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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潮与行动，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在一超独霸的格局下国际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均陷入生态危机。我国提出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决策正源于我国同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构成我国生态学体系。文中考察了和谐观念渊源于中华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诸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生态学；文化生太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8）20—60—05
生态学这一学科，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为国人认知的，一般地说，生态学是研究或关涉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我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将其放置在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类别之中，我国唯一的一本《生态学报》就属这一性质的学术刊物。
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潮与行动，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上世纪90年代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格局与进程，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格局与进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给中国学术事业带来冲击，也带来发展的动力。
全球化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尤其是东西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中华文化在这全球化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与大整合中发生着变化——经历着成为一个大国的成长的烦恼，在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使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并影响着塑造着一个新的世界。
和谐世界与政治生态学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金融霸权与全球经济失衡；国家发展模式以及安全战略的激烈冲突等等构成世界性的矛盾与冲突、机遇与挑战；而在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转型中，中国已融入世界的大家庭之中，勿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均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是制约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国内国际大背景下，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确定为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战略构想，迎接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和谐世界应是政治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念，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经济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全球共赢的方向；文化上求同存异、尊重多样性、共同繁荣的原则；安全上坚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坚持战略互信与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在对待地球危机上，重视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保节能、再生能源、生态循环等建立世界性的生态利益观与国际性的生态合作模式，共同维护地球家园。这样，我国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观点，就构成了我国关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生态学模式。
一个超级大国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下去，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在全球化的历史运动规律作用下，一面是新力量不断崛起；另一面是超级大国被削弱。一面是随着国际政治体系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和深化，单极世界陷入不可解脱的政治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危机之中，而不能自拔；另一面是世界中心正从欧洲向亚洲转移，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正所谓“西方正在丧失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
在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战略决策中所建构的政治生态体系成为我国的发展模式，期望能够逐渐解决国际政治体系的生态危机，经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场全球范围的发展模式的竞争正在进行中，在今后的年代中很可能会加剧。
价值观与社会生态学
随着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全球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制定，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传统观念被之完全否定，而传统观念中的人文精华如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德治、仁爱、和谐等得到进一步发扬，进一步获得生命张力，成为全世界普适性的政治理念、人文理念与道德理念。国际大家庭更加趋向于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与文明化方向发展。战略合作、战略互信、战略互惠，这些创造性的国家关系模式，为我国建构了多层次的社会生态学。如在中日关系上我国坚持“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战略互惠方针；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16字方针。对外、对内均从政治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视角解决外部矛盾与国家内部矛盾，其基点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型价值观念。这应是基辛格所谓的“南亚和东亚的国家还在进行着力量的对比和均衡”战略吧！
