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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被祝福的一群,也是被桎梏的一群。“富二代”这个原本中性的词语在当代被赋予了某些特别色彩。
父辈的财富对“富二代”来说,是一种幸运;但同时,很多“富二代”终身奋斗的目标,不过是为了撕下从出生起就被贴在身上的“某某的孩子”的黄金标签。
JP摩根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有12%;能传到第四代的,仅千分之一。
欧美有不少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对“富二代”、“富三代”的教育,早已有渊源。而中国,虽从春秋战国起就有杰出的商人,但一脉传承至百年老店的并不多见。直到改革开放后,逐渐开放的商业环境才让“富二代”这一社会焦点话题在中国逐渐凸显。因为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一问题。
据一项调查,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有90%的企业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真正有意愿且有能力接班的“富二代”不到10%。
在大众眼中,“富二代”们生活优越、个性突出、不知人间疾苦。然而,我们真的了解真实的他们吗?很多时候,几个玩世不恭的个体会掩盖了一个群体的努力与奋斗。在2009年的杭州飚车案过后,有一位富二代在看到网络评论后说:“还真拿我们当外星人了。”
无法选择的出身
多年后,已经去加拿大工作的李泽楷把户口里父亲当年给的读书基金连同利息一起还给了父亲。
在“富二代”身上,人们看到的是物质的富足,看不到的是精神上的压力。人们常常不理解:生下来就那么有钱的人,为什么还不快乐?事实上,“富二代”的压力不是生存压力,而是自我实现的压力:做得好,是应该的,是靠老爸;做得不好,就是败家子。
从出身开始,“富二代”就背负起了向父亲(或母亲)负责、向社会负责、向家族名誉负责的十字架。一位80后“富二代”甚至将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视为梦魇:“其实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怕因为自己的愚蠢,或是不负责任,而毁了父母这十几年来创立的一切。”
或许,这是很多“富二代”都做过的噩梦,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魔咒。小约翰•洛克菲勒也无法从心里破解这种魔咒,他常常感觉“自己像是被困在一个王朝的巨大期望的铁笼子里,艰难地跋涉”,这一切只能用一生的时间来实现父亲所承继给他的理想。
对于自己的命运,大多数“富二代”很少有选择的自由。最终的归宿是回家接班,即使到家外公司锻炼,目标也是为日后回家做准备。他们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渴望被父辈和这个社会所认可。他们渴望自由,又常常妥协在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之间。
而李泽楷算是两岸三地中的“富二代”中一个特别的范本。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奋斗,如今若是再给他简单地冠以“富二代”之名,不免显得有些唐突。他本身已是“一代出世”了。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又不是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你的父亲不是李嘉诚,你会怎样?”在李泽楷看来,血缘、情感上他是李嘉诚的儿子,但事业、工作上他是他自己。
13岁时,李泽楷就被送到美国旧金山读书。不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他都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英文不够好,就花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读书;虽然父亲在他的银行户口上存了足够的钱,但李泽楷并不动用,而是靠着在麦当劳打工、在高尔夫球场捡球养活自己。多年后,已经去加拿大工作的李泽楷把户口里父亲当年给的读书基金连同利息一起还给了父亲。
