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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基于多个乡村的田野考察，回答在当下乡村主体外流、共识虚浮且媒介乡村化的条件下，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本文认为，根据情感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面对面的乡村共同体自然形成、主体外流条件下共同体衰落以及媒介化乡村共同体的重塑。文化唤醒、平台建构和形象建构是乡村“弥散性受众”重塑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弥散受众;情感传播;乡村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1-0085-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按照文化的本意：以文化天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是在文化意义上构成共同体。在当下乡村主体外流、共识虚浮且媒介乡村化的条件下，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何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介化乡村时代“弥散性受众”的形成及情感传播，为乡村共同体的重构提供了可能。
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这样描述“乡村共同体”：“许多个人，或者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经济的、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1]如果说“经济联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的话，那么“感情联系”较多地表现为感性的联系，是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产生的情感依赖和情感慰藉。学者胡必亮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充满人情成分的人际关系本位的基础之上，乡村社会表现为一些有着共同血缘、地缘、族缘和业缘关系的人更容易形成一个共同体[2]。而在形成乡村共同体的过程中，传播是基本的前提，因为“关于传播的任何真实理论都是关于共同体的理论（theory of community）”[3]。在威廉斯看来，这不单意味着传播是双方互动和交流的过程，而更为重要的是传受双方“经验”的碰撞，这种经验是区别于“理性”或“知识”相区别的“意识”，是一种情感的互动，也就是情感传播。
本文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不同的传播状态与乡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当下媒介化乡村共同体的路径建构。本文的数据来自本课题组的田野考察，相关数据在多地的多个乡村进行验证，确保其具有代表性。
一、关键概念及理论溯源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传播技术的普及，乡村社会也成了“媒介化乡村”[4]。这个概念是根据“媒介化社会”之“媒介影响力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的含义对乡村社会所做出的判断。乡村媒介化之后，带给乡村社会的重要变化是：所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媒介信息的使用者、观看者和被观看者，“弥散性受众”由此产生。
“弥散性受众”的概念用于阐释媒介普及后受众形态的变化。该理论不仅仅将受众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也将消费和认同的观点纳入受众研究，重视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所展现的自我形象的搜寻与建构。媒介环境的变化导致受众表现出“弥散性”（diffused）的特点，所有的人有意无意成为受众，人们互相观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媒介展演成为建构自我形象的重要方式并借此寻求自我认同[5]。
情感传播是一种非理性的经验传播，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柏拉图将情感视为感受美的前提。如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对情感的赞美：“你今天见到这些东西就会神魂颠倒，心向往之，和许多别的人一样，为了看一眼心爱的宝贝，为了同这个宝贝永远在一起，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可以不吃不喝，只要看着它守着它就行。”[6]人们正是通过遵循：爱“个别的美”、爱“一切形体的美”，爱“美的行动”、爱“美的知识”，最后理解和掌握“真正的美本身”。进一步讲，情感传播的意义在于其和身体创造力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建构。身体根据它同外部世界比如另一个身体的关系状态来修正调节自身，加上相应变化的相关的观念，这就是生理和心理并举的情感[7]。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将爱之共同实践看作是增强力量和愉悦的无限循环，最后是增强了原子般个体结成社会共同性（诸众）的能力，诸众因能力之增强而更加愉悦。“通往愉悦之路就是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扩展我们的想象之域、我们去感受和被影响的能力、我们行动和展现激情的能力。”[8]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是一个靠符号、媒介内容塑造了公众“想象的共同体”，当下通过各类媒介将乡村社会连接在一起，将乡村成员变成“弥散性受众”，通过共同的活动和情感表达实现和维持著乡村社会的另一种共同体。
