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一条河流从武夷山南段的高山密林里流下，过石城、瑞金、会昌、于都、赣县六县，曲折蜿蜒六百里，在江西省南部重镇赣州城墙脚下的八境台与章水合流成赣江，然后掉头一路北向，流入鄱阳湖，汇入长江。
这条河流叫贡水，是赣江的源河。
二
八十多年前的赣南，层峦叠嶂，偏远而贫穷。在这块与同样偏远贫穷的闽西、粤北交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通向外界，贡水成了赣南的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不多的耕地大部分集中在当地豪绅和宗族手里。一个月去三两次附近的圩场，用不多的山货或土产换一些盐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是山区农民们唯一的商业活动，也可能是他们去的最远的地方。与当时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到处充斥着乞丐、疾病、贫穷和愚昧。日子过得艰难而绝望，就像流淌的贡水，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只不过，这里更加与世隔绝，即便当时打得血肉橫飞的军阀战争也没有波及这个地方。偶尔的枪炮声也就当放爆竹听个响。省会南昌发生的革命暴动，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一切都是那么遥远。
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日子在1929年被打破。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严冬季节，井冈山刚下过一场大雪。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星火燎原之势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贡水河畔的瑞金。很快，这个年轻的红色政权就拥有了一块称作“中央苏区”的广阔根据地。鼎盛时期，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450多万人口。
恰巧的是，贡水流过的地域全部成为了苏区。
三
于都是贡水河畔一座安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贡水流经这里时已经一路汇纳了濂水、梅水四五条支流，河面宽阔，水深流缓，可以航行大的帆船。两岸的冲积平原地势平缓，历来都是于都出产稻米的地方。因此，紧临贡水的南门便成了于都城舟楫往来最热闹的渡口和水陆码头。
1934年的十月，于都城仍然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大多数庄稼已经收割归仓，寒露还没来到，天气不冷不热，正是秋高气爽的舒适季节。中秋节刚刚过完几天，鞭炮的硝烟似乎还没有散尽，油炸米果的香味仍然在小街巷闾里飘荡。对于大多数于都城里的普通人来说，今年的十月和往年没什么不同。几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处在苏区中心位置带来的安宁：秩序良好，邻里和睦，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按部就班地去做事就好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件震惊世界，后来被称为“长征”的大事即将在于都发生。
此时，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正在于都为“扩红”的事情焦急万分。这个从莫斯科学习归来，身材娇小、泼辣能干的湖南姑娘五月份就来过于都，以她出众的能力为红军扩充了三千多名兵源。这才隔了三个月，她又带着“扩红”四千多人的任务再次来到于都。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十四万人口的于都已经有六万多人参加了红军。
对着只完成二百多人的数字，刘英一个劲地皱眉。
于都城北门外的何屋，是一栋有前后院三十多间屋子的院落。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樟树和两棵柚子树，在于都城里也算得上是大宅。因此，这里便成了赣南省委的办公地点。九月份就到了于都的毛泽东就住在这栋青砖青瓦的院落里。
毛泽东记不清是第几次来于都了。五年前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在于都河东门的沙坝上开过万人大会，并亲手创建了于都第一支革命武装和第一个红色政权。此后，还因各种工作多次往返于都。但这次来于都心境与以往格外不同。早在两年前，屡受排挤的毛泽东就失去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只剩下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在这个多事之秋，四十岁的毛泽东已经被疟疾折磨了几个月，身体时好时坏。此时，这座院落在樟树掩映下显得异常冷清，而身形消瘦的毛泽东却忧心如焚。
