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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宰治常被讥诟为厌世、颓废和孤僻,实质上他是怜人、眷世的精神孤傲者。本文将从“架构缺口的孤孑空间”、“陷落异性和宗教的裂缝”以及“唤醒个体的精神傲性”三个层次阐述其本性。
关键词:太宰治;怜人;眷世;精神孤傲
太宰治用文字为自己堆砌起“私空间”,但鲜少有人看见他曾费尽气力,开辟两道缺口奢求外界能对其有所挽救。他最终作为一名孤傲者离人脱世,却从不改怜人眷世之初衷。
一.架构缺口的孤孑空间
自平安时代以降,日本文学家大多驾驭着一匹独特的审美之马,从紫式部到松尾芭蕉,从夏目漱石到三岛由纪夫,“苦凄”是他们手中那条马鞭。太宰治独异。读者打开其作品,首先会是一条“清涧”涌现于眼前,自然流淌,故事之花在水面轻缓漂浮。《人间失格》写镰仓跳海,“我也脱下披风,和她的腰带放在一起。我们双双跳入海里”,充斥绝望之句被安插在不起眼的某段落,就仿佛广袤碧野上的一枯草,自杀行为沦为日常化、不值得艺术渲染。读者从文本的矛盾冲击效果直获共鸣的阅读惯性,将于此受挫。尽管作者也偶发伤兽般低鸣,但平淡气息依然荡漾于各种生活流姿态。实质上,剥离这种叙事表层,正浮显出其生存的淡寂和孤孑!以对比视角看,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庄周梦蝶的蕴义指涉是个体的缥缈命运,巢父等先贤因此崇尚隐于孤山以“独存”。而反观古希腊城邦文化体系,人的定义被统摄于集体信仰范畴内。生存之母题,便收录了“逃脱”与“归俗”两个子项。然而,太宰治的灵魂并非对其做单项选择题,相反,是将两项创造性地糅合起来,我们可称之为“缺口的孤孑空间”——这种新式抉择绝非追求遗世独立、个体圆满,或有仇视现实的精神洁癖,而是虽孤傲却对“人/世”始终怀揣希望,并为它打出相异于柏拉图式洞穴的通道,期待“爱”的阳光倾泻进来。他在遗作中写道:
“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我极度恐惧人类的同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人类死心。于是,我靠滑稽这根细线,维系着与人类的联系。”
确实,他完全可向几百年前的鸭长明学习,在日野山上独自搭一座方丈大小的小庵,礼佛见心,自图其乐。但就是如此一念决断,于他终究只能聊作空想。实质上,太宰治正是在“滑稽”的掩护下,努力挖掘两道缺口,即诉诸怜人(异性)和眷世(宗教)之“线”,试图化解自身所处的窘况。
二.陷落异性和宗教的裂缝
虽然性文学在日本发端已久,但太宰治并不留恋对交媾或生殖的临摹。在异性的描绘舞台上,一名女性出场、悲剧过场、谢幕,再到另一名女性进场,又很快淡出情节灯光的变换之间,从而将读者逐步推向对轮回与生存苦难的思考境地中。让人困惑的是,太宰治笔下的女性大多违背“佳人”形象传统:“我”和连醉汉都嫌丑的恒子上床;亲吻酒吧的残疾寡妇;结交乌鸦嗓、邋遢无救的永井绢子。若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写神话英雄西西弗推石上山是“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即主观反抗这个荒诞世界,那么太宰治则走反向路——讨好以及伏服于人类社会,这看似跟加缪的荒诞哲学相悖而行,实则不然。太宰治塑造病态女人,本质也写病态自我;与女性发生种种苦难的笔墨愈多,他的慈悲就愈晕湿开于纸上,此同为抗斥。当然,他一度重燃希望,即大庭叶藏难得发誓要深爱天真无邪的祝子。可惜祝子终被酒鬼诱奸,叶藏走向崩溃——“怜人”之心,在这一系列女性悲剧中被捣碎。叶藏于是选择跨过对人的奢想,企图寻找宗教等世物的精神挽留,他在娼妓怀里沉沦,正因“她们既非人类,也非女性,单纯得可悲,还有毫无作伪的善意……仿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光环”。此外,日本在文学上不乏隐遁美学,譬如《方丈记》、《源氏物语》等,太宰治在作品中亦多次提及地藏王菩薩、净土真宗等宗教元素,表明他有动过皈依念头,可惜区别于李叔同、丰子恺,其隐遁之路早已注定是死道。《阴火》在尼姑篇倾注了许多有关佛理的心思,它描绘如来佛祖骑着发出无限恶臭的死白象,而后幻灭退场的荒诞事件,通过诉诸少见的调侃笔端,隐晦地传达出更深层之“宗教剔除”,即太宰治欲获取信仰使“眷世”有所凭倚的愿望破灭了。最终结局是,他被迫陷落在“异性/宗教”的裂缝里无处安身,再回顾自我时,苦心架构起的两个缺口已然封锁。当然,此时还不能说这空间据点也随生存意志的分裂而“被迫”訇然坍塌了,因为这涉及到个体的行为自觉问题。
