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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2年第11期《诗刊》，在发表吴奔星先生（1913—2004）的新诗《别》时，签发这首诗的诗人邵燕祥先生在致吴先生的信中说：“想不到老先生能有此清词丽句。”这是吴先生的熟悉者，对《别》的印象。原与吴先生不熟悉者如诗人田永昌先生，阅《别》后见到吴先生时的印象，是感到“很难将那些年轻的诗（指《别》等）和前面的（老）人挂起钩来”。显示了老诗人与流于笔端的“清词丽句”的“年轻的诗”之间的巨大反差。年届古稀而能有此看似委婉动人的“言情说爱、倾诉相思”之诗者，古往今来，究属罕见。那它会不会是一首李商隐式的、名为相思实乃咏史的诗作呢？
吴先生说：“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这首《别》诗，正是诗人成功实践了以“情”字为核心的吴氏诗学理论的一首“情诗”。
《别》自1982年问世的二年多年来，为许多媒体乃至非文学类的大众传媒如《读者文摘》和许多网站转载，还被翻译为英法等国文字，流布境外，其传诵之热烈、影响之广泛、历时之经久，充分说明了此“清词丽句”所传递的“情”，非同凡响。最早是1983年《语文报》新设“新千家诗”专栏，把《别》作为它的第一首诗，立刻在全国的中学生里传了开来。后来又被许多诗集选录，在《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吴心海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这部纪念集中从第一篇悼文《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到最末一首悼诗《诗人涅槃》，许多作者都不约而同、一再提及《别》这首诗，还有好几位作者都采用《别》的诗句作为题目，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值得一提的是，在祖国东北边陲佳木斯市，有一所中学是邵云环的母校，“云环班”的小朋友们，是朗读吴先生的这首《别》，来怀念这位在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殉难的女烈士的；次年同一天，新华网发表署名文章，“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题目即取自《别》的诗句《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以“特别感人”的《别》的全诗结束全文；对《别》一往情深的、飘洋过海的、中国赴美开辟新生活的铁树女士，还为《别》配制了乐谱，在网上唱响……凡此种种，足见人们推崇这首诗的广泛而持久，与广大读者喜爱的热烈程度。
最终，这首《别》成了吴奔星先生与夫人李兴华女士合葬墓的墓志铭。
《别》这首诗所造成的如许感染力，大概是吴先生创作时始料不及的，似乎也为中国新诗诗坛开创以来所罕见。
二
《别》这首诗，究竟是写什么内容的诗？真的只是情人别离的“情诗”吗？
包忠文先生如是说：“吴奔老这首诗，是他作为生活的奋斗和战斗的座右铭和墓志铭。这个他超越人世间悲欢、荣辱、毁誉、功过、是非、得失、真假、善恶、美丑，向着永恒、圆满追寻、突进的浪漫主义情怀之艺术结晶。”（《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第1页）
冯亦同先生如是说：“这是一首同心上人离别后的抒情寄意诗。”（同上，第54页）
田永昌先生如是说：“《别》，清新亮丽，委婉情长。让人从诗中充分享受到生活、友谊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同上，第239页）
铁树女士如是说：“离别原来也可以写得这么美，那么潇洒，那么令人荡气回肠！”“这个离去的人可以是一个未辞而别的朋友，去远方开辟自己的新生活；也可以是一个逝去的朋友，虽然永远不能再相见，周围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的存在；当然我也可想象是自己离去后的情景，如果能被朋友这样记住将是多么的美好！”（同上，第510页）
诗无达诂。往往可凭一己的直觉而予以解读或言说，甚至附丽着各自自由想象的色泽或彩虹。以上种种说法不尽相同，也不尽一致，各有千秋，诸家的《别》论，使鉴赏的相对性和审美的差异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交汇与体现。其中，认为《别》是写给“心上人”的“情诗”者，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这也是诗人生前所听到的、最多最泛的说法；结果致使诗人自己，对此反倒不好再开口了。然而，如果说《别》是“情诗”，恐怕应视为广义的、多种类型的“情诗”才更贴切罢。
