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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端棻《苾园诗存》147首，大部分写于流放新疆之后，诗歌揭露黑暗现实，批判专制制度，宣扬“平等”、“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贵州民智开发的先声。其内容与风格与“诗界革命”主张隐然契合，李端棻应该是“诗界革命”的宿将。
关键词：李端棻 诗界革命 诗作成就 地位
中圈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57-61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掀起了“诗界革命”运动，发起和推动者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作为诗论家的梁启超，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作为“诗界革命”的主张，借以宣传维新思想，开启民智。并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阵地，发表大量新诗作品，作者队伍百数十人，涌现出一批名家。梁启超的老师兼内兄李端棻，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所写诗歌的内容与风格，与“诗界革命”的主张完全契合。因诸多原因，他的作品无法寄去海外发表。但从他后来刊行的《苾园诗存》来看，他理所应当属于“诗界革命”诗派，而且是“诗界革命”的宿将。
“诗界革命”作为文学活动，萌发于戊戌变法前三年间。梁启超于1895年秋冬之际与夏曾佑、谭嗣同在北京相遇，商讨诗歌革新问题，对夏、谭的“新诗”，启超指出其特点是“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这时的“新诗”虽有一些反映西洋文化的新内容，但晦涩难懂，缺乏诗味，显得幼稚，影响不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维新思想，深感到诗歌及其他文艺作品在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总结“新诗”创作失误的教训后，提出“诗界革命”的号召。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即其美学标准)：欲为诗界的哥伦布、玛赛郎(即麦哲伦)，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玮则瑰玮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所谓“三长”，即新意境(主要指欧洲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为了扩大“诗界革命”的影响，在《清议报》上开辟“新诗派”的专栏，名曰“诗界潮音集”(原名“诗文辞随录”)，继又创办《新民丛报》，开辟同一专栏，并在《新小说》中也开辟了新诗专栏。由此引来海内外一大批作者，多达一百几十人，其中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被推为“近代诗界三杰”。梁启超在该报上连续发表《饮冰室诗话》，鼓吹新派诗。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除上述“三杰”外，还有谭嗣同、康有为、丘逢甲、麦孟华、狄葆贤等。章太炎、马君武、高旭等“南社”人士，也先在“诗界潮音集”上发表诗作，后来才分化出去成为“革命派”。
自从“诗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诗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才成熟起来，逐渐推向高潮。梁氏又提出“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的号召，声势更加壮大。
在海外出版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等，偷运回国，在文学界、教育界传播，影响极大。贵州虽地处边隅，这些刊物也曾流传进来，在文士中暗地流传。
梁启超同他的乡试座师李端菜，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
李端棻(1833-1907)，贵阳人，同治进士，先后充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出任云南学政，并充任壬辰(1892)科会试副总裁，迁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百日维新”期间，出任礼总尚书，大力支持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被流放新疆三年。他为官清廉刚正，关注海防、武备，更注意文教、政体的革新问题。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菜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充任广东乡试主考。在新科举人中，他发现梁启超的文章见解新颖，文笔老练，以为是位饱学夫子，召见时一看，哪知是位十七岁的少年，不惟国学深厚，而且熟悉西方学术。师生交谈十分融洽。端棻立即托媒，把自己的堂妹蕙仙(京兆尹李朝仪之女)许配给这位农家出身的少年梁启超，为识得这匹“千里驹”感到十分欣慰。