曾经在主持《头脑风暴》节目时专门讨论过“富二代”话题的袁岳说:“‘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关。有些‘富二代’被父母管得很紧,导致他们的方向其实并不是自己想要前进的方向,而是父母的方向,这最容易有迷失感。另外有一些‘富二代’,父母管得不多,他们对自己选择也会有迷茫。最常见的状况是,父母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很小就送到国外,但是一旦送出国,父母就显得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没有管理方法。” 所幸,少年李泽楷并没有迷失。
可以选择的出路
建立并出售卫星电视、收购香港电讯,是李泽楷在事业上的两个高峰。这两次出手,既是自我实现,也是使命使然。
李泽楷建立的卫星电视Star TV,是全亚洲的第一个卫星电视,现在在各国及内地虽已蔚然成势,然而却是他在亚洲和中国开创了卫星电视这一产业。他看到了科技力量带给电视媒体的趋势,成功建立后又适时出手。
香港电讯是英资百年老店,英资拟出售时,国外许多机构都志在必得,而香港人则希望能落在香港人手上,这也是香港左、中、右各派少有的愿望一致的事件。
2008年9月,一个名叫“接力中国”的组织在上海成立,这是由一群江浙沪地区的80后“富二代”组成的创业组织。
“富二代”组员大多从小就被送到国外,既难以真正融入西方文化,回国后又发现国内的圈子也进不去,干脆自己组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可以讨论看起来与他们的年龄并不符合的“大人们的商业问题”,也可以分享不被信任、压不住阵脚的烦恼。
富一代们白手起家,经历无数磨难才成就今天的江山,这让他们性格坚毅、行事果断。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强势权力人格”,他们往往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对自己的判断超乎寻常的自信,对旁人、哪怕是子女的异议难以接受。但同时,他们对子女又有着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
这样的矛盾,让“富二代”们仿佛生活在夹层中。什么都不做,固然不行;做什么,父辈又都不放心。而且,父辈的光环越夺目,子女的压力越大。对早年的李泽楷来说,只有在国外,才能放松自在,一旦回到香港,就变得神经紧绷,甚至不能思考似的。
“一代对二代的期望值很高,总是不放心,不肯放权。只有第二代超越他们时,他们才会认可你。问题是如果你不放权,他们怎么能超越你呢?”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这样分析富一代与富二代的关系困境。
不过,李泽楷或许并不认同“只有放权才能超越”的观点。少时父亲就领他参加董事会,对他疼爱有加。他不用担心父亲的放权问题,他选择的道路是独立创业。
其实,富二代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
他们可以子承父业。李兆会就是一个接班的典型。在2003年震惊全国的海鑫集团李海仓枪杀案后,李海仓唯一的儿子李兆会仓促间成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一夜之间,年仅22岁的李兆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质疑,所幸,他很快就向世人证明了自己。一年后,海鑫总产值超过50亿元,是历年来海鑫发展最迅速、最好的一年;两年后,海鑫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在全国民企中排名第一……如今,海鑫集团进入了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李兆会本人也成为“山西最年轻的首富”。
他们也可以另起炉灶、自己创业。虽然管理学家认为,家族企业传承存在着一种“代际锁定效应”,即代与代之间通常会锁定在同一个产业上。然而,这是一个变化太快的时代,年轻人们与父辈的教育背景、视野可能已全然不同,相对于传统行业,IT、通讯、传媒、投资才是他们的“美丽新世界”。
小时候的李泽楷,兴趣在机械方面,甚至觉得开电梯是理想职业。长大后,他才逐渐发觉机械能做到的很有限,而科技和资讯,却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
出售卫星电视、收购香港电讯,是李泽楷在事业上的两个高峰。这两次出手,为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利润,更重要的是自我实现,是对自己的证明。虽然人们给他的“小超人”美誉,仍然带有父亲的影子,但李泽楷已经可以坦然地宣告:我是我自己。
李泽楷建立的卫星电视Star TV,是全亚洲的第一个卫星电视,现在在各国及内地虽已蔚然成势,然而却是他在亚洲和中国开创了卫星电视这一产业。他看到了科技力量带给电视媒体的趋势,成功建立后又适时出手。
香港电讯是英资百年老店,英资拟出售时,国外许多机构都志在必得,而香港人则希望能落在香港人手上,这也是香港左、中、右各派少有的愿望一致的事件。
当然,眼下“富二代”最普遍的现象还是蛰伏在家族企业内,经历历练,以等待最终的一飞冲天。