三
这是一首以“十年浩劫”为时代背景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它展现了：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诗人在面对知识分子群体，乃至无穷数受难者的历史性苦难时的坚强；诗人面对创巨痛深的苦难，没有眼泪、没有唉叹、没有屈辱的旷达；以及诗人以默默无言的方式，对于所有被无声无息毁灭的受难者，抒发了他沉郁的爱，并奉献了最深切的悼念、怀念与纪念。
1978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势头强劲的“伤痕文学”，这是“文革”造成冤假错案遍于国中的现实生活，在文学上难以扼抑的必然反映。吴先生这首《别》，问世于“伤痕文学”渐行渐远的１９８２年。对于学者诗人的吴先生而言，他既不是文学的弄潮儿，也不是诗歌的逐浪者。他对于这场浩劫有属于自己的观察与考量。刚刚过去的那场肆虐神州大地风暴中的许多悲惨情景，仍萦绕在埋头宁静书斋的老诗人的脑际而未淡去：多少妻离子散，多少家破人亡，多少人不知下落，多少人杳无音信……多少古怪离奇的故事，多少荒诞不经的传闻，多少无妄之灾的诉说，多少不眠之夜的沉思……
后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了种种学术会议，但会下谈论的主要话题则总离不开到处打听劫中丧生、劫后余生的师生、师友、同仁、朋友乃至熟识者的情况或下落等等。所有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诗人的心间撞击，并在心头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
据我们所知，吴先生因1955年所著《茅盾小说讲话》一书，在被牵入胡风冤案的泥土社出版（笔者按：泥土社负责人许史华因涉胡案，坐了十年冤牢后，回到空无一人、家徒四壁的家，悬梁自尽，结束了四十多岁的人生），被无端隔离审查一周，在压力下不得不发表《“泥土社”的恶劣行径》表态文章（笔者按：吴先生晚年曾在这篇旧文旁，记下要学习巴金，写篇忏悔的文章，因年迈体衰，未果），但仍难摆脱“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影响”的恶运（笔者按：1988年第三次为胡风平反，平“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反时，才从吴的档案中撤出所谓“影响”）。1957年因响应中共号召，吴先生在会议上发表过改善党群关系的意见，其言论当即以半版篇幅载于《光明日报》，与费孝通的言论相前后，竟被错划为“右派”。其时，夫人李兴华女士也被错划为“右派”。继而，在“文革”期间，他们经受了更多的磨难，剃阴阳头、挂牌、游街、扫马路、扫厕所等等；不过，诗人后来在各种场合从不与人言说。但诗人在《萤》一诗中留下“黑暗总得裂开一条缝让它通行”的诗句，即以艺术的方式显示了他对终将战胜黑暗的信念。（见《名作欣赏》2005年第5期）
研究赏析一个作品，哪怕一首短诗，只有不离开对作者的知人论世，才不致流于肤表，这是鉴赏学的常识。与此同时，对作者多姿多采的作品中，属于同类性质的作品进行梳理，才不致唐突孟浪；这是提出新说时必要的严谨。例举如下：一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时的《最可怕的罪状》：“忘记‘文革’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大的背叛！/一件件，一桩桩，/都应铭记在心上。”二是1980年清明节前夕，悼念张志新（1930—1975）殉难五周年的《喉管》：“居然先割断人的喉管，/古今中外哪有这么残酷的手段？！/这是对《酷吏传》的恶性发展，/凡是进步人类谁不觉得丢脸？”三是1980年8月的《等待》：“听说你就在本市，/只是被关进了私设的监牢。/咫尺天涯，/你可听见孩儿们的呼号？”虽然，诗句抑扬顿挫、情感激越怒张，传达了诗人正义的心声。而与《别》相较，则稍显直露而内涵不深。但诗人这三首正面写“文革”的诗，不仅可作为《别》是作者批判“文革”的佐证，恐怕还是创作《别》更上层楼的不可忽缺的前导。
虽然，在十年浩劫中，诗人历经摧残，但幸免于家破人亡之灾，而整个国家的、无数知识分子与众多受难者的悲惨命运，却日夜搅扰着诗人那颗仁爱的心，无法安宁，时而为诗；但诗人并不凄凄切切、悲观失望。