二、乡村情感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三个阶段
乡村共同体是村民对面对强大的自然、社会环境过程中形成的集体认同和乡村内部的凝聚力。其意义在于精神上维持和加强乡村社会的思想感情、世道人心和价值观念，实践上维持着乡村的和谐和团结，这也是乡村振兴在文化层面上的应有之义。根据传播状态的不同，乡村社会的情感传播与共同体建构呈现出三种面貌和阶段：面对面互动对礼俗社会的维护、电视普及之后人际疏离和共同体衰落、网络普及之后情感传播的再连接与共同体建构之可能。
（一）面对面：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自然形成
乡村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大可小，这源自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乡村结构特点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向外扩散”，几乎所有的人都可纳入自己的圈子，从而形成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又在影响着现实中的思想情感和日常实践。除了费孝通一直强调的血缘、地缘的关系之外，精神层面的“想象”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象的共同体”。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任何比能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原始村落稍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出来的”[9]。乡村社会的面对面传播通过情感的相互震动达到了共同体的实现。这一点在麦克卢汉的论述中也得到体现，他说，在面对面社区中，“人事事经历感情或情绪上的卷入”[10]。传统社会通过共同参与的一些仪式、传统文化、民歌、闲话家常、红白喜事等平台展开，熟人社会靠此维持，人生的重要仪式和整个乡村融为一体。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是最靠得住的情感交流的方式，在场的交流是肉体的整体延伸，“此时我把时间让渡给了你，起码是一种真诚”[11]。而这种在场的真诚成了乡村社会情感维系的重要方式。在政治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农业合作社过程中，大家同吃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从情感传播的角度而言，是情感促进了行动，行动促进了情感。 （二）电视普及和乡村主体外流：乡村共同体的衰落
乡村共同体的衰落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电视的普及，另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打工潮出现后的乡村主体的外流。首先，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打破了乡村社会“人村合一”的状态，将人的时间分割，人也变得更加独立和原子化，人们愿意在电视机前聊以度日，也不会去参与一些乡村集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破坏。如研究者指出的电视普及后造成的“饭市”的衰落、电视普及后皮影戏的冷落等。其次，最为根本的影响在于乡村主体外流。如果说电视的普及造成了人们情感传播方式的某种替代，导致了乡村共同体的衰落的话，那么主体外流直接导致了乡村情感传播平台的缺失。传统的交流平台需要有人的参与和维护，但随着主体外流，传统交流平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最后导致了乡村社会共同体的脆弱。
（三）网络通讯技术的普及与弥散性受众的形成：乡村共同体再造
网络通讯技术迅速在乡村普及，所有人有意无意地成了受众，大家在“看与被看”的平台实现自我认同，为情感表达和交流提供着平台。情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为情感传播创造了新的平台，而且进一步促进了现实平台的产生。在平台建构方面，微信等传播平台通过建群、朋友圈等方式维持和创造着现实的家庭和人际关系。比如本研究观察到的“欢乐一家人”“敬氏家族群”“东庄群”等都是以社会集体命名，表现出一种情感传播和关系维护的自觉。对现实的影响方面，近几年广场舞在农村的流行都是由广场舞应用、影碟等传播媒介影响而生成的。在突破时空限制方面，以乡村社会为创造者和题材的土味视频突破了在地性，形成一种新的逻辑，进行着跨地域、跨时间的情感沟通。这些现象的存在，似乎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更为现实的材料，为乡村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可视之为乡村共同体的再造。
三、媒介化乡村中文化共同体的路径再造
本部分结合田野数据和案例分析探讨“媒介化乡村”条件下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可能，将从文化唤醒、平台建构、自我认同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文化唤醒
乡村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乡村共同体的衰落是随着电视媒介、乡村主体外流后对于乡村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媒介化乡村中通过对乡村文化的地域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唤醒为乡村共同体提供了可能。郭建斌用“唤醒”一词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关系，即社会环境的改变“唤醒”了民族意识和地域意识。这种描述精妙之处在于说明了民族意识和地域意识本来是内生的，外部环境只是一个重要的激发因素，让这种意识表现出来，恰如熟睡之人被唤醒。帕克描述的是从外国移入美国的其他国家的人，进入陌生环境之后出现的心理变化，而媒介进入乡村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文化唤醒”的作用。
