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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贵州学术思想的发展，不但与中央王朝凭借国家力量开发和经营帝国西南疆域的历史进程一致，而且也与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向滇黔两省的扩散传播同步。它既有赖于士大夫社会的形成，也有赖于知识精英的产生，最终则经、史、子、集四部均各有大量撰述，直接以地缘文化的形式丰富了祖国的学术文化宝库。任何具有价值的理解或诠释都必然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传统学术思想通过亲切而具体的创造性衔接亦可成为未来文化继续发展的动力资源。
关键词：贵州 区域 传统 社会转型 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90-96
贵州是我国多民族杂居地区之一，无论社会经济或文化生活都与祖国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但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而且也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丰富了祖国五千年文明的宝藏。有针对性把贵州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加以认真研究，关注中原文化在边地的传播扩散及相互融合发展的情况，特别是疏理历代知识精英抽绎提炼出来的学术思想系统，分析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劳作密切相关的精神信仰世界，总结大、小传统长期互动涵化的规律性特点，既可以加深对各兄弟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结构调整的现代性发展，也可以地缘学术的方式拓宽或加深人类自我反省和致思题域的范围，丰富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等学科的具体内容，呈现华夏文明复杂多元的地理区域分布面相，甚至最终与国际地域学发展方向接轨，展开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建构内涵深厚本土经验又兼具普遍开放性特征的新时代学术思想理论体系。《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重访》的撰作出版，虽只是尝试性的初步工作，主要是以重访的方式聆听了来自传统深处的声音，但也体现了自觉总结既往学术思想经验，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努力；因而与其说是研究总结式的历史陈述，不如说是反省批判式的精神对话。以此为助缘或许能鼓励更多的年青人涉足学术思想史领域，继续作出披荆斩棘的重大理论探寻，以质量一流的成果贡献于国家社会，在更深广的层面上推动现代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一、儒学的传播与学术资源的积累
区域从来都是有意义的历史性结构，代表文化建构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以区域为个案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时兼顾内在固有的思想脉络问题，关注历史与价值之间所形成的合理性张力，当有助于对华夏文明的整体历史的认识，厘清构成文明结构系统必不可少的局部地区的学术思想特点，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方法论的自觉和致思取向的倾斜。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着重介绍了儒学在贵州的传播扩散，总结了贵州经学、朴学(考据学)的历史性成就，分析了黔中王门的源流演变，疏理了程朱与陆王两大学派的地域纷争状况。整体地看，贵州学术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不但与中央王朝凭借国家力量开发和经营帝国西南疆域的历史进程一致，而且也与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向滇黔两省的扩散传播同步。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赖于地方文化风气的开启，特别是一定的人才队伍的产生，主要的标志即是知识精英数量群体的增多，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而无论知识精英数量的增多或士大夫阶层的形成，都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地方社会发展的内地化转型，加快了地方社会融入庞大国家体系的过程，催生了区域学术思想世界的诞生，形成了有别于民间信仰的一整套大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易言之，至迟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贵州已形成了可供大传统学术思想生存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地方知识精英群体已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世界，他们不断配合主流话语展开各种与学术文化建构活动有关的思想性言说，最终则形成了经、史、子、集各部皆有撰述的繁荣局面。这一学术思想世界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呈现出日益多元复杂的内涵特征，犹如树之生长，先扎根土壤，然后吐芽发干，枝叶扶疏，花果繁茂，不仅生息长寿，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且蔚成林海，可供百鸟千兽栖身留踪。
四部分类当然是国家认可的一种学术分类范畴，但也体现了地方学术思想世界逐渐改变自己“失语”状况的事实，是国家学术文化区域化的一个缩影。它一方面受到时代气运升降起伏的影响，为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所制约，总会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或民族文化特征；一方面也遵循自己的内在学术理路向前发展，有着自身的自主性规律可供探寻，形成了独立的学术谱系或研究领域。概括言之，亦可说学术既不能不以世运人心之好尚变化为转移，亦不完全以世运人心之好尚变化为转移，诚如章太炎所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可见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将学术思想外化为政治结构或社会关系，但也不能不注意地理环境、政教风俗、个人才情等诸多因素的可能性影响，否则便难以解释各种学派的形成分化及相应的多元性地域文化景观，不能清楚说明地缘区位或人才群体差异与不同学术风格或致思范型客观存在着的密契关系。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实质而非形式的互动性联系，任何学者或思想家都不能独立于文化之外，进行共相式的思维活动。因此，研究工作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地从事实出发，广泛搜考甄别各种可资参考的材料，以超越的距离和客观的立场来缜密审视，防止任何头脑中的主观建构，避免任何具体性错置的谬误。