广昌失守、石城失守、宁都失守、兴国失守、会昌失守……国民党军全面进逼，苏区不断失陷，“红都”瑞金已遭受敌机轰炸。红军在多条战线顾此失彼，损失惨重。不断传来的战报使毛泽东无心考虑自己遭受的不公和病情，他深深担忧和焦虑的是苏区的命运。
在毛泽东心里，苏区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亲手创建了它，一步步抚育它成长壮大，现在又无能为力地眼看着它一步步陷入危机。此刻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红色革命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长征，或许是唯一的出路。
1934年10月18日傍晚，重阳节第三天，毛泽东跨过何屋的条石门槛，走向东门渡口。随身只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
他叹了口气，此去关山万千重。从此，毛泽东再未踏上过赣南这块他亲手创建过中央苏区的土地。
四
越来越多的人拥入，终于使于都有了一种不安的气氛。很多人联想起几个月前红军就征购了大批的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他们感觉一定会有大事发生。很快，随着10月13日中央纵队一万多人首先到达于都，这件大事变得不再是秘密。
于都从来没有过数量如此庞大的红军。几天时间，正分散在苏区外围多个方向浴血奋战的红军五个主力军团，收拾起带血的战衣，全部隐蔽撤离战场开赴于都河沿岸集结：红一军团抵达段屋、宽田待命;红三军团抵达于都县城附近待命;红五军团抵达于都县城西北待命;红八军团抵达步前待命;红九军团进抵会昌县珠栏埠待命。
八万多颗红星闪耀于都河边，这是中央苏区的全部力量，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很难描述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普通战士，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为此他们可以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在于都河三十公里长的沿岸，这八万多名铁血将士，他们即将带着硝烟血渍，更带着钢铁般的信念，告别父老乡亲，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八个渡口跨过贡水，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漫漫长征路。
五
月亮升起，贡水在月光下缓缓流淌。没有风，夜色里的潭头圩一片宁静。
1934年10月17日夜，二十七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率领麾下二万将士，在山峰坝渡口渡过贡水。然后星夜疾进，直插安远、信丰一线，那里是红军必经之路的第一道封锁线。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一万七千多人，从于都城南门、西门渡口渡河。
奉命担任长征部队左右前卫的一、三军团，一直是红军中最骁勇善战的绝对主力。他们最先出发，从此时起，这两个军团犹如两把出鞘的利刃，闪耀着冰冷的光芒，刀锋直指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形成的四道封锁线。然而，仅仅在十天前，他们都还在苏区外围浴血苦战。
红一军团主力原在兴国县高兴地区抗敌，10月6日将防务交给红五军团脱离战场，行军五天抵达集结地。所属十五师原在石城县南部作战，直到十五日才抵达归建。在于都补充2600人后，全军团人员近2万。
红三军团原在石城县南部阻敌。十月七日撤离战场至宁都县固村地域集结，进行补充和训练。十五日晚开进到于都县城附近。在于都补充2600人，全军团17800多人。
次日傍晚，由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15000余人在于都城东门渡河。左路后卫红九军团11000余人在靖石渔翁埠渡河。右路后卫红八军团10000余人在罗坳孟口渡河。
最后渡河的是红五军团。
这支由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队伍组成，号称“铁流后卫”的红军主力，是最晚撤出战斗的部队。从10月6日接替红一军团的防务后，他们在兴国继续与国民党军鏖战十天，直至17日才撤离战场。经一天的急行军赶到于都步前。两天后，这支征尘未洗的疲惫之师便于20日晚从罗坳鲤鱼、石尾渡口渡过贡水，肩负全军总后卫的重任，再次踏上征途。
风萧萧兮贡水喑。对岸嘶叫的骡马声、沉闷的脚步声越来越小。排成长龙的火把渐行渐远，最后湮灭在夜色中，一切归于黑暗。
于都城一片死寂。
六