诗人的情感是丰富复杂的，他还有比以上诸诗更难以言谈、难以诉说、鲠骨于喉的情感，一直在心胸里煎熬着的、再难也必须倾诉的、更为广郁深沉的情怀，却不只是属于一己而超越了自我的、可以通向千家万户的伟大情愫，就不得不发为《别》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份独特的人生投影，乃至升华为带有那个时代印记的艺术结晶。
总的看来，吴奔星反映“文革”的诗，都充分表现了诗人发自肺腑的、极其真挚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情感，类似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悼杨铨》等不朽名篇，都可以称之为“爱的大纛”、“憎的丰碑”。而《别》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因为诗人的大愤大悲已被超越，感情熔铸、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于是以委曲含蓄的艺术手法，吟唱出一首动人心弦的生命乐章。读这首诗，我们不禁联想起鲁迅的《生命的路》，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生命的永恒：“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死亡的人们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别》中描绘的“你”可以看作生命力顽强的象征，其笑容、其双眼、其身影无不体现着生命的力与美。无论离还是别，“你”都没有“走”，而在“面前笑着跳着”，永远活泼泼的。《别》的深层内涵也许就在于启示读者：让我们以乐观主义精神直面人生，直面死亡，热爱生命，热爱人类吧！鲁迅早就说过：“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于是，我们仿佛在寂静里，听到诗人底气充沛地向世人宣告的声音：生命是任何凶残的力量永远毁灭不了的！受难者的精神是伟大、崇高而永存的！
四
生离死别有种种，一首诗大多只是写其中的一种别离：或情人之别、或友朋之别、或同窗之别、或师生之别、或亲人之别、或同僚之别、或生死之别等等。因为凡此种种别离，毕竟有着千差万别之分，而被各个狭小的空间所局限。惟独这首《别》，没有标明何种类型之别，却打破一切“别”的藩篱，涵盖了所有的“别”；其前提大多有无从告知、不容告别、不得告示的无奈，而并非误会、误解、误失之类。
生老病死、生死存亡、生离死别，用老子的话说为“常”，用今天的话说是——规律。古往今来，这类题材，在诗人的笔下，已若恒河砂数，于此很难再翻出新意。而这首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史无前例”为背景的诗，由于它敏锐地捕捉了历史从未提供过的“新内容”，而赋有独创性。《别》：好就好在，它整个来说是全新的；好就好在，它的艺术表现是现代的；好就好在，它对人生的彻悟近乎禅；好就好在，它起点的高位、意旨的深邃、辽阔、隽永，通达了哲理的大境界。
这首《别》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美，打动了那么许许多多识与不识的、境内与境外的、不同年龄段的、经历各个迥异的读者的心弦呢？我们认为，从广义上说，这个被艺术提炼过的美，却又是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蕴藏着不易发现且难以表现的、可以抵达每个心灵深处的、尽显张力的夺人心魄的凄美。《别》，能代表每个人的心，去应对不同的时空的、场景的、人与事件之对象的转换；这在接受美学上来看，一个作品能在客观上取得如此感染力而被广泛地接受，无疑是作品主体艺术生命力强盛、卓越的体现。
这首诗的诗趣，便是它令人过目不忘、难忘，便是它反复跌宕的韵律美、缓缓递进的音乐美，便是它的出奇制胜的冲击力。“你”，到底是走了还是没走了，留下了还是没留下了？走了亦留下了，留下了亦走了。诗人的高超之处，是将一个活生生的血肉饱满的完整的人，人的形与神，成功地进行了艺术的分离，而又了无痕迹地予以复原。形体的你明明是整个消失了或毁灭了，但诗人却偏偏歌咏“留下了整个的你！”每一个读者却又不得不悄然的、欣然的、全然的接纳。而最能体现“你”留下的精神的完整者，莫过于诗中一拍三叹的“你的笑容的‘融化’、双睛的‘动荡’与影子的‘摇晃’”了，而且是竞相交辉，活跃、活动、活泼在永恒的哪里都有的夕阳、露珠与小河里。每一个生者、存者的心中，对逝者、去者都留有被尘封的“这一个”的虚幻的“你”，由“联想”为实，到“想象”为虚的“你”；读者读的是面前的《别》诗，想的是内心的己事，于此“你”在鉴赏中被重新激活，造成的共鸣，无疑是弥漫的、放射的、强烈的，而且也是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
