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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这也是自1993年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作出关于近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决定以来，党的总书记第19次出席中央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
此次的中纪委全会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战略分析人士研究，近18年来，只在十六大中纪委向党的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在中纪委的二次全会报告中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一直到现在。
十七届中纪委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对反腐败形势的分析，为什么仍是“依然严峻”？应该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2003年与2010年腐败高官数据对比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死刑1人、判处死缓2人、判处无期徒刑4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1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3人、判处有期徒刑11年1人。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开除党籍，未移送司法机关故未判刑。
七年后，根据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公开报道整理统计发现，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
如果把2003年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11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为何“腐败高官”频频自取灭亡
这些被称之为国之重臣的高官，何以无视党纪国法，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于不顾，飞蛾扑火似的自取灭亡？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五：
一是入党动机上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随着地位的转换，加入执政党不仅没有了革命党时的风险，而且还能带来利益。于是，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对象中，既有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先进分子，也有为自己盘算的投机取巧者。
二是组织建设上的削弱。打天下时，党的三大建设中，组织建设最为重要。因为在当时，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载体。近年来，一些地区和单位，制度建设缺失，不仅党委不抓组织建设，个别组织部也急功近利地多抓干部少抓组织，甚至只抓干部不抓组织（一些干部群众戏称名为组织部实为干部部）。时间一长，地力下降、地干田裂、叶枯苗黄，即使下功夫精选优育的几株苗，也未必一定能长好。
三是监督制衡的缺失。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权力的含金量前所未有的大大加重。而我们基本上仍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监督体系。一方面，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另一方面，腐败低成本高收益，犯案多查处少的现实也使不少人敢于铤而走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尽其所能、勉力而为地做了大量端正党风工作的同时，也使自身越来越陷入一种尴尬困境。群众不满意，党委也不满意；干部不认可，领导也不认可。其实，反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绝非现有纪检监察体制所能承受之重。
四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党执政后犯各种大错误的“总病根”。并对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根治这一“总病根”进行了总体部署。上述腐败高官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五是权力结构的弊端。“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伏笔。不分解的权力，就会逐渐由普通一票发展为特殊一票，由“班长”变身为“家长”；就会逐渐由“一支笔”到“一把手”，由“一言堂”到“一面倒”；就會逐渐由召集会议人转化为决定会议人，由“公仆”升为“主人”；就会逐渐形成开大会讨论小事情，开小会商量大事情，不开会决定最重要事情的“一把手体制”和所谓的“最后决定权”。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关键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而在于他们是怎么拿走这些钱的。关键似乎也不在于如何用更重的刑罚使其不敢再犯，而在于如何预防使其不能违反。关键甚至还不在于如何加强教育使好人不至于变坏，而在于如何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和改革，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邓小平语）。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深入，战果在不断扩大，同时也说明“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上所强调的“六个更加”（即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注重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更加注重完善制度、规范权力；更加注重维护民利、保障民生；更加注重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科学分解权力，合理配置权力，有效规范权力，从而“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作者为反腐问题研究专家）
此次的中纪委全会报告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战略分析人士研究，近18年来，只在十六大中纪委向党的报告中用过“比较严峻”一词，两个月后，即在中纪委的二次全会报告中继续沿用“依然严峻”的提法，并一直到现在。
十七届中纪委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对反腐败形势的分析，为什么仍是“依然严峻”？应该说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2003年与2010年腐败高官数据对比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死刑1人、判处死缓2人、判处无期徒刑4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1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3人、判处有期徒刑11年1人。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开除党籍，未移送司法机关故未判刑。
七年后，根据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公开报道整理统计发现，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高官被判刑。
如果把2003年公开报道的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与2010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相关数据，作一对照，可以发现这样一些情况。
2003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有7人，占53.7%；2010年11人中，判处无期徒刑以上11人，占100%。说明高官腐败问题的延时效应还在加长，一旦暴露，就得无期以上的徒刑伺候。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符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为何“腐败高官”频频自取灭亡
这些被称之为国之重臣的高官，何以无视党纪国法，置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于不顾，飞蛾扑火似的自取灭亡？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五：
一是入党动机上的差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随着地位的转换，加入执政党不仅没有了革命党时的风险，而且还能带来利益。于是，在积极要求入党的对象中，既有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先进分子，也有为自己盘算的投机取巧者。
二是组织建设上的削弱。打天下时，党的三大建设中，组织建设最为重要。因为在当时，组织建设是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的载体。近年来，一些地区和单位，制度建设缺失，不仅党委不抓组织建设，个别组织部也急功近利地多抓干部少抓组织，甚至只抓干部不抓组织（一些干部群众戏称名为组织部实为干部部）。时间一长，地力下降、地干田裂、叶枯苗黄，即使下功夫精选优育的几株苗，也未必一定能长好。
三是监督制衡的缺失。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权力的含金量前所未有的大大加重。而我们基本上仍沿用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监督体系。一方面，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另一方面，腐败低成本高收益，犯案多查处少的现实也使不少人敢于铤而走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尽其所能、勉力而为地做了大量端正党风工作的同时，也使自身越来越陷入一种尴尬困境。群众不满意，党委也不满意；干部不认可，领导也不认可。其实，反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绝非现有纪检监察体制所能承受之重。
四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病根。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党执政后犯各种大错误的“总病根”。并对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根治这一“总病根”进行了总体部署。上述腐败高官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权力过分集中”这一“总病根”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五是权力结构的弊端。“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是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伏笔。不分解的权力，就会逐渐由普通一票发展为特殊一票，由“班长”变身为“家长”；就会逐渐由“一支笔”到“一把手”，由“一言堂”到“一面倒”；就會逐渐由召集会议人转化为决定会议人，由“公仆”升为“主人”；就会逐渐形成开大会讨论小事情，开小会商量大事情，不开会决定最重要事情的“一把手体制”和所谓的“最后决定权”。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关键不在于他们拿了多少钱，而在于他们是怎么拿走这些钱的。关键似乎也不在于如何用更重的刑罚使其不敢再犯，而在于如何预防使其不能违反。关键甚至还不在于如何加强教育使好人不至于变坏，而在于如何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和改革， “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邓小平语）。
省部级高官从2个死缓到7个死缓，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深入，战果在不断扩大，同时也说明“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全会上所强调的“六个更加”（即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加注重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更加注重完善制度、规范权力；更加注重维护民利、保障民生；更加注重整体推进、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拓创新），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科学分解权力，合理配置权力，有效规范权力，从而“坚决惩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 （作者为反腐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