“与社会生态学的区别，文化生态学在寻求解释特殊的文化形貌及文化模式时，试图与社会生态学（又称人类生态学）区别开来。斯图尔德认为：社会生态学主要在于解释纯生物的人的机能和遗传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文化生态学则在于解释对不同环境的适应中的特殊文化及其类型、模式。同时他还认为，人是归化了的动物，在体制上完全受文化活动的影响；人的进化与文化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人种形成的文化因素要超过体质的因素。所以，解释人类文化行为与解释人的生物进化不同，不能从遗传上推导某种文化模式，必须从文化适应上做出结论。”
德国学者斯图尔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概念。其观点强调了“纯生物”的人之“适应环境的变化”方面，而没有考虑社会迅速发展。国际社会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新力量崛起过程中社会结构体系，国际社会结构体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国际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变化和影响直接作用于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向综合方向发展，这种综合性影响着各学科的发展，并产生新学科，改变着各学科的结构体系。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就已超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构建国家关系，全球秩序与国际格局的一个标志，一种要求。全球化使“无数人摆脱赤贫，随着他们成为消费者、生产者、投资着、思想者和行动者，这个世界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尚”；一超独霸的力量正在减弱，多极化、多中心正在出现，这需要全新的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并对之作出新型价值观解释，从而也建构了生态学的新结构体系。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联盟”
——文化生态学浅说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他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冲突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导人类最大纷争和冲突的因素将是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取代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将左右全球政治”，他特别指出，今天世界已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伊斯兰教——儒教国家对抗基督教国家将成为世界的主要冲突。”亨廷顿仍未跳出冷战思维模式的窠臼，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立场，为美国的单极世界寻找新的对手，并从文化——文明视角宣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这是冷战时代刚刚结束，作为美国战略谋士提出文明冲突论，为美国一超独霸提供文化发展的战略谋划，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霸权之外，还要加上文化领域的霸权。
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投射到一场反对穆斯林世界邪恶力量的运动中”，将“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文明冲突集中为反对美国制造的“邪恶国家”、“邪恶轴心”的斗争，进而集中为反恐斗争，并以之划线，构成新的政治的文化的单边主义。
先是战争，相继推翻了塔利班、萨达姆政权，继而又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但世界更不安宁，美国成为国际安全的破坏者，他深陷自己所发动的战争泥潭，并开始走上衰落之路。文化单边主义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世界性的文化生态危机。
按文明冲突的观点，世界格局取决于八大文明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虽然亨廷顿对非洲文明的地位尚有怀疑。他认为文明之国家与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争夺世界领导权；而他的西方文明优势化、中心化观念则引起世界性的反对和对抗浪潮。在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文化大振兴、大交流、大碰撞，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挑战，文化生态危机受到国际关注。
《参考消息》自2006年始，连续转发相关文论：如德国《星期日世界报》主编题为《亨廷顿的本意是什么》一文指出“该理论具有任意选择历史与地域政治标准的不足”，“从自然规律来看，‘文明冲突’所预言的没有任何东西成为事实”；“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2008年2月，旨在驳斥世界注定走向“文明冲突”观点的首届“文明联盟”国际论坛在马德里举行，以色列前外长什洛莫·本阿米呼吁用“文明联盟”取代“文明冲突”。国际著名学者基辛格撰文：《三大革命》指出“世界正同步进行三场革命”。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应对这些革命，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霸权之所以迅速结束，从历史看，新力量的崛起不可阻挡，美国的能源政策、经济政策和伊拉克战争，削弱了自己的相对地位，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在世界性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失衡的态势下，美国地域政治专家指出：“只有美国、欧盟和中国共同制定地域政治游戏的规则是国际平衡的前提。”美国新保守派罗伯特·卡根认为“西方正在丧失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全球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可能加剧。”美国著名学者扎卡里亚撰长文论述世界新秩序：全球面临第三次重大力量转变，只有众多国家参与进来才能解决重大国际问题，那就是先得加入世界。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利特撰文《亚洲崛起；力量的再平衡》，提出解决世界的不平衡的方法是让美国不要搞对抗，而是提高自身力量，因为“那是我们的新世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西方文化精英看到了一超独霸带给国际社会严重失衡，给世界造成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文化生态危机，也给西方社会带来生存危机，故而提出“力量再平衡”诸多救世药方。建构多元力量平衡的国际新秩序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构成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战略与和平发展体系。
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理念渊源于中华古老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宇宙观，是古老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思维认知体系的新发展新创意。