由于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对来自现实生活的原型，进行了提炼、诗化、美化，原型已化实为虚，而又虚中有实，虚实相生，以虚为主。恰恰是这个虚幻与朦胧，具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并由诗人的“舍不尽之意于言外”又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客观上在众多读者与评论家中，所产生的“共鸣”也各不相同，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感受也有很大差异：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诗歌”，也有人认为是“浪漫主义情怀之艺术结晶”；有人认为它的艺术风格是“清新亮丽，委婉情长，让人充分享受到生活、友情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我们认为其艺术风格是“凄美”，因为所有的离别都是痛苦的、凄苦的，只有一种巨痛无言、饮泣无声的别离之苦，从此声色不露、永埋心底的别离之苦，真正伟丈夫似的强者的别离之苦，才能涤尽“苦”字而定格为别离的凄美！《别》就是这样一首令人艳羡、拍案叫绝的凄美之作。如果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来分析，《别》的主要艺术风格也可说是，既平易近人、自然贴切而又内涵丰富、意在言外的含蓄美。诗中未见悲苦的痕迹而被藏于诗外，催人泪下。正如司空图在《诗品》里所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有真宰，与其沉浮”；“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至”。什么是这首诗的“风流”与“真宰”呢？这“不着一字”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正是与“涤尽‘苦’字”的“凄美”相通相映。
附：别
你走了
没有留下地址
只留下一串笑容
在夕阳里
你走了
没有和谁说起
只留下一双眼睛
在露珠里
你走了
没有说去哪里
只留下一排影子
在小河里
你走了
笑容融化在夕阳里
双眼动荡在露珠里
影子摇晃在河水里
哪里都有夕阳
哪里都有露水
哪里都有小河
你走了
留下了整个的你！
1982年第11期《诗刊》，在发表吴奔星先生（1913—2004）的新诗《别》时，签发这首诗的诗人邵燕祥先生在致吴先生的信中说：“想不到老先生能有此清词丽句。”这是吴先生的熟悉者，对《别》的印象。原与吴先生不熟悉者如诗人田永昌先生，阅《别》后见到吴先生时的印象，是感到“很难将那些年轻的诗（指《别》等）和前面的（老）人挂起钩来”。显示了老诗人与流于笔端的“清词丽句”的“年轻的诗”之间的巨大反差。年届古稀而能有此看似委婉动人的“言情说爱、倾诉相思”之诗者，古往今来，究属罕见。那它会不会是一首李商隐式的、名为相思实乃咏史的诗作呢？
吴先生说：“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这首《别》诗，正是诗人成功实践了以“情”字为核心的吴氏诗学理论的一首“情诗”。
《别》自1982年问世的二年多年来，为许多媒体乃至非文学类的大众传媒如《读者文摘》和许多网站转载，还被翻译为英法等国文字，流布境外，其传诵之热烈、影响之广泛、历时之经久，充分说明了此“清词丽句”所传递的“情”，非同凡响。最早是1983年《语文报》新设“新千家诗”专栏，把《别》作为它的第一首诗，立刻在全国的中学生里传了开来。后来又被许多诗集选录，在《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吴心海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这部纪念集中从第一篇悼文《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到最末一首悼诗《诗人涅槃》，许多作者都不约而同、一再提及《别》这首诗，还有好几位作者都采用《别》的诗句作为题目，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值得一提的是，在祖国东北边陲佳木斯市，有一所中学是邵云环的母校，“云环班”的小朋友们，是朗读吴先生的这首《别》，来怀念这位在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殉难的女烈士的；次年同一天，新华网发表署名文章，“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题目即取自《别》的诗句《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以“特别感人”的《别》的全诗结束全文；对《别》一往情深的、飘洋过海的、中国赴美开辟新生活的铁树女士，还为《别》配制了乐谱，在网上唱响……凡此种种，足见人们推崇这首诗的广泛而持久，与广大读者喜爱的热烈程度。
