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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视连续剧《大敦煌》分为上中下三部作品，虽情节自成体系但都是围绕着敦煌宝藏展开，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感情。作品中蕴含着较为浓厚的“复调”色彩，即面对同一问题时在一定的主导倾向基础上把“对话”成份保留下来，实现对千年敦煌荣辱盛衰的历史过程的描绘，以及对人性问题的超越阶级、民族、国界的多声部对话和深度阐释。
[关键词] 《大敦煌》 复调 对话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8.030
电视连续剧《大敦煌》在中央电视台上映至今已经多年了，但它在艺术上留给人们的印象却并没有淡化。我不知道作者的在艺术上的主观意图如何，但就我看来，其间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复调”色彩，是比较客观的。
“复调”是苏联杰出理论家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是根据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复调理论的核心是“对话”，“对话”理论又具有超越了文学意义的复杂内涵。根据程正民先生的解释，巴赫金是“通过对话的思考来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表现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1]基于这种思想，巴赫金说：“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2]他用这种思想去观察陀斯安耶夫斯基的小说，正好找到契合点，陀氏小说中体现的诗学也正是巴赫金本人的诗学。这种以“对话”为基础的小说，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小说”。复调小说以两种对话的方式来体现对话的本质，即“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大型对话包括人物对话和情节对话，微型对话则渗透于语言当中。各种对话的结果，就是在作品中产生各种不同的声音，各种声音的地位是平等的，连作者也是对话者之一，他无法主宰和规定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因此作品中并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权威。这所有的东西都在对话过程中存在着，客观地呈现给读者。巴赫金的这种理论使文艺批评耳目一新。虽然真正的复调小说恐怕还是只局限于陀氏的著作，但是也不可否认，不少文学作品中确实存在着复调的因素，复调理论仍给我们的文艺批评提供了一种有益理论工具。我在观看《大敦煌》的过程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现在多年过去了，情节已经模糊，人名已经淡忘，但这个“复调”的特点却一直存在于心头。
《大敦煌》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故事的发生时间在宋朝。当时大宋朝廷将一部金字大藏经赐于敦煌收藏，西夏李元昊虎视眈眈，敦煌人要保住国宝，终究刀兵相加，而大藏经也终不知流于何处。
大乘佛教的最高教义是普度众生，世俗上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也是要有利于众生。金字大藏经出现的目的和意义，都应在此。从这个角度看，金字大藏经是宝。但是，就是这部大藏经促成了民族矛盾，成为狭隘民族心理和民族利益的工具，并终究为众生引来了血光之灾。这样，在大藏经上就形成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对待宋人的态度上也就形成了对话：大藏经本为宋朝之宝，西夏的李元昊为了一己之利来争夺，固然有可恶的一面，但是宋人的心理又如何呢？佛教的众生是没有民族之分的，大宋的人是众生，西夏的人难道就不是众生了吗？大藏经难道不该利益所有的众生吗？所以，从一个角度看待宋人“守宝”是一个声音，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宋人“守宝”却是另一种声音。
中部情节发生于清末。清朝积弱，西强窃视，目光投向了敦煌瑰宝。在敦煌宝藏面前，作品中的国人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愚昧无知的人，把所藏经书当作符咒用以驱邪骗钱；第二种是各怀私心的官僚，他们辗转应付，并非为保护国宝着想；第三种是有良知的仁人义士，他们为宝藏奔走呼号；第四种是被政府视为土匪的敦煌人，为保护国宝而死。在情节发展中构成的对话是复杂的，最鲜明的对话表现在对待洋人和国人的态度上：国人的护宝行为极为可嘉，激动人心，然而所护下的国宝命运又如何呢？观众看到的是在愚昧和腐败面前继续遭到惨痛的毁坏；洋人的夺宝行径极为可憎，然而至少还伴有学术上的意义，被夺去的部分国宝在西方文明中却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保存。这些不同的声音在各种“对话”方式中被表现了出来。
下部故事发生于民国早期，焦点在中国和日本的矛盾上。一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惜断送自己大好的前程而孤守敦煌，日本派人前来刺探试图夺宝，中国的奸商与官僚勾结在出卖和毁坏着国宝，情节就在这些矛盾中展开。那对优秀的画家是完全正面形象，当地老百姓虽有愚昧的一面，但尚可教育，官商勾结是完全的抨击对象。虽然如此，而在整体情节对话中仍存在一些复调色彩，主要体现于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上。日本人的目的是要夺宝，这是反面的。但在整个过程中，这位日本人面对人类文化瑰宝时的良知被表现了出来，他终究对人类瑰宝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态度，并最后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这就与作品中的一部分中国人形成对照，同时作品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对话效果：日本掠夺者和侵略者是人类败类，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日本人中也有人类优秀精英；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中国人当然深深爱着自己的民族，但也不能否认中国人中也有大量的败类。中国受人欺负固然要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但自己的落后、软弱、腐败、愚昧却是内因，国家强大了，自然不会再受人欺负。我们如果因为曾经有一段受欺负的历史而永远抱有仇视心理，那也不是积极的。
三部作品的情节自成体系，但都是围绕着敦煌宝藏展开，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和感情。我们虽然无法用完整的复调理论去分析整个作品，但其中采用了一些复调手法却是能够分析出来的。作品在对待某些问题上，虽然有主导倾向，但仍把很多“对话”成份保留下来，使得在同一问题上发生不同的声音，它们在痛苦地争论着，表现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
参考文献
[1]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52页.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M].三联书店,1988.343页.