儒学在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传播速度的加快，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礼俗风气，形成了大、小传统长期复杂互动的文化格局，也以增上缘的方式直接推动了经学学术思想的形成，代表了儒家核心价值在地方思想信仰世界的深广扎根。经典的权威性既来自自身内涵的价值，也来自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认同，即使在僻远的贵州也形成了自己可圈可点的经学传统，滋生发展出巫文化世界之外的另一种人文与理性的文化力量。儒家的秩序化情结透过其在西南边地的学术思想活动亦不难一窥究竟。明清两代无论学宗程朱或恪守陆王，争论“性即理”或“心即理”，乃至服膺许郑，直承乾嘉考据学运动的余绪，贵州学术思想的世界都可说是宿学名儒辈出，涌现了一批颇令中原学者刮目相看的佳构名篇，不仅产生了全国最早的王阳明后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出现了李同野、孙淮海、马内江等一批心学中坚人物，而且朴学考证运动也兴盛一时，拥有诸如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等一批颇能代表清学运动发展水平的主将。他们前后相续，或述或作，均活跃于地方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舞台，构成了必须认真疏理的学术谱系。儒家的发展涉及哲学、文化及政治诸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道咸之之际，学者之间彼此砥砺，省内省外互通声气，区域性的学术思想日益兴盛，骎骎乎足与中原文化发达之地比肩并立。贵州学术思想世界经过长程的发展已显得花繁叶茂，其间的变化衍分错综复杂，但仍间接地隐喻了大传统发展的整体趋势，携带着历史和时代的文化信息，都有必要依据了解之同情的方法予以疏理和澄清。
清末新政改革以来，西学东渐之势日益明显，固有价值系统开始受到侵蚀解构，神圣经典在脱魅化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质疑批判，一切既往的权威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丢失了独断性的话语权，士大夫原先认同 的精神与理性的世界逐渐受到颠覆，传统学问遂一变而为东西杂糅的“新学”，经学亦折入哲学、史学、文学而丧失其至尊地位；西方学术分类方法开始占据主导性地位，各种专门性的学科都在因应外来的标准重新调整和确定自己应有的内涵，学术思想亦随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范式转移变化。严格地说，任何社会秩序的合理建立及其相应的变革，往往都取决于深层价值理念的稳定和契时契机的调整。尽管“新”与“旧”的话语权争夺并不一定就如固有认知想象那样的“你死我活”，但学术思想范型的转移变化仍预示了社会文化变革的深刻和激烈。依据“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我们也疏理了以经学为主体的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著述层累积淀的具体历史图景，分析了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具体原因。力求形成历史与逻辑完整统一的思想史叙事风格，从而更好地揭示社会文化变迁的整体发展趋势，了解始终内涵着持续性脉络的古今嬗替特点。
地方志是贵州历代累积的文献的渊薮大宗，代表了一个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既承载了大量的大传统学术思想文化信息，是历代学者保存和建构历史记忆的文本化体现，也内涵了繁复的地方性知识系统，是地方文化意识自我表达或主动交流的话语传递方式。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始终滔滔汩汩，从未有过中辍悬隔，不仅代表了一种人间性的人文关怀，而且也体现了民族自我“慎终追远”的生存智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较，“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要人愚，人话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在中国人看来，历史不是神而是人的启示，人在创造了历史的同时亦对历史负有责任。史学的精神本质上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史书撰作形式，都从不同的方面汇聚起了文化经验和民族智慧的全体。针对现实环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人们亦能从中寻找相应的资源答案。贵州地方志的修撰历史及数量众多的成果当然也是民族集体史学传统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在通读遍阅各地志乘的基础上，认真疏理分析了方志修纂演变发展的全程，认为它不仅与地方学术文化兴衰的发展历程大体一致，而且也明显受到政治权力话语的支配性影响，既体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文化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变化过程，也强化了知识精英沟通国家与地方的联络媒介作用，。从整体上看，贵州地方志的修纂虽宋代即已渐显端倪，但发展定型仍要到地方学术思想世界已初步建立的明代，清代以此为基础继续兴盛繁荣并有所提高，民国则出现了转型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的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也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地方文化的时代变迁状况。至于地方政治之隆替，社会之治乱，文化之盛衰，经济之荣瘁，透过方志文本之叙述，亦可略窥其究竟。故如实分析历代地方志的修纂情况及其总体成就，也是客观了解或直接通往地方学术思想世界的一条有效路径。
二、地方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典籍