就算是经营同一家企业、同一项生意,前后两代的经营理念甚至手段,往往也大相径庭。
父辈的艰苦和勤奋或许是富二代们无法复制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通往成功有不同的路径。
当然,富二代们也可以远离商界,不必将自己“捆绑在财富创造的战车上”。 欧洲的“财富后裔”中,有不少是音乐家或艺术家;而洛克菲勒的后代,主要工作就是建立各类慈善基金以散财。
财富拥有者的新生活方式
与欧美企业家不同的是,亚洲企业家做慈善,大多选择较为低调的方式。
卡内基说:“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
事实上,财富既可以是诅咒,也可以是祈福。股神沃伦•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其新书《人生由你打造》中,引用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有能力的父母应该给子女留下一笔财产——够做任何事,但不够无所事事。
如今,彼得成为著名的音乐家,而沃伦•巴菲特则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给了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这对父子成为所有财富传承故事中的美谈。
欧美家族企业一向有建立慈善基金会的传统,洛克菲勒、卡内基……都是著名的慈善家族。而亚洲,如今正在成为新兴的慈善家诞生地。据美林公司和凯捷咨询公司公布的世界财富报告,2007年,亚洲慈善家们用于慈善捐款的财富比例占其总资产的11.8%,这个数字要高于美国的7.6%、欧洲的4.6%。
与其他欧美企业家、亚洲企业家做慈善不同的是,李泽楷选择较为低调的方式。李泽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连续数年做义工、给香港边缘少年教英语、资助他们出国读大学;他花费数百万美元,请哈佛大学学者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咨询报告;当年北京申奥时,他自己邀请著名导演为北京拍宣传片,再耗资千万美元,在CNN、CNBC等电视台买下广告时间播放……汶川地震,他马上指示同事安排捐出2000万元人民币。这些善举,鲜少见诸报端。有一些甚至是近十年后才被人知。
他在做公益时,不讲“慈善”这个词,只说是“回报社会”。
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和进步,随着新财富观的萌芽和形成,慈善,越来越成为财富拥有者的一种生活方式。
事实上,无论是“富一代”,还是“富二代”,终究只是一个符号。更重要的是,财富品质是否能随着一代和二代的转移交替而随之“升级换代”?
父辈的财富对“富二代”来说,是一种幸运;但同时,很多“富二代”终身奋斗的目标,不过是为了撕下从出生起就被贴在身上的“某某的孩子”的黄金标签。
JP摩根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有12%;能传到第四代的,仅千分之一。
欧美有不少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对“富二代”、“富三代”的教育,早已有渊源。而中国,虽从春秋战国起就有杰出的商人,但一脉传承至百年老店的并不多见。直到改革开放后,逐渐开放的商业环境才让“富二代”这一社会焦点话题在中国逐渐凸显。因为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面对这一问题。
据一项调查,中国的民营企业中有90%的企业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真正有意愿且有能力接班的“富二代”不到10%。
在大众眼中,“富二代”们生活优越、个性突出、不知人间疾苦。然而,我们真的了解真实的他们吗?很多时候,几个玩世不恭的个体会掩盖了一个群体的努力与奋斗。在2009年的杭州飚车案过后,有一位富二代在看到网络评论后说:“还真拿我们当外星人了。”
无法选择的出身
多年后,已经去加拿大工作的李泽楷把户口里父亲当年给的读书基金连同利息一起还给了父亲。
在“富二代”身上,人们看到的是物质的富足,看不到的是精神上的压力。人们常常不理解:生下来就那么有钱的人,为什么还不快乐?事实上,“富二代”的压力不是生存压力,而是自我实现的压力:做得好,是应该的,是靠老爸;做得不好,就是败家子。
从出身开始,“富二代”就背负起了向父亲(或母亲)负责、向社会负责、向家族名誉负责的十字架。一位80后“富二代”甚至将这种与生俱来的责任视为梦魇:“其实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怕因为自己的愚蠢,或是不负责任,而毁了父母这十几年来创立的一切。”