最终，这首《别》成了吴奔星先生与夫人李兴华女士合葬墓的墓志铭。
《别》这首诗所造成的如许感染力，大概是吴先生创作时始料不及的，似乎也为中国新诗诗坛开创以来所罕见。
二
《别》这首诗，究竟是写什么内容的诗？真的只是情人别离的“情诗”吗？
包忠文先生如是说：“吴奔老这首诗，是他作为生活的奋斗和战斗的座右铭和墓志铭。这个他超越人世间悲欢、荣辱、毁誉、功过、是非、得失、真假、善恶、美丑，向着永恒、圆满追寻、突进的浪漫主义情怀之艺术结晶。”（《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第1页）
冯亦同先生如是说：“这是一首同心上人离别后的抒情寄意诗。”（同上，第54页）
田永昌先生如是说：“《别》，清新亮丽，委婉情长。让人从诗中充分享受到生活、友谊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同上，第239页）
铁树女士如是说：“离别原来也可以写得这么美，那么潇洒，那么令人荡气回肠！”“这个离去的人可以是一个未辞而别的朋友，去远方开辟自己的新生活；也可以是一个逝去的朋友，虽然永远不能再相见，周围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的存在；当然我也可想象是自己离去后的情景，如果能被朋友这样记住将是多么的美好！”（同上，第510页）
诗无达诂。往往可凭一己的直觉而予以解读或言说，甚至附丽着各自自由想象的色泽或彩虹。以上种种说法不尽相同，也不尽一致，各有千秋，诸家的《别》论，使鉴赏的相对性和审美的差异性，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交汇与体现。其中，认为《别》是写给“心上人”的“情诗”者，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这也是诗人生前所听到的、最多最泛的说法；结果致使诗人自己，对此反倒不好再开口了。然而，如果说《别》是“情诗”，恐怕应视为广义的、多种类型的“情诗”才更贴切罢。
三
这是一首以“十年浩劫”为时代背景的现实主义的诗歌。它展现了：诗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诗人在面对知识分子群体，乃至无穷数受难者的历史性苦难时的坚强；诗人面对创巨痛深的苦难，没有眼泪、没有唉叹、没有屈辱的旷达；以及诗人以默默无言的方式，对于所有被无声无息毁灭的受难者，抒发了他沉郁的爱，并奉献了最深切的悼念、怀念与纪念。
1978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势头强劲的“伤痕文学”，这是“文革”造成冤假错案遍于国中的现实生活，在文学上难以扼抑的必然反映。吴先生这首《别》，问世于“伤痕文学”渐行渐远的１９８２年。对于学者诗人的吴先生而言，他既不是文学的弄潮儿，也不是诗歌的逐浪者。他对于这场浩劫有属于自己的观察与考量。刚刚过去的那场肆虐神州大地风暴中的许多悲惨情景，仍萦绕在埋头宁静书斋的老诗人的脑际而未淡去：多少妻离子散，多少家破人亡，多少人不知下落，多少人杳无音信……多少古怪离奇的故事，多少荒诞不经的传闻，多少无妄之灾的诉说，多少不眠之夜的沉思……
后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恢复了种种学术会议，但会下谈论的主要话题则总离不开到处打听劫中丧生、劫后余生的师生、师友、同仁、朋友乃至熟识者的情况或下落等等。所有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诗人的心间撞击，并在心头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