第一批被唤醒的是文化爱好者，他们因为曾经参与过乡村集体活动对于乡村文化的衰落和人们之间的经济化交往充满了焦虑。而外部文化的输入为其思考自身文化的出路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可能。第二次唤醒是2010年前后广场舞的普及，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村民开始兴办本村的集体活动，通过将广场舞的表演纳入其中，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第三次唤醒是通过网络的跨时间、跨地域传播。微信、快手、抖音成为村民们的首选。一方面，村民们通过直播、发送视频的形式，将本地的文化发送出去，“让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的风俗”;另一方面，通过类似应用，不断学习和创新，不断丰富着乡村文化表演的内容和形式，重构着乡村文化。
（二）平台建设
学者何雪松提出了“情感治理”的概念，它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标。“一方面，情感是一种动员社会参与、实现社会整合，去除消极情感、增强积极情感的社会治理手段;另一方面，情感治理也是‘善治’这一治理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12]。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日常传播实践的情感平台的建设是实现情感治理的重要基础。因为情感的疏解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和传递，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日常实践中村民之间的平行式、更加平等的信息交流。
一是媒介技术为村民提供了文化表达的线上平台，使得普通村民成为文化的自觉传播者。微信、抖音、快手、糖豆网等平台是村民情感疏解、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2018年10月29日，本研究参与观察的广场舞群转发了本地一位农民的即兴快板，随后成员也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分享。画面上一位老人坐在田埂上，满面笑容，即兴表演了一段快板顺口溜，是为了传播而配合录制的，内容反映了乡村伦理困境，对现实进行批判。
“暂（现在）的婆娘家没缠紧，出门骑的是摩托车，跟时代，政策赶，媳妇子都不受阿嫁（婆婆）的管。阿嫁根本就不敢说，一说都是搭火车那个搭火车，火车提速就是快，媳妇子和阿嫁都不做对（对付）。阿嫁经常是泥坯子逛，媳妇子一揽揽当大戏唱，阿嫁不敢和媳妇子呛，呛了后人（儿子）就没婆娘。暂的女娃娃果值钱，跟出门，有人选，男人娃娃都不管，出去跟上个大老板。年轻时候跟老板，老了过来就没人管，男人就把婆娘想，娃娃暂就由性子长那个由性子长。”
这个49秒的视频将叙事和议论富有节奏地结合在一起，借以反映和批判社会现象，用农民朴素道德观进行评价。现实方面，说到了家庭关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乡村社会结构中性别比例的失调、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变化。这些方面的逻辑关系很清楚，家庭关系中年轻媳妇的家庭地位明显高于婆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男女性别失调造成的女娃娃“值錢”，如不接受，必然的结果是媳妇出走，儿子没有老婆。村民对这些现象已司空见惯了，说明乡村社会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二是线下平台也被重新塑造。最明显的是在网络条件下饭市、民俗活动、乡村春晚、广场舞的流行，通过这样一种节目形式，充分实现着乡村社会的文化表达，也成为乡村社会留守者情感寄托和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网络内容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表演内容和谈话内容。
（三）形象建构
本课题的研究中，基于以上田野考察的经验性材料提出“自—他式传播”（self-otherized communication）概念用来对乡村文化建设现象的解读。在该概念中，信息的“与我相关性”是重要的基础，这些信息要么满足娱乐，要么赠权赋能。最为重要的是，村民通过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把自己（或他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以突出自己某种优势。 本研究组田野考察的一个河南石桥子村广场舞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村的广场舞自2011年引入，参与人员有100人左右，固定人员约60人，流动人员约40人，均为女性，主要由35～55岁妇女组成，职业构成多元，包括教师、医院工作者、超市职员、个体等，有且仅有两到三名退休妇女;B队成员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职业构成单一，多为退休妇女和农民。参与广场舞的妇女们外表可能有些胖，动作不是那么优美，但有追求、有向往，并在这种追求和向往中寻求自我认同，这背后展现的是自信[13];他们表现的方式有几种，一是现场表演;二是通过微信在熟人圈里传播;三是通过抖音和快手等应用上注册信息，上传视频资料，让人关注和点赞。参与者和网络形成了定时频繁的互动，他们会根据网络提供的信息积极参与其中，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精神的愉悦。他们通过服装、动作的改善、反复地操练，希望得到别人正面的评价，这种在网络时代下形成的广场舞成为村民自我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往往让其家人、亲戚和社会关系加入媒介平台之中，而传统社会密集的社会关系被重新整合在一起。