此后，梁启超赴京会试、留京活动，均出入于李端棻家。师生变成郎舅，谈古论今，声气相投。李端菜受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的影响，对西方学术颇为关注，不惟广泛阅读新译的西方著作，而且广交出国归来的人士(如黎庶昌、黄遵宪等)，详细交谈西方及东瀛实情，对西方文教、政治等方面的体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割地、赔款。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维新思潮涌起，康、梁俨然成了维新思潮的精神领袖，声望日隆。李端棻对“公车上书”暗中支持，贵州举人签名者达95人。
康有为以布衣的身份多次上书皇帝，倡言变法，都被拒之门外，遭到守旧大臣的憎恨。此时，李端棻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冒着风险，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端菜“疑康有为真负济世伟略，可任宏艰，毅然具书保之，词甚状。光绪帝召对时，一再保举。”于是，康有为的上书及关于变法的论著才送到光绪帝手中，最后下决心变法，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变法中，李端菜又保举谭嗣同、严修、唐常、熊希龄等十几位维新人士。康有为赏四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梁启超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赐四品衔，任军机处章京，草拟新政章程。
面对新政的推行，李端棻不免担心祸生不测，告诫康、梁：“非康乾年代也，今之行事已不能朝纲独断，可谓如履薄冰。此所以需慎之而慎者也。”果然，三个月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逮捕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康、梁外逃。李端棻也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流放新疆。
他被押送出京时，正是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的时候。他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谴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和文信国乩诗》)
在他心目中，“六君子”并非“罪人”，而是“忠贞”之士。
李端棻生平喜欢作诗，每有感触，便提笔吟咏。但随写随弃，家人也不知收捡，早年所有诗稿大都遗佚。其表弟何麟书搜集到百多首，大都是流放以后十多年间的作品。直到民国26年(1937)才由何麟书辑集刊行，题名《苾园诗存》。1995年，由贵阳市志办收入《贵阳五家诗钞》(“金筑丛书”之一)，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作品，或抒写流放期间的抑郁心绪，或揭露黑暗现状，抒写清王朝杀害“党人”(维新派人士)的愤慨，或回顾“维新”运动中的得失，表述坚持维新立场的意志；也有描写还乡生活境况的诗篇。往往直抒胸臆，披肝沥胆，而且诗味深淳，蕴蓄宏富。其中一些作品，确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与“诗界革命”的主张相契合。
李端棻被流放时，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行至甘州(今张掖)，因病滞留下来，未继续西行。直到三年后被“赐还”，一直以罪人的身份，受地方官“管束”。即便身处逆境，依然以达观的心态，劝慰家中亲人。其《寓甘州示诸弟》诗写道：传说边城极阻艰，轻裘忽近玉门关。远行经岁都忘倦，老去能生幸得闲。 始识雷霆皆雨露，要乘风雪看天山。寄言群季休惆怅，得酒依然便解颜。
“雷霆皆雨露”，把朝廷的“雷霆之怒”，化为滋养生民的雨露，比喻化坏事为好事，借此流放的机会，有幸去欣赏天山的风雪。这是何等旷达的心胸!
因病停留甘州，他已彻底消泯了丢官失俸的失落感，反而以心情安详，以“消遥”得闲为满足。在《甘州病余自遣》诗中抒写了这一心绪：“西望轮台万里长，休将白首戍遐荒。此日转觉遥逍甚，自问何曾险阻尝。老志心情无冷暖，闲中岁月是羲皇。近来渐少还家梦，识破迷途是故乡。”
在甘州生病期间，他遇到一位好县官，给了他体贴和照顾。这位县官任职一年便离去，临行，端棻在纸扇上诗一首相赠，还题了小序。小序云：“己亥(1899)秋，负弩西来，道经陇，得假居试院养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适馆授餐，久而弥笃。方幸尘语常亲，忽焉骊歌遽唱，别绪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达感激之私，兼识一时鸿爪。”诗云：识别虽晚得因亲，慰我飘蓬泛梗身。两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钦友夏诗归定，今见箫成政绩新。不独士民歌众母，春风嘘到谪居人。
这面题诗团扇，辗转流落到贵阳，1908年，何麟书在街头购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迹，得知这段奇缘。但不知县令姓名，只知字“序康”。
初步考订，这位县令也许是《近代名人小传》的作者“沃丘仲子”(笔名)，该书《李端棻》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馈以资。复书字画，整润胜平昔。但言苏轼，务养生，起居皆有节制，是诚能处艰困者。”
这位“沃丘仲子”早就同李端棻相识。其李端棻小传中记述道：予初见之于丁文诚(宝桢)座上，一恂谨书生耳。及甲午，谒于京师，颇论时事，娓娓道东西邦制度。退而谘其所亲，盖曩典试广东，得才士梁启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论皆纳梁议。启超，南海圣人子弟，拟之为颜回也。戊戌，果频上封事，请汰冗官，删则例，立学堂。帝嘉纳，擢礼部尚书。政变，并张荫桓戍新疆。