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火烧云映红了半个天空。东门渡口旁的渡江大桥车水马龙，一群孩子在长征纪念碑前的小广场追逐嬉闹，河岸下有几个老人在眯着眼睛钓鱼。
联想起八十多年前的渡河场景，感觉有点恍惚。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一气走完其他红军渡口后才到这里的。第一次到东门渡在三十多年前，日后也不知还来过多少次。但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却以为东门是红军长征渡河的唯一渡口，对于生于长于贡水边的我来说的确有点羞愧。
由于一代伟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皆从东门渡渡河的缘故，东门渡口被誉为“长征第一渡”。1996年，渡口建起了纪念碑园，纪念碑高10.18米，寓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于10月18日傍晚在此渡河长征之意;碑身为双帆造型，寓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碑座左边为陆定一手书《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右边为叶剑英于1962年建軍节为缅怀原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诗中引用秦朝燕国高渐离击筑高歌送别壮士荆轲刺秦的历史典故，追忆叶剑英当年长征夜渡于都河时刘伯坚同志为他送行的悲壮场面和动人情景。
东门渡由此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处耀眼的红色地标。在它面前，其他七个长征渡显得星光黯淡，日渐不为人知晓。
顺贡水上溯二十公里左右，是梓山乡潭头的山峰坝渡口，它是贡水红军渡河的第一个渡口。四年前追寻到此时，早有大桥通向对岸。过桥转入一条土路几百米，山峰坝渡口纪念碑矗立在贡水北岸杂草丛生的河岸边。贡水在这一段河宽水浅，一多半的河床是黄色的沙滩，对岸临河而建的潭头圩还有少许吊脚楼样式的房屋，依稀能看出些当年的模样。
渡口位置的纪念碑明显是新建的。在这个基本保持了当年样貌的自然渡口，如果没有这块纪念碑，有谁会知道曾有二万红军将士在此夜渡贡水。
而事实上，正是这支铁血之师，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自始至终战斗在最前列——从于都到陕北。
南门渡在于都城内。八十多年前，于都城也是一座典型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的小城：城墙合围，有东南西北四门。现如今自然一条门也没有了，只遗留下一个个地名沿用至今。
南门渡口，早在1966年就被确认为革命旧址。原有码头，商旅来往频繁，位于古城墙南门外，麻石砌成。在我的记忆中，南门渡一带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还是于都最繁华的地方。一条窄窄的街道沿河而下，大约不到两华里。两边全是带骑楼的房子，集中了县城所有的商场和店铺。右边的房子高出街道五六个台阶，一溜过去是五交化、食品、百货这些当时架子最大的国营商店。左边的房子与街道平齐，经常性地遭水淹。多是照相馆、理发店、饭店、中药铺什么的，房子的背后是大约两层楼高的古城墙。这条街的中间段就是南门渡。城墙上开有一条油光铮亮的麻条石拱门，一二十级台阶便可下到贡水。日常总是过渡的、搭船的、搬货的进进出出，喧闹繁忙得紧。
南门渡现在的位置，在东门渡下游二公里县政府门口。之所以用“位置”这个词，是因为这里不仅没有任何红军渡的标识，而且完全找不到一丝渡口的痕迹。渡江大道东西穿过，北面是县政府大门，门口车流不断，人头攒动。南面原渡口位置是一大排的店铺，原来的古城墙早已不见踪影。向旁边一位老人询问渡口位置，他说大概就在这里。再问古城墙，他愤愤不平地说：搞开发，拆了！
于都西汉高祖六年置县，素有“六县之母”之称。宋绍兴十五年筑墙，本世纪初，毁。
再往下一公里的西门渡口更是无处觅踪。由于西门渡地点多沙滩，河床多变，素来没有固定码头。原本此地有一支宋塔，当地老人习惯称此地为“塔脚下”。1971年，为取其砖建工厂被拆毁。现在只知道大概位置在于都长征大桥桥头。昔日红军在此渡河长征，如今在此建起了于都最重要的桥梁，算不算是冥冥之中自有某种巧合？ 或许是八十多年前红军夜渡贡水的那一幕，在几代于都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以至于后来于都干脆利落地把县城现有的两条主干道命名为长征大道、渡江大道;三座桥命名为长征大桥、渡江大桥、红军大桥。可以说，从没有哪个地方的地名具有如此浓厚的长征色彩。
七
孟口、鲤鱼、石尾，是位于罗坳镇的三个红军渡口。
穿过一个火车桥洞，眼前是一片宽阔的田野。走近，路的尽头是颇为古旧的孟盛公祠，这是当地孟姓人家的祖祠。祠堂门口大片金黄的稻田等待收割，远远看见一株高大的小叶榕耸立在田野中，树荫下有两块石碑若隐若现。
看来没有走错地方，前边应该就是红八军团渡河的孟口渡。