研究者指出，乡村和农民一直被他者化、边缘化和配角化，而媒介技术一旦提供了戈夫曼意义上的平台，不论是在自我形象的建构上还是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上，都会发挥着情感、社交、参与等方面的作用。
四、结语与讨论：媒介化乡村中情感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建构互嵌
在康德看来，情感的获得源于经验。这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做过明确论述：“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14]。在具体的传播仪式中渗透着情感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仪式就是情感传播的过程。因为“仪式传播”是指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重要的是人们基于一定情境和机制而展开的人际互动和群体互动，从而达到情感和意义的共享，仪式传播也即是情感传播[15]。在人际关系中，情感传播表现出其优势，诚如所论“人际传播非常适宜情感传播，是双向互动共享的很好方式。面对面的交流，莫要仪式化、刻板化。要具真情实感，能够直指人心。在人际传播的横截面上，纵向的深层切入情感传播，形成一个新的传播坐标系和传播方程式，能克服技术的冰冷和人际交流的浅表化，提高人际传播的温度、深度和张力。”[16]这样看来，以人际交往为重要形式的乡村社会，引起密切的（半）熟人关系、家族关系、亲戚关系等关系的密切在场和互动，情感的分量很重，在乡村文化传播中作用明显。
情感传播的重要意义在于情感本身强烈的实践性。如斯宾诺莎所看到的情感和身体感触能力的相互激发，他说“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17]在此基础上，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讲情感的传播和相互感染看作是：愉悦和爱不仅对个体存在具有生产性，而且对共同-存在（being-in-common），即对社会也具有生产性。“通往愉悦之路就是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扩展我们的想象之域、我们去感受和被影响的能力、我們行动和展现激情的能力”[8]。也就是说，情感传播自然和与其书名“大同世界”直接相关，情感与实践紧密相关。如果将乡村文化传播的目标确定为一种乡村共同体的建构的话，情感传播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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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必亮. 关系共同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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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睿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
[10]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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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蒋晓丽，何飞. 互动仪式理论视域下网络话题事件的情感传播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120-123.
[16] 中国社会科学网. 辨析情感传播相关概念[EB/OL]. （2020-03-23）[2021-03-2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930855479690561&wfr=spider&for=pc.
[17] 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文集：伦理学[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7.
（责任编辑：邹宇铭）
关键词：弥散受众;情感传播;乡村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21-0085-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按照文化的本意：以文化天下，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是在文化意义上构成共同体。在当下乡村主体外流、共识虚浮且媒介乡村化的条件下，共同体建构的可能性何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媒介化乡村时代“弥散性受众”的形成及情感传播，为乡村共同体的重构提供了可能。
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这样描述“乡村共同体”：“许多个人，或者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经济的、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1]如果说“经济联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的话，那么“感情联系”较多地表现为感性的联系，是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产生的情感依赖和情感慰藉。学者胡必亮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充满人情成分的人际关系本位的基础之上，乡村社会表现为一些有着共同血缘、地缘、族缘和业缘关系的人更容易形成一个共同体[2]。而在形成乡村共同体的过程中，传播是基本的前提，因为“关于传播的任何真实理论都是关于共同体的理论（theory of community）”[3]。在威廉斯看来，这不单意味着传播是双方互动和交流的过程，而更为重要的是传受双方“经验”的碰撞，这种经验是区别于“理性”或“知识”相区别的“意识”，是一种情感的互动，也就是情感传播。