从这段文字可知，“沃丘仲子”曾在丁宝桢的座上见过李氏。大约是光绪四年(1878)，端棻丁母忧期满返京，特去成都总督署拜访丁宝桢。“沃丘”也在座。甲午在京师谒见端棻，论时事，谈东西方制度。可见交谊不浅。这位“沃丘仲子”，本名费行简，蜀人。他甘冒风险救助病困中的李端菜，胆识品格均有过人之处。
1901年，李端棻被“赐还”。他拖着久病的身躯返乡，以一身正气与病魔搏斗。《久病转剧，书以自嘲兼自慰》三首之二中有句云：“最忌众中露芒角，要从衰后见精神。恶魔从此休来觑，正气团成不老身。”第三首抒写返乡的心情：乡心岁岁忆鲈莼，今得还乡愿已伸。老爱旧亲谈往事，病如处女避生人。忧馋屈子萧骚意，僵卧袁安困顿身。同类嗤予心尚热，招来闲事太无因。
以屈原“忧谗”、袁安“卧雪”来比拟还乡后的心绪与处境，颇为恰切。友朋“心尚热”的嗤议，透发出“壮心不已”的情愫。
李端棻流放之后，与梁启超失去联系，返乡后从亲友口中得知启超的一些消息：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维新思想，介绍西方人文政教知识；还刊载新派诗歌，发起“诗界革命”运动。并发表《饮冰室诗话》，评述新人新作，为文学运动推波助澜。此报秘密运回国内发行，文士们争相传阅。贵阳地区也能见到《清议报》。1902年，李蕙仙由澳门赴日本与梁启超重聚，带去堂兄“赐环”的消息，启超寄来《新民丛报》(《清议报》于i902年改为《新民丛报》，半月刊)请内兄阅览，写密函问候起居。
端桑读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心情振奋，也颇为安慰。他反复阅读报上的文章与诗作，思想境界大为开张。联想国内黑暗专制的现实及个人的处境，深有感触，不时写诗抒怀。如《有感》写道：七十犹如此，百年将奈何!觚棱空想象，日月已蹉跎。伏枥惊残岁，攀鞍愧伏波。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
尽管岁月蹉跎，事业无成，然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更可喜的是四方猛士正在兴起，定能挽回天河，扭转乾坤。从维新志士的身上，他看到了国家民族的未来。
李端棻一向重视东西方人文制度的研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了多层次的比较，读了西方政治家卢梭、培根、狄德罗等人的政论著述后，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的意念更加坚定。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等诗，用诗歌的形式抒发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目标。
《学术思想》写道：早知素习尽虚空，志积维新日有功。目的胡为犹惝恍，心思毋乃欠昭融。素王学术无今古，黄种灵明胜白棕。宗旨看真须取法，何妨时势造英雄。
从内容和语气来看，此诗大概写于维新变法之前或变法初始阶段。对以往所学的经术之类颇感空疏无用，而惟有“维新”思想才具有经世致用的实效。“素王”孔子的学术，自应因时而进，弃旧图新。宗旨明确后，就须付诸实践，在大好形势下造就一番英雄事业和一批英雄人物。由此可见，诗人对维新变法的前景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李端棻接受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对西方政治家宣扬的“平等”、“自由”等观念也十分赞赏。《政治思想》中鲜明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如云：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
“国家公产非私产”，触及封建专制的根本问题；作君主的必须以“安民”为要务，并且听取“群谋，，来施政，实行“议会制”。看来，他这时的思想境界仍限制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中。
当维新变法失败，维新人士被抓被杀，诗人自己也被流放(这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之后，他对社会的黑暗及专制制度的罪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杞忧》一诗揭露官场的腐朽：休道成人受苦辛，多财即现宰官身。白身市侩皆朝士，黄口婴儿亦荐绅。但以苞苴权子母，那知恩泽被人民。滔滔天下皆如此，无怪要求遍铁轮。
官爵可以买卖，花去“苞苴”者，必然要从官位中挣回“母”本，更要求取“子’’息，加倍榨取民脂民膏。当政者凭借权力，屠杀不同政见者，制造“党祸”。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后来，唐才常等被杀于汉阳渡口。李端棻忿而写“党祸”一诗：几见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狭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识正邪!戮辱通囚无漏网，晋唐明宋有前车。汉阳渡口京都市，云散风凄日又斜。
不仅对维新派“党人”如此，当权者还把屠刀对准了爱国学生。1903年，盘踞我国东北的沙俄军队拒绝撤走，反而提出七条无理要求，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京一些学生鸣钟集会，登坛演讲，并通电各省，请示当局不向沙俄妥协，表现了昂扬的爱国热情。而清政府反诬他们是“托拒俄以谋革命”，派兵镇压。闻此消息，李端棻挥笔写了《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黑气漫漫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翻能鼓祸机。猕荜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可悲。党人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
