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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黄宗羲所著《弘先实录钞》一书，记南明弘光朝廷之事，可取之处甚多。但黄氏身为东林后裔，其深重的门户之见也在该书中有所体现。其不满史可法“起度”不拘“逆案”的主张，而有意将史之奏疏分置于两件不同的事情，并造成后出诸书以讹传讹。通过对此的辨正。更可以窥见弘光政局之一斑。
关键词：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史可法 马士英 刘孔昭
中图分类号：K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4－98－101
黄宗羲所著《弘光实录钞》一书，记南明弘光朝廷之事，颇多可取之处。但黄氏身为东林后裔，其深重的门户之见也在该书中有所体现。史可法上疏为调和“勋臣殿争”之事，但其主张起用“逆案”中人却触忌黄宗羲，故而黄氏之书有意将其奏疏分置于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和“勋臣殿争”两事，并造成后出诸书以讹传讹。本文即以此为例辨明黄氏之误，兼论各种晚明史籍之短长，并对上述两事及相关的史实进行梳理。
《弘光实录钞》卷一崇祯十七年六月乙丑“马士英奏翻钦定逆案”条，记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引起“举朝大骇”后，又说：
士英乃奏：‘臣通籍三十年，安囚之变，臣家僮只存十口，臣已几死。壬申，臣备兵易和口，兵犯宣大。及任宣抚，止五十日，被逮诏狱、锢刑部者将三年，臣又几死。从戍所起臣总督凤阳，兵仅数千，马仅数百，而革、左、献逆、小袁等贼且数十万，臣又几死。闯陷京师，祸及先帝，臣罪应死。今无知而荐阮大铖，又当死。盖臣得罪封疆，得罪祖宗者，未必死，而得罪朋党，则必死。先帝诛薛国观、周延儒等，岂尽先帝之意哉。’大学士史可法以调停之说进日；‘昨监国诏款，诸臣汇集，经臣改定。内起废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臣为去之。以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宣庶，未可仍持往时之例耳。后来不知何故，复人次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应天府丞郭维经奏：‘督辅史可法雅负人望，亦有失言之过。记得四月初旬，北音正恶，督辅招臣等科道于清议堂，论救时急著，首在得人。臣等各举所知，督辅执笔而记。臣等虑人众肓杂，乃合词谓逆案断不可翻，督辅深明为然。言犹在耳，何其忽而易志?其日诏款逆案一段，臣已改去，不知诸臣何故复用。夫诏书撰以史笔，定于圣裁，便无反汗。藉日督辅去之，诸臣不宜复改。岂皇上用之，督辅又可复改之乎?况逆案成于先帝之手，岂督辅亦欲决而去之乎?今方欲修先帝实录，若将钦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恻；或非皇上所以待先帝。若必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事相对照，则显显令德，未免少愆。并非二辅所以待皇上也。’诚意伯刘孔昭乃为士英上言：‘伏读诏书，罪废各逆案、计典、赃私俱不得轻议，而置封疆失事于不言，闻当事者仍将有以用之也。此诏款之中，乃见一段门户之肺胆。朋党之祸，于斯为烈。’士英又奏：‘臣止谓大铖非逆，非谓逆案当翻。逆案诸臣，日久已登鬼录，翻之何用?既非逆案中人，亦不与当日之事，翻之何为?与其身犯众怒，为死灰罪魄之魁，何如勉附清流，窃正人君子之庇。舍苑集枯，臣虽愚不为也。监国诏书，据阁臣史可法疏，谓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人之，是以戎臣而增减诏书也’。
上述史可法之所谓“调停之说”出自其《请尊主权化诸臣水火疏》。他说“奏为旧辅功过原明，诸臣水火宜化，谨伸公论，以尊主权事”，旧辅指吴甡，崇祯时以督师湖广逗留而被遣戍。弘光朝廷建立后。他和原任吏部尚书郑三俊受到吏部尚书张慎言的举荐，阁臣高弘图拟旨“赦甡罪陛见，三俊候另议”。但此举却招致诚意伯刘孔昭等勋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骂慎言”，“群诟于廷”，“声彻殿陛”；而另一方面御史王孙蕃、给事中罗万象等则维护张慎言，指斥刘孔昭等人。此即所谓“勋臣殿争”、“文武纷竞”。史可法上疏正是为吴甡辩明功过和化解诸臣水火。
但黄氏上文却记史疏乃因马士英举荐阮大铖而上。史可法上“调停之说”后，黄氏还记应天府丞郭维经批评其“失言之过”。除黄氏《弘光实录钞》外，温睿临《南疆逸史》、徐燕《小腆纪年附考》等于此事也有相同记载。
考诸史籍，刘孔昭攻讦张慎言在五月二十三日，而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则在六月初。史疏既是为前者而上，则不可能十几天后又为后者重上。那么造成上述史书记载错乱的原因是什么?
