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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沙特，是被红军当作“西方间谍”扣留并押上长征路的外国传教士。1936年底，他所著的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比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了整整一年。对于被红军扣留并押上长征路，勃沙特不但没有怨恨，反倒饱含热情地以自己的亲历赞扬红军，甚至还大胆呼吁年轻的基督徒要学习红军精神，以红军那种简练有效的办法，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勃沙特因而成为西方“介绍长征第一人”。
不期而遇，传教士遭意外扣押
贵州黄平县城——旧州，有一所天主教堂，居住着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1934年9月30日，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经安顺赶往旧州，“只想尽快赶到海曼那里过礼拜日”。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时年37岁，早在1922年秋，便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到贵州，从事传教布道，并在镇远福音堂担任牧师。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地与海曼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礼拜日”。
次日，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年幼的孩子、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加上6名中国女仆、厨师、挑夫，离开旧州前往镇远。但谁都没有料到，上帝居然将他们转送到红军长征的队伍。
当时，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已进入黄平境内，并在一个小山村与勃沙特等不期而遇。
那时，贵州的大多数教会都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红军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红军每到一处，教会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与红军为敌。因此，红军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当场释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
勃沙特等自然也被红军扣押，并于10月2日押解回旧州。红六军团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以为这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是“西方间谍”，更主要的是从突围西征以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却越加奇缺，认为传教士有条件、有办法帮助搞到药品和经费，所以决定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
勃沙特等被交给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鉴于他们的特殊身份，由红六军团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吴德峰之妻）具体负责。勃沙特并不知道他们的性质、名字、职责、身份，故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将戚元德称为“法官的妻子”，其在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中写道：“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经审讯，红军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两名已婚妇女、两个小孩、女仆、厨师、挑夫，只扣留了勃沙特、海曼、埃米3人，规定在交纳70万元赎金后，方可获得人身自由，此前必须跟着红军走。
因为累赘，埃米被无条件释放
戚元德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监管埃米。埃米因为太胖行动迟缓，只走了两天，脚上就打起很多水泡，鞋子也被磨烂。戚元德不仅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穿上坚持行走，还在埃米走不动或不肯走时，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上，让埃米骑马，甚至用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棍当做滑竿，让战士们抬着她走。
一次，行军至一条非常难走的羊肠小道，面对左边是悬崖断壁，右边是万丈深沟，埃米吓得双腿发软，又哭又闹，两个战士一前一后帮着、扶着，她都不肯挪动。早就将埃米视为“累赘货”的战士提议，干脆将她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吴德峰坚决不同意，强调她罪不至死，在这荒山野岭，扔下她不是被饿死、冻死，也会被野兽吃掉。最后，大家用床单做了个大网兜，把埃米的手脚捆绑在一根木杠上，用毛巾将她的眼睛蒙住，由两个战士连哄带骗地抬过了危险路段。
鉴于埃米在行军中不断制造麻烦，甚至在后来穿越一处隘口时，差点让随身保护的战士坠落深涧，一周后，当红军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时，尽管还没有获得赎金，还是决定无条件地将她释放。临走时，埃米对红军的拼死保护及释放感激涕零，走了很远，还回过头来，向红军招手致谢。
对女红军的所作所为，勃沙特写下不少赞誉之词：“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在这支队伍中，我们也首次领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人的锋芒！”
对于埃米，勃沙特充满着同情，在《神灵之手》中写道：“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听说埃米被释放， 勃沙特起初并不相信：“路越走越难，但我们一直走到天亮。这时，埃米小姐的卫兵从后面追上来，用过去常用的处决某某时的那种口吻，平淡地告诉我，埃米小姐已经被释放。我疑窦丛生，怀疑和担心埃米小姐的命运。”直到收到埃米的来信，勃沙特才“心中感到十分宽慰”、“对埃米小姐生存与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释于怀”。
送一半赎金，只先期放了海曼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为摆脱敌军的堵截，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急行军。但红军并没有亏待勃沙特和海曼，正如勃沙特的回忆所言：“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我和海曼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吴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晚上，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卫兵从那对老夫妇房东家里买了只鸡。”“这段行军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觉出了这个原因，她答应将为海曼和我找匹马。3天后，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三分之一的路。不久，又将一头骡子给了海曼。” 但勃沙特、海曼却并非“善茬”，时不时会给红军制造麻烦。如面对红军要求其给组织、上司和所在教会头目写信，索要罚金或红军所需的等价急需物品时，勃沙特、海曼并不老实，欺负红军不懂洋文，借机夹带情报、信息，以至于每次送信出去后，敌人的飞机就来骚扰、轰炸红军驻地。勃沙特还多次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红军较量。红军要求勃沙特在信中“承认自己是间谍”，而他却在“间谍”一词前面加了个“as”，即“当作”间谍。1934年12月17日，因圣诞节即将来临，渴望自由的勃沙特“单凭想与家人团聚这一点，就足以刺激我们去做逃跑的尝试”。于是他唆使海曼一起逃了出去，可又被红军抓了回来。