学生是国家的命脉。端棻上《推广学校折》，倡建京师大学堂，并在各省、府、州、县分别设大学堂、中学堂及小学堂，重新设立课程，为的是培养新型人才，琢育国家民族的栋梁。而今当权者刻意诬加“党人，，罪名，肆意屠戮，不能不令人心痛。联想清军入关后，借“弥蕹”法令'‘‘留发不留头”，杀害无数汉族同胞的罪 行，激起深沉的仇恨。从此刻的心绪来考量，李端菜已对清王朝统治者彻底绝望，萌发了民族革命意识，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和观点相近。
在《国家思想》一诗中，批判了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奴隶心肠”，宣扬“君不堪尊民不卑，，的平等观点；并表示要用“力士剖峡”、“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推倒压制人们的专制制度。
李端棻和康有为同属“维新派”的主力人物，变法失败后，康逃往国外，访问了欧美及亚洲许多国家，见闻颇广，但他一直坚守“保皇”立场，坚定维护光绪皇帝，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与孙中山为首的“车命婆”大论战。后来还参加“宣统复辟”的闹剧。而李端棻早在20世纪初叶，即慈禧、光绪仍生存的时代，便薮然反对君主独裁，反对“家天下”，反对清王朝的倒行逆施。其思想境界。远远超越康有为之上。
’。……
在家调养一段时期，病体渐次康复。李端棻于1902年受聘为经世学堂山长(即堂长)。《应经世学堂聘》诗云：帖括词章误此身，敢膺重布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
设学堂是维新变法“新政”之一。变法失败后，多项新政均废，惟有学堂或明或暗地保留下来，很值得珍惜。而今拥此“皋比”(喻教职)之位，得摒除旧书院的陈规，设置新的课程。李端棻此时有《普通学说》一书刊行，提出普通学堂应设课程有十六种之多，以西方自然科学占多数，也涉及西方政治、法制、经济诸科。
在i井课中，李端菜刻意宣讲卢梭、培根等西方政治家的学说。月考出题有《培根论》、《卢梭论》，暗中将《新民丛报》中的《卢梭传》、《培根传》等资料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们的眼界大开，向往西方学术之风在边远的贵州蔚然兴起。此事传出，引来了一些思想保守者的非议，有的写竹枝词讽刺李山长。如一首写道：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胆将孔孟比卢梭。
面对诸多诽谤，端棻写《闻谤自责》三首，其一云：轻信人言悔莫追，咎由自取更何辞!维新毕竟输仍旧，用夏原来易变夷。家贼难防凭压力，谤书遍布荷良规!不然民智开通后，团体合群孰御之!在“自责”之后，以反诘的语气加以反击。当权者为防“家贼”，除了打压手段之外，还加上“谤书”这一“良规”；他们所恐惧的是：一旦民智开通，平等、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结成反抗专制的团体，那就再难压制、抵御了。除了与时政有关的诗作外，李端菜还写了不少与朋友的酬答诗，抒写个人生活情趣的小诗。这些作品，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与高雅的情趣。如《咏梅》之一云：繁华历尽世知稀，清节归来悟昨非。休道玉颜萧索甚，愿经霜雪更增辉。
借咏梅以展示高洁的人格精神。
《自遣》一诗抒写闲居生活情趣：无恙归来又一年，吾庐吾爱极欣然。安排竹石能医俗，消受香花即是仙。黑熟甜乡真自在，白甘矗饭胜肥鲜。只怜文字终遭忌，枉费精神种恶缘。闲居园庐，静赏竹石花木，熟睡黑甜乡，吃着“三白”晶饭，自由自在。末联道出了对“文字”、“恶缘”的耽心。也许正是这一担心，他没有把诗作寄到海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
李端棻生平作诗上千首，因不自珍惜，随写随弃，现存者仅140余首。无论从内容和形式方面考察，其风韵、格调，均与“诗界革命”的标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相契合，具备了“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这“三长”。所遗憾的是：李氏诗作一直被埋没，未能在《诗界潮音集》中展示给海内外读者。李氏有深厚的诗学修养。诚如何麟书《李苾园先生遗诗序》中所说：“生平喜为诗，心有所触，一一托之吟咏。当其下笔，直抒胸臆，无所缘饰雕绩，及其既成，精光锐气，似经千锤百炼而出。盖性情真挚，蕴蓄宏厚，非肖声袭貌者所可伪也。”这是中肯的评价。就艺术水平而论，他与康有为差可比肩。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评论李端棻云：“(他)把诗歌创作与社会生活、政治事件密切结合起来，反映新的时代内容。李端棻晚年作品，是符合‘诗界革命’要求的，诗中出现了‘平等’、‘自由’、‘民智’、‘国民’、‘新政’、‘团体’、‘政策’等新名词，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他也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蒋自由、夏曾佑、丘逢甲、狄葆贤等一样，是‘诗界革命’的诗人；而论资历，则是他们的前辈。”今天，我们根据李端棻诗作的实在内容与风格特征，应当恢复他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称他是“诗界革命”的宿将，是理所当然的。
关键词：李端棻 诗界革命 诗作成就 地位
中圈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57-61
