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等级制宣战”不仅是愚蠢的，更是徒劳的，且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灾难。社会分层乃是中性的、客观的，仅仅反映社会现实，并不服务于政治目的，没有必要对之激愤不已。值得我们警惕的只是某一社会阶层全面掌控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从而形成一个高度垄断的极权集团
　　甲：以前讲“阶级”，如今讲“阶层”，似乎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但公然将社会成员分成三六九等，这也算社会进步吗？
　　乙：“不齐之齐，是之齐也。”等级制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存在。“向等级制宣战”不仅是愚蠢的，更是徒劳的，且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灾难。我们曾经有过“消灭一切社会差别”的狂热，实际结果又如何呢？正如某政治寓言所说，“所有的猪一律平等，但某些猪更加平等！”
　　以前虽未明言上下等级，但并不表明各社会群体之间没有高下落差，诸如“下放”、“提干”之类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已经透露了个中消息。传统体制之下，除专政对象外，只有三大身份群体——干部、工人、农民，而无论就政治地位、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声望而言，均是干部高于工人、工人高于农民。
　　从印度“种姓制”、法国大革命前“三个等级”到现代社会分层，社会进步体现于何处呢？借用一句著名的论断，“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
　　甲：某权威报告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依高下次序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十个梯级清楚地标示了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今社会分化可真够厉害的！
　　乙：社会分层乃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资源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这一划分是中性的、客观的，仅仅反映社会现实，并不服务于政治目的。以前盛行的“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分类标准乃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敌我友”往往据此判定。若论社会分化，还有什么比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不共戴天的敌我对立更严重的社会分化呢？
　　甲：以前工人是“老大哥”、“主人翁”，而前述权威报告却将工人置于十个社会阶层的第八层、五个社会地位等级的第四等，反差何其大也！
　　乙：传统体制下工人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乃是国家权力直接干预的产物，并非社会分层的自然结果。以前工人所享有的铁饭碗、商品粮、高福利乃至主人翁地位既然源于传统体制的制度安排，也就势必随传统体制的终结而终结。环顾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工人均处于社会中下层。
　　甲：工人自己恐怕不会欢迎如此“与国际接轨”吧？
　　乙：传统体制所规定的身份制结构中，工人处于干部之下、农民之上。改革开放之后，工人作为群体固然失去了原有的体制性特权，相对于农民的优越和体面也大大缩水，而随着整个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工人作为个体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以前干部与工人之间壁垒森严，即使“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爬上革委会主任宝座的造反派头目也只能是“以工代干”，而如今管理者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向社会开放了，不管你原来的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均可循公开招考渠道、凭实力竞争上岗，这在从前是不可想像的。
　　甲：如今工人地位下降了，知识分子地位上升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啊！
　　乙：随着知识、技术和信息对生产过程的全面渗透，“劳心”与“劳力”其实很难截然分开，而随着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治人者”不过是“治于人者”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代表而已，两者之间并非对抗性矛盾。
　　以前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批判，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歧视，其间也渗透了民粹主义、极权主义、反智主义的复杂影响，发展到极端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我们这样一个崇文重教传统深厚的国度，实在值得全民族深刻反思。
　　甲：以前曾有一个大长劳动人民志气的判断：“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乙：于是就有“土法上马”、“外行领导内行”。纵观人类历史，任一组织，任一社会，上愚下智，必乱。
　　甲：其实以前知识分子虽说政治地位不高，但经济收入还是很高的，如一级教授，工资是普通工人的几十倍啊！