天人合一，人天（神）交通，独占通天的权利，即垄断了神权，王权来于神权，文明就产生了，构成文明起源和诸种文明模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尚书·尧典》开篇的话，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和运行规律，掌控宇宙之变化，最后落在“敬授民时”的人文基点上。由天道而及人道，由天象而及人间物宜，天象——物候——民众——鸟兽，天象星辰，人间物候，社会民众，鸟兽自然，天文、人文、地文构成一个内在的关系链，一个宇宙社会共同体，其中含有古代天文历法理性认知的早熟性，初期的科学性，并与“敬授民时”的感性认知的可操作性等诸特征，使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带有鲜明的人文特点，开创了极富中华民族特点的文明模式与文化传统。
天人关系所展示的文明起源诸模式，集中在王权源于神权这一点上，这又正是中华文明王权神授宇宙观的渊薮。
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一体的思维认知体系，而天地人一体化构成中华历史文化的内在连续性与整体性。而连续性、整体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地与天，文化与自然，人类与宇宙是上下一体的、各种生命力之间互相交叉的宇宙体系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古代文明是人与自然宇宙征服、对立的破裂性文明。（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天人合一宇宙观其一体现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上古三代的经典文献中多遗留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或接触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态诸问题。
《尚书·尧典》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与“敬授民时”将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作为主客体放在同一个视角上观察与认知，构造了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将神圣、神秘而不可知的、只由少数人（巫觋）掌握的天象历法、宇宙自然人间化，以及与人间社会的生活、生产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使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互动性，创造了天文与人文同构的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形态，首次接触到自然世界与生态体系诸问题。
《尚书·禹贡》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阐述人与地关系的经典，它反映出夏代是产生中华文明中心观念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认知体系的历史阶段，第一次接触到自然地理环境生态与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周文王继承了前代文化成果，根据周民族对宇宙观念与生产实践的总结，对人与自然、自然生态与文化的关系诸问题，提出具有体系性的观点，这就是《逸周书》的《文传解》。
认识自然，掌握自然世界的生命规律，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周文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人类应认识它、掌握它，按其规律与时序以适应其要求，方可为我所用，方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互相依存中促进自然与人的共同发展。基于此，文告提出总的原则：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命，这是周文王的生态观，是周文王的生命观，在他看来，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有秩序的世界，人类要做的就是“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为此，周文王对人与自然，社会界与自然界，直至对宇宙整体提出“和德”的宇宙论命题。
山林（指自然界）按自然规律生长成为人类之资源材料，士农工商（百业）按其本身特点各自发挥效能，各尽本性，各尽其力，这就是“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就达到“和德”的境界。所谓和德，即天人和谐之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之谓，人类的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之谓，周文王的“和德”是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和谐发展关系的哲学概括，其中既包含着宇宙自然按其本性的发展，更包含着士农工商百行百业的人的创造力。尊重自然本性，尊重人的生命律动——充分发扬自然与人类生命之力，以达到天地和德、宇宙和谐境地。
周文王认为保持这个有秩序的自然世界，实现天地和德境界，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十重者王，顿空者亡”，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扩大到政治生态领域，这是中华生态史上第一次将生态问题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的生态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道德关系领域，从维持生存、种族繁衍上升到文化学、国家学层面，从生态学进入政治学与道德学的领域，在这天人有序的互动关系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增添了新的内容，显示出周代早期文明极富人文精神与理性色彩的新特点，呈现出周代早期文明的早熟性特征。
周文王认为人类面对着一个不断调整的自然世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经历着由平衡到不平衡，又到新的平衡的循环往复的运动形态。人口的增殖，气候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变迁，天灾人祸，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生态的变化。诸如土地、人口、天灾等造成生态失衡，需要人为调整与改造。从顺应自然、依赖自然，到能动地调整生态环境，改造自然，这是人的认识的一大飞跃，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这种调整和改造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也给社会带来了活力，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国家职能的建设性作用，也充分发挥了自然能量，其出发点是“并为民利”。突显了周文王的生态观念极富人文精神和民本精神。
将天人合一宇宙观具体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关系上，即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群是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一个遵循规律和法则的有秩序整体。尊重生命（自然界与人类），遵循规律，就可以达到天地和德的最高境界，天人同构，人与自然和谐相称，国家富强，物资丰富，人民安乐。只要本着“并为民利”，就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成为自然的主人，调整、改造，使自然为我所用。这也应是天地和德观念的最大效应，是周文王在生态观念上的一个新创造、新特点。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周文王归结为“开塞禁舍”的自然辩证观。