校补《史可法集》的罗振常说：
公在途闻之(笔者按：指史可法在离开南京，督师扬州的路上，听到刘孔昭攻讦张慎言之事)，叹日：‘党祸起矣!’乃驰奏保甡。此奏固在二十三日后，然不出下旬，因此为善恶消长之机，公必不肯迟怠也。……或奏在五月下旬，到京在六月初，亦未可知耳。
罗氏推测史疏上呈和到京的时间分别是五月下旬和六月初。证诸史籍，笔者认为这一推测是合乎实情的。
黄氏上文中马士英的第二次上奏，出自其《在兵言兵疏》，是马士英在举荐阮大铖之事遭到大学士姜日广、给事中罗万象、御史詹兆恒等的强烈反对后而上。马疏说：“监国诏书，据阁臣史可法谓逆案等字已经抹去，又与臣手书，谓逆案、封疆等字俱抹去，而大器添人之，是以人臣而增减诏书也”。显然史疏在此之前已经到京，证明罗氏的上述推测是对的。另外，时人许重熙之《明季甲乙两年汇略》编年叙事，将史疏置于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后一日，也可以佐证。
郭维经之疏，也是为反对马士英举荐阮大铖而上，但为何又要批评史可法“失言之过”?原因是史疏上达朝廷时，“勋臣殿争”之事已经过去，而正值马士英举荐阮大铖遭到举朝反对之际，史疏中的“起废”不拘“逆案”的内容恰好被马士英所借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维经才不得不对史可法予以批评。而对其只称“失言”，显然还有回护之意。如此，则上述诸书视史疏为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事而上的“调停之说”。并为郭维经所批评的记载便可得到解释。而黄氏之《弘光实录钞》成书较早。且由于其声望，也造成后出诸书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
黄氏在记载上述“勋臣殿争”之事时，又引史可法奏：
诸勋臣之不欲用甡者，诚虑牲有偏执，则国无全才，臣为甡属吏最久，有以知其不然也。即诸臣知其不可，集公廨言之可也，具公疏争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声彻殿陛?闻之骄将悍卒，不益轻朝廷而长祸乱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谁能无罪?文臣固多误国，武臣岂尽矢忠。今之累累降贼者，不独文臣为然也。若各执成心，日寻水火，文既与武不和，而文之中又有与文不和者，国家朋党之祸，自此而开，人才向用之途，自此而阻。臣不愿诸臣之存此见也。
而史可法的这番言论也出自其《请尊主权化诸臣水火疏》。前已言之，这份奏疏不可能针对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上。综观其他诸书，要么如上述将其置于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一事，要么置于刘孔昭攻讦张慎言一事，只有黄氏之书一疏两用。可以断定黄氏是见过史疏全文，且知道史疏是为“勋臣殿争”而上的。那么黄氏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史疏确有“调停”之意，虽然当时是针对“勋臣殿争”、“文武纷竞”一事，但从其自称拟定监国诏书时，即试图删去“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来看，其“调停”之意当早已有之。如上文郭维经所言，史可法不知何故，而在对待“逆案”态度上会发生转变。或许真是出于“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庶”的考虑。但他主张任用“逆案”之人，便难免触忌“门户之见太重”的黄宗羲。朱希祖说：“黄氏以东林党后人又入复社，阮大铖修《留都防乱公揭》之怨，逮捕复社诸生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等，黄氏与焉，适南都亡，未及于难，故黄氏于圣安及马、阮，颇多怨以憞之词，刻深之语”。