三.唤醒个体的精神傲性
也许我们应考虑到,个体生存尚有另一缺口,即物质生活。在这一点上,太宰治的作品尽管有所阐述,但民国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更为打动读者心灵。在残酷的军阀时代,祥子最终也筑起一座孤孑的生存空间,但它乃绝对幽闭!当争取新生活的意志被消磨殆尽,他将身体永远卖给了婚丧嫁娶的游街活动,在队伍里梦游时,外在世物已形同虚无,打锣人唾骂,“他翻了翻眼,朦胧地向四外看一下”,而后继续在地上搜烟头。是的,在类似“绝缘体”的私空间里,再无他者可纳进,亦验知不到真实他者——这显然与叶藏对人类从“招纳性”到“拒斥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太宰治似乎预料到陷落困境,他早已尝试回归、唤醒主体有本源特质的伟大“傲性”。由于一生坎坷,自幼对荒诞的此岸世界有敏感体验,在崇拜对象芥川龙之介自杀后,他也开始以网状视角来看破碎的“人/世”。那么,他果真是传递压抑情绪之人吗?非也。在《心之王者》中,太宰治借深含蕴藉的神话告诫学生要心存明灯、诗意栖息,并坚信“即使在大地上毫无作为,只凭那自由而高贵的憧憬,就足以与神同住”。真正的智者应有高傲圣洁的翅膀,飞回内在,重新听取灵的一元诉求。恰如电影《霸王别姬》的“虞姬”扮演者程蝶衣,在艺术世界里京剧业已消亡、世俗中人性奔上迷途的惨况下,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烧掉戏服,“退守”个性,回应初衷的催唤,“自觉”以最后据点的坍塌而收尾,成为脱世之孤傲者。
四.结语
太宰治已愈走愈远,他的“孤傲”精神却折回,向我们愈走愈近。当世人低头为逃脱殚思竭虑,便会与之失之交臂;而当我们留迹于诸多坎坷,思忖怜人眷世的哲学,将迎头与之相撞,随即发觉大片希望的阳光倾泻下来。
关键词:太宰治;怜人;眷世;精神孤傲
太宰治用文字为自己堆砌起“私空间”,但鲜少有人看见他曾费尽气力,开辟两道缺口奢求外界能对其有所挽救。他最终作为一名孤傲者离人脱世,却从不改怜人眷世之初衷。
一.架构缺口的孤孑空间
自平安时代以降,日本文学家大多驾驭着一匹独特的审美之马,从紫式部到松尾芭蕉,从夏目漱石到三岛由纪夫,“苦凄”是他们手中那条马鞭。太宰治独异。读者打开其作品,首先会是一条“清涧”涌现于眼前,自然流淌,故事之花在水面轻缓漂浮。《人间失格》写镰仓跳海,“我也脱下披风,和她的腰带放在一起。我们双双跳入海里”,充斥绝望之句被安插在不起眼的某段落,就仿佛广袤碧野上的一枯草,自杀行为沦为日常化、不值得艺术渲染。读者从文本的矛盾冲击效果直获共鸣的阅读惯性,将于此受挫。尽管作者也偶发伤兽般低鸣,但平淡气息依然荡漾于各种生活流姿态。实质上,剥离这种叙事表层,正浮显出其生存的淡寂和孤孑!以对比视角看,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庄周梦蝶的蕴义指涉是个体的缥缈命运,巢父等先贤因此崇尚隐于孤山以“独存”。而反观古希腊城邦文化体系,人的定义被统摄于集体信仰范畴内。生存之母题,便收录了“逃脱”与“归俗”两个子项。然而,太宰治的灵魂并非对其做单项选择题,相反,是将两项创造性地糅合起来,我们可称之为“缺口的孤孑空间”——这种新式抉择绝非追求遗世独立、个体圆满,或有仇视现实的精神洁癖,而是虽孤傲却对“人/世”始终怀揣希望,并为它打出相异于柏拉图式洞穴的通道,期待“爱”的阳光倾泻进来。他在遗作中写道:
“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我极度恐惧人类的同时,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人类死心。于是,我靠滑稽这根细线,维系着与人类的联系。”