两块碑，一块简陋粗糙些的是纪念碑，于都县政府1999年立。水泥浇注白粉刷面，方柱形，约三米高，几十公分宽。正面上书：“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孟口渡口”，顶部镌刻红星。旁边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碑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江西省政府立于2006年。
任谁也不会想到，一万一千人的红八军团，在此渡河后的一个多月，湘江一战，近万将士喋血疆场，残部仅余千余人。这支由大多数兴国子弟组成的队伍，从组建到撤销不过两个多月，成为红军军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部队。
寻找鲤鱼渡和石尾渡颇费功夫。在鲤鱼村多次问起红军渡口之事，几乎都摇头说没听说过。后来只好问附近河边有没有纪念碑一类的东西，才有人手指一个方向，说，那边好像有一块。
走过一塅田埂，穿过几坵抛荒的耕地，爬上一个小土坡，纪念碑出现在贡水北岸的一块台地中间。台地上长满过膝深的野草、荆棘和灌木，随着我们的到来，一群野鸟轰然飞起。走到跟前，发现纪念碑的制式和孟口渡一模一样。只是经过近二十年的风雨侵蚀，碑身的白灰刷面脱落许多，显得沧桑斑驳，顶部的红星早已褪色。碑身背面的字迹倒是清晰可见，上面明确记载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从这里渡过贡水开始长征。
三十四师！刹那间大脑轰然一震：三十四师，六千余人，多为闽西子弟。师长陈树湘，长沙小吴门人，二十九岁。长征途中三十四师为“绝命后卫师”，湘江之役，陷入重围，弹尽粮绝，全师战死。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重伤被俘，押送途中，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惨烈就义，魂归小吴门。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10月23日，震惊地发现，随意而来的日子竟然是三十四师渡河后的第三天。视线越过西流的贡水，恍若还能看见那些远去的背影。
纪念碑下，紫花绽放的藿香蓟在风中摇曳。
后来，我又把所有渡口的登岸点全部走了一遍。某一天，我久站在贡水南岸河田村凝望鲤鱼渡，一位五十多岁的当地村民前来搭话。
他疑惑地问我在看什么。
我指着对岸告诉他，看纪念碑。他眯眼看了半天，愈加疑惑說，哪有什么纪念碑啊！我只好跟他说，红军曾经在此过渡，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当年红军登岸的地方。他很惊讶，说小的时候好像听他爷爷讲过，附近村子里的老俵把自己家的门板床板都拆光了，原来还真的有这个事啊！
石尾渡更加偏僻，附近只有两三户人家。土墙灰瓦，墙上存留不少“文革”时期的标语，一看就知道房子还是几十年前建的。四处找不到人打听，我们只好依据经验沿着河边的小径寻找。
石尾渡纪念碑矗立在一块紧临贡水的陡峭高坎上，周边是稀稀拉拉的马尾松，基座下长满芦萁和一些低矮的小灌木。碑身顶部破损一大块，红星缺了一个角。背面的记载倒是仍然清楚：红五军团十三师从这里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从这里望去，当年登岸的小溪口清晰可见。一条机动船正横江而来，敞开的船舱里站了些人，看来此地仍然是一个渡口。
发源于安远县的濂水流经于都靖石乡从会昌下洛坝汇入贡水，渔翁埠渡口就在靖石乡渔翁村。这个以前称为“乱石”的地域，是一个三县交界之地，离于都城有上百里之远。当年的渔翁渡口不过二三十米，河窄水浅，红九军团轻松渡过。如今此地因建了渔翁埠水库，所见已是一片汪洋景象。
渡口纪念碑就建在临水几米远的山坡上，旁边是一座叫“瑞云山寺”的小寺庙。据说，民国初期就已有，没想到至今仍在。
八
黎明后，贡水寂静，泛着泡沫，一如既往地西流。岸边的老弱妇孺在瑟瑟秋风中目光悲怆，渡口旁除了几双丢弃在沙滩上的烂草鞋，什么也不见了。一万七千多于都子弟渡河远去，一去就是十五年。
很难想象，当年属于全红县的于都，为长征几乎是倾其所有。筹粮二十五万担，购买公债九十万银元，组织八百多条渔船架浮桥，三千多名挑夫随军出征。三十四万人口有四分之一参加了红军，仅在长征前夕就组建了八个补充团，近万人加入红军各军团。
十五年后，重归故土的不到三百。
红军渡河一个月，于都陷落。而远在千里之外拥有八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大部队，即将迎来长征史上最惨烈的湘江血战，人员也将锐减至三万。
在于都宽田、黄龙的高山密林中，留守苏区的项英、陈毅也拉开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的序幕。
九
贡水无名，起于高山终于大海，不过是中国南方山区万千河流中极平常的一条。而以跨越贡水为起始点的长征，虽几度九死一生前路渺茫，却仍然是历尽艰难希望不灭，最终造就了创造新中国的宏图伟业。长征以一种精神，成为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百件大事之一。分布在六十里贡水的八个渡口，是红军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历史总是容易被尘封。走遍贡水八渡，不过用了三天，了解这段历史，却用了三十年。