“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开，开放；塞，堵塞、关闭；禁，禁令、约束；舍，设也，施设。这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新概括。这里将开塞禁舍作为夺取天下的指导思想原则——明白通晓开放（解放思想）、关闭（堵塞邪恶）、禁止（要有规范）、施设（更新措施与设施）四者辩证关系的，夺取天下就像化育万物一样自然容易；不明白开放、关闭、禁止、施设关系的，失去天下也是很容易的事。能否懂得自然规律、掌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对夺取天下与失掉天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原则。在这里，周文王又一次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到“取下天”与“失天下”的高度，从人类生态学扩展到影响到政治生态学，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辩证思维的新概括。它为中华生态学史确立了基本架构与基本体系，是周文王对中华生态学史的开山之作。（张碧波：《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古人认为宇宙空间是有序可循的，《尚书·尧典》中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天象与物宜，天上与人间，可以观察，认识掌控，而且是互动的、同构的、合一的，是自然宇宙与人间社会一种同构的——宇宙空间的结构化、秩序化、层次化。“投射”到人间社会，构成天上人间的共同规范、共同秩序，从而建构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与宗教信仰体系。
天人合一宇宙观另一体现为历史文化的损益观、整合观。中华历史文化的发展是连续性、整体性的，历史文化前后相承，既或不同质文化，经过损益与整合，构成完整统一的文化传统，不论统一王朝抑是分裂割据王朝，不论华夏族团主导的王朝抑是夷狄族团主导的王朝，他们均在对前代历史文化的损益与整合中，构建本朝文化，也构建中华文化，使其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史、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的最鲜明的特点。远的不说，仅以元清二代为例。
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到忽必烈“建元中统”，“建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主动而自觉地继承中华历史传统，主动而自觉地承续中华历史文脉，标志着从蒙古汗国转型为中华帝国的历史进程的最后完成，大元帝国已成为中华文明史、中华帝国史的一个序列，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史上重要一环，成为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元帝国在文物典章制度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文化整合工作，在其强烈而浓重的民族文化基础上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激烈地碰撞、吸收、交流与整合中构筑着元代文化。
文化的融合，文化的整合，不是这个吃掉那个，不是一个文化形态灭亡了，永远消亡了，而是以一方为主导吸收、融合适于自己、适于接受的（首先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新的经济形态，从而促进并接受新的文化形态）、适于社会需要与发展的文化因素，经过吸收、融合、整合而成新质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传统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大元帝国就是元代文化，它既不是原来的蒙古族文化，也不是原来的汉族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整合后的文化结晶——元代文化。
大清统治集团在建国伊始承续元明的“不分华夷，天下一家”观念，在汉族问题上，强调“满汉一体”、“满汉一家”观念。顺治帝多次讲“于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联之赤子”；康熙帝强调“满汉一体”观念，并在行政制度上加以贯彻。清代的汉族，经历几千年的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其民族的内在结构、文化传统与体系，人口数量，生产与生活水平早已远远超出满族；在满族成为新王朝的主体民族的历史运动中，既要求满族迅速接受华夏文化，又需要迅速通晓华夏文化，并需要以正确的政策路线对待。
其中需特别关注的是文化大整合工作，大兴文教事业，达到“千古同文之盛”；编纂四库全书，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大整合，促进了中华多元文化的大发展。
满族主导下的大清王朝，是多元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大整合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个时代里最后形成，中华疆域在这个时代里最后定位，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模式在这个时代里完成。
天人合一宇宙观为中华民族构筑了多种文化生态模式，在今日全球化浪潮中，它又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就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观念、新路线、新战略决策。这个观念路线决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完全符合全球化下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集中体现着全人类所追求的人类、社会、宇宙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发展规律。
在全球化的文化大交流中，推动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大发展，生态学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早已超越其旧的学科范畴，以新的内容与形式，表现为多种生态学模式，形成了多元形态的中国生态学体系。一超独霸，西方文化中心论，造成国际文化体系的生态危机，“文明联盟”“强调相互性，宽容和宗教自由”，其目标是“西方放弃霸权主义，与穆斯林世界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进行合作”，但仍要求穆斯林尤其应保证人权和公民自由，提高妇女地位和改进现实政策以控制人口激增，仍坚持西方价值观，仍贬低穆斯林历史文化，干涉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内政。这样的“文明联盟”恐怕不可能解决国际争端，不可能挽救国际文化生态危机。