据我们所知，吴先生因1955年所著《茅盾小说讲话》一书，在被牵入胡风冤案的泥土社出版（笔者按：泥土社负责人许史华因涉胡案，坐了十年冤牢后，回到空无一人、家徒四壁的家，悬梁自尽，结束了四十多岁的人生），被无端隔离审查一周，在压力下不得不发表《“泥土社”的恶劣行径》表态文章（笔者按：吴先生晚年曾在这篇旧文旁，记下要学习巴金，写篇忏悔的文章，因年迈体衰，未果），但仍难摆脱“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影响”的恶运（笔者按：1988年第三次为胡风平反，平“胡风反动文艺思想”反时，才从吴的档案中撤出所谓“影响”）。1957年因响应中共号召，吴先生在会议上发表过改善党群关系的意见，其言论当即以半版篇幅载于《光明日报》，与费孝通的言论相前后，竟被错划为“右派”。其时，夫人李兴华女士也被错划为“右派”。继而，在“文革”期间，他们经受了更多的磨难，剃阴阳头、挂牌、游街、扫马路、扫厕所等等；不过，诗人后来在各种场合从不与人言说。但诗人在《萤》一诗中留下“黑暗总得裂开一条缝让它通行”的诗句，即以艺术的方式显示了他对终将战胜黑暗的信念。（见《名作欣赏》2005年第5期）
研究赏析一个作品，哪怕一首短诗，只有不离开对作者的知人论世，才不致流于肤表，这是鉴赏学的常识。与此同时，对作者多姿多采的作品中，属于同类性质的作品进行梳理，才不致唐突孟浪；这是提出新说时必要的严谨。例举如下：一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时的《最可怕的罪状》：“忘记‘文革’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大的背叛！/一件件，一桩桩，/都应铭记在心上。”二是1980年清明节前夕，悼念张志新（1930—1975）殉难五周年的《喉管》：“居然先割断人的喉管，/古今中外哪有这么残酷的手段？！/这是对《酷吏传》的恶性发展，/凡是进步人类谁不觉得丢脸？”三是1980年8月的《等待》：“听说你就在本市，/只是被关进了私设的监牢。/咫尺天涯，/你可听见孩儿们的呼号？”虽然，诗句抑扬顿挫、情感激越怒张，传达了诗人正义的心声。而与《别》相较，则稍显直露而内涵不深。但诗人这三首正面写“文革”的诗，不仅可作为《别》是作者批判“文革”的佐证，恐怕还是创作《别》更上层楼的不可忽缺的前导。
虽然，在十年浩劫中，诗人历经摧残，但幸免于家破人亡之灾，而整个国家的、无数知识分子与众多受难者的悲惨命运，却日夜搅扰着诗人那颗仁爱的心，无法安宁，时而为诗；但诗人并不凄凄切切、悲观失望。
诗人的情感是丰富复杂的，他还有比以上诸诗更难以言谈、难以诉说、鲠骨于喉的情感，一直在心胸里煎熬着的、再难也必须倾诉的、更为广郁深沉的情怀，却不只是属于一己而超越了自我的、可以通向千家万户的伟大情愫，就不得不发为《别》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份独特的人生投影，乃至升华为带有那个时代印记的艺术结晶。
总的看来，吴奔星反映“文革”的诗，都充分表现了诗人发自肺腑的、极其真挚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情感，类似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悼杨铨》等不朽名篇，都可以称之为“爱的大纛”、“憎的丰碑”。而《别》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因为诗人的大愤大悲已被超越，感情熔铸、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于是以委曲含蓄的艺术手法，吟唱出一首动人心弦的生命乐章。读这首诗，我们不禁联想起鲁迅的《生命的路》，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以极大的热情赞美了生命的永恒：“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死亡的人们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别》中描绘的“你”可以看作生命力顽强的象征，其笑容、其双眼、其身影无不体现着生命的力与美。无论离还是别，“你”都没有“走”，而在“面前笑着跳着”，永远活泼泼的。《别》的深层内涵也许就在于启示读者：让我们以乐观主义精神直面人生，直面死亡，热爱生命，热爱人类吧！鲁迅早就说过：“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于是，我们仿佛在寂静里，听到诗人底气充沛地向世人宣告的声音：生命是任何凶残的力量永远毁灭不了的！受难者的精神是伟大、崇高而永存的！
四
生离死别有种种，一首诗大多只是写其中的一种别离：或情人之别、或友朋之别、或同窗之别、或师生之别、或亲人之别、或同僚之别、或生死之别等等。因为凡此种种别离，毕竟有着千差万别之分，而被各个狭小的空间所局限。惟独这首《别》，没有标明何种类型之别，却打破一切“别”的藩篱，涵盖了所有的“别”；其前提大多有无从告知、不容告别、不得告示的无奈，而并非误会、误解、误失之类。