大乘佛教与禅宗作为地方学术思想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是本书作者长期关注的一大重点。从长时段的视域进行观察，早期贵州佛教的传人似有南北两条路线。贵州不仅在文化地图分布上属于汉传佛教文化圈，而且也明显受到南传佛教的浸润和影响，最终则形成了北传佛教压倒南传佛教的学术文化局面。明代以来僧人人黔弘法者甚多，特别是南明时期遗民逃禅兴盛一时，瓖玮之士非儒即释，更形成了地方佛教发展史上的高峰，可谓学术思想文化的一大里程碑。而政治与宗教相互附丽与影响，亦形成颇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临济禅宗的兴盛及大量语录体著述的涌现，它不仅触发感染了大批儒家士子精英的研修兴趣，引起了思想信仰世界的微妙变化，出现了儒释道三家交融互动的文化景观，顺应了国家经营开发边地的总体发展趋势，而且也深入到地方民众生活世界价值核心的内层，与固有的民间宗教信仰与相应的仪式活动结合，出现了颇有地方文化普遍性特征的“巫化现象”，造成了小传统吸纳改造大传统的有趣社会生活面相。这是外来宗教经过地方文化的过滤，最终只能以变异的方式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典型例证。历史的架构从来都不是一元的，它的丰富与复杂或许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就传统中国的发展趋势而言，大、小传统的沟通自古以来便很畅通，二者长期存在着互动互补的对话性关系，但具体到开发较晚的贵州，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无论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范导支配，抑或小传统对大传统的消化吸纳，误读误解的现象均时有发生，既反映了地方知识系统的复杂，也体现了民众信仰体系的多元。至于禅宗在民国年间的衰颓与净土宗的日益兴盛，也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佛教文化史的一大重要现象，着眼于佛教发展前后源流的一致性，我们也作了专门的讨论和说明。
如同大传统文化必须有一定的典籍作为自己的价值承载体，其中又有不少长期受到历史文化尊奉认同的“正典”一样，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也有不少颇能反映自身核心价值的“典籍”，甚至主要依靠实践记忆的方式传承自身文化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笔录了不少具有经典常道意味的“圣典”，既反映了自身族群独特的文化传统，也代表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谱系，不一定就能提供理性化的实用知识，却可以帮助生活中行动的人获得价值。少数民族“典籍”大多内涵着积淀在久远历史中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代表了一套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解释模式，同时也可凭借仪式的方式，随时转化为可知可感的文化事象活动，以强大的集体意志力量巩固生活世界必不可少的礼俗秩序。这恰好正是“经典”的存在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符号与社会文化运作秩序一体化的常见范例，说明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经典”都很难脱离礼俗秩序的总体结构而单独显示自己的社会意义。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行为或符号象征活动，“典籍”才转化为一种“活”的切身性文化体验现象。因此，从“典籍”人手观察少数民族的思想信仰世界，深挖其道德规范、习俗风尚、礼仪节庆的价值根据，了解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深层内在原因，探讨民族自我“同一性”的历史性存在论基础，分析不同族群生活世界必有的内在社会结构及文化变迁，厘清各种知识体系存在的相互关联性，也始终都是我们下笔谋篇一以贯之、反复强调的方法论路径，不能不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
“典籍”从来都是历史文化生成机制的智慧产物，往往以文本的方式承载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依据“典籍”认真展开解读或诠释，如实地触摸一个民族最深层的心灵，或许既能看到地方族群文化与生死哲学、祖先观念、神人体系、巫术谶纬有关的价值系统，也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与思想信仰密契一致的各种宗教仪式的意义特征。民族性的“经典”不但能透过仪式活动展示其意义，而且也可以凭借历史性的传承凝固起价值，既能沟通神圣与世俗，也能强化秩序和结构，统合了边缘与中心，联结了生者和逝者，传达了祈求与许愿，缓解了紧张和焦虑，不是“死”的文化遗产，而是“活”的精神生活。如同大传统宗教文化的存在机制一样，民间宗教信仰也是属人的生存现象，只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调整变异，难以作为过渡性的社会现象消亡歇绝。由于民间社会信仰的空间长期受到人们视野偏见的遮蔽，加上它始终未能融入大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主流， 就更需要我们凭借“典籍”及其相应的仪式活动，重新解读各兄弟民族信仰世界中的道德一精神价值，了解中国文化所包涵的多元成分及其有同有异的“原型”发展向度，承认已形成传统的信仰从来都是不需证明的当然预设。“礼失求诸野”的古训早已表明，边缘亦有可能保存正统失落的文化成分。至于“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动力”，透过不同民族各自珍藏爱护的“典籍”，也能获得客观清晰的具体了解，尽管我们在深入一个传统的核心部分的同时，也有必要注意相应的外显性文化现象。本书的撰述原则是尽可能地依据人类学的方法，得出较为新颖可靠的结论。而所谓结论，则无论衡之经典文本或民族实践记忆，都应该是可以信据，能够多方佐证，具有一定的学术启示意义的。
华夏文明涵盖下的不同地区，尽管在地缘经济或区位条件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礼秩习俗或气质好尚，存在着数量甚多的各种类型的次文化，但都以文明进步的方式取得了重要的思想成就，开辟出一个形上与形下合为一体的完整世界。本书在与学术思想史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了尝试性的探索，可说既关注大传统主流思想成果，也重视小传统精神信仰世界；既突出学术思想内在理路的线索清理，也展示历史、文化、习俗、语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既反映知识精英的学术话语表达，也透显地方巫文化的宗教信仰诉求；既有历史大脉络的宏观鸟瞰，也有具体个案的微细分析，尽管能不能成为一部难得的地方学术思想通史，是否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尚有待读者的定评，需要学术界的认可，但透过本书逐层展开的叙事学脉络，我们仍不难看到，只有相互影响的民族，没有自行孤立发展的文明。任何文化都必须在互动中共同前进，在互动中彼此欣赏，在互动中促进自我认识，在互动中融合发展。一切创造性的文化成果都必须经由思想的形式展开对话与交流，依据思想的形式主动扩散或传播，凭借思想的形式达致理解和认同，通过思想的形式获得共识或合作。思想从来都是人类最微妙最重要的创造性力量，不仅表征了民族自我长期艰苦探索的过程，留下了各种路标式的符号印记，构成话语言说的广阔空间，巩固了后来者必不可少的再思考和再认识的目的出发地，而且也历史性地再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思考者体验和认知的成果，凝聚了各个民族群体的精神信仰，维护了他们发自内心的价值情感，传达了人类永恒的形上追求与理论企盼。
