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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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很重要的一项是青苗法，具体操作是由官府取代民间高利贷，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利率20%，等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按理说，这样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但最终王安石的良法美意却变成了祸国殃民。 因为王安石忽略了一点，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官都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高尚人格。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时，既没有设立专门的放贷机构，也没有设立统管全国放贷业务的“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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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很重要的一项是青苗法，具体操作是由官府取代民间高利贷，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利率20%，等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按理说，这样既能减轻农民的负担，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但最终王安石的良法美意却变成了祸国殃民。
因为王安石忽略了一点，并不是每一个地方官都有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高尚人格。王安石在推行青苗法时，既没有设立专门的放贷机构，也没有设立统管全国放贷业务的“中央银行”。他把放贷的任务交给了地方官，但就算只懂圣贤之道和诗词韵律的地方官们有能力，估计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负责这项业务。
还有一点，民间的贷款之所以利率高，是因为放贷的风险太高。古代社会，农民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风调雨顺。王安石让地方政府给农民放贷，其实就是将民间放贷者的风险转嫁到了政府头上。
另外，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效果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员的依据，甚至向下级官员下达贷款指标，全然忘了他自己制定的百姓“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的原则。如此一来，形式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或强迫农民贷款，或强迫富人为穷人做担保。还有地方官为保住贷款本利的回收，私自提高贷款利率，对无力还贷的借贷者“行刑督索”。
在青苗法实行了十年以后的元丰三年、四年两年间，青苗贷款出现了贷多收少，或貸收都下降的情况。相比而言，元丰四年（1081年）贷款本息收入的亏损高达198.6515万两。白纸黑字的数据表明，青苗法的实施，已经严重地动摇了国本。
（摘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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