本文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不同的传播状态与乡村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当下媒介化乡村共同体的路径建构。本文的数据来自本课题组的田野考察，相关数据在多地的多个乡村进行验证，确保其具有代表性。
一、关键概念及理论溯源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传播技术的普及，乡村社会也成了“媒介化乡村”[4]。这个概念是根据“媒介化社会”之“媒介影响力对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渗透”的含义对乡村社会所做出的判断。乡村媒介化之后，带给乡村社会的重要变化是：所有的人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媒介信息的使用者、观看者和被观看者，“弥散性受众”由此产生。
“弥散性受众”的概念用于阐释媒介普及后受众形态的变化。该理论不仅仅将受众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同时也将消费和认同的观点纳入受众研究，重视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所展现的自我形象的搜寻与建构。媒介环境的变化导致受众表现出“弥散性”（diffused）的特点，所有的人有意无意成为受众，人们互相观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媒介展演成为建构自我形象的重要方式并借此寻求自我认同[5]。
情感传播是一种非理性的经验传播，是共同体形成的重要路径。柏拉图将情感视为感受美的前提。如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对情感的赞美：“你今天见到这些东西就会神魂颠倒，心向往之，和许多别的人一样，为了看一眼心爱的宝贝，为了同这个宝贝永远在一起，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可以不吃不喝，只要看着它守着它就行。”[6]人们正是通过遵循：爱“个别的美”、爱“一切形体的美”，爱“美的行动”、爱“美的知识”，最后理解和掌握“真正的美本身”。进一步讲，情感传播的意义在于其和身体创造力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建构。身体根据它同外部世界比如另一个身体的关系状态来修正调节自身，加上相应变化的相关的观念，这就是生理和心理并举的情感[7]。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将爱之共同实践看作是增强力量和愉悦的无限循环，最后是增强了原子般个体结成社会共同性（诸众）的能力，诸众因能力之增强而更加愉悦。“通往愉悦之路就是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扩展我们的想象之域、我们去感受和被影响的能力、我们行动和展现激情的能力。”[8]如果说，传统媒介时代是一个靠符号、媒介内容塑造了公众“想象的共同体”，当下通过各类媒介将乡村社会连接在一起，将乡村成员变成“弥散性受众”，通过共同的活动和情感表达实现和维持著乡村社会的另一种共同体。
二、乡村情感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三个阶段
乡村共同体是村民对面对强大的自然、社会环境过程中形成的集体认同和乡村内部的凝聚力。其意义在于精神上维持和加强乡村社会的思想感情、世道人心和价值观念，实践上维持着乡村的和谐和团结，这也是乡村振兴在文化层面上的应有之义。根据传播状态的不同，乡村社会的情感传播与共同体建构呈现出三种面貌和阶段：面对面互动对礼俗社会的维护、电视普及之后人际疏离和共同体衰落、网络普及之后情感传播的再连接与共同体建构之可能。
（一）面对面：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自然形成
乡村共同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可大可小，这源自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乡村结构特点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向外扩散”，几乎所有的人都可纳入自己的圈子，从而形成了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又在影响着现实中的思想情感和日常实践。除了费孝通一直强调的血缘、地缘的关系之外，精神层面的“想象”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象的共同体”。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说法，“任何比能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原始村落稍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出来的”[9]。乡村社会的面对面传播通过情感的相互震动达到了共同体的实现。这一点在麦克卢汉的论述中也得到体现，他说，在面对面社区中，“人事事经历感情或情绪上的卷入”[10]。传统社会通过共同参与的一些仪式、传统文化、民歌、闲话家常、红白喜事等平台展开，熟人社会靠此维持，人生的重要仪式和整个乡村融为一体。面对面的交流方式是最靠得住的情感交流的方式，在场的交流是肉体的整体延伸，“此时我把时间让渡给了你，起码是一种真诚”[11]。而这种在场的真诚成了乡村社会情感维系的重要方式。在政治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农业合作社过程中，大家同吃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从情感传播的角度而言，是情感促进了行动，行动促进了情感。 （二）电视普及和乡村主体外流：乡村共同体的衰落