三、“活”的思想与“活”的历史的永恒书写
思想既虚玄又实在，它一方面不能不有形而上的特征，必须以“虚”的抽象的方式存在，一方面又难以离开产生自己的文化生活土壤，有着“实”的具体言说方式。尤其思想一旦变为一种“前见”，就更容易与人的解释行为与实践行为合为一体，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资源，成为个人认识判断事物与存在的先决条件，构成理解生活世界意义与价值的感知核心。借用西哲伽达默尔的表述，即“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前见”的转换是认识范型的转换，往往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巨大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思想与价值经由社会风气加以凝固，也总是容易陶冶出具有相同性格和目标取向的人群。诚如晚清康有为所言：“天下移人最巨者何哉?莫大于言议觉识矣。父子之亲，天性也，而佛氏能夺之而立师徒；身命之私，至切也，而圣人能夺之而徇君父。夫以其自有之身，及其生身之亲，说一法立一义而能夺之，则天下无有不能夺者矣。故明此术者，何移而不得。”足见思想及相应的话语言说，其力量是何等的巨大!非特能够深入人心，融洽肌髓，亦可铸造群习，敷广士风——既表征着个体性的人的存在状态，也展示了群体性的民族的精神品性，不仅能直接外显为教化的力量，而且也能间接转化为文化的力量。以此揆诸古今中外，皆无不有经验事实可供发明。而依据自己所信奉的理念或思想原来抉择行为，往往也是勇于担负道义的知识精英的一大角色特征。历史不是思想但也离不开思想，思想与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既不能相互化约，也难以完全割裂。所以我们固然应该透过思想寻找历史的见证，但也有必要凭借历史观察思想的动因。
思想当然也会成为历史，化为既往的陈迹，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但未尝不能长存于天壤间，构成古今相联的传统，显示民族慧命恒久的活力。思想不一定会随着作者的消逝而死去，它完全可以薪火相传的方式构成连续性的精神系谱。思想史的本质也不只是重构过去的精神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与现时的致思取向产生关联性的交流。任何具有价值的理解或诠释都必然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不能只将其视为博物馆历史陈列物仅作对象式的观赏。历史性的思想之所以能保持“活”的形态，就在于它始终都对后来的诠释者保持开放的态势。因此，凡治思想史者均必须小心谨慎，一切都以合于历史的“真际”和“善法”为依准，否则谬误流入众生识田中，酿成视人观物的色镜偏见，罪过岂鲜浅哉!本书希望寻找一条学术思想与历史文化交汇互动的方法论言说新路径，并尽可能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人群。如果认为前人留下的思想痕迹，凡足以征诸文献者，一切皆无价值，甚至大张伐挞，必从记忆中抹去而后快，则不陷入狭隘的民族虚无主义，即沦为蠢猪式的教条主义，最终的结果便是造成思想与行为的肤浅浮泛，引发形式主义盛行嚣张的严重灾难。既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仍历历在目，当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深刻铭记。或许晚近学人严复的话仍值得三复玩味：“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历史固然永远属于我们，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永远属于历史。历史是“活”的有时机场景的历史，我们也是“活”的有生命境域的我们。历史文化不能不以人的活动为内容，而人的活动亦不能不以历史文化为形式——不但我们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环节，而且它也构成了一个可以持续向前发展的传统。无论通过历史来了解我们或通过我们来了解历史，都是扩大人类经验并避免重犯错误的重要方法论门径，都有必要转化为“活”的“与时偕行”的共生共荣的生命创造活动。我们需要以走进“历史”的方法来走进“思想”，也需要以走进“思想”的方法来走进“历史”。就民族群体而言，非历史化的态度只会导致思想的浅薄；思想的浅薄亦会造成历史的失重。所以民族集体历史记忆如果一旦的消失，有识者则难免不感到痛心疾首。智性的探究总是使心灵与对象更加相应，“重访”的目的则是为了当下的精神性耕耘，既表现为对未来的永久开放，也表现为不断展开的解释和再解释。即使本书的写作也是一项基于历史传承来主动展开的思想对话活动，决不会因为文本的动态性展开的终结而永告结束。尽管学术资源的积累始终呈现着进步的态势，却未必有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知识的终点。如同生生不已代表了宇宙的创化过程一样，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也体现了生命的无尽实践过程，诚如梁任公所说：“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为不可不尽之义务。”人类的学术思想事业只能在《易经》所言“未济”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任何人都无权以终极答案或真理性解释的名义宣告其终结，最关键的要义仍是如何永远保持刚健日新的生命创造活力，不断转化出“天地变化草木番”的学术繁荣景象。
最后想强调的是，如同意识可以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来主动加以形成一样，思想也能够凭借社会风气和文化环境的调整来主动加以建构。我们需要与固有传统产生具体而亲切的创造性衔接，培养具有民族自觉性的珍惜一切文明成就的宽广胸怀，目的则是重新寻找更有生机与活力的学术思想建设道路，并从中涵化出真正扎根于心灵深处的人文主义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重新开出有助于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文明新境域。任何社会都没有与自己的族群生活分隔开来的文化，也罕见不受民族精神生活影响的社会。从根本上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无论兴盛健康或颓废衰败，乃至礼乐交彰或礼乐双废，都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文化一旦变成一种垃圾生产，无论物质外表的包装如何漂亮时髦，都只能意味着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活力的衰颓，表现出“文”与“质”畸形失衡的社会人生病相，不能不以批判的意识和哲学的反思随时从根源深处认真加以审视。至于人心之陷于物欲，忽略精神文明的发展，实为今日社会时代的一大病症，虽已弥漫为全球性问题，且“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然倘能依据“时中智慧”拨乱而反诸正，则亦为本书撰作题外之一大旨趣，而略附于此焉!