作者简介
李肖璇（1987-），女，安徽萧县人，安徽大学中文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 《大敦煌》 复调 对话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08.030
电视连续剧《大敦煌》在中央电视台上映至今已经多年了，但它在艺术上留给人们的印象却并没有淡化。我不知道作者的在艺术上的主观意图如何，但就我看来，其间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复调”色彩，是比较客观的。
“复调”是苏联杰出理论家巴赫金文化诗学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是根据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复调理论的核心是“对话”，“对话”理论又具有超越了文学意义的复杂内涵。根据程正民先生的解释，巴赫金是“通过对话的思考来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表现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艺术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1]基于这种思想，巴赫金说：“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2]他用这种思想去观察陀斯安耶夫斯基的小说，正好找到契合点，陀氏小说中体现的诗学也正是巴赫金本人的诗学。这种以“对话”为基础的小说，巴赫金称之为“复调小说”。复调小说以两种对话的方式来体现对话的本质，即“大型对话”和“微型对话”。大型对话包括人物对话和情节对话，微型对话则渗透于语言当中。各种对话的结果，就是在作品中产生各种不同的声音，各种声音的地位是平等的，连作者也是对话者之一，他无法主宰和规定作品中人物的思想，因此作品中并行着各种不同的思想，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权威。这所有的东西都在对话过程中存在着，客观地呈现给读者。巴赫金的这种理论使文艺批评耳目一新。虽然真正的复调小说恐怕还是只局限于陀氏的著作，但是也不可否认，不少文学作品中确实存在着复调的因素，复调理论仍给我们的文艺批评提供了一种有益理论工具。我在观看《大敦煌》的过程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现在多年过去了，情节已经模糊，人名已经淡忘，但这个“复调”的特点却一直存在于心头。
《大敦煌》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故事的发生时间在宋朝。当时大宋朝廷将一部金字大藏经赐于敦煌收藏，西夏李元昊虎视眈眈，敦煌人要保住国宝，终究刀兵相加，而大藏经也终不知流于何处。
大乘佛教的最高教义是普度众生，世俗上所能达到的最低水平也是要有利于众生。金字大藏经出现的目的和意义，都应在此。从这个角度看，金字大藏经是宝。但是，就是这部大藏经促成了民族矛盾，成为狭隘民族心理和民族利益的工具，并终究为众生引来了血光之灾。这样，在大藏经上就形成两种不同的声音，在对待宋人的态度上也就形成了对话：大藏经本为宋朝之宝，西夏的李元昊为了一己之利来争夺，固然有可恶的一面，但是宋人的心理又如何呢？佛教的众生是没有民族之分的，大宋的人是众生，西夏的人难道就不是众生了吗？大藏经难道不该利益所有的众生吗？所以，从一个角度看待宋人“守宝”是一个声音，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宋人“守宝”却是另一种声音。
中部情节发生于清末。清朝积弱，西强窃视，目光投向了敦煌瑰宝。在敦煌宝藏面前，作品中的国人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愚昧无知的人，把所藏经书当作符咒用以驱邪骗钱；第二种是各怀私心的官僚，他们辗转应付，并非为保护国宝着想；第三种是有良知的仁人义士，他们为宝藏奔走呼号；第四种是被政府视为土匪的敦煌人，为保护国宝而死。在情节发展中构成的对话是复杂的，最鲜明的对话表现在对待洋人和国人的态度上：国人的护宝行为极为可嘉，激动人心，然而所护下的国宝命运又如何呢？观众看到的是在愚昧和腐败面前继续遭到惨痛的毁坏；洋人的夺宝行径极为可憎，然而至少还伴有学术上的意义，被夺去的部分国宝在西方文明中却得到了很好的研究和保存。这些不同的声音在各种“对话”方式中被表现了出来。
下部故事发生于民国早期，焦点在中国和日本的矛盾上。一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惜断送自己大好的前程而孤守敦煌，日本派人前来刺探试图夺宝，中国的奸商与官僚勾结在出卖和毁坏着国宝，情节就在这些矛盾中展开。那对优秀的画家是完全正面形象，当地老百姓虽有愚昧的一面，但尚可教育，官商勾结是完全的抨击对象。虽然如此，而在整体情节对话中仍存在一些复调色彩，主要体现于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上。日本人的目的是要夺宝，这是反面的。但在整个过程中，这位日本人面对人类文化瑰宝时的良知被表现了出来，他终究对人类瑰宝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态度，并最后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这就与作品中的一部分中国人形成对照，同时作品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对话效果：日本掠夺者和侵略者是人类败类，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日本人，日本人中也有人类优秀精英；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中国人当然深深爱着自己的民族，但也不能否认中国人中也有大量的败类。中国受人欺负固然要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但自己的落后、软弱、腐败、愚昧却是内因，国家强大了，自然不会再受人欺负。我们如果因为曾经有一段受欺负的历史而永远抱有仇视心理，那也不是积极的。
三部作品的情节自成体系，但都是围绕着敦煌宝藏展开，表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和感情。我们虽然无法用完整的复调理论去分析整个作品，但其中采用了一些复调手法却是能够分析出来的。作品在对待某些问题上，虽然有主导倾向，但仍把很多“对话”成份保留下来，使得在同一问题上发生不同的声音，它们在痛苦地争论着，表现出复杂的思想和情感。
参考文献
[1]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8-52页.
[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M].三联书店,1988.343页.
作者简介
李肖璇（1987-），女，安徽萧县人，安徽大学中文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