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诗坛上掀起了“诗界革命”运动，发起和推动者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作为诗论家的梁启超，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作为“诗界革命”的主张，借以宣传维新思想，开启民智。并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为阵地，发表大量新诗作品，作者队伍百数十人，涌现出一批名家。梁启超的老师兼内兄李端棻，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所写诗歌的内容与风格，与“诗界革命”的主张完全契合。因诸多原因，他的作品无法寄去海外发表。但从他后来刊行的《苾园诗存》来看，他理所应当属于“诗界革命”诗派，而且是“诗界革命”的宿将。
“诗界革命”作为文学活动，萌发于戊戌变法前三年间。梁启超于1895年秋冬之际与夏曾佑、谭嗣同在北京相遇，商讨诗歌革新问题，对夏、谭的“新诗”，启超指出其特点是“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这时的“新诗”虽有一些反映西洋文化的新内容，但晦涩难懂，缺乏诗味，显得幼稚，影响不大。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维新思想，深感到诗歌及其他文艺作品在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总结“新诗”创作失误的教训后，提出“诗界革命”的号召。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的主张(即其美学标准)：欲为诗界的哥伦布、玛赛郎(即麦哲伦)，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玮则瑰玮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
所谓“三长”，即新意境(主要指欧洲意境)，新语句和“古人之风格”。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概括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
为了扩大“诗界革命”的影响，在《清议报》上开辟“新诗派”的专栏，名曰“诗界潮音集”(原名“诗文辞随录”)，继又创办《新民丛报》，开辟同一专栏，并在《新小说》中也开辟了新诗专栏。由此引来海内外一大批作者，多达一百几十人，其中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被推为“近代诗界三杰”。梁启超在该报上连续发表《饮冰室诗话》，鼓吹新派诗。这一诗派的代表人物，除上述“三杰”外，还有谭嗣同、康有为、丘逢甲、麦孟华、狄葆贤等。章太炎、马君武、高旭等“南社”人士，也先在“诗界潮音集”上发表诗作，后来才分化出去成为“革命派”。
自从“诗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诗界革命”的文学运动才成熟起来，逐渐推向高潮。梁氏又提出“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的号召，声势更加壮大。
在海外出版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新小说》等，偷运回国，在文学界、教育界传播，影响极大。贵州虽地处边隅，这些刊物也曾流传进来，在文士中暗地流传。
梁启超同他的乡试座师李端菜，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
李端棻(1833-1907)，贵阳人，同治进士，先后充任山西、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出任云南学政，并充任壬辰(1892)科会试副总裁，迁升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百日维新”期间，出任礼总尚书，大力支持维新变法。维新变法失败，被流放新疆三年。他为官清廉刚正，关注海防、武备，更注意文教、政体的革新问题。
光绪十五年(1889)，李端菜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充任广东乡试主考。在新科举人中，他发现梁启超的文章见解新颖，文笔老练，以为是位饱学夫子，召见时一看，哪知是位十七岁的少年，不惟国学深厚，而且熟悉西方学术。师生交谈十分融洽。端棻立即托媒，把自己的堂妹蕙仙(京兆尹李朝仪之女)许配给这位农家出身的少年梁启超，为识得这匹“千里驹”感到十分欣慰。
此后，梁启超赴京会试、留京活动，均出入于李端棻家。师生变成郎舅，谈古论今，声气相投。李端菜受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的影响，对西方学术颇为关注，不惟广泛阅读新译的西方著作，而且广交出国归来的人士(如黎庶昌、黄遵宪等)，详细交谈西方及东瀛实情，对西方文教、政治等方面的体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割地、赔款。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维新思潮涌起，康、梁俨然成了维新思潮的精神领袖，声望日隆。李端棻对“公车上书”暗中支持，贵州举人签名者达95人。
康有为以布衣的身份多次上书皇帝，倡言变法，都被拒之门外，遭到守旧大臣的憎恨。此时，李端棻以二品大员的身份，冒着风险，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载：端菜“疑康有为真负济世伟略，可任宏艰，毅然具书保之，词甚状。光绪帝召对时，一再保举。”于是，康有为的上书及关于变法的论著才送到光绪帝手中，最后下决心变法，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变法中，李端菜又保举谭嗣同、严修、唐常、熊希龄等十几位维新人士。康有为赏四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梁启超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赐四品衔，任军机处章京，草拟新政章程。