关键词：贵州 区域 传统 社会转型 学术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2-90-96
贵州是我国多民族杂居地区之一，无论社会经济或文化生活都与祖国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但开发了祖国的西南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而且也创造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丰富了祖国五千年文明的宝藏。有针对性把贵州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加以认真研究，关注中原文化在边地的传播扩散及相互融合发展的情况，特别是疏理历代知识精英抽绎提炼出来的学术思想系统，分析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劳作密切相关的精神信仰世界，总结大、小传统长期互动涵化的规律性特点，既可以加深对各兄弟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结构调整的现代性发展，也可以地缘学术的方式拓宽或加深人类自我反省和致思题域的范围，丰富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等学科的具体内容，呈现华夏文明复杂多元的地理区域分布面相，甚至最终与国际地域学发展方向接轨，展开国际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建构内涵深厚本土经验又兼具普遍开放性特征的新时代学术思想理论体系。《贵州：传统学术思想世界的重访》的撰作出版，虽只是尝试性的初步工作，主要是以重访的方式聆听了来自传统深处的声音，但也体现了自觉总结既往学术思想经验，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努力；因而与其说是研究总结式的历史陈述，不如说是反省批判式的精神对话。以此为助缘或许能鼓励更多的年青人涉足学术思想史领域，继续作出披荆斩棘的重大理论探寻，以质量一流的成果贡献于国家社会，在更深广的层面上推动现代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一、儒学的传播与学术资源的积累
区域从来都是有意义的历史性结构，代表文化建构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以区域为个案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时兼顾内在固有的思想脉络问题，关注历史与价值之间所形成的合理性张力，当有助于对华夏文明的整体历史的认识，厘清构成文明结构系统必不可少的局部地区的学术思想特点，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方法论的自觉和致思取向的倾斜。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着重介绍了儒学在贵州的传播扩散，总结了贵州经学、朴学(考据学)的历史性成就，分析了黔中王门的源流演变，疏理了程朱与陆王两大学派的地域纷争状况。整体地看，贵州学术思想世界的形成与发展，不但与中央王朝凭借国家力量开发和经营帝国西南疆域的历史进程一致，而且也与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传统文化向滇黔两省的扩散传播同步。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赖于地方文化风气的开启，特别是一定的人才队伍的产生，主要的标志即是知识精英数量群体的增多，士大夫阶层的形成。而无论知识精英数量的增多或士大夫阶层的形成，都直接间接地促进了地方社会发展的内地化转型，加快了地方社会融入庞大国家体系的过程，催生了区域学术思想世界的诞生，形成了有别于民间信仰的一整套大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易言之，至迟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贵州已形成了可供大传统学术思想生存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地方知识精英群体已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世界，他们不断配合主流话语展开各种与学术文化建构活动有关的思想性言说，最终则形成了经、史、子、集各部皆有撰述的繁荣局面。这一学术思想世界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呈现出日益多元复杂的内涵特征，犹如树之生长，先扎根土壤，然后吐芽发干，枝叶扶疏，花果繁茂，不仅生息长寿，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且蔚成林海，可供百鸟千兽栖身留踪。
四部分类当然是国家认可的一种学术分类范畴，但也体现了地方学术思想世界逐渐改变自己“失语”状况的事实，是国家学术文化区域化的一个缩影。它一方面受到时代气运升降起伏的影响，为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所制约，总会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或民族文化特征；一方面也遵循自己的内在学术理路向前发展，有着自身的自主性规律可供探寻，形成了独立的学术谱系或研究领域。概括言之，亦可说学术既不能不以世运人心之好尚变化为转移，亦不完全以世运人心之好尚变化为转移，诚如章太炎所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可见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将学术思想外化为政治结构或社会关系，但也不能不注意地理环境、政教风俗、个人才情等诸多因素的可能性影响，否则便难以解释各种学派的形成分化及相应的多元性地域文化景观，不能清楚说明地缘区位或人才群体差异与不同学术风格或致思范型客观存在着的密契关系。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实质而非形式的互动性联系，任何学者或思想家都不能独立于文化之外，进行共相式的思维活动。因此，研究工作也不能不小心翼翼地从事实出发，广泛搜考甄别各种可资参考的材料，以超越的距离和客观的立场来缜密审视，防止任何头脑中的主观建构，避免任何具体性错置的谬误。