责任编辑：卢 欣
一条河流从武夷山南段的高山密林里流下，过石城、瑞金、会昌、于都、赣县六县，曲折蜿蜒六百里，在江西省南部重镇赣州城墙脚下的八境台与章水合流成赣江，然后掉头一路北向，流入鄱阳湖，汇入长江。
这条河流叫贡水，是赣江的源河。
二
八十多年前的赣南，层峦叠嶂，偏远而贫穷。在这块与同样偏远贫穷的闽西、粤北交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通向外界，贡水成了赣南的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不多的耕地大部分集中在当地豪绅和宗族手里。一个月去三两次附近的圩场，用不多的山货或土产换一些盐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是山区农民们唯一的商业活动，也可能是他们去的最远的地方。与当时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到处充斥着乞丐、疾病、贫穷和愚昧。日子过得艰难而绝望，就像流淌的贡水，似乎永远也看不到尽头。只不过，这里更加与世隔绝，即便当时打得血肉橫飞的军阀战争也没有波及这个地方。偶尔的枪炮声也就当放爆竹听个响。省会南昌发生的革命暴动，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一切都是那么遥远。
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日子在1929年被打破。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严冬季节，井冈山刚下过一场大雪。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以星火燎原之势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贡水河畔的瑞金。很快，这个年轻的红色政权就拥有了一块称作“中央苏区”的广阔根据地。鼎盛时期，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450多万人口。
恰巧的是，贡水流过的地域全部成为了苏区。
三
于都是贡水河畔一座安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贡水流经这里时已经一路汇纳了濂水、梅水四五条支流，河面宽阔，水深流缓，可以航行大的帆船。两岸的冲积平原地势平缓，历来都是于都出产稻米的地方。因此，紧临贡水的南门便成了于都城舟楫往来最热闹的渡口和水陆码头。
1934年的十月，于都城仍然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景象：大多数庄稼已经收割归仓，寒露还没来到，天气不冷不热，正是秋高气爽的舒适季节。中秋节刚刚过完几天，鞭炮的硝烟似乎还没有散尽，油炸米果的香味仍然在小街巷闾里飘荡。对于大多数于都城里的普通人来说，今年的十月和往年没什么不同。几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处在苏区中心位置带来的安宁：秩序良好，邻里和睦，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按部就班地去做事就好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件震惊世界，后来被称为“长征”的大事即将在于都发生。
此时，时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正在于都为“扩红”的事情焦急万分。这个从莫斯科学习归来，身材娇小、泼辣能干的湖南姑娘五月份就来过于都，以她出众的能力为红军扩充了三千多名兵源。这才隔了三个月，她又带着“扩红”四千多人的任务再次来到于都。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三十四万人口的于都已经有六万多人参加了红军。
对着只完成二百多人的数字，刘英一个劲地皱眉。
于都城北门外的何屋，是一栋有前后院三十多间屋子的院落。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樟树和两棵柚子树，在于都城里也算得上是大宅。因此，这里便成了赣南省委的办公地点。九月份就到了于都的毛泽东就住在这栋青砖青瓦的院落里。
毛泽东记不清是第几次来于都了。五年前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在于都河东门的沙坝上开过万人大会，并亲手创建了于都第一支革命武装和第一个红色政权。此后，还因各种工作多次往返于都。但这次来于都心境与以往格外不同。早在两年前，屡受排挤的毛泽东就失去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只剩下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在这个多事之秋，四十岁的毛泽东已经被疟疾折磨了几个月，身体时好时坏。此时，这座院落在樟树掩映下显得异常冷清，而身形消瘦的毛泽东却忧心如焚。