面对新政的推行，李端棻不免担心祸生不测，告诫康、梁：“非康乾年代也，今之行事已不能朝纲独断，可谓如履薄冰。此所以需慎之而慎者也。”果然，三个月之后，以西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逮捕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康、梁外逃。李端棻也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流放新疆。
他被押送出京时，正是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害的时候。他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谴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和文信国乩诗》)
在他心目中，“六君子”并非“罪人”，而是“忠贞”之士。
李端棻生平喜欢作诗，每有感触，便提笔吟咏。但随写随弃，家人也不知收捡，早年所有诗稿大都遗佚。其表弟何麟书搜集到百多首，大都是流放以后十多年间的作品。直到民国26年(1937)才由何麟书辑集刊行，题名《苾园诗存》。1995年，由贵阳市志办收入《贵阳五家诗钞》(“金筑丛书”之一)，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作品，或抒写流放期间的抑郁心绪，或揭露黑暗现状，抒写清王朝杀害“党人”(维新派人士)的愤慨，或回顾“维新”运动中的得失，表述坚持维新立场的意志；也有描写还乡生活境况的诗篇。往往直抒胸臆，披肝沥胆，而且诗味深淳，蕴蓄宏富。其中一些作品，确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与“诗界革命”的主张相契合。
李端棻被流放时，已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行至甘州(今张掖)，因病滞留下来，未继续西行。直到三年后被“赐还”，一直以罪人的身份，受地方官“管束”。即便身处逆境，依然以达观的心态，劝慰家中亲人。其《寓甘州示诸弟》诗写道：传说边城极阻艰，轻裘忽近玉门关。远行经岁都忘倦，老去能生幸得闲。 始识雷霆皆雨露，要乘风雪看天山。寄言群季休惆怅，得酒依然便解颜。
“雷霆皆雨露”，把朝廷的“雷霆之怒”，化为滋养生民的雨露，比喻化坏事为好事，借此流放的机会，有幸去欣赏天山的风雪。这是何等旷达的心胸!
因病停留甘州，他已彻底消泯了丢官失俸的失落感，反而以心情安详，以“消遥”得闲为满足。在《甘州病余自遣》诗中抒写了这一心绪：“西望轮台万里长，休将白首戍遐荒。此日转觉遥逍甚，自问何曾险阻尝。老志心情无冷暖，闲中岁月是羲皇。近来渐少还家梦，识破迷途是故乡。”
在甘州生病期间，他遇到一位好县官，给了他体贴和照顾。这位县官任职一年便离去，临行，端棻在纸扇上诗一首相赠，还题了小序。小序云：“己亥(1899)秋，负弩西来，道经陇，得假居试院养疴。明年春，序康移宰斯邑。适馆授餐，久而弥笃。方幸尘语常亲，忽焉骊歌遽唱，别绪黯然，不能自已。爰成一律，用达感激之私，兼识一时鸿爪。”诗云：识别虽晚得因亲，慰我飘蓬泛梗身。两次天恩容病假，一年地主倍情真。夙钦友夏诗归定，今见箫成政绩新。不独士民歌众母，春风嘘到谪居人。
这面题诗团扇，辗转流落到贵阳，1908年，何麟书在街头购得，方知是其表兄手迹，得知这段奇缘。但不知县令姓名，只知字“序康”。
初步考订，这位县令也许是《近代名人小传》的作者“沃丘仲子”(笔名)，该书《李端棻》名下注云：“在戌日，予馈以资。复书字画，整润胜平昔。但言苏轼，务养生，起居皆有节制，是诚能处艰困者。”
这位“沃丘仲子”早就同李端棻相识。其李端棻小传中记述道：予初见之于丁文诚(宝桢)座上，一恂谨书生耳。及甲午，谒于京师，颇论时事，娓娓道东西邦制度。退而谘其所亲，盖曩典试广东，得才士梁启超，近以女弟妻之。所论皆纳梁议。启超，南海圣人子弟，拟之为颜回也。戊戌，果频上封事，请汰冗官，删则例，立学堂。帝嘉纳，擢礼部尚书。政变，并张荫桓戍新疆。
从这段文字可知，“沃丘仲子”曾在丁宝桢的座上见过李氏。大约是光绪四年(1878)，端棻丁母忧期满返京，特去成都总督署拜访丁宝桢。“沃丘”也在座。甲午在京师谒见端棻，论时事，谈东西方制度。可见交谊不浅。这位“沃丘仲子”，本名费行简，蜀人。他甘冒风险救助病困中的李端菜，胆识品格均有过人之处。
1901年，李端棻被“赐还”。他拖着久病的身躯返乡，以一身正气与病魔搏斗。《久病转剧，书以自嘲兼自慰》三首之二中有句云：“最忌众中露芒角，要从衰后见精神。恶魔从此休来觑，正气团成不老身。”第三首抒写返乡的心情：乡心岁岁忆鲈莼，今得还乡愿已伸。老爱旧亲谈往事，病如处女避生人。忧馋屈子萧骚意，僵卧袁安困顿身。同类嗤予心尚热，招来闲事太无因。
以屈原“忧谗”、袁安“卧雪”来比拟还乡后的心绪与处境，颇为恰切。友朋“心尚热”的嗤议，透发出“壮心不已”的情愫。
李端棻流放之后，与梁启超失去联系，返乡后从亲友口中得知启超的一些消息：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维新思想，介绍西方人文政教知识；还刊载新派诗歌，发起“诗界革命”运动。并发表《饮冰室诗话》，评述新人新作，为文学运动推波助澜。此报秘密运回国内发行，文士们争相传阅。贵阳地区也能见到《清议报》。1902年，李蕙仙由澳门赴日本与梁启超重聚，带去堂兄“赐环”的消息，启超寄来《新民丛报》(《清议报》于i902年改为《新民丛报》，半月刊)请内兄阅览，写密函问候起居。
端桑读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心情振奋，也颇为安慰。他反复阅读报上的文章与诗作，思想境界大为开张。联想国内黑暗专制的现实及个人的处境，深有感触，不时写诗抒怀。如《有感》写道：七十犹如此，百年将奈何!觚棱空想象，日月已蹉跎。伏枥惊残岁，攀鞍愧伏波。四方多猛士，定可挽天河!