同月底，红军分别以3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18个月。因长时间无法获取赎金，红军表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甚至可以减少赎金。
对于红军提出的罚金等条件，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总是作出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且一拖再拖，在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减到1万元，红军最后甚至还允诺不能少于6000元。但教会声称可以提供6000元作为伙食费，而不是什么赎金。红军同样出于政治等目的，非要教会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交纳罚金或等价物品，哪怕是少量罚金或物品，只要说明问题性质，就立即放人，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
直到1935年11月18日，负责营救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牧师贝克尔才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药品、物资和钱，因为“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红军只先期放了海曼。次日，押着勃沙特由桑植县继续长征。
刑期已满，勃沙特获得自由
当然，勃沙特也为红军提供过一些帮助。
当时红军极为缺乏地图，用的是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无法准确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攻克旧州后，红军找到一张近1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地名不是中文。听说勃沙特能讲英语，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派人把他请来。勃沙特认出是张法文地图，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勃沙特讲，肖克记，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译成中文标记。肖克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后，勃沙特帮助译成了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对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了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的好向导。”
1936年4月11日，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准备强渡金沙江北上，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肖克告诉勃沙特：“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明天就给你自由。”
次日，肖克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还专门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作陪的有贵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园、原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还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汉斯·凯勒等。勃沙特就此回忆：“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吴法官的妻子、肖克将军和我们坐在一起。”“吴的妻子还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吴德峰还向勃沙特交代了有关事项，并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4块银元，“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10块银元！”临别之际，肖克希望勃沙特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继续留在中国，“可以办一所学校什么的，只要不强迫学生信仰上帝就可以”。
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的经历。期间，勃沙特随红军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省，行程万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认识了红军。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尽量照顾他的习惯和习俗，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令他非常感动。尤其是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不赌博、不抽鸦片，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由红军的一个敌视者变为一个坚强的同情者和忠实朋友。他对被红军拘押的经历一点也不感到反感，相反，随着对红军的认识不断加深，勃沙特感悟到了红军先扣押他，之后又释放他的真正原因——“红军很可能要借此告诉人们，扣押外国人的目的并非财物，金钱对红军并非大事，重要的是红军要借此告诫外国人，他们反对在中国传教。”
于是乎，勃沙特离开红军去了昆明后，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游玩上，而是迫不及待地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他要把这些告诉人们、告诉世界。在他人的协助下，勃沙特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又名《神灵之手》、《红军长征秘闻录》）。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该书便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
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又重写了这段经历，并定名为《指导的手》。英文本面世以后，该书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门前来中国采访和搜集史料。在采访肖克时，肖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并拜托索尔兹伯里帮助寻找勃沙特。