广昌失守、石城失守、宁都失守、兴国失守、会昌失守……国民党军全面进逼，苏区不断失陷，“红都”瑞金已遭受敌机轰炸。红军在多条战线顾此失彼，损失惨重。不断传来的战报使毛泽东无心考虑自己遭受的不公和病情，他深深担忧和焦虑的是苏区的命运。
在毛泽东心里，苏区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亲手创建了它，一步步抚育它成长壮大，现在又无能为力地眼看着它一步步陷入危机。此刻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红色革命犹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长征，或许是唯一的出路。
1934年10月18日傍晚，重阳节第三天，毛泽东跨过何屋的条石门槛，走向东门渡口。随身只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
他叹了口气，此去关山万千重。从此，毛泽东再未踏上过赣南这块他亲手创建过中央苏区的土地。
四
越来越多的人拥入，终于使于都有了一种不安的气氛。很多人联想起几个月前红军就征购了大批的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他们感觉一定会有大事发生。很快，随着10月13日中央纵队一万多人首先到达于都，这件大事变得不再是秘密。
于都从来没有过数量如此庞大的红军。几天时间，正分散在苏区外围多个方向浴血奋战的红军五个主力军团，收拾起带血的战衣，全部隐蔽撤离战场开赴于都河沿岸集结：红一军团抵达段屋、宽田待命;红三军团抵达于都县城附近待命;红五军团抵达于都县城西北待命;红八军团抵达步前待命;红九军团进抵会昌县珠栏埠待命。
八万多颗红星闪耀于都河边，这是中央苏区的全部力量，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很难描述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普通战士，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为此他们可以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在于都河三十公里长的沿岸，这八万多名铁血将士，他们即将带着硝烟血渍，更带着钢铁般的信念，告别父老乡亲，从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八个渡口跨过贡水，一双草鞋一根土枪，踏上漫漫长征路。
五
月亮升起，贡水在月光下缓缓流淌。没有风，夜色里的潭头圩一片宁静。
1934年10月17日夜，二十七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率领麾下二万将士，在山峰坝渡口渡过贡水。然后星夜疾进，直插安远、信丰一线，那里是红军必经之路的第一道封锁线。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一万七千多人，从于都城南门、西门渡口渡河。
奉命担任长征部队左右前卫的一、三军团，一直是红军中最骁勇善战的绝对主力。他们最先出发，从此时起，这两个军团犹如两把出鞘的利刃，闪耀着冰冷的光芒，刀锋直指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形成的四道封锁线。然而，仅仅在十天前，他们都还在苏区外围浴血苦战。
红一军团主力原在兴国县高兴地区抗敌，10月6日将防务交给红五军团脱离战场，行军五天抵达集结地。所属十五师原在石城县南部作战，直到十五日才抵达归建。在于都补充2600人后，全军团人员近2万。
红三军团原在石城县南部阻敌。十月七日撤离战场至宁都县固村地域集结，进行补充和训练。十五日晚开进到于都县城附近。在于都补充2600人，全军团17800多人。
次日傍晚，由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15000余人在于都城东门渡河。左路后卫红九军团11000余人在靖石渔翁埠渡河。右路后卫红八军团10000余人在罗坳孟口渡河。
最后渡河的是红五军团。
这支由国民党二十六路军起义队伍组成，号称“铁流后卫”的红军主力，是最晚撤出战斗的部队。从10月6日接替红一军团的防务后，他们在兴国继续与国民党军鏖战十天，直至17日才撤离战场。经一天的急行军赶到于都步前。两天后，这支征尘未洗的疲惫之师便于20日晚从罗坳鲤鱼、石尾渡口渡过贡水，肩负全军总后卫的重任，再次踏上征途。
风萧萧兮贡水喑。对岸嘶叫的骡马声、沉闷的脚步声越来越小。排成长龙的火把渐行渐远，最后湮灭在夜色中，一切归于黑暗。
于都城一片死寂。
六
一个秋末冬初的傍晚，火烧云映红了半个天空。东门渡口旁的渡江大桥车水马龙，一群孩子在长征纪念碑前的小广场追逐嬉闹，河岸下有几个老人在眯着眼睛钓鱼。