明末复社名士夏允彝著《幸存录》，对明朝的门户之争有所论述，“质言之，平言之”，“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余其免夫”。朱希祖、谢国桢也称其多“持平之见”。但“黄子见而惧焉，以为此小人之嚆矢，不可以不辩而论之”，遂作《汰存录》对其逐条予以批驳。如此，则可以想见黄氏对史可法“调停之说”的态度了。再观黄氏之《弘光实录钞》，对史可法颇多指摘之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史疏以外，黄氏上文还错引刘孔昭的言论。刘氏之言论也见于《南渡录》引，其对监国诏内“罪废各逆案、计典、赃私俱不得轻议，而置封疆失事于不言”等内容表示不满，所以朝廷立即“诏封疆失事各官不许起用”，以补监国诏之缺漏。刘孔昭此举也与张慎言和阮大铖有关。当弘光朝廷建立之初，刘孔昭即举荐阮大铖，而为史可法所遏。史可法离京督师扬州后，刘孔昭“必欲起大铖，自诏有‘逆党不得轻议’之语，而张慎言秉铨持正。孔昭度难破例，置酒约诸侯伯廷论之，必欲逐去冢臣(笔者按：指张慎言)，而后可为我所欲为”。之后不久，便有“勋臣殿争”之事。由以上分析可知。黄氏所引刘孔昭之言论，并不是在马士英举荐阮大铖时的“为士英上言”，实属误引。
南明史乘颇多门户之见。朱希祖说：“余于南明史事，凡东林、复社中人所撰著，必当推察至隐，不敢轻于置信。读史者当以至公至大之见，衡其得失，勿徒震于鸿儒硕学而有所蔽焉”，此当为所有治晚明史者引为圭臬。
关键词：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史可法 马士英 刘孔昭
中图分类号：K2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4－98－101
黄宗羲所著《弘光实录钞》一书，记南明弘光朝廷之事，颇多可取之处。但黄氏身为东林后裔，其深重的门户之见也在该书中有所体现。史可法上疏为调和“勋臣殿争”之事，但其主张起用“逆案”中人却触忌黄宗羲，故而黄氏之书有意将其奏疏分置于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和“勋臣殿争”两事，并造成后出诸书以讹传讹。本文即以此为例辨明黄氏之误，兼论各种晚明史籍之短长，并对上述两事及相关的史实进行梳理。
《弘光实录钞》卷一崇祯十七年六月乙丑“马士英奏翻钦定逆案”条，记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引起“举朝大骇”后，又说：
士英乃奏：‘臣通籍三十年，安囚之变，臣家僮只存十口，臣已几死。壬申，臣备兵易和口，兵犯宣大。及任宣抚，止五十日，被逮诏狱、锢刑部者将三年，臣又几死。从戍所起臣总督凤阳，兵仅数千，马仅数百，而革、左、献逆、小袁等贼且数十万，臣又几死。闯陷京师，祸及先帝，臣罪应死。今无知而荐阮大铖，又当死。盖臣得罪封疆，得罪祖宗者，未必死，而得罪朋党，则必死。先帝诛薛国观、周延儒等，岂尽先帝之意哉。’大学士史可法以调停之说进日；‘昨监国诏款，诸臣汇集，经臣改定。内起废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臣为去之。以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宣庶，未可仍持往时之例耳。后来不知何故，复人次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应天府丞郭维经奏：‘督辅史可法雅负人望，亦有失言之过。记得四月初旬，北音正恶，督辅招臣等科道于清议堂，论救时急著，首在得人。