或许,这是很多“富二代”都做过的噩梦,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魔咒。小约翰•洛克菲勒也无法从心里破解这种魔咒,他常常感觉“自己像是被困在一个王朝的巨大期望的铁笼子里,艰难地跋涉”,这一切只能用一生的时间来实现父亲所承继给他的理想。
对于自己的命运,大多数“富二代”很少有选择的自由。最终的归宿是回家接班,即使到家外公司锻炼,目标也是为日后回家做准备。他们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渴望被父辈和这个社会所认可。他们渴望自由,又常常妥协在对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之间。
而李泽楷算是两岸三地中的“富二代”中一个特别的范本。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奋斗,如今若是再给他简单地冠以“富二代”之名,不免显得有些唐突。他本身已是“一代出世”了。
经常听到有人说“我又不是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假如你的父亲不是李嘉诚,你会怎样?”在李泽楷看来,血缘、情感上他是李嘉诚的儿子,但事业、工作上他是他自己。
13岁时,李泽楷就被送到美国旧金山读书。不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他都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英文不够好,就花比别人多几倍的时间读书;虽然父亲在他的银行户口上存了足够的钱,但李泽楷并不动用,而是靠着在麦当劳打工、在高尔夫球场捡球养活自己。多年后,已经去加拿大工作的李泽楷把户口里父亲当年给的读书基金连同利息一起还给了父亲。
曾经在主持《头脑风暴》节目时专门讨论过“富二代”话题的袁岳说:“‘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关。有些‘富二代’被父母管得很紧,导致他们的方向其实并不是自己想要前进的方向,而是父母的方向,这最容易有迷失感。另外有一些‘富二代’,父母管得不多,他们对自己选择也会有迷茫。最常见的状况是,父母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很小就送到国外,但是一旦送出国,父母就显得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没有管理方法。” 所幸,少年李泽楷并没有迷失。
可以选择的出路
建立并出售卫星电视、收购香港电讯,是李泽楷在事业上的两个高峰。这两次出手,既是自我实现,也是使命使然。
李泽楷建立的卫星电视Star TV,是全亚洲的第一个卫星电视,现在在各国及内地虽已蔚然成势,然而却是他在亚洲和中国开创了卫星电视这一产业。他看到了科技力量带给电视媒体的趋势,成功建立后又适时出手。
香港电讯是英资百年老店,英资拟出售时,国外许多机构都志在必得,而香港人则希望能落在香港人手上,这也是香港左、中、右各派少有的愿望一致的事件。
2008年9月,一个名叫“接力中国”的组织在上海成立,这是由一群江浙沪地区的80后“富二代”组成的创业组织。
“富二代”组员大多从小就被送到国外,既难以真正融入西方文化,回国后又发现国内的圈子也进不去,干脆自己组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可以讨论看起来与他们的年龄并不符合的“大人们的商业问题”,也可以分享不被信任、压不住阵脚的烦恼。
富一代们白手起家,经历无数磨难才成就今天的江山,这让他们性格坚毅、行事果断。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强势权力人格”,他们往往有着强烈的控制欲,对自己的判断超乎寻常的自信,对旁人、哪怕是子女的异议难以接受。但同时,他们对子女又有着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
这样的矛盾,让“富二代”们仿佛生活在夹层中。什么都不做,固然不行;做什么,父辈又都不放心。而且,父辈的光环越夺目,子女的压力越大。对早年的李泽楷来说,只有在国外,才能放松自在,一旦回到香港,就变得神经紧绷,甚至不能思考似的。
“一代对二代的期望值很高,总是不放心,不肯放权。只有第二代超越他们时,他们才会认可你。问题是如果你不放权,他们怎么能超越你呢?”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这样分析富一代与富二代的关系困境。
不过,李泽楷或许并不认同“只有放权才能超越”的观点。少时父亲就领他参加董事会,对他疼爱有加。他不用担心父亲的放权问题,他选择的道路是独立创业。
其实,富二代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选择。