联想起八十多年前的渡河场景，感觉有点恍惚。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一气走完其他红军渡口后才到这里的。第一次到东门渡在三十多年前，日后也不知还来过多少次。但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却以为东门是红军长征渡河的唯一渡口，对于生于长于贡水边的我来说的确有点羞愧。
由于一代伟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皆从东门渡渡河的缘故，东门渡口被誉为“长征第一渡”。1996年，渡口建起了纪念碑园，纪念碑高10.18米，寓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于10月18日傍晚在此渡河长征之意;碑身为双帆造型，寓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碑座左边为陆定一手书《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右边为叶剑英于1962年建軍节为缅怀原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写的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诗中引用秦朝燕国高渐离击筑高歌送别壮士荆轲刺秦的历史典故，追忆叶剑英当年长征夜渡于都河时刘伯坚同志为他送行的悲壮场面和动人情景。
东门渡由此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一处耀眼的红色地标。在它面前，其他七个长征渡显得星光黯淡，日渐不为人知晓。
顺贡水上溯二十公里左右，是梓山乡潭头的山峰坝渡口，它是贡水红军渡河的第一个渡口。四年前追寻到此时，早有大桥通向对岸。过桥转入一条土路几百米，山峰坝渡口纪念碑矗立在贡水北岸杂草丛生的河岸边。贡水在这一段河宽水浅，一多半的河床是黄色的沙滩，对岸临河而建的潭头圩还有少许吊脚楼样式的房屋，依稀能看出些当年的模样。
渡口位置的纪念碑明显是新建的。在这个基本保持了当年样貌的自然渡口，如果没有这块纪念碑，有谁会知道曾有二万红军将士在此夜渡贡水。
而事实上，正是这支铁血之师，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自始至终战斗在最前列——从于都到陕北。
南门渡在于都城内。八十多年前，于都城也是一座典型中国传统建筑格局的小城：城墙合围，有东南西北四门。现如今自然一条门也没有了，只遗留下一个个地名沿用至今。
南门渡口，早在1966年就被确认为革命旧址。原有码头，商旅来往频繁，位于古城墙南门外，麻石砌成。在我的记忆中，南门渡一带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还是于都最繁华的地方。一条窄窄的街道沿河而下，大约不到两华里。两边全是带骑楼的房子，集中了县城所有的商场和店铺。右边的房子高出街道五六个台阶，一溜过去是五交化、食品、百货这些当时架子最大的国营商店。左边的房子与街道平齐，经常性地遭水淹。多是照相馆、理发店、饭店、中药铺什么的，房子的背后是大约两层楼高的古城墙。这条街的中间段就是南门渡。城墙上开有一条油光铮亮的麻条石拱门，一二十级台阶便可下到贡水。日常总是过渡的、搭船的、搬货的进进出出，喧闹繁忙得紧。
南门渡现在的位置，在东门渡下游二公里县政府门口。之所以用“位置”这个词，是因为这里不仅没有任何红军渡的标识，而且完全找不到一丝渡口的痕迹。渡江大道东西穿过，北面是县政府大门，门口车流不断，人头攒动。南面原渡口位置是一大排的店铺，原来的古城墙早已不见踪影。向旁边一位老人询问渡口位置，他说大概就在这里。再问古城墙，他愤愤不平地说：搞开发，拆了！
于都西汉高祖六年置县，素有“六县之母”之称。宋绍兴十五年筑墙，本世纪初，毁。
再往下一公里的西门渡口更是无处觅踪。由于西门渡地点多沙滩，河床多变，素来没有固定码头。原本此地有一支宋塔，当地老人习惯称此地为“塔脚下”。1971年，为取其砖建工厂被拆毁。现在只知道大概位置在于都长征大桥桥头。昔日红军在此渡河长征，如今在此建起了于都最重要的桥梁，算不算是冥冥之中自有某种巧合？ 或许是八十多年前红军夜渡贡水的那一幕，在几代于都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以至于后来于都干脆利落地把县城现有的两条主干道命名为长征大道、渡江大道;三座桥命名为长征大桥、渡江大桥、红军大桥。可以说，从没有哪个地方的地名具有如此浓厚的长征色彩。
七
孟口、鲤鱼、石尾，是位于罗坳镇的三个红军渡口。
穿过一个火车桥洞，眼前是一片宽阔的田野。走近，路的尽头是颇为古旧的孟盛公祠，这是当地孟姓人家的祖祠。祠堂门口大片金黄的稻田等待收割，远远看见一株高大的小叶榕耸立在田野中，树荫下有两块石碑若隐若现。
看来没有走错地方，前边应该就是红八军团渡河的孟口渡。
两块碑，一块简陋粗糙些的是纪念碑，于都县政府1999年立。水泥浇注白粉刷面，方柱形，约三米高，几十公分宽。正面上书：“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孟口渡口”，顶部镌刻红星。旁边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碑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江西省政府立于2006年。