功夫不负有心人。索尔兹伯里在英国找到了勃沙特。1986年5月27日，肖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直到现在，有关部门都还没有从外国人，尤其是亲历长征的外国人那里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有专家们认为，《神灵之手》的史料价值已超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它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来自国外的惟一原始史料。
不期而遇，传教士遭意外扣押
贵州黄平县城——旧州，有一所天主教堂，居住着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1934年9月30日，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经安顺赶往旧州，“只想尽快赶到海曼那里过礼拜日”。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时年37岁，早在1922年秋，便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到贵州，从事传教布道，并在镇远福音堂担任牧师。最终，他们如愿以偿地与海曼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礼拜日”。
次日，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年幼的孩子、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加上6名中国女仆、厨师、挑夫，离开旧州前往镇远。但谁都没有料到，上帝居然将他们转送到红军长征的队伍。
当时，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已进入黄平境内，并在一个小山村与勃沙特等不期而遇。
那时，贵州的大多数教会都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红军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红军每到一处，教会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与红军为敌。因此，红军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当场释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
勃沙特等自然也被红军扣押，并于10月2日押解回旧州。红六军团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以为这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是“西方间谍”，更主要的是从突围西征以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却越加奇缺，认为传教士有条件、有办法帮助搞到药品和经费，所以决定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
勃沙特等被交给红六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鉴于他们的特殊身份，由红六军团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保卫局党总支书记戚元德（吴德峰之妻）具体负责。勃沙特并不知道他们的性质、名字、职责、身份，故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将戚元德称为“法官的妻子”，其在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中写道：“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经审讯，红军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了两名已婚妇女、两个小孩、女仆、厨师、挑夫，只扣留了勃沙特、海曼、埃米3人，规定在交纳70万元赎金后，方可获得人身自由，此前必须跟着红军走。
因为累赘，埃米被无条件释放
戚元德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监管埃米。埃米因为太胖行动迟缓，只走了两天，脚上就打起很多水泡，鞋子也被磨烂。戚元德不仅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穿上坚持行走，还在埃米走不动或不肯走时，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上，让埃米骑马，甚至用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棍当做滑竿，让战士们抬着她走。
一次，行军至一条非常难走的羊肠小道，面对左边是悬崖断壁，右边是万丈深沟，埃米吓得双腿发软，又哭又闹，两个战士一前一后帮着、扶着，她都不肯挪动。早就将埃米视为“累赘货”的战士提议，干脆将她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吴德峰坚决不同意，强调她罪不至死，在这荒山野岭，扔下她不是被饿死、冻死，也会被野兽吃掉。最后，大家用床单做了个大网兜，把埃米的手脚捆绑在一根木杠上，用毛巾将她的眼睛蒙住，由两个战士连哄带骗地抬过了危险路段。
鉴于埃米在行军中不断制造麻烦，甚至在后来穿越一处隘口时，差点让随身保护的战士坠落深涧，一周后，当红军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时，尽管还没有获得赎金，还是决定无条件地将她释放。临走时，埃米对红军的拼死保护及释放感激涕零，走了很远，还回过头来，向红军招手致谢。
对女红军的所作所为，勃沙特写下不少赞誉之词：“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在这支队伍中，我们也首次领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人的锋芒！”
对于埃米，勃沙特充满着同情，在《神灵之手》中写道：“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听说埃米被释放， 勃沙特起初并不相信：“路越走越难，但我们一直走到天亮。这时，埃米小姐的卫兵从后面追上来，用过去常用的处决某某时的那种口吻，平淡地告诉我，埃米小姐已经被释放。我疑窦丛生，怀疑和担心埃米小姐的命运。”直到收到埃米的来信，勃沙特才“心中感到十分宽慰”、“对埃米小姐生存与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释于怀”。
送一半赎金，只先期放了海曼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为摆脱敌军的堵截，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急行军。但红军并没有亏待勃沙特和海曼，正如勃沙特的回忆所言：“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我和海曼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吴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晚上，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卫兵从那对老夫妇房东家里买了只鸡。”“这段行军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觉出了这个原因，她答应将为海曼和我找匹马。3天后，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三分之一的路。不久，又将一头骡子给了海曼。” 但勃沙特、海曼却并非“善茬”，时不时会给红军制造麻烦。如面对红军要求其给组织、上司和所在教会头目写信，索要罚金或红军所需的等价急需物品时，勃沙特、海曼并不老实，欺负红军不懂洋文，借机夹带情报、信息，以至于每次送信出去后，敌人的飞机就来骚扰、轰炸红军驻地。勃沙特还多次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红军较量。红军要求勃沙特在信中“承认自己是间谍”，而他却在“间谍”一词前面加了个“as”，即“当作”间谍。1934年12月17日，因圣诞节即将来临，渴望自由的勃沙特“单凭想与家人团聚这一点，就足以刺激我们去做逃跑的尝试”。于是他唆使海曼一起逃了出去，可又被红军抓了回来。