　　乙：建国后某一时期，许多“地富反坏右”均是这种处境：经济收入很高，政治地位很低，社会声望暧昧不明。然而这种状态是极不稳定的，毕竟传统体制的制度逻辑是政治维度主导其他维度，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声望最终仍取决于其政治地位。“文革”爆发后，这些“黑五类”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财产、收入、尊严和自由，全面彻底地坠入底层。
　　甲：如今工人地位直线下滑，农民始终在底层徘徊，知识分子算是拨乱反正，惟有干部，无论体制如何转换，始终高高在上。
　　乙：以前所谓“干部”乃是一个身份概念，省长、处长属于“干部”，经理、厂长属于“干部”，工程师、艺术家、教师、医生也属于“干部”，甚至还有处级道士、局级和尚。改革开放之后，“干部”从一种身份回归为一种职业，也就是十个社会阶层中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不宜笼统地讲“惟有干部，无论体制如何转换，始终高高在上”，其实经理、厂长、工程师、艺术家、教师、医生等“干部”与广大工人农民一同经历着转型之痛。
　　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乃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将公共权力化作“元资本”而全面掌控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从而形成一个高度垄断的极权集团。健康合理的社会结构要求政治权力、经济财富、社会声望三维分立，也就是说，从不同维度进行分层，结果是不一致的，例如按政治权力分层，部长高于企业家，而按经济财富分层，企业家又高于部长，大学教授虽然政治权力不如部长、经济财富不如企业家，但按社会声望分层，他又高于二者。
　　甲：经理、厂长、工程师、艺术家、教师、医生，这些应该都算“白领”吧？其实什么“白领”“蓝领”，无非是“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换个时髦说法罢了。
　　乙：实际上“白领”“蓝领”的内涵要复杂得多：一个乡村小学教师，虽然从事脑力劳动，但人们通常不认为他属于“白领”，而一位健美操教练，虽然从事体力劳动，但人们也不认为他属于“蓝领”。
　　有人以“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或“有房有车”概括“白领”特征，这未免过于简单粗疏了，其实凡从事技术性或管理性工作、收入在中上水平、教育程度较高、认同主流文明价值观者均可归为“白领”。
　　甲：比“白领”更时髦的称呼是“小资”。
　　乙：以前一直批判“小资产阶级趣味”、“小资产阶级情调”，将社会阶层与“趣味”、“情调”对应起来，看似突兀牵强，实则不无道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就认为，你究竟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其实与你拥有的财富并没多大关系，而与你的消费嗜好或者说生活格调密切相关！循布迪厄的视角，我们可以为“小资”画一幅肖像：穿国际品牌时装、喝星巴克咖咖、住townhouse、开中档轿车、在电梯里讲英语、办公桌上摆一本《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甲：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大谈“白领”、“小资”，这是否不太协调呢？
　　乙：虽然在少数大城市，“白领”数量已经超过“蓝领”，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白领”在规模上尚未达到“中间阶层”水平。理想的社会阶层分布呈橄榄型，上层与底层比例都很小，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庞大的中间阶层或曰中产阶级，而我国目前社会阶层分布仍是金字塔型，底层比例过大。
　　甲：从金字塔型转为橄榄型恐怕不是短期所能实现的吧？
　　乙：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我国古时社会流动渠道已相当发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较欧洲僵化保守的世袭封建制乃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现代社会分层机制与流动机制相辅相成，社会分层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而职业的前提是教育和训练，教育和训练更多地取决于自致性因素而非先赋性因素，从而保障了社会流动的开放性与公平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呈向上流动态势，金字塔的底座已有所收缩，中部逐渐膨大，具体表现为大批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激增、“白领”增长速度超过“蓝领”，这固然与城市化、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密不可分，也与户籍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社会流动壁垒的削弱直接相关。
　　甲：如今上流人士与底层人群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前者住别墅区，后者住棚户区；前者子女上贵族学校，后者子女读“宏志班”……
　　乙：不同社会阶层彼此隔离绝非吉兆，不仅不利于社会团结、容易激化社会冲突，而且由此滋生的文化自闭严重威胁青少年成长。美国社会即有此方面教训：中产阶级纷纷迁往郊区，底层人群聚居于市中心贫民窟，高度同质化的生活环境诱发了青少年诸多心理问题与社会问题：中产阶级子女冷漠麻木，自我中心主义，漠视公共道德规范，甚至从毒品与犯罪中寻求心理刺激；底层家庭子女则崇拜暴力，鄙薄教育，自卑多疑，缺乏进取心，往往具有反社会倾向。
　　甲：难道“阶层隔离”比“种族隔离”还可怕吗？
　　乙：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时可能导致社会解组。其实“阶层隔离”的应对之道十分简明：接触、沟通、谅解、合作；只是在商业逻辑甚嚣尘上、住宅商品化、教育产业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冷静地思索社会的未来呢？