生老病死、生死存亡、生离死别，用老子的话说为“常”，用今天的话说是——规律。古往今来，这类题材，在诗人的笔下，已若恒河砂数，于此很难再翻出新意。而这首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史无前例”为背景的诗，由于它敏锐地捕捉了历史从未提供过的“新内容”，而赋有独创性。《别》：好就好在，它整个来说是全新的；好就好在，它的艺术表现是现代的；好就好在，它对人生的彻悟近乎禅；好就好在，它起点的高位、意旨的深邃、辽阔、隽永，通达了哲理的大境界。
这首《别》究竟是以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美，打动了那么许许多多识与不识的、境内与境外的、不同年龄段的、经历各个迥异的读者的心弦呢？我们认为，从广义上说，这个被艺术提炼过的美，却又是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蕴藏着不易发现且难以表现的、可以抵达每个心灵深处的、尽显张力的夺人心魄的凄美。《别》，能代表每个人的心，去应对不同的时空的、场景的、人与事件之对象的转换；这在接受美学上来看，一个作品能在客观上取得如此感染力而被广泛地接受，无疑是作品主体艺术生命力强盛、卓越的体现。
这首诗的诗趣，便是它令人过目不忘、难忘，便是它反复跌宕的韵律美、缓缓递进的音乐美，便是它的出奇制胜的冲击力。“你”，到底是走了还是没走了，留下了还是没留下了？走了亦留下了，留下了亦走了。诗人的高超之处，是将一个活生生的血肉饱满的完整的人，人的形与神，成功地进行了艺术的分离，而又了无痕迹地予以复原。形体的你明明是整个消失了或毁灭了，但诗人却偏偏歌咏“留下了整个的你！”每一个读者却又不得不悄然的、欣然的、全然的接纳。而最能体现“你”留下的精神的完整者，莫过于诗中一拍三叹的“你的笑容的‘融化’、双睛的‘动荡’与影子的‘摇晃’”了，而且是竞相交辉，活跃、活动、活泼在永恒的哪里都有的夕阳、露珠与小河里。每一个生者、存者的心中，对逝者、去者都留有被尘封的“这一个”的虚幻的“你”，由“联想”为实，到“想象”为虚的“你”；读者读的是面前的《别》诗，想的是内心的己事，于此“你”在鉴赏中被重新激活，造成的共鸣，无疑是弥漫的、放射的、强烈的，而且也是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
由于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对来自现实生活的原型，进行了提炼、诗化、美化，原型已化实为虚，而又虚中有实，虚实相生，以虚为主。恰恰是这个虚幻与朦胧，具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并由诗人的“舍不尽之意于言外”又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客观上在众多读者与评论家中，所产生的“共鸣”也各不相同，对作品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感受也有很大差异：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诗歌”，也有人认为是“浪漫主义情怀之艺术结晶”；有人认为它的艺术风格是“清新亮丽，委婉情长，让人充分享受到生活、友情和爱情的甜蜜和美好”；我们认为其艺术风格是“凄美”，因为所有的离别都是痛苦的、凄苦的，只有一种巨痛无言、饮泣无声的别离之苦，从此声色不露、永埋心底的别离之苦，真正伟丈夫似的强者的别离之苦，才能涤尽“苦”字而定格为别离的凄美！《别》就是这样一首令人艳羡、拍案叫绝的凄美之作。如果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来分析，《别》的主要艺术风格也可说是，既平易近人、自然贴切而又内涵丰富、意在言外的含蓄美。诗中未见悲苦的痕迹而被藏于诗外，催人泪下。正如司空图在《诗品》里所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有真宰，与其沉浮”；“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至”。什么是这首诗的“风流”与“真宰”呢？这“不着一字”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正是与“涤尽‘苦’字”的“凄美”相通相映。
附：别
你走了
没有留下地址
只留下一串笑容
在夕阳里
你走了
没有和谁说起
只留下一双眼睛
在露珠里
你走了
没有说去哪里
只留下一排影子
在小河里
你走了
笑容融化在夕阳里
双眼动荡在露珠里
影子摇晃在河水里
哪里都有夕阳
哪里都有露水
哪里都有小河
你走了
留下了整个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