乡村共同体的衰落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电视的普及，另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打工潮出现后的乡村主体的外流。首先，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打破了乡村社会“人村合一”的状态，将人的时间分割，人也变得更加独立和原子化，人们愿意在电视机前聊以度日，也不会去参与一些乡村集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社会共同体的破坏。如研究者指出的电视普及后造成的“饭市”的衰落、电视普及后皮影戏的冷落等。其次，最为根本的影响在于乡村主体外流。如果说电视的普及造成了人们情感传播方式的某种替代，导致了乡村共同体的衰落的话，那么主体外流直接导致了乡村情感传播平台的缺失。传统的交流平台需要有人的参与和维护，但随着主体外流，传统交流平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最后导致了乡村社会共同体的脆弱。
（三）网络通讯技术的普及与弥散性受众的形成：乡村共同体再造
网络通讯技术迅速在乡村普及，所有人有意无意地成了受众，大家在“看与被看”的平台实现自我认同，为情感表达和交流提供着平台。情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为情感传播创造了新的平台，而且进一步促进了现实平台的产生。在平台建构方面，微信等传播平台通过建群、朋友圈等方式维持和创造着现实的家庭和人际关系。比如本研究观察到的“欢乐一家人”“敬氏家族群”“东庄群”等都是以社会集体命名，表现出一种情感传播和关系维护的自觉。对现实的影响方面，近几年广场舞在农村的流行都是由广场舞应用、影碟等传播媒介影响而生成的。在突破时空限制方面，以乡村社会为创造者和题材的土味视频突破了在地性，形成一种新的逻辑，进行着跨地域、跨时间的情感沟通。这些现象的存在，似乎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更为现实的材料，为乡村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可视之为乡村共同体的再造。
三、媒介化乡村中文化共同体的路径再造
本部分结合田野数据和案例分析探讨“媒介化乡村”条件下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可能，将从文化唤醒、平台建构、自我认同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文化唤醒
乡村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乡村共同体的衰落是随着电视媒介、乡村主体外流后对于乡村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媒介化乡村中通过对乡村文化的地域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唤醒为乡村共同体提供了可能。郭建斌用“唤醒”一词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关系，即社会环境的改变“唤醒”了民族意识和地域意识。这种描述精妙之处在于说明了民族意识和地域意识本来是内生的，外部环境只是一个重要的激发因素，让这种意识表现出来，恰如熟睡之人被唤醒。帕克描述的是从外国移入美国的其他国家的人，进入陌生环境之后出现的心理变化，而媒介进入乡村之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文化唤醒”的作用。
第一批被唤醒的是文化爱好者，他们因为曾经参与过乡村集体活动对于乡村文化的衰落和人们之间的经济化交往充满了焦虑。而外部文化的输入为其思考自身文化的出路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可能。第二次唤醒是2010年前后广场舞的普及，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村民开始兴办本村的集体活动，通过将广场舞的表演纳入其中，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第三次唤醒是通过网络的跨时间、跨地域传播。微信、快手、抖音成为村民们的首选。一方面，村民们通过直播、发送视频的形式，将本地的文化发送出去，“让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的风俗”;另一方面，通过类似应用，不断学习和创新，不断丰富着乡村文化表演的内容和形式，重构着乡村文化。
（二）平台建设
学者何雪松提出了“情感治理”的概念，它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目标。“一方面，情感是一种动员社会参与、实现社会整合，去除消极情感、增强积极情感的社会治理手段;另一方面，情感治理也是‘善治’这一治理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12]。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日常传播实践的情感平台的建设是实现情感治理的重要基础。因为情感的疏解一方面需要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和传递，另一方面也需要在日常实践中村民之间的平行式、更加平等的信息交流。
一是媒介技术为村民提供了文化表达的线上平台，使得普通村民成为文化的自觉传播者。微信、抖音、快手、糖豆网等平台是村民情感疏解、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2018年10月29日，本研究参与观察的广场舞群转发了本地一位农民的即兴快板，随后成员也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分享。画面上一位老人坐在田埂上，满面笑容，即兴表演了一段快板顺口溜，是为了传播而配合录制的，内容反映了乡村伦理困境，对现实进行批判。
“暂（现在）的婆娘家没缠紧，出门骑的是摩托车，跟时代，政策赶，媳妇子都不受阿嫁（婆婆）的管。阿嫁根本就不敢说，一说都是搭火车那个搭火车，火车提速就是快，媳妇子和阿嫁都不做对（对付）。阿嫁经常是泥坯子逛，媳妇子一揽揽当大戏唱，阿嫁不敢和媳妇子呛，呛了后人（儿子）就没婆娘。暂的女娃娃果值钱，跟出门，有人选，男人娃娃都不管，出去跟上个大老板。年轻时候跟老板，老了过来就没人管，男人就把婆娘想，娃娃暂就由性子长那个由性子长。”