同月底，红军分别以3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18个月。因长时间无法获取赎金，红军表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甚至可以减少赎金。
对于红军提出的罚金等条件，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总是作出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且一拖再拖，在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减到1万元，红军最后甚至还允诺不能少于6000元。但教会声称可以提供6000元作为伙食费，而不是什么赎金。红军同样出于政治等目的，非要教会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交纳罚金或等价物品，哪怕是少量罚金或物品，只要说明问题性质，就立即放人，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
直到1935年11月18日，负责营救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牧师贝克尔才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药品、物资和钱，因为“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红军只先期放了海曼。次日，押着勃沙特由桑植县继续长征。
刑期已满，勃沙特获得自由
当然，勃沙特也为红军提供过一些帮助。
当时红军极为缺乏地图，用的是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无法准确标定行军打仗的路线。攻克旧州后，红军找到一张近1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地名不是中文。听说勃沙特能讲英语，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派人把他请来。勃沙特认出是张法文地图，而他专门学过法语。于是勃沙特讲，肖克记，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译成中文标记。肖克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后，勃沙特帮助译成了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对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了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的好向导。”
1936年4月11日，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准备强渡金沙江北上，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肖克告诉勃沙特：“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明天就给你自由。”
次日，肖克摆了一桌酒席为勃沙特饯行，还专门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作陪的有贵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园、原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还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汉斯·凯勒等。勃沙特就此回忆：“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吴法官的妻子、肖克将军和我们坐在一起。”“吴的妻子还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吴德峰还向勃沙特交代了有关事项，并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4块银元，“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10块银元！”临别之际，肖克希望勃沙特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继续留在中国，“可以办一所学校什么的，只要不强迫学生信仰上帝就可以”。
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的经历。期间，勃沙特随红军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省，行程万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在与红军的朝夕相处中，勃沙特逐渐认识了红军。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却尽量照顾他的习惯和习俗，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令他非常感动。尤其是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不赌博、不抽鸦片，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给他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也使他由红军的一个敌视者变为一个坚强的同情者和忠实朋友。他对被红军拘押的经历一点也不感到反感，相反，随着对红军的认识不断加深，勃沙特感悟到了红军先扣押他，之后又释放他的真正原因——“红军很可能要借此告诉人们，扣押外国人的目的并非财物，金钱对红军并非大事，重要的是红军要借此告诫外国人，他们反对在中国传教。”
于是乎，勃沙特离开红军去了昆明后，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游玩上，而是迫不及待地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他要把这些告诉人们、告诉世界。在他人的协助下，勃沙特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又名《神灵之手》、《红军长征秘闻录》）。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该书便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
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又重写了这段经历，并定名为《指导的手》。英文本面世以后，该书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门前来中国采访和搜集史料。在采访肖克时，肖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并拜托索尔兹伯里帮助寻找勃沙特。
功夫不负有心人。索尔兹伯里在英国找到了勃沙特。1986年5月27日，肖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直到现在，有关部门都还没有从外国人，尤其是亲历长征的外国人那里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有专家们认为，《神灵之手》的史料价值已超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它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来自国外的惟一原始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