针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总体形势下，我国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战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并已体系化、系统化；构成政治外交、经济金融、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上的和平发展路线，——中国生态学模式，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繁荣进步，这是中国文化生态学观念。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世界性品格，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在亚非拉国家与地区获得称赞与支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使国际文化结构体系从不平衡到平衡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点。
（责任编辑/王丽君）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生态学；文化生太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8）20—60—05
生态学这一学科，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为国人认知的，一般地说，生态学是研究或关涉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学科，我国的高校和研究所将其放置在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类别之中，我国唯一的一本《生态学报》就属这一性质的学术刊物。
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思潮与行动，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上世纪90年代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格局与进程，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格局与进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带来新的挑战，给中国学术事业带来冲击，也带来发展的动力。
全球化是一场全球范围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尤其是东西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大整合。中华文化在这全球化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与大整合中发生着变化——经历着成为一个大国的成长的烦恼，在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使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并影响着塑造着一个新的世界。
和谐世界与政治生态学
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金融霸权与全球经济失衡；国家发展模式以及安全战略的激烈冲突等等构成世界性的矛盾与冲突、机遇与挑战；而在我国全方位、多层次的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化转型中，中国已融入世界的大家庭之中，勿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均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是制约的力量。正是在这个国内国际大背景下，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就确定为我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与战略构想，迎接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和谐世界应是政治上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念，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经济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全球共赢的方向；文化上求同存异、尊重多样性、共同繁荣的原则；安全上坚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坚持战略互信与合作、互利共赢、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在对待地球危机上，重视人口问题、粮食问题、环保节能、再生能源、生态循环等建立世界性的生态利益观与国际性的生态合作模式，共同维护地球家园。这样，我国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观点，就构成了我国关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政治生态学模式。
一个超级大国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下去，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在全球化的历史运动规律作用下，一面是新力量不断崛起；另一面是超级大国被削弱。一面是随着国际政治体系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和深化，单极世界陷入不可解脱的政治的、经济的与军事的危机之中，而不能自拔；另一面是世界中心正从欧洲向亚洲转移，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正所谓“西方正在丧失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
在和平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战略决策中所建构的政治生态体系成为我国的发展模式，期望能够逐渐解决国际政治体系的生态危机，经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场全球范围的发展模式的竞争正在进行中，在今后的年代中很可能会加剧。
价值观与社会生态学
随着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全球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制定，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传统观念被之完全否定，而传统观念中的人文精华如正义、自由、民主、平等、德治、仁爱、和谐等得到进一步发扬，进一步获得生命张力，成为全世界普适性的政治理念、人文理念与道德理念。国际大家庭更加趋向于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与文明化方向发展。战略合作、战略互信、战略互惠，这些创造性的国家关系模式，为我国建构了多层次的社会生态学。如在中日关系上我国坚持“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战略互惠方针；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16字方针。对外、对内均从政治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视角解决外部矛盾与国家内部矛盾，其基点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型价值观念。这应是基辛格所谓的“南亚和东亚的国家还在进行着力量的对比和均衡”战略吧！