这个49秒的视频将叙事和议论富有节奏地结合在一起，借以反映和批判社会现象，用农民朴素道德观进行评价。现实方面，说到了家庭关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乡村社会结构中性别比例的失调、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变化。这些方面的逻辑关系很清楚，家庭关系中年轻媳妇的家庭地位明显高于婆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男女性别失调造成的女娃娃“值錢”，如不接受，必然的结果是媳妇出走，儿子没有老婆。村民对这些现象已司空见惯了，说明乡村社会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二是线下平台也被重新塑造。最明显的是在网络条件下饭市、民俗活动、乡村春晚、广场舞的流行，通过这样一种节目形式，充分实现着乡村社会的文化表达，也成为乡村社会留守者情感寄托和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网络内容成为乡村社会重要的表演内容和谈话内容。
（三）形象建构
本课题的研究中，基于以上田野考察的经验性材料提出“自—他式传播”（self-otherized communication）概念用来对乡村文化建设现象的解读。在该概念中，信息的“与我相关性”是重要的基础，这些信息要么满足娱乐，要么赠权赋能。最为重要的是，村民通过自己（或他人）在某社群的成员资格，把自己（或他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以突出自己某种优势。 本研究组田野考察的一个河南石桥子村广场舞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村的广场舞自2011年引入，参与人员有100人左右，固定人员约60人，流动人员约40人，均为女性，主要由35～55岁妇女组成，职业构成多元，包括教师、医院工作者、超市职员、个体等，有且仅有两到三名退休妇女;B队成员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职业构成单一，多为退休妇女和农民。参与广场舞的妇女们外表可能有些胖，动作不是那么优美，但有追求、有向往，并在这种追求和向往中寻求自我认同，这背后展现的是自信[13];他们表现的方式有几种，一是现场表演;二是通过微信在熟人圈里传播;三是通过抖音和快手等应用上注册信息，上传视频资料，让人关注和点赞。参与者和网络形成了定时频繁的互动，他们会根据网络提供的信息积极参与其中，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精神的愉悦。他们通过服装、动作的改善、反复地操练，希望得到别人正面的评价，这种在网络时代下形成的广场舞成为村民自我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往往让其家人、亲戚和社会关系加入媒介平台之中，而传统社会密集的社会关系被重新整合在一起。
研究者指出，乡村和农民一直被他者化、边缘化和配角化，而媒介技术一旦提供了戈夫曼意义上的平台，不论是在自我形象的建构上还是在社会关系的互动上，都会发挥着情感、社交、参与等方面的作用。
四、结语与讨论：媒介化乡村中情感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建构互嵌
在康德看来，情感的获得源于经验。这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做过明确论述：“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14]。在具体的传播仪式中渗透着情感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仪式就是情感传播的过程。因为“仪式传播”是指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重要的是人们基于一定情境和机制而展开的人际互动和群体互动，从而达到情感和意义的共享，仪式传播也即是情感传播[15]。在人际关系中，情感传播表现出其优势，诚如所论“人际传播非常适宜情感传播，是双向互动共享的很好方式。面对面的交流，莫要仪式化、刻板化。要具真情实感，能够直指人心。在人际传播的横截面上，纵向的深层切入情感传播，形成一个新的传播坐标系和传播方程式，能克服技术的冰冷和人际交流的浅表化，提高人际传播的温度、深度和张力。”[16]这样看来，以人际交往为重要形式的乡村社会，引起密切的（半）熟人关系、家族关系、亲戚关系等关系的密切在场和互动，情感的分量很重，在乡村文化传播中作用明显。
情感传播的重要意义在于情感本身强烈的实践性。如斯宾诺莎所看到的情感和身体感触能力的相互激发，他说“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17]在此基础上，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讲情感的传播和相互感染看作是：愉悦和爱不仅对个体存在具有生产性，而且对共同-存在（being-in-common），即对社会也具有生产性。“通往愉悦之路就是不断开启新的可能性，扩展我们的想象之域、我们去感受和被影响的能力、我們行动和展现激情的能力”[8]。也就是说，情感传播自然和与其书名“大同世界”直接相关，情感与实践紧密相关。如果将乡村文化传播的目标确定为一种乡村共同体的建构的话，情感传播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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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社会科学网. 辨析情感传播相关概念[EB/OL]. （2020-03-23）[2021-03-2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930855479690561&wfr=spider&for=pc.
[17] 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文集：伦理学[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7.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