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上，孩子们出发去阿夫顿阿尔卑斯滑雪区，我对他们说：“记得6点钟前回家！”妮可满口答应。
　　但是直到傍晚7点，孩子们也没有回来，打妮可的手机也不通。我非常焦急，突然，电话铃声大作。
　　“是贝蒂太太吗？”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阿夫顿阿尔卑斯滑雪巡逻队的队长。你的儿子受伤了，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正在送他去医院。”
　　我立即驾车开往医院。在路上，我不停地安慰自己：“冷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很快，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时间已经过了下午6点，但肖恩坚持多玩一会儿，妮可不得不同意。当肖恩飞跃过一个坡点时，他摔倒了，正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从后面冲过来的一名滑雪者又把他撞倒在地。这一次，他没有站起来。
　　医生说，肖恩脑部有肿块，需要更多的检查。第三天中午，医生告诉我，生命维持设备要撤下了，因为肖恩的肾脏已经衰竭，身体已无活力。
　　我声嘶力竭地哭喊：“不！我的孩子不会离开我！”
　　我们在肖恩的葬礼上放飞了许多气球。看着气球渐渐飘离视线，我的心也空了。随后的几个月，我陷入疯狂的思念中，夜晚经常失眠到天明。生命的全部意义仿佛都已被抽干了。
　　妮可也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有时我们一起痛哭，但慢慢地，我发觉我也在失去妮可。她不做功课，逃学，交了一帮举止粗鲁的新朋友。每次从外面回来，她都浑身散发着酒气。我跟她约法三章，并坚持让她见心理辅导员，但她不肯去，并信誓旦旦说一直都没犯错。
　　又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时，妮可走了进来。“妈妈，我现在很害怕，我需要帮助。”她说。
　　“孩子，妈妈等你这句话很久了。”我哽咽着说。
　　“我痛恨我自己，”她继续说,“妈妈，我欺骗了你。我不但喝酒，还吸可卡因和大麻。”
　　次日，我送她到青少年住院戒毒中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宝贝，”我说，“这是个全新的开始。”
　　妮可接受治疗期间，是一段特殊的日子。我时常在家里四下走动，却不像之前那样若有所失。我找到了我以为再也找不回的东西—— 安宁的感觉。
　　肖恩去世后的第二个圣诞节，我带着礼物去戒毒中心看妮可。辅导员坐在她的旁边。“把你想说的都告诉你妈妈吧。”她对妮可说。
　　妮可的下巴开始抽搐，双手也在颤抖。开始，她的声音很小。“对不起，妈妈，”她说，“我感到很内疚，很难过，我试图用酒精和毒品来驱赶这种感觉。”
　　然后，她哭喊道：“都是我的错！你叫我下午6点前回家。如果我听你的话，如果我按时回来，肖恩就不会死。对不起，妈妈。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抱着她，告诉她那是一个意外，不是她的错！在我离开前，我给她留了张纸条：“亲爱的妮可，我很爱你。以前是，将来也是。如果那天下午你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滑到6点以后，我也会同意的。那不是你造成的，宝贝。不要自责了。爱你的妈妈。”
　　此时我发现摆脱毫无意义的愧疚是多么的重要，无论是妮可还是我。事实其实很简单，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
　　是时候放飞我的“气球”了，我想。这只“气球”，自肖恩下葬时起，就紧拽在我的手里。让我的心升腾吧，在希望中升腾。因为我的孩子回家了。
　　摘自《齐鲁晚报》
　　编辑/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