尽管岁月蹉跎，事业无成，然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更可喜的是四方猛士正在兴起，定能挽回天河，扭转乾坤。从维新志士的身上，他看到了国家民族的未来。
李端棻一向重视东西方人文制度的研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作了多层次的比较，读了西方政治家卢梭、培根、狄德罗等人的政论著述后，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的意念更加坚定。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等诗，用诗歌的形式抒发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目标。
《学术思想》写道：早知素习尽虚空，志积维新日有功。目的胡为犹惝恍，心思毋乃欠昭融。素王学术无今古，黄种灵明胜白棕。宗旨看真须取法，何妨时势造英雄。
从内容和语气来看，此诗大概写于维新变法之前或变法初始阶段。对以往所学的经术之类颇感空疏无用，而惟有“维新”思想才具有经世致用的实效。“素王”孔子的学术，自应因时而进，弃旧图新。宗旨明确后，就须付诸实践，在大好形势下造就一番英雄事业和一批英雄人物。由此可见，诗人对维新变法的前景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李端棻接受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对西方政治家宣扬的“平等”、“自由”等观念也十分赞赏。《政治思想》中鲜明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如云：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始宣流。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
“国家公产非私产”，触及封建专制的根本问题；作君主的必须以“安民”为要务，并且听取“群谋，，来施政，实行“议会制”。看来，他这时的思想境界仍限制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中。
当维新变法失败，维新人士被抓被杀，诗人自己也被流放(这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之后，他对社会的黑暗及专制制度的罪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杞忧》一诗揭露官场的腐朽：休道成人受苦辛，多财即现宰官身。白身市侩皆朝士，黄口婴儿亦荐绅。但以苞苴权子母，那知恩泽被人民。滔滔天下皆如此，无怪要求遍铁轮。
官爵可以买卖，花去“苞苴”者，必然要从官位中挣回“母”本，更要求取“子’’息，加倍榨取民脂民膏。当政者凭借权力，屠杀不同政见者，制造“党祸”。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后来，唐才常等被杀于汉阳渡口。李端棻忿而写“党祸”一诗：几见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狭心但解酬恩怨，盲眼何曾识正邪!戮辱通囚无漏网，晋唐明宋有前车。汉阳渡口京都市，云散风凄日又斜。
不仅对维新派“党人”如此，当权者还把屠刀对准了爱国学生。1903年，盘踞我国东北的沙俄军队拒绝撤走，反而提出七条无理要求，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京一些学生鸣钟集会，登坛演讲，并通电各省，请示当局不向沙俄妥协，表现了昂扬的爱国热情。而清政府反诬他们是“托拒俄以谋革命”，派兵镇压。闻此消息，李端棻挥笔写了《闻京都学生遇害》一诗：黑气漫漫压帝畿，嘻嘻怪事是耶非。学堂未获收明效，文字翻能鼓祸机。猕荜同胞曾得计，摧残国脉更可悲。党人两字真心法，一网轻投漏网稀。
学生是国家的命脉。端棻上《推广学校折》，倡建京师大学堂，并在各省、府、州、县分别设大学堂、中学堂及小学堂，重新设立课程，为的是培养新型人才，琢育国家民族的栋梁。而今当权者刻意诬加“党人，，罪名，肆意屠戮，不能不令人心痛。联想清军入关后，借“弥蕹”法令'‘‘留发不留头”，杀害无数汉族同胞的罪 行，激起深沉的仇恨。从此刻的心绪来考量，李端菜已对清王朝统治者彻底绝望，萌发了民族革命意识，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和观点相近。
在《国家思想》一诗中，批判了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奴隶心肠”，宣扬“君不堪尊民不卑，，的平等观点；并表示要用“力士剖峡”、“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推倒压制人们的专制制度。