臣等各举所知，督辅执笔而记。臣等虑人众肓杂，乃合词谓逆案断不可翻，督辅深明为然。言犹在耳，何其忽而易志?其日诏款逆案一段，臣已改去，不知诸臣何故复用。夫诏书撰以史笔，定于圣裁，便无反汗。藉日督辅去之，诸臣不宜复改。岂皇上用之，督辅又可复改之乎?况逆案成于先帝之手，岂督辅亦欲决而去之乎?今方欲修先帝实录，若将钦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恻；或非皇上所以待先帝。若必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事相对照，则显显令德，未免少愆。并非二辅所以待皇上也。’诚意伯刘孔昭乃为士英上言：‘伏读诏书，罪废各逆案、计典、赃私俱不得轻议，而置封疆失事于不言，闻当事者仍将有以用之也。此诏款之中，乃见一段门户之肺胆。朋党之祸，于斯为烈。’士英又奏：‘臣止谓大铖非逆，非谓逆案当翻。逆案诸臣，日久已登鬼录，翻之何用?既非逆案中人，亦不与当日之事，翻之何为?与其身犯众怒，为死灰罪魄之魁，何如勉附清流，窃正人君子之庇。舍苑集枯，臣虽愚不为也。监国诏书，据阁臣史可法疏，谓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吕大器添人之，是以戎臣而增减诏书也’。
上述史可法之所谓“调停之说”出自其《请尊主权化诸臣水火疏》。他说“奏为旧辅功过原明，诸臣水火宜化，谨伸公论，以尊主权事”，旧辅指吴甡，崇祯时以督师湖广逗留而被遣戍。弘光朝廷建立后。他和原任吏部尚书郑三俊受到吏部尚书张慎言的举荐，阁臣高弘图拟旨“赦甡罪陛见，三俊候另议”。但此举却招致诚意伯刘孔昭等勋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骂慎言”，“群诟于廷”，“声彻殿陛”；而另一方面御史王孙蕃、给事中罗万象等则维护张慎言，指斥刘孔昭等人。此即所谓“勋臣殿争”、“文武纷竞”。史可法上疏正是为吴甡辩明功过和化解诸臣水火。
但黄氏上文却记史疏乃因马士英举荐阮大铖而上。史可法上“调停之说”后，黄氏还记应天府丞郭维经批评其“失言之过”。除黄氏《弘光实录钞》外，温睿临《南疆逸史》、徐燕《小腆纪年附考》等于此事也有相同记载。
考诸史籍，刘孔昭攻讦张慎言在五月二十三日，而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则在六月初。史疏既是为前者而上，则不可能十几天后又为后者重上。那么造成上述史书记载错乱的原因是什么?
校补《史可法集》的罗振常说：
公在途闻之(笔者按：指史可法在离开南京，督师扬州的路上，听到刘孔昭攻讦张慎言之事)，叹日：‘党祸起矣!’乃驰奏保甡。此奏固在二十三日后，然不出下旬，因此为善恶消长之机，公必不肯迟怠也。……或奏在五月下旬，到京在六月初，亦未可知耳。
罗氏推测史疏上呈和到京的时间分别是五月下旬和六月初。证诸史籍，笔者认为这一推测是合乎实情的。
黄氏上文中马士英的第二次上奏，出自其《在兵言兵疏》，是马士英在举荐阮大铖之事遭到大学士姜日广、给事中罗万象、御史詹兆恒等的强烈反对后而上。马疏说：“监国诏书，据阁臣史可法谓逆案等字已经抹去，又与臣手书，谓逆案、封疆等字俱抹去，而大器添人之，是以人臣而增减诏书也”。显然史疏在此之前已经到京，证明罗氏的上述推测是对的。另外，时人许重熙之《明季甲乙两年汇略》编年叙事，将史疏置于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后一日，也可以佐证。