确实,他完全可向几百年前的鸭长明学习,在日野山上独自搭一座方丈大小的小庵,礼佛见心,自图其乐。但就是如此一念决断,于他终究只能聊作空想。实质上,太宰治正是在“滑稽”的掩护下,努力挖掘两道缺口,即诉诸怜人(异性)和眷世(宗教)之“线”,试图化解自身所处的窘况。
二.陷落异性和宗教的裂缝
虽然性文学在日本发端已久,但太宰治并不留恋对交媾或生殖的临摹。在异性的描绘舞台上,一名女性出场、悲剧过场、谢幕,再到另一名女性进场,又很快淡出情节灯光的变换之间,从而将读者逐步推向对轮回与生存苦难的思考境地中。让人困惑的是,太宰治笔下的女性大多违背“佳人”形象传统:“我”和连醉汉都嫌丑的恒子上床;亲吻酒吧的残疾寡妇;结交乌鸦嗓、邋遢无救的永井绢子。若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阿尔贝·加缪写神话英雄西西弗推石上山是“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即主观反抗这个荒诞世界,那么太宰治则走反向路——讨好以及伏服于人类社会,这看似跟加缪的荒诞哲学相悖而行,实则不然。太宰治塑造病态女人,本质也写病态自我;与女性发生种种苦难的笔墨愈多,他的慈悲就愈晕湿开于纸上,此同为抗斥。当然,他一度重燃希望,即大庭叶藏难得发誓要深爱天真无邪的祝子。可惜祝子终被酒鬼诱奸,叶藏走向崩溃——“怜人”之心,在这一系列女性悲剧中被捣碎。叶藏于是选择跨过对人的奢想,企图寻找宗教等世物的精神挽留,他在娼妓怀里沉沦,正因“她们既非人类,也非女性,单纯得可悲,还有毫无作伪的善意……仿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光环”。此外,日本在文学上不乏隐遁美学,譬如《方丈记》、《源氏物语》等,太宰治在作品中亦多次提及地藏王菩薩、净土真宗等宗教元素,表明他有动过皈依念头,可惜区别于李叔同、丰子恺,其隐遁之路早已注定是死道。《阴火》在尼姑篇倾注了许多有关佛理的心思,它描绘如来佛祖骑着发出无限恶臭的死白象,而后幻灭退场的荒诞事件,通过诉诸少见的调侃笔端,隐晦地传达出更深层之“宗教剔除”,即太宰治欲获取信仰使“眷世”有所凭倚的愿望破灭了。最终结局是,他被迫陷落在“异性/宗教”的裂缝里无处安身,再回顾自我时,苦心架构起的两个缺口已然封锁。当然,此时还不能说这空间据点也随生存意志的分裂而“被迫”訇然坍塌了,因为这涉及到个体的行为自觉问题。
三.唤醒个体的精神傲性
也许我们应考虑到,个体生存尚有另一缺口,即物质生活。在这一点上,太宰治的作品尽管有所阐述,但民国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更为打动读者心灵。在残酷的军阀时代,祥子最终也筑起一座孤孑的生存空间,但它乃绝对幽闭!当争取新生活的意志被消磨殆尽,他将身体永远卖给了婚丧嫁娶的游街活动,在队伍里梦游时,外在世物已形同虚无,打锣人唾骂,“他翻了翻眼,朦胧地向四外看一下”,而后继续在地上搜烟头。是的,在类似“绝缘体”的私空间里,再无他者可纳进,亦验知不到真实他者——这显然与叶藏对人类从“招纳性”到“拒斥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太宰治似乎预料到陷落困境,他早已尝试回归、唤醒主体有本源特质的伟大“傲性”。由于一生坎坷,自幼对荒诞的此岸世界有敏感体验,在崇拜对象芥川龙之介自杀后,他也开始以网状视角来看破碎的“人/世”。那么,他果真是传递压抑情绪之人吗?非也。在《心之王者》中,太宰治借深含蕴藉的神话告诫学生要心存明灯、诗意栖息,并坚信“即使在大地上毫无作为,只凭那自由而高贵的憧憬,就足以与神同住”。真正的智者应有高傲圣洁的翅膀,飞回内在,重新听取灵的一元诉求。恰如电影《霸王别姬》的“虞姬”扮演者程蝶衣,在艺术世界里京剧业已消亡、世俗中人性奔上迷途的惨况下,他唯一能做的便是烧掉戏服,“退守”个性,回应初衷的催唤,“自觉”以最后据点的坍塌而收尾,成为脱世之孤傲者。
四.结语
太宰治已愈走愈远,他的“孤傲”精神却折回,向我们愈走愈近。当世人低头为逃脱殚思竭虑,便会与之失之交臂;而当我们留迹于诸多坎坷,思忖怜人眷世的哲学,将迎头与之相撞,随即发觉大片希望的阳光倾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