“与社会生态学的区别，文化生态学在寻求解释特殊的文化形貌及文化模式时，试图与社会生态学（又称人类生态学）区别开来。斯图尔德认为：社会生态学主要在于解释纯生物的人的机能和遗传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文化生态学则在于解释对不同环境的适应中的特殊文化及其类型、模式。同时他还认为，人是归化了的动物，在体制上完全受文化活动的影响；人的进化与文化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人种形成的文化因素要超过体质的因素。所以，解释人类文化行为与解释人的生物进化不同，不能从遗传上推导某种文化模式，必须从文化适应上做出结论。”
德国学者斯图尔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概念。其观点强调了“纯生物”的人之“适应环境的变化”方面，而没有考虑社会迅速发展。国际社会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新力量崛起过程中社会结构体系，国际社会结构体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国际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变化和影响直接作用于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向综合方向发展，这种综合性影响着各学科的发展，并产生新学科，改变着各学科的结构体系。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就已超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成为全球化时代构建国家关系，全球秩序与国际格局的一个标志，一种要求。全球化使“无数人摆脱赤贫，随着他们成为消费者、生产者、投资着、思想者和行动者，这个世界将更加丰富，更加高尚”；一超独霸的力量正在减弱，多极化、多中心正在出现，这需要全新的政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并对之作出新型价值观解释，从而也建构了生态学的新结构体系。
从“文明冲突”到“文明联盟”
——文化生态学浅说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他认为“文明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冲突主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导人类最大纷争和冲突的因素将是文化上的差异。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矛盾将取代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将左右全球政治”，他特别指出，今天世界已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伊斯兰教——儒教国家对抗基督教国家将成为世界的主要冲突。”亨廷顿仍未跳出冷战思维模式的窠臼，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立场，为美国的单极世界寻找新的对手，并从文化——文明视角宣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这是冷战时代刚刚结束，作为美国战略谋士提出文明冲突论，为美国一超独霸提供文化发展的战略谋划，在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霸权之外，还要加上文化领域的霸权。
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美国投射到一场反对穆斯林世界邪恶力量的运动中”，将“西方对抗非西方”的文明冲突集中为反对美国制造的“邪恶国家”、“邪恶轴心”的斗争，进而集中为反恐斗争，并以之划线，构成新的政治的文化的单边主义。
先是战争，相继推翻了塔利班、萨达姆政权，继而又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但世界更不安宁，美国成为国际安全的破坏者，他深陷自己所发动的战争泥潭，并开始走上衰落之路。文化单边主义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世界性的文化生态危机。
按文明冲突的观点，世界格局取决于八大文明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即“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虽然亨廷顿对非洲文明的地位尚有怀疑。他认为文明之国家与集团之间发生冲突，争夺世界领导权；而他的西方文明优势化、中心化观念则引起世界性的反对和对抗浪潮。在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下，文化大振兴、大交流、大碰撞，西方文明中心论受到挑战，文化生态危机受到国际关注。
《参考消息》自2006年始，连续转发相关文论：如德国《星期日世界报》主编题为《亨廷顿的本意是什么》一文指出“该理论具有任意选择历史与地域政治标准的不足”，“从自然规律来看，‘文明冲突’所预言的没有任何东西成为事实”；“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2008年2月，旨在驳斥世界注定走向“文明冲突”观点的首届“文明联盟”国际论坛在马德里举行，以色列前外长什洛莫·本阿米呼吁用“文明联盟”取代“文明冲突”。国际著名学者基辛格撰文：《三大革命》指出“世界正同步进行三场革命”。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应对这些革命，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美国霸权之所以迅速结束，从历史看，新力量的崛起不可阻挡，美国的能源政策、经济政策和伊拉克战争，削弱了自己的相对地位，这也是全球化的结果。在世界性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失衡的态势下，美国地域政治专家指出：“只有美国、欧盟和中国共同制定地域政治游戏的规则是国际平衡的前提。”美国新保守派罗伯特·卡根认为“西方正在丧失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全球不同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可能加剧。”美国著名学者扎卡里亚撰长文论述世界新秩序：全球面临第三次重大力量转变，只有众多国家参与进来才能解决重大国际问题，那就是先得加入世界。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维克托·马利特撰文《亚洲崛起；力量的再平衡》，提出解决世界的不平衡的方法是让美国不要搞对抗，而是提高自身力量，因为“那是我们的新世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西方文化精英看到了一超独霸带给国际社会严重失衡，给世界造成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和文化生态危机，也给西方社会带来生存危机，故而提出“力量再平衡”诸多救世药方。建构多元力量平衡的国际新秩序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构成中国特色和平发展战略与和平发展体系。
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理念渊源于中华古老的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宇宙观，是古老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思维认知体系的新发展新创意。
天人合一，人天（神）交通，独占通天的权利，即垄断了神权，王权来于神权，文明就产生了，构成文明起源和诸种文明模式。“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尚书·尧典》开篇的话，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和运行规律，掌控宇宙之变化，最后落在“敬授民时”的人文基点上。由天道而及人道，由天象而及人间物宜，天象——物候——民众——鸟兽，天象星辰，人间物候，社会民众，鸟兽自然，天文、人文、地文构成一个内在的关系链，一个宇宙社会共同体，其中含有古代天文历法理性认知的早熟性，初期的科学性，并与“敬授民时”的感性认知的可操作性等诸特征，使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带有鲜明的人文特点，开创了极富中华民族特点的文明模式与文化传统。