郭维经之疏，也是为反对马士英举荐阮大铖而上，但为何又要批评史可法“失言之过”?原因是史疏上达朝廷时，“勋臣殿争”之事已经过去，而正值马士英举荐阮大铖遭到举朝反对之际，史疏中的“起废”不拘“逆案”的内容恰好被马士英所借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维经才不得不对史可法予以批评。而对其只称“失言”，显然还有回护之意。如此，则上述诸书视史疏为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之事而上的“调停之说”。并为郭维经所批评的记载便可得到解释。而黄氏之《弘光实录钞》成书较早。且由于其声望，也造成后出诸书在这个问题上以讹传讹。
黄氏在记载上述“勋臣殿争”之事时，又引史可法奏：
诸勋臣之不欲用甡者，诚虑牲有偏执，则国无全才，臣为甡属吏最久，有以知其不然也。即诸臣知其不可，集公廨言之可也，具公疏争之可也。何事痛哭喧呼，声彻殿陛?闻之骄将悍卒，不益轻朝廷而长祸乱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谁能无罪?文臣固多误国，武臣岂尽矢忠。今之累累降贼者，不独文臣为然也。若各执成心，日寻水火，文既与武不和，而文之中又有与文不和者，国家朋党之祸，自此而开，人才向用之途，自此而阻。臣不愿诸臣之存此见也。
而史可法的这番言论也出自其《请尊主权化诸臣水火疏》。前已言之，这份奏疏不可能针对两件不同的事情而上。综观其他诸书，要么如上述将其置于马士英举荐阮大铖一事，要么置于刘孔昭攻讦张慎言一事，只有黄氏之书一疏两用。可以断定黄氏是见过史疏全文，且知道史疏是为“勋臣殿争”而上的。那么黄氏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史疏确有“调停”之意，虽然当时是针对“勋臣殿争”、“文武纷竞”一事，但从其自称拟定监国诏书时，即试图删去“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一段”来看，其“调停”之意当早已有之。如上文郭维经所言，史可法不知何故，而在对待“逆案”态度上会发生转变。或许真是出于“国事之败坏非常，人才之汇征宜庶”的考虑。但他主张任用“逆案”之人，便难免触忌“门户之见太重”的黄宗羲。朱希祖说：“黄氏以东林党后人又入复社，阮大铖修《留都防乱公揭》之怨，逮捕复社诸生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等，黄氏与焉，适南都亡，未及于难，故黄氏于圣安及马、阮，颇多怨以憞之词，刻深之语”。
明末复社名士夏允彝著《幸存录》，对明朝的门户之争有所论述，“质言之，平言之”，“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余其免夫”。朱希祖、谢国桢也称其多“持平之见”。但“黄子见而惧焉，以为此小人之嚆矢，不可以不辩而论之”，遂作《汰存录》对其逐条予以批驳。如此，则可以想见黄氏对史可法“调停之说”的态度了。再观黄氏之《弘光实录钞》，对史可法颇多指摘之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史疏以外，黄氏上文还错引刘孔昭的言论。刘氏之言论也见于《南渡录》引，其对监国诏内“罪废各逆案、计典、赃私俱不得轻议，而置封疆失事于不言”等内容表示不满，所以朝廷立即“诏封疆失事各官不许起用”，以补监国诏之缺漏。刘孔昭此举也与张慎言和阮大铖有关。当弘光朝廷建立之初，刘孔昭即举荐阮大铖，而为史可法所遏。史可法离京督师扬州后，刘孔昭“必欲起大铖，自诏有‘逆党不得轻议’之语，而张慎言秉铨持正。孔昭度难破例，置酒约诸侯伯廷论之，必欲逐去冢臣(笔者按：指张慎言)，而后可为我所欲为”。之后不久，便有“勋臣殿争”之事。由以上分析可知。黄氏所引刘孔昭之言论，并不是在马士英举荐阮大铖时的“为士英上言”，实属误引。
南明史乘颇多门户之见。朱希祖说：“余于南明史事，凡东林、复社中人所撰著，必当推察至隐，不敢轻于置信。读史者当以至公至大之见，衡其得失，勿徒震于鸿儒硕学而有所蔽焉”，此当为所有治晚明史者引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