儒学在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传播速度的加快，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礼俗风气，形成了大、小传统长期复杂互动的文化格局，也以增上缘的方式直接推动了经学学术思想的形成，代表了儒家核心价值在地方思想信仰世界的深广扎根。经典的权威性既来自自身内涵的价值，也来自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认同，即使在僻远的贵州也形成了自己可圈可点的经学传统，滋生发展出巫文化世界之外的另一种人文与理性的文化力量。儒家的秩序化情结透过其在西南边地的学术思想活动亦不难一窥究竟。明清两代无论学宗程朱或恪守陆王，争论“性即理”或“心即理”，乃至服膺许郑，直承乾嘉考据学运动的余绪，贵州学术思想的世界都可说是宿学名儒辈出，涌现了一批颇令中原学者刮目相看的佳构名篇，不仅产生了全国最早的王阳明后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出现了李同野、孙淮海、马内江等一批心学中坚人物，而且朴学考证运动也兴盛一时，拥有诸如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等一批颇能代表清学运动发展水平的主将。他们前后相续，或述或作，均活跃于地方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舞台，构成了必须认真疏理的学术谱系。儒家的发展涉及哲学、文化及政治诸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道咸之之际，学者之间彼此砥砺，省内省外互通声气，区域性的学术思想日益兴盛，骎骎乎足与中原文化发达之地比肩并立。贵州学术思想世界经过长程的发展已显得花繁叶茂，其间的变化衍分错综复杂，但仍间接地隐喻了大传统发展的整体趋势，携带着历史和时代的文化信息，都有必要依据了解之同情的方法予以疏理和澄清。
清末新政改革以来，西学东渐之势日益明显，固有价值系统开始受到侵蚀解构，神圣经典在脱魅化的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质疑批判，一切既往的权威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丢失了独断性的话语权，士大夫原先认同 的精神与理性的世界逐渐受到颠覆，传统学问遂一变而为东西杂糅的“新学”，经学亦折入哲学、史学、文学而丧失其至尊地位；西方学术分类方法开始占据主导性地位，各种专门性的学科都在因应外来的标准重新调整和确定自己应有的内涵，学术思想亦随之发生巨大而深刻的范式转移变化。严格地说，任何社会秩序的合理建立及其相应的变革，往往都取决于深层价值理念的稳定和契时契机的调整。尽管“新”与“旧”的话语权争夺并不一定就如固有认知想象那样的“你死我活”，但学术思想范型的转移变化仍预示了社会文化变革的深刻和激烈。依据“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我们也疏理了以经学为主体的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展示了不同类型的著述层累积淀的具体历史图景，分析了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具体原因。力求形成历史与逻辑完整统一的思想史叙事风格，从而更好地揭示社会文化变迁的整体发展趋势，了解始终内涵着持续性脉络的古今嬗替特点。
地方志是贵州历代累积的文献的渊薮大宗，代表了一个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既承载了大量的大传统学术思想文化信息，是历代学者保存和建构历史记忆的文本化体现，也内涵了繁复的地方性知识系统，是地方文化意识自我表达或主动交流的话语传递方式。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始终滔滔汩汩，从未有过中辍悬隔，不仅代表了一种人间性的人文关怀，而且也体现了民族自我“慎终追远”的生存智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较，“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要人愚，人话要人智，心思是迥然不同的”。在中国人看来，历史不是神而是人的启示，人在创造了历史的同时亦对历史负有责任。史学的精神本质上也是一种民族精神。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多种多样的史书撰作形式，都从不同的方面汇聚起了文化经验和民族智慧的全体。针对现实环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人们亦能从中寻找相应的资源答案。贵州地方志的修撰历史及数量众多的成果当然也是民族集体史学传统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在通读遍阅各地志乘的基础上，认真疏理分析了方志修纂演变发展的全程，认为它不仅与地方学术文化兴衰的发展历程大体一致，而且也明显受到政治权力话语的支配性影响，既体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文化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变化过程，也强化了知识精英沟通国家与地方的联络媒介作用，。从整体上看，贵州地方志的修纂虽宋代即已渐显端倪，但发展定型仍要到地方学术思想世界已初步建立的明代，清代以此为基础继续兴盛繁荣并有所提高，民国则出现了转型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的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也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地方文化的时代变迁状况。至于地方政治之隆替，社会之治乱，文化之盛衰，经济之荣瘁，透过方志文本之叙述，亦可略窥其究竟。故如实分析历代地方志的修纂情况及其总体成就，也是客观了解或直接通往地方学术思想世界的一条有效路径。
二、地方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典籍
大乘佛教与禅宗作为地方学术思想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是本书作者长期关注的一大重点。从长时段的视域进行观察，早期贵州佛教的传人似有南北两条路线。贵州不仅在文化地图分布上属于汉传佛教文化圈，而且也明显受到南传佛教的浸润和影响，最终则形成了北传佛教压倒南传佛教的学术文化局面。明代以来僧人人黔弘法者甚多，特别是南明时期遗民逃禅兴盛一时，瓖玮之士非儒即释，更形成了地方佛教发展史上的高峰，可谓学术思想文化的一大里程碑。而政治与宗教相互附丽与影响，亦形成颇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临济禅宗的兴盛及大量语录体著述的涌现，它不仅触发感染了大批儒家士子精英的研修兴趣，引起了思想信仰世界的微妙变化，出现了儒释道三家交融互动的文化景观，顺应了国家经营开发边地的总体发展趋势，而且也深入到地方民众生活世界价值核心的内层，与固有的民间宗教信仰与相应的仪式活动结合，出现了颇有地方文化普遍性特征的“巫化现象”，造成了小传统吸纳改造大传统的有趣社会生活面相。这是外来宗教经过地方文化的过滤，最终只能以变异的方式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典型例证。历史的架构从来都不是一元的，它的丰富与复杂或许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尽管就传统中国的发展趋势而言，大、小传统的沟通自古以来便很畅通，二者长期存在着互动互补的对话性关系，但具体到开发较晚的贵州，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无论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范导支配，抑或小传统对大传统的消化吸纳，误读误解的现象均时有发生，既反映了地方知识系统的复杂，也体现了民众信仰体系的多元。至于禅宗在民国年间的衰颓与净土宗的日益兴盛，也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佛教文化史的一大重要现象，着眼于佛教发展前后源流的一致性，我们也作了专门的讨论和说明。