任谁也不会想到，一万一千人的红八军团，在此渡河后的一个多月，湘江一战，近万将士喋血疆场，残部仅余千余人。这支由大多数兴国子弟组成的队伍，从组建到撤销不过两个多月，成为红军军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部队。
寻找鲤鱼渡和石尾渡颇费功夫。在鲤鱼村多次问起红军渡口之事，几乎都摇头说没听说过。后来只好问附近河边有没有纪念碑一类的东西，才有人手指一个方向，说，那边好像有一块。
走过一塅田埂，穿过几坵抛荒的耕地，爬上一个小土坡，纪念碑出现在贡水北岸的一块台地中间。台地上长满过膝深的野草、荆棘和灌木，随着我们的到来，一群野鸟轰然飞起。走到跟前，发现纪念碑的制式和孟口渡一模一样。只是经过近二十年的风雨侵蚀，碑身的白灰刷面脱落许多，显得沧桑斑驳，顶部的红星早已褪色。碑身背面的字迹倒是清晰可见，上面明确记载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从这里渡过贡水开始长征。
三十四师！刹那间大脑轰然一震：三十四师，六千余人，多为闽西子弟。师长陈树湘，长沙小吴门人，二十九岁。长征途中三十四师为“绝命后卫师”，湘江之役，陷入重围，弹尽粮绝，全师战死。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重伤被俘，押送途中，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惨烈就义，魂归小吴门。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10月23日，震惊地发现，随意而来的日子竟然是三十四师渡河后的第三天。视线越过西流的贡水，恍若还能看见那些远去的背影。
纪念碑下，紫花绽放的藿香蓟在风中摇曳。
后来，我又把所有渡口的登岸点全部走了一遍。某一天，我久站在贡水南岸河田村凝望鲤鱼渡，一位五十多岁的当地村民前来搭话。
他疑惑地问我在看什么。
我指着对岸告诉他，看纪念碑。他眯眼看了半天，愈加疑惑說，哪有什么纪念碑啊！我只好跟他说，红军曾经在此过渡，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当年红军登岸的地方。他很惊讶，说小的时候好像听他爷爷讲过，附近村子里的老俵把自己家的门板床板都拆光了，原来还真的有这个事啊！
石尾渡更加偏僻，附近只有两三户人家。土墙灰瓦，墙上存留不少“文革”时期的标语，一看就知道房子还是几十年前建的。四处找不到人打听，我们只好依据经验沿着河边的小径寻找。
石尾渡纪念碑矗立在一块紧临贡水的陡峭高坎上，周边是稀稀拉拉的马尾松，基座下长满芦萁和一些低矮的小灌木。碑身顶部破损一大块，红星缺了一个角。背面的记载倒是仍然清楚：红五军团十三师从这里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从这里望去，当年登岸的小溪口清晰可见。一条机动船正横江而来，敞开的船舱里站了些人，看来此地仍然是一个渡口。
发源于安远县的濂水流经于都靖石乡从会昌下洛坝汇入贡水，渔翁埠渡口就在靖石乡渔翁村。这个以前称为“乱石”的地域，是一个三县交界之地，离于都城有上百里之远。当年的渔翁渡口不过二三十米，河窄水浅，红九军团轻松渡过。如今此地因建了渔翁埠水库，所见已是一片汪洋景象。
渡口纪念碑就建在临水几米远的山坡上，旁边是一座叫“瑞云山寺”的小寺庙。据说，民国初期就已有，没想到至今仍在。
八
黎明后，贡水寂静，泛着泡沫，一如既往地西流。岸边的老弱妇孺在瑟瑟秋风中目光悲怆，渡口旁除了几双丢弃在沙滩上的烂草鞋，什么也不见了。一万七千多于都子弟渡河远去，一去就是十五年。
很难想象，当年属于全红县的于都，为长征几乎是倾其所有。筹粮二十五万担，购买公债九十万银元，组织八百多条渔船架浮桥，三千多名挑夫随军出征。三十四万人口有四分之一参加了红军，仅在长征前夕就组建了八个补充团，近万人加入红军各军团。
十五年后，重归故土的不到三百。
红军渡河一个月，于都陷落。而远在千里之外拥有八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大部队，即将迎来长征史上最惨烈的湘江血战，人员也将锐减至三万。
在于都宽田、黄龙的高山密林中，留守苏区的项英、陈毅也拉开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的序幕。
九
贡水无名，起于高山终于大海，不过是中国南方山区万千河流中极平常的一条。而以跨越贡水为起始点的长征，虽几度九死一生前路渺茫，却仍然是历尽艰难希望不灭，最终造就了创造新中国的宏图伟业。长征以一种精神，成为了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百件大事之一。分布在六十里贡水的八个渡口，是红军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历史总是容易被尘封。走遍贡水八渡，不过用了三天，了解这段历史，却用了三十年。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