李端棻和康有为同属“维新派”的主力人物，变法失败后，康逃往国外，访问了欧美及亚洲许多国家，见闻颇广，但他一直坚守“保皇”立场，坚定维护光绪皇帝，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路线，与孙中山为首的“车命婆”大论战。后来还参加“宣统复辟”的闹剧。而李端棻早在20世纪初叶，即慈禧、光绪仍生存的时代，便薮然反对君主独裁，反对“家天下”，反对清王朝的倒行逆施。其思想境界。远远超越康有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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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调养一段时期，病体渐次康复。李端棻于1902年受聘为经世学堂山长(即堂长)。《应经世学堂聘》诗云：帖括词章误此身，敢膺重布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
设学堂是维新变法“新政”之一。变法失败后，多项新政均废，惟有学堂或明或暗地保留下来，很值得珍惜。而今拥此“皋比”(喻教职)之位，得摒除旧书院的陈规，设置新的课程。李端棻此时有《普通学说》一书刊行，提出普通学堂应设课程有十六种之多，以西方自然科学占多数，也涉及西方政治、法制、经济诸科。
在i井课中，李端菜刻意宣讲卢梭、培根等西方政治家的学说。月考出题有《培根论》、《卢梭论》，暗中将《新民丛报》中的《卢梭传》、《培根传》等资料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们的眼界大开，向往西方学术之风在边远的贵州蔚然兴起。此事传出，引来了一些思想保守者的非议，有的写竹枝词讽刺李山长。如一首写道：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胆将孔孟比卢梭。
面对诸多诽谤，端棻写《闻谤自责》三首，其一云：轻信人言悔莫追，咎由自取更何辞!维新毕竟输仍旧，用夏原来易变夷。家贼难防凭压力，谤书遍布荷良规!不然民智开通后，团体合群孰御之!在“自责”之后，以反诘的语气加以反击。当权者为防“家贼”，除了打压手段之外，还加上“谤书”这一“良规”；他们所恐惧的是：一旦民智开通，平等、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结成反抗专制的团体，那就再难压制、抵御了。除了与时政有关的诗作外，李端菜还写了不少与朋友的酬答诗，抒写个人生活情趣的小诗。这些作品，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襟与高雅的情趣。如《咏梅》之一云：繁华历尽世知稀，清节归来悟昨非。休道玉颜萧索甚，愿经霜雪更增辉。
借咏梅以展示高洁的人格精神。
《自遣》一诗抒写闲居生活情趣：无恙归来又一年，吾庐吾爱极欣然。安排竹石能医俗，消受香花即是仙。黑熟甜乡真自在，白甘矗饭胜肥鲜。只怜文字终遭忌，枉费精神种恶缘。闲居园庐，静赏竹石花木，熟睡黑甜乡，吃着“三白”晶饭，自由自在。末联道出了对“文字”、“恶缘”的耽心。也许正是这一担心，他没有把诗作寄到海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
李端棻生平作诗上千首，因不自珍惜，随写随弃，现存者仅140余首。无论从内容和形式方面考察，其风韵、格调，均与“诗界革命”的标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相契合，具备了“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这“三长”。所遗憾的是：李氏诗作一直被埋没，未能在《诗界潮音集》中展示给海内外读者。李氏有深厚的诗学修养。诚如何麟书《李苾园先生遗诗序》中所说：“生平喜为诗，心有所触，一一托之吟咏。当其下笔，直抒胸臆，无所缘饰雕绩，及其既成，精光锐气，似经千锤百炼而出。盖性情真挚，蕴蓄宏厚，非肖声袭貌者所可伪也。”这是中肯的评价。就艺术水平而论，他与康有为差可比肩。黄万机《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评论李端棻云：“(他)把诗歌创作与社会生活、政治事件密切结合起来，反映新的时代内容。李端棻晚年作品，是符合‘诗界革命’要求的，诗中出现了‘平等’、‘自由’、‘民智’、‘国民’、‘新政’、‘团体’、‘政策’等新名词，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他也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蒋自由、夏曾佑、丘逢甲、狄葆贤等一样，是‘诗界革命’的诗人；而论资历，则是他们的前辈。”今天，我们根据李端棻诗作的实在内容与风格特征，应当恢复他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称他是“诗界革命”的宿将，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