如同大传统文化必须有一定的典籍作为自己的价值承载体，其中又有不少长期受到历史文化尊奉认同的“正典”一样，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也有不少颇能反映自身核心价值的“典籍”，甚至主要依靠实践记忆的方式传承自身文化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笔录了不少具有经典常道意味的“圣典”，既反映了自身族群独特的文化传统，也代表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谱系，不一定就能提供理性化的实用知识，却可以帮助生活中行动的人获得价值。少数民族“典籍”大多内涵着积淀在久远历史中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代表了一套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解释模式，同时也可凭借仪式的方式，随时转化为可知可感的文化事象活动，以强大的集体意志力量巩固生活世界必不可少的礼俗秩序。这恰好正是“经典”的存在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符号与社会文化运作秩序一体化的常见范例，说明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经典”都很难脱离礼俗秩序的总体结构而单独显示自己的社会意义。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式行为或符号象征活动，“典籍”才转化为一种“活”的切身性文化体验现象。因此，从“典籍”人手观察少数民族的思想信仰世界，深挖其道德规范、习俗风尚、礼仪节庆的价值根据，了解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深层内在原因，探讨民族自我“同一性”的历史性存在论基础，分析不同族群生活世界必有的内在社会结构及文化变迁，厘清各种知识体系存在的相互关联性，也始终都是我们下笔谋篇一以贯之、反复强调的方法论路径，不能不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
“典籍”从来都是历史文化生成机制的智慧产物，往往以文本的方式承载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依据“典籍”认真展开解读或诠释，如实地触摸一个民族最深层的心灵，或许既能看到地方族群文化与生死哲学、祖先观念、神人体系、巫术谶纬有关的价值系统，也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与思想信仰密契一致的各种宗教仪式的意义特征。民族性的“经典”不但能透过仪式活动展示其意义，而且也可以凭借历史性的传承凝固起价值，既能沟通神圣与世俗，也能强化秩序和结构，统合了边缘与中心，联结了生者和逝者，传达了祈求与许愿，缓解了紧张和焦虑，不是“死”的文化遗产，而是“活”的精神生活。如同大传统宗教文化的存在机制一样，民间宗教信仰也是属人的生存现象，只能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调整变异，难以作为过渡性的社会现象消亡歇绝。由于民间社会信仰的空间长期受到人们视野偏见的遮蔽，加上它始终未能融入大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主流， 就更需要我们凭借“典籍”及其相应的仪式活动，重新解读各兄弟民族信仰世界中的道德一精神价值，了解中国文化所包涵的多元成分及其有同有异的“原型”发展向度，承认已形成传统的信仰从来都是不需证明的当然预设。“礼失求诸野”的古训早已表明，边缘亦有可能保存正统失落的文化成分。至于“每一文化区有它底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底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动力”，透过不同民族各自珍藏爱护的“典籍”，也能获得客观清晰的具体了解，尽管我们在深入一个传统的核心部分的同时，也有必要注意相应的外显性文化现象。本书的撰述原则是尽可能地依据人类学的方法，得出较为新颖可靠的结论。而所谓结论，则无论衡之经典文本或民族实践记忆，都应该是可以信据，能够多方佐证，具有一定的学术启示意义的。
华夏文明涵盖下的不同地区，尽管在地缘经济或区位条件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礼秩习俗或气质好尚，存在着数量甚多的各种类型的次文化，但都以文明进步的方式取得了重要的思想成就，开辟出一个形上与形下合为一体的完整世界。本书在与学术思想史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了尝试性的探索，可说既关注大传统主流思想成果，也重视小传统精神信仰世界；既突出学术思想内在理路的线索清理，也展示历史、文化、习俗、语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既反映知识精英的学术话语表达，也透显地方巫文化的宗教信仰诉求；既有历史大脉络的宏观鸟瞰，也有具体个案的微细分析，尽管能不能成为一部难得的地方学术思想通史，是否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尚有待读者的定评，需要学术界的认可，但透过本书逐层展开的叙事学脉络，我们仍不难看到，只有相互影响的民族，没有自行孤立发展的文明。任何文化都必须在互动中共同前进，在互动中彼此欣赏，在互动中促进自我认识，在互动中融合发展。一切创造性的文化成果都必须经由思想的形式展开对话与交流，依据思想的形式主动扩散或传播，凭借思想的形式达致理解和认同，通过思想的形式获得共识或合作。思想从来都是人类最微妙最重要的创造性力量，不仅表征了民族自我长期艰苦探索的过程，留下了各种路标式的符号印记，构成话语言说的广阔空间，巩固了后来者必不可少的再思考和再认识的目的出发地，而且也历史性地再现了一代又一代的思考者体验和认知的成果，凝聚了各个民族群体的精神信仰，维护了他们发自内心的价值情感，传达了人类永恒的形上追求与理论企盼。