他们可以子承父业。李兆会就是一个接班的典型。在2003年震惊全国的海鑫集团李海仓枪杀案后,李海仓唯一的儿子李兆会仓促间成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一夜之间,年仅22岁的李兆会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质疑,所幸,他很快就向世人证明了自己。一年后,海鑫总产值超过50亿元,是历年来海鑫发展最迅速、最好的一年;两年后,海鑫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在全国民企中排名第一……如今,海鑫集团进入了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李兆会本人也成为“山西最年轻的首富”。
他们也可以另起炉灶、自己创业。虽然管理学家认为,家族企业传承存在着一种“代际锁定效应”,即代与代之间通常会锁定在同一个产业上。然而,这是一个变化太快的时代,年轻人们与父辈的教育背景、视野可能已全然不同,相对于传统行业,IT、通讯、传媒、投资才是他们的“美丽新世界”。
小时候的李泽楷,兴趣在机械方面,甚至觉得开电梯是理想职业。长大后,他才逐渐发觉机械能做到的很有限,而科技和资讯,却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
出售卫星电视、收购香港电讯,是李泽楷在事业上的两个高峰。这两次出手,为他带来的不仅仅是商业上的利润,更重要的是自我实现,是对自己的证明。虽然人们给他的“小超人”美誉,仍然带有父亲的影子,但李泽楷已经可以坦然地宣告:我是我自己。
李泽楷建立的卫星电视Star TV,是全亚洲的第一个卫星电视,现在在各国及内地虽已蔚然成势,然而却是他在亚洲和中国开创了卫星电视这一产业。他看到了科技力量带给电视媒体的趋势,成功建立后又适时出手。
香港电讯是英资百年老店,英资拟出售时,国外许多机构都志在必得,而香港人则希望能落在香港人手上,这也是香港左、中、右各派少有的愿望一致的事件。
当然,眼下“富二代”最普遍的现象还是蛰伏在家族企业内,经历历练,以等待最终的一飞冲天。
就算是经营同一家企业、同一项生意,前后两代的经营理念甚至手段,往往也大相径庭。
父辈的艰苦和勤奋或许是富二代们无法复制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通往成功有不同的路径。
当然,富二代们也可以远离商界,不必将自己“捆绑在财富创造的战车上”。 欧洲的“财富后裔”中,有不少是音乐家或艺术家;而洛克菲勒的后代,主要工作就是建立各类慈善基金以散财。
财富拥有者的新生活方式
与欧美企业家不同的是,亚洲企业家做慈善,大多选择较为低调的方式。
卡内基说:“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
事实上,财富既可以是诅咒,也可以是祈福。股神沃伦•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在其新书《人生由你打造》中,引用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作为总结:有能力的父母应该给子女留下一笔财产——够做任何事,但不够无所事事。
如今,彼得成为著名的音乐家,而沃伦•巴菲特则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给了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这对父子成为所有财富传承故事中的美谈。
欧美家族企业一向有建立慈善基金会的传统,洛克菲勒、卡内基……都是著名的慈善家族。而亚洲,如今正在成为新兴的慈善家诞生地。据美林公司和凯捷咨询公司公布的世界财富报告,2007年,亚洲慈善家们用于慈善捐款的财富比例占其总资产的11.8%,这个数字要高于美国的7.6%、欧洲的4.6%。
与其他欧美企业家、亚洲企业家做慈善不同的是,李泽楷选择较为低调的方式。李泽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连续数年做义工、给香港边缘少年教英语、资助他们出国读大学;他花费数百万美元,请哈佛大学学者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咨询报告;当年北京申奥时,他自己邀请著名导演为北京拍宣传片,再耗资千万美元,在CNN、CNBC等电视台买下广告时间播放……汶川地震,他马上指示同事安排捐出2000万元人民币。这些善举,鲜少见诸报端。有一些甚至是近十年后才被人知。
他在做公益时,不讲“慈善”这个词,只说是“回报社会”。
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和进步,随着新财富观的萌芽和形成,慈善,越来越成为财富拥有者的一种生活方式。
事实上,无论是“富一代”,还是“富二代”,终究只是一个符号。更重要的是,财富品质是否能随着一代和二代的转移交替而随之“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