天人关系所展示的文明起源诸模式，集中在王权源于神权这一点上，这又正是中华文明王权神授宇宙观的渊薮。
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人一体的思维认知体系，而天地人一体化构成中华历史文化的内在连续性与整体性。而连续性、整体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地与天，文化与自然，人类与宇宙是上下一体的、各种生命力之间互相交叉的宇宙体系的一部分。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古代文明是人与自然宇宙征服、对立的破裂性文明。（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中国青铜时代》）天人合一宇宙观其一体现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环境生态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上古三代的经典文献中多遗留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涉及或接触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生态诸问题。
《尚书·尧典》是中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将“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与“敬授民时”将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作为主客体放在同一个视角上观察与认知，构造了天人同构的宇宙认知体系，这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将神圣、神秘而不可知的、只由少数人（巫觋）掌握的天象历法、宇宙自然人间化，以及与人间社会的生活、生产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使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互动性，创造了天文与人文同构的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形态，首次接触到自然世界与生态体系诸问题。
《尚书·禹贡》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首次阐述人与地关系的经典，它反映出夏代是产生中华文明中心观念与多样化的文化生态认知体系的历史阶段，第一次接触到自然地理环境生态与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问题。
周文王继承了前代文化成果，根据周民族对宇宙观念与生产实践的总结，对人与自然、自然生态与文化的关系诸问题，提出具有体系性的观点，这就是《逸周书》的《文传解》。
认识自然，掌握自然世界的生命规律，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周文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人类应认识它、掌握它，按其规律与时序以适应其要求，方可为我所用，方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互相依存中促进自然与人的共同发展。基于此，文告提出总的原则：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命，这是周文王的生态观，是周文王的生命观，在他看来，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有秩序的世界，人类要做的就是“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为此，周文王对人与自然，社会界与自然界，直至对宇宙整体提出“和德”的宇宙论命题。
山林（指自然界）按自然规律生长成为人类之资源材料，士农工商（百业）按其本身特点各自发挥效能，各尽本性，各尽其力，这就是“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就达到“和德”的境界。所谓和德，即天人和谐之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之谓，人类的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之谓，周文王的“和德”是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对立统一、和谐发展关系的哲学概括，其中既包含着宇宙自然按其本性的发展，更包含着士农工商百行百业的人的创造力。尊重自然本性，尊重人的生命律动——充分发扬自然与人类生命之力，以达到天地和德、宇宙和谐境地。
周文王认为保持这个有秩序的自然世界，实现天地和德境界，是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十重者王，顿空者亡”，从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扩大到政治生态领域，这是中华生态史上第一次将生态问题与国家兴亡连在一起的生态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道德关系领域，从维持生存、种族繁衍上升到文化学、国家学层面，从生态学进入政治学与道德学的领域，在这天人有序的互动关系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增添了新的内容，显示出周代早期文明极富人文精神与理性色彩的新特点，呈现出周代早期文明的早熟性特征。
周文王认为人类面对着一个不断调整的自然世界。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经历着由平衡到不平衡，又到新的平衡的循环往复的运动形态。人口的增殖，气候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变迁，天灾人祸，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生态的变化。诸如土地、人口、天灾等造成生态失衡，需要人为调整与改造。从顺应自然、依赖自然，到能动地调整生态环境，改造自然，这是人的认识的一大飞跃，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这种调整和改造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也给社会带来了活力，充分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国家职能的建设性作用，也充分发挥了自然能量，其出发点是“并为民利”。突显了周文王的生态观念极富人文精神和民本精神。
将天人合一宇宙观具体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关系上，即是宇宙、自然、社会、人群是一个充满生命律动的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一个遵循规律和法则的有秩序整体。尊重生命（自然界与人类），遵循规律，就可以达到天地和德的最高境界，天人同构，人与自然和谐相称，国家富强，物资丰富，人民安乐。只要本着“并为民利”，就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成为自然的主人，调整、改造，使自然为我所用。这也应是天地和德观念的最大效应，是周文王在生态观念上的一个新创造、新特点。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周文王归结为“开塞禁舍”的自然辩证观。