三、“活”的思想与“活”的历史的永恒书写
思想既虚玄又实在，它一方面不能不有形而上的特征，必须以“虚”的抽象的方式存在，一方面又难以离开产生自己的文化生活土壤，有着“实”的具体言说方式。尤其思想一旦变为一种“前见”，就更容易与人的解释行为与实践行为合为一体，化为继续前进的动力资源，成为个人认识判断事物与存在的先决条件，构成理解生活世界意义与价值的感知核心。借用西哲伽达默尔的表述，即“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前见”的转换是认识范型的转换，往往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巨大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思想与价值经由社会风气加以凝固，也总是容易陶冶出具有相同性格和目标取向的人群。诚如晚清康有为所言：“天下移人最巨者何哉?莫大于言议觉识矣。父子之亲，天性也，而佛氏能夺之而立师徒；身命之私，至切也，而圣人能夺之而徇君父。夫以其自有之身，及其生身之亲，说一法立一义而能夺之，则天下无有不能夺者矣。故明此术者，何移而不得。”足见思想及相应的话语言说，其力量是何等的巨大!非特能够深入人心，融洽肌髓，亦可铸造群习，敷广士风——既表征着个体性的人的存在状态，也展示了群体性的民族的精神品性，不仅能直接外显为教化的力量，而且也能间接转化为文化的力量。以此揆诸古今中外，皆无不有经验事实可供发明。而依据自己所信奉的理念或思想原来抉择行为，往往也是勇于担负道义的知识精英的一大角色特征。历史不是思想但也离不开思想，思想与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既不能相互化约，也难以完全割裂。所以我们固然应该透过思想寻找历史的见证，但也有必要凭借历史观察思想的动因。
思想当然也会成为历史，化为既往的陈迹，游离于社会环境之外，但未尝不能长存于天壤间，构成古今相联的传统，显示民族慧命恒久的活力。思想不一定会随着作者的消逝而死去，它完全可以薪火相传的方式构成连续性的精神系谱。思想史的本质也不只是重构过去的精神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与现时的致思取向产生关联性的交流。任何具有价值的理解或诠释都必然包含着历史与现实的沟通，不能只将其视为博物馆历史陈列物仅作对象式的观赏。历史性的思想之所以能保持“活”的形态，就在于它始终都对后来的诠释者保持开放的态势。因此，凡治思想史者均必须小心谨慎，一切都以合于历史的“真际”和“善法”为依准，否则谬误流入众生识田中，酿成视人观物的色镜偏见，罪过岂鲜浅哉!本书希望寻找一条学术思想与历史文化交汇互动的方法论言说新路径，并尽可能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成果贡献给社会人群。如果认为前人留下的思想痕迹，凡足以征诸文献者，一切皆无价值，甚至大张伐挞，必从记忆中抹去而后快，则不陷入狭隘的民族虚无主义，即沦为蠢猪式的教条主义，最终的结果便是造成思想与行为的肤浅浮泛，引发形式主义盛行嚣张的严重灾难。既往的历史经验教训仍历历在目，当值得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深刻铭记。或许晚近学人严复的话仍值得三复玩味：“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历史固然永远属于我们，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永远属于历史。历史是“活”的有时机场景的历史，我们也是“活”的有生命境域的我们。历史文化不能不以人的活动为内容，而人的活动亦不能不以历史文化为形式——不但我们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一个环节，而且它也构成了一个可以持续向前发展的传统。无论通过历史来了解我们或通过我们来了解历史，都是扩大人类经验并避免重犯错误的重要方法论门径，都有必要转化为“活”的“与时偕行”的共生共荣的生命创造活动。我们需要以走进“历史”的方法来走进“思想”，也需要以走进“思想”的方法来走进“历史”。就民族群体而言，非历史化的态度只会导致思想的浅薄；思想的浅薄亦会造成历史的失重。所以民族集体历史记忆如果一旦的消失，有识者则难免不感到痛心疾首。智性的探究总是使心灵与对象更加相应，“重访”的目的则是为了当下的精神性耕耘，既表现为对未来的永久开放，也表现为不断展开的解释和再解释。即使本书的写作也是一项基于历史传承来主动展开的思想对话活动，决不会因为文本的动态性展开的终结而永告结束。尽管学术资源的积累始终呈现着进步的态势，却未必有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知识的终点。如同生生不已代表了宇宙的创化过程一样，知识的积累与发展也体现了生命的无尽实践过程，诚如梁任公所说：“吾辈食今日文明之福，是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为不可不尽之义务。”人类的学术思想事业只能在《易经》所言“未济”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任何人都无权以终极答案或真理性解释的名义宣告其终结，最关键的要义仍是如何永远保持刚健日新的生命创造活力，不断转化出“天地变化草木番”的学术繁荣景象。
最后想强调的是，如同意识可以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来主动加以形成一样，思想也能够凭借社会风气和文化环境的调整来主动加以建构。我们需要与固有传统产生具体而亲切的创造性衔接，培养具有民族自觉性的珍惜一切文明成就的宽广胸怀，目的则是重新寻找更有生机与活力的学术思想建设道路，并从中涵化出真正扎根于心灵深处的人文主义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重新开出有助于维护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文明新境域。任何社会都没有与自己的族群生活分隔开来的文化，也罕见不受民族精神生活影响的社会。从根本上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无论兴盛健康或颓废衰败，乃至礼乐交彰或礼乐双废，都取决于人的所作所为。文化一旦变成一种垃圾生产，无论物质外表的包装如何漂亮时髦，都只能意味着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活力的衰颓，表现出“文”与“质”畸形失衡的社会人生病相，不能不以批判的意识和哲学的反思随时从根源深处认真加以审视。至于人心之陷于物欲，忽略精神文明的发展，实为今日社会时代的一大病症，虽已弥漫为全球性问题，且“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然倘能依据“时中智慧”拨乱而反诸正，则亦为本书撰作题外之一大旨趣，而略附于此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