观察和研究,自内地引进艺术拍卖后,艺术品给藏家带来的回报是有目共睹的,以徐悲鸿精心之作《春之歌》为例,这张画是徐悲鸿送给好友张大千的礼品,最初亮相于1999年中国嘉德“中国美术百年专场”拍卖会上,当时的估价80万元—90万元。上拍后,终因底价过高而流标;2001年,该作于上海东方秋拍会中成交,价格仅为73万元;2003年该作又在上海荣宝上拍,以346.5万元拍出,两年间翻了4倍多;2008年北京长风再推此作,成交价为694.4万元,价格再次翻倍;2009年北京保利隆重推出《春之歌》,成交价为1013.6万元,价格突破了千万元大关。同样,1994年香港大收藏家张宗宪在上海朵云轩字画拍卖会上以31.9万元,吃进齐白石的大幅《篆书》中堂,创齐白石书法最高价,当时很多人认为张宗宪是疯了,甚至预言张宗宪这辈子可能被永远套牢。然而,到2006年,张宗宪在香港苏富比抛出此作,获价高达224.8万元,12年价格居然翻了7倍。
  与此同时,藏家损失惨重的投资也屡有发生,即便是一流的画家作品恐也难以幸免。如清代著名的宫廷画家金廷标《听泉图》立轴曾在2010年嘉德拍卖会上以高达4513.6万元成交,时隔5年后,也就是2015年嘉德再推金廷标《听泉图》立轴,结果只以3680万元成交,如果不计利息只算佣金和价格差,损失当在千万元以上。又如齐白石 1947年作《花鸟四屏》在2010年嘉德被拍至9200万元,2014年保利再推此作,以5577.5万元成交,4年不算利息,直接损失高达近4千万元,可谓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今天,我国艺术品拍卖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尽管未来拍卖行竞争将更激烈,优胜劣汰是大势所趋,但市场前景无疑十分诱人,特别是一大批人脱贫致富,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艺术品拍卖,介入艺术品拍卖。同时,艺术品拍卖市场能让藏家和投资者的收藏品以拍卖的方式实现市场价值,增添收藏的乐趣,收获集藏的硕果,这样的交易平台能不受欢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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