“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开，开放；塞，堵塞、关闭；禁，禁令、约束；舍，设也，施设。这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新概括。这里将开塞禁舍作为夺取天下的指导思想原则——明白通晓开放（解放思想）、关闭（堵塞邪恶）、禁止（要有规范）、施设（更新措施与设施）四者辩证关系的，夺取天下就像化育万物一样自然容易；不明白开放、关闭、禁止、施设关系的，失去天下也是很容易的事。能否懂得自然规律、掌握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对夺取天下与失掉天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大原则。在这里，周文王又一次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到“取下天”与“失天下”的高度，从人类生态学扩展到影响到政治生态学，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辩证思维的新概括。它为中华生态学史确立了基本架构与基本体系，是周文王对中华生态学史的开山之作。（张碧波：《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古人认为宇宙空间是有序可循的，《尚书·尧典》中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天象与物宜，天上与人间，可以观察，认识掌控，而且是互动的、同构的、合一的，是自然宇宙与人间社会一种同构的——宇宙空间的结构化、秩序化、层次化。“投射”到人间社会，构成天上人间的共同规范、共同秩序，从而建构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与宗教信仰体系。
天人合一宇宙观另一体现为历史文化的损益观、整合观。中华历史文化的发展是连续性、整体性的，历史文化前后相承，既或不同质文化，经过损益与整合，构成完整统一的文化传统，不论统一王朝抑是分裂割据王朝，不论华夏族团主导的王朝抑是夷狄族团主导的王朝，他们均在对前代历史文化的损益与整合中，构建本朝文化，也构建中华文化，使其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史、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的最鲜明的特点。远的不说，仅以元清二代为例。
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到忽必烈“建元中统”，“建国号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主动而自觉地继承中华历史传统，主动而自觉地承续中华历史文脉，标志着从蒙古汗国转型为中华帝国的历史进程的最后完成，大元帝国已成为中华文明史、中华帝国史的一个序列，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史上重要一环，成为中华多元一体运动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元帝国在文物典章制度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文化整合工作，在其强烈而浓重的民族文化基础上与中华传统文化在激烈地碰撞、吸收、交流与整合中构筑着元代文化。
文化的融合，文化的整合，不是这个吃掉那个，不是一个文化形态灭亡了，永远消亡了，而是以一方为主导吸收、融合适于自己、适于接受的（首先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新的经济形态，从而促进并接受新的文化形态）、适于社会需要与发展的文化因素，经过吸收、融合、整合而成新质文化，从而使中华文化传统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大元帝国就是元代文化，它既不是原来的蒙古族文化，也不是原来的汉族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整合后的文化结晶——元代文化。
大清统治集团在建国伊始承续元明的“不分华夷，天下一家”观念，在汉族问题上，强调“满汉一体”、“满汉一家”观念。顺治帝多次讲“于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联之赤子”；康熙帝强调“满汉一体”观念，并在行政制度上加以贯彻。清代的汉族，经历几千年的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其民族的内在结构、文化传统与体系，人口数量，生产与生活水平早已远远超出满族；在满族成为新王朝的主体民族的历史运动中，既要求满族迅速接受华夏文化，又需要迅速通晓华夏文化，并需要以正确的政策路线对待。
其中需特别关注的是文化大整合工作，大兴文教事业，达到“千古同文之盛”；编纂四库全书，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大整合，促进了中华多元文化的大发展。
满族主导下的大清王朝，是多元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多元文化大整合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个时代里最后形成，中华疆域在这个时代里最后定位，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模式在这个时代里完成。
天人合一宇宙观为中华民族构筑了多种文化生态模式，在今日全球化浪潮中，它又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就是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新观念、新路线、新战略决策。这个观念路线决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完全符合全球化下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集中体现着全人类所追求的人类、社会、宇宙三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发展规律。
在全球化的文化大交流中，推动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大发展，生态学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早已超越其旧的学科范畴，以新的内容与形式，表现为多种生态学模式，形成了多元形态的中国生态学体系。一超独霸，西方文化中心论，造成国际文化体系的生态危机，“文明联盟”“强调相互性，宽容和宗教自由”，其目标是“西方放弃霸权主义，与穆斯林世界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进行合作”，但仍要求穆斯林尤其应保证人权和公民自由，提高妇女地位和改进现实政策以控制人口激增，仍坚持西方价值观，仍贬低穆斯林历史文化，干涉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内政。这样的“文明联盟”恐怕不可能解决国际争端，不可能挽救国际文化生态危机。
针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总体形势下，我国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战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并已体系化、系统化；构成政治外交、经济金融、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上的和平发展路线，——中国生态学模式，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繁荣进步，这是中国文化生态学观念。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世界性品格，在全世界产生广泛影响，在亚非拉国家与地区获得称赞与支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使国际文化结构体